[轉貼]皖南事變幸存的新四軍首腦——饒漱石

[轉貼]皖南事變幸存的新四軍首腦——饒漱石
　　
　　饒漱石原本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領導幹部。他1903年出生於江西臨川的小知識分子家庭。饒漱石在青年時代不但讀過中學，而且上過大學。他的英語呱呱叫，這是他在大學期間學的。
　　饒漱石也算是中國共產黨內有老資曆的人，他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參加領導白區城市中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工作積極，能力強，在白區工作處於低潮時期，為白區黨組織的恢複和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因而他很快就嶄露頭角，受到了當時領導白區工作的劉少奇的重視。1935年至1938年間被派到蘇聯工作。1938年他從蘇聯回國後，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任副書記，協助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項英工作。當時，饒漱石在東南局主管的也是白區工作。在新四軍受國民黨壓迫的情況下，饒漱石具體領導的白區工作卻卓有成效，使新四軍在國民黨軍隊四麵包圍中仍有一個較好的外部環境，這不光為新四軍在南方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打開了國統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工作的局麵。劉少奇當時稱饒漱石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時，饒漱石與當地黨政領導幹部一起頑強地堅持山東的鬥爭，而且有一套堅持鬥爭的辦法，又采取了比較正確的鬥爭策略，在譚震林、黎玉、許世友等領導人的協助下，不僅渡過了難關，而且殲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擴展了根據地，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饒漱石個人生活十分儉樸。他在戰爭年代與普通幹部、戰士一樣穿著帶補丁的衣服，並且隻有兩套衣服供換洗，從不許增加。他吃的是與普通幹部一樣的夥食，從不許增加一點特殊的夥食。饒漱石在當時也算是共產黨裏的大官、大知識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卻與普通工農一樣，別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識分子。饒漱石平時不抽煙，不喝酒。建國後，他也不跳舞，不宴請任何人。他平時好讀書，很少與任何人交往。平時無論是見到上級、同級或下級，他都很嚴肅，很少說話，更不與人開玩笑。在工作方麵，也表現出對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嚴格的樣子，給人一種原則性強，作風嚴謹，處事平穩的印象。但是由於他的個性，他沒有朋友，許多與他共事過的人，對他印象並不太好。


1941年1月4日，駐皖南涇縣的葉挺、項英率新四軍9000多人開始北移。由於項英的錯誤指揮，使新四軍錯過了突圍的最好時機，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任副書記的饒漱石對項英的指揮表示不滿，並站在葉挺軍長的一邊，在項英等自行突圍後，浴血苦戰8晝夜，到1月14日，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約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圍外，其餘分別被打散、被俘或犧牲。葉挺根據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14日下午走出隱蔽處準備同國民黨軍談判，竟被扣押。
饒漱石在此情況下，決定分小組分散突圍，饒漱石與5 名同誌埋藏武器，更換便衣，然後下山，走不多久，遇到國民黨軍隊，一名連長問：幹什麽的！饒漱石掏出所有銀元，懷表和金筆塞到連長手中，解釋自己是商人，正遇上打仗，進山迷路了，連長望了望身穿皮衣的饒漱石說；下山往東走就安全了，饒漱石等往前走了20米，正慶幸脫險，突然，連長又叫他們站住，饒漱石以為自己暴露了，不料，連長給他們寫了張路條，告訴他們：沒有路條，你們就這樣下去還是走不了，我隻能幫到這裏，以後的路，就看你們自己怎麽走了！
饒漱石一行，曆盡堅辛，終於脫險，成為皖南新四軍五位首腦中唯一幸存者！
建國後，在寫這段曆史時，隨行的同誌因為怕說不清楚，引火燒身，全部隱瞞了脫險真實經過，唯有饒漱石在倒台後的回憶中，真實記錄了此事。因為沒有旁證，便被認為是撒謊。可湊巧的是當年的國民黨連長在建國後，成為曆史反革命，在交代曆史問題時又提到此事。並說當時就看出饒漱石是新四軍是大官，這麽做是為了給自己留條退路。此事在當時未引起重視，塵封了幾十年，在80年代才被研究軍史的學者發現。

萬炮齊轟饒漱石
　　
　　1954年1月，黨中央和毛澤東就已經揭露了高饒聯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劉少奇作了報告，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44人在會上發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全會做出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這個決議的做出，標誌著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被徹底粉碎。黨中央為了挽救高崗、饒漱石，分別召開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對高、饒進行幫助。
　　　　饒漱石的在這篇自我檢討”中，談了“四個主要事件”。一個是“關於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黃花塘處理和陳毅同誌的關係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一個是“關於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人選問題”；一個是“關於我來北京休養的問題”，一個是“關於在組織部鬥爭安子文同誌及在處理此事過程中對少奇同誌不尊重的問題”。但是，饒漱石對高、饒聯盟問題卻隻字不提，實際上是幹脆否認。參加會議的人對饒漱石的這個態度顯然不滿意，都認為饒漱石不老實。
　　
　　饒漱石被隔離審查
　　
　　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開過之後，1954年3月1日，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向中央寫了一個專題報告，對饒漱石的問題作了如下結論：“饒漱石同誌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他個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銳的罪惡，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出現這個結果“並不是偶然的”，是有曆史淵源的。
　鄧小平把報告和毛澤東的批示交給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批準了鄧小平、陳毅、譚震林的這個報告。會議同時決定：停止饒漱石的一切職務，隔離審查。
　　

　　華東局揭批了饒漱石的問題並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饒漱石又寫了一份長達2萬多字的檢查。
　　
　　中央原打算處理饒漱石時手下留情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閉幕後，中共中央立即向全黨傳達、貫徹會議精神。中央還決定：周恩來、羅瑞卿到東北局，在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傳達七屆四中全會的精神；陳毅、譚震林到華東局去向華東局高級幹部傳達會議精神。
　　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專門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反映華東局揭批饒漱石問題的情況。
　　　　高崗於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後，黨中央出於對饒漱石的關心和愛護，對饒漱石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律不換，生活待遇照常，連饒漱石最得意的秘書陳麟章也被繼續留在饒漱石身邊工作。但是，按中央要求，陳麟章每周要寫一個“饒漱石近況簡報”，送交中央辦公廳，有重要情況可隨時到中南海向楊尚昆直接匯報。
　　但是，為了幫助饒漱石，中央沒有改變讓饒漱石進一步寫出檢查的要求。饒漱石也同意再寫出一份檢查。　饒在這份檢查稿中提到了“與高崗的反黨活動配合”的問題，“明鬥安（子文），實反劉（少奇）”的問題。因此，毛澤東、黨中央對饒漱石采取了寬容的態度，決定手下留情，不再追究饒漱石已經揭出來的曆史和現實問題，不再讓饒漱石寫檢查了。
　　對饒漱石今後怎樣處理？毛澤東、黨中央也反複研究過，打算隻撤銷饒漱石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長職務，保留黨籍，還要給出路，認為這樣寬大處理，對黨比較有利。
　　最後，七屆五中全會除同意饒漱石不出席黨代會外，仍然決定不開除饒漱石的黨籍，隻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長職務。
　　
　　毛澤東親自批準逮捕饒漱石
　　
　　就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在討論高饒問題並且意見基本上已經統一到中央政治局關於保留饒漱石黨籍的意見上時，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發生了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饒漱石的秘書陳麟章向中央提交了兩份關於饒漱石近來反常表現的報告。報告說：饒漱石近幾天來，向陳麟章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與高崗勾結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麵檢查是被迫說了違心的話，他是挨整的，是陳毅對他進行打擊報複。還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訴冤屈。陳麟章的這兩份報告由中央辦公廳轉黨代會秘書處，秘書處把這兩份報告印發給了全體代表，把代表們給惹火了。
　　一件事情，是在這次全國黨代表會議上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發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時，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饒漱石。當年是饒漱石批準采取“以特反特”方針的。采取這個方針，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出現了一些疏漏。後來，一經發現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決了。高饒事件發生後，“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失誤，說成是重用包庇、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楊帆於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離審查。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有人把楊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會秘書處，秘書處把這份材料印發與會代表，使代表們認為，饒漱石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嚴重政治問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是階級鬥爭問題。饒漱石不是犯了錯誤，而是犯了罪。
　　一件事情，是陳毅直接向毛澤東提交了潘漢年的“交待”。戰爭年代，潘漢年長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長。全國解放後，潘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等職。這次黨代表會議，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參加會議期間，潘漢年聽到毛澤東在會上講：與高饒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曆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清楚。對此，他震動很大，加上楊帆包庇特務的事情一提出來，他的心理壓力更大了。他過去在工作中與饒漱石和楊帆都有聯係，揭出來的楊帆的有關問題，他也有份。還有，1943年，他被騙到南京見過汪精衛，這件事他一直沒向組織報告。因此，他覺得自己也有問題，便主動寫了一份交待材料，交給陳毅。陳毅把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澤東處。毛澤東看了材料，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4月3日，潘漢年被捕。
　　這三件事情一發生，全國黨代會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員、毛澤東，都對饒漱石的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認為饒漱石的問題，已經不是犯錯誤的問題了，而是犯罪的問題，是在黨內有一個反革命集團的問題。1955年4月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七屆五中全會，除了通過了全國黨代表會議的公報外，正式批準逮捕饒漱石和潘漢年。毛澤東在這次會上還發表講話指出：現在黨內存在著“寧右勿左”的思想，對敵人從我黨內部來破壞的實際危險認識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後要著重反右，反對落後於政治鬥爭，反對麻痹。毛澤東還指出：“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在這次會上，饒漱石被認定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饒漱石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 　　
　　最後的結局
　　
　　饒漱石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後，公安部於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審查。公安部還組織了饒漱石專案組，對饒漱石進行內查外調，還多次審訊饒漱石。經過長時間的偵訊後，並沒有發現饒漱石是內奸的確切證據，也沒有發現什麽新問題。但饒漱石的問題已經在黨的中央全會上被定性，公安部門在報告中，仍然斷言饒漱石“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此後，饒漱石的問題就被長期擱置下來。

實際是陳毅借機抱了新四軍時期“黃花塘事件”與　饒漱石的宿怨！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０日，中共華中局、新四軍軍部遷往江蘇省盱眙縣黃花塘，就此，這個在地圖上根本找不到的黃花塘小鎮得以聞名黨史、軍史。黃花塘事件是新四軍曆史上一件撲朔迷離的政治事件，也是黨史中一直難以解開的謎團之一。很多年以後，新四軍軍史的工作人員采訪新四軍幸存下來的老將軍、老戰士，請他們談談黃花塘事件的真相，他們都絕口不提，包括像張震這樣身居高位和張愛萍這樣向來以敢言著稱的對此均三緘其口。難怪，有的黨史工作著稱黃花塘事件是新四軍的－－西路軍事件。而這個事件牽連的主要人物除了主角饒漱石以外，其他的都是彪炳黨史的重金屬－－毛澤東、劉少奇、陳毅等，因此，所有親身參與此事的人莫不對此諱莫如深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麽，究竟黃花塘事件是怎麽一回事呢？我們今天在這裏就試圖通過一些事實盡管也不能說是一貫正確的來慢慢廓清它的本來麵目。
　　（１）事件的主角。
　　陳毅：新四軍代理軍長，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副書記、華中局委員。饒漱石：新四軍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華中局代理書記。劉少奇：中央書記處書記。
　　從當時華中局和新四軍軍分會這兩大管理新四軍的太上機構來看，劉少奇已經完全領會了毛澤東對於全麵控製新四軍，徹底消除王明、項英主要是項英在新四軍中的殘餘影響。新四軍當時的靈魂人物就是劉少奇、陳毅、饒漱石。而真正掌握實權的就是劉少奇和饒漱石。
　　饒漱石原任東南局副書記，上任的第一天就被書記項英看作是毛澤東派來的監軍而大遭冷遇，以堂堂副書記的身份居然被軍部民運部部長夏征農領導，最為奇怪的是居然到了皖南事變的時候，葉挺才知道饒漱石是東南局副書記，有專門的可以和中央聯絡的密電碼本！東南局在項英的一人絕對領導之下，饒漱石根本就是秘書的角色，此後，在清算項英、袁國平的錯誤的時候，饒漱石最為賣力氣，他給項英下的結論就是：機會主義者，一貫右傾，欺騙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和王明打得火熱、盲目服從國民黨領導，組織路線上抵抗六中全會精神。這也是中央後來下發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項袁的錯誤的決定》的主基調。可見，饒漱石是深得毛澤東的信任的，這一點連劉少奇都不諱言，他幾次在華中局會議上說：“饒漱石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優秀學生！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也正因為此，當劉少奇去延安之前，電告中央請饒漱石接任政委和華中局書記時，毛澤東親自回複，並稱：“以後，可由小饒、陳毅負總責，大事仍然報請少奇知道。”
　　
　　饒漱石在皖南事變發生以後，有兩個月的時間裏沒有和任何地方黨組織聯係過，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證明饒漱石所說的賄賂國名黨哨所人員和為傳教士所救的真相，中央審幹委員會主任任弼時、副主任陳雲、康生同時對此事表示有疑議時，毛澤東出麵說了話，擔保饒漱石沒有任何事情。此後，劉少奇也為饒漱石做出擔保。但是，陳毅曾經對此表示過應有的懷疑，使得饒漱石懷恨在心。兩個人的矛盾由此產生！饒漱石在華中局會議上公開痛罵項英，而陳毅作為三年遊擊戰爭的戰友對項英的感情是很複雜的。所以，陳毅對於饒漱石的上綱批判有過抵觸。饒漱石半公開的說：陳毅不是毛澤東的戰士！
　　（２）事件的經過。
　　１９４２年７．２６中央下達《關於各戰略單位開展整風的通知》，要求開始實行整風運動，次年，新四軍開始作出相應的部署。陳毅對於整風這套東西是深有感觸的，他說：“希望不要把整風變成整人！”他在整風會議上多次提及井岡山時期的紅一方麵軍的肅反擴大化的事情，提醒各位軍事主官和政委注意把握原則。使饒漱石大為不滿，他告訴政治部要把陳毅的一言一行都詳細記錄，報送少奇和毛澤東，他還和彭雪楓說：陳毅經常吟詩作詞，資產階級的作風不改，遲早要跌跟頭的。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日，
　　此時，饒漱石和陳毅分工，饒漱石主抓整風，親自去譚震林、羅炳輝的第二師去蹲點，而陳毅主持軍部工作。事情就此而起：陳毅和曾山、賴傳珠在饒漱石走前開了一個軍分會會議，會上，饒漱石提出自己的兼職過多（１６個），可否電請中央給予其他同誌負責一些。陳毅說你指的是那些職務？饒漱石說除了華中局書記和政委以外都算是，政治部的工作你們看著辦。所以，當饒漱石去二師蹲點以後，陳毅和賴傳珠、曾山、張雲逸商量此事，會上大家一致同意免去饒漱石的兼任政治部主任一職。並且由陳毅起草電文給予中央匯報。饒漱石在二師知道情況以後，陳毅的電報已經發出，饒漱石大怒，立刻給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發電，因為，饒漱石有專門的電台和專用密碼本，所以，當天中央就知道此事，饒漱石控告陳毅謀奪領導權，請示中央對陳毅開展整風。中央複電同意！
　　當月，饒漱石給各師打招呼，要求趕往軍部開整風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指示，饒漱石公開點名批判陳毅，列出十大罪狀，頭一條就是反對毛澤東！會上除了粟裕、黃克誠以外，各師首長都表態支持饒漱石代表中央的做的發言。粟裕、黃克誠的提法是在完全弄清真相以前不要向下擴散。對此，饒漱石不同意。整風會持續一個多月，中央回複給饒漱石的電文同意饒漱石的建議：暫且由副軍長張雲逸代理軍長。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５日，陳毅被迫離開新四軍，趕赴延安參加七大，走前無一人為他送行，因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陳毅走後，饒漱石把陳毅的問題擴大到團一級，全軍開展陳毅的批判會。在這裏，我們有必要提一下粟裕和黃克誠，粟裕開始的時候就是抱著懷疑的態度，最後，饒漱石按照戰鬥係列（粟裕是一師師長兼政委）要粟裕講話，粟裕說：“陳軍長這個人大家都是了解的，還是大家多談談，而且，這件事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說開了，就解決了。”而性情暴烈、直率的三師師長黃克誠則公開叫板饒漱石，說饒漱石整人、心胸狹隘等等，言語特別激烈。饒漱石決定處理黃克誠作為典型上報中央。劉少奇代表毛澤東回複反對。饒漱石這才作罷。
　　陳毅到達延安以後，１９４４年春天，找到毛澤東談話，毛澤東對陳毅多加安撫，１９４５年對黃花塘事件做出結論，結論稱：陳、饒同誌矛盾由來已久，不宜舊事重提，不屬於路線問題，可以調解之，另，陳內戰、抗戰有功，可作解釋。（中共中央回複新四軍軍部、軍分會、華中局１９４５年３．１３日電文）就此，喧囂一時的新四軍黃花塘事件暫時告一段落。
　　　１９９９年，中央軍委按照中央的指示重修軍史，“黃花塘事件”被籠統的定義為一場陰謀，一場饒漱石發動的反對陳毅領導的陰謀。 1965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饒漱石被假釋出獄，安排到一個農場，但並不讓他參加勞動，實際上是把他養了起來。中央當時還給他配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每月發給他生活費200元。在當時，這已經是不小的數目了，足夠饒漱石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文革”爆發後，饒漱石於1967年被重新收監。這次收監，實際達到的結果，是保住了饒漱石的性命，因為在“文革”那樣大動亂的年月，饒漱石如果不被收監，很可能會在被紅衛兵的批鬥中死亡。
　　與饒漱石共同工作過的人中，除了上麵提到的潘漢年、楊帆外，其他人一概沒受牽連，中央都給安排了適當的工作。
　　至於認定饒漱石為“反革命集團”首犯的問題，中央雖然沒有做出複查結論，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個所謂“反革命集團”中的潘漢年、楊帆相繼平反，這樣，這個“反革命集團”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時，在第436條注釋中寫道：饒漱石在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麵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被認定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這段經過中央同意的注釋的發表，說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單獨為饒漱石的被“錯定為內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1975年，饒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