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主題：解秘中國出兵援朝條件：蘇聯出動空軍支援中國
[史海鉤沉] 《領導文萃》
斯大林為什麽會給金日成開綠燈
沈誌華先生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沒有像國外一些學者那樣糾纏於誰打響了朝鮮戰爭“第一槍”這一表麵問題，而是將目光集中在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上：使朝鮮人民軍在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大舉越過三八線這一軍事行動得以實現的條件和前提是什麽，斯大林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國際背景是什麽？
在這個問題的指引下，作者才能夠跳出朝鮮半島來討論這場戰爭。朝鮮戰爭起源的研究於是便成為朝鮮戰爭國際關係的研究，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斯大林也就自然出現在曆史的聚光燈下。作者爬梳整理各種曆史文獻，結合外交的現實結果，勾畫出朝鮮半島國際關係的清晰輪廓，並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比如，二戰結束時，斯大林為什麽會在蘇聯紅軍已經越過三八線的情況下，鳴鑼收兵，接受美國慌忙提出的、以三八線為界與蘇聯分占朝鮮的建議？以前的相關論述都語焉不詳。通過分析斯大林的回電以及蘇聯考慮占領日本北海道的計劃，作者有理由認為，斯大林“是試圖以蘇聯對日本本土三八線以北部分領土的占領來交換美國對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南部分領土的占領”。
根據俄國的檔案文件，在整個１９４９年，盡管朝鮮半島處於戰爭邊緣狀態，但斯大林一直反對金日成用武力統一朝鮮。但到了１９５０年初，也就是他與毛澤東談判中蘇條約期間，突然同意了金日成的武力統一建議。目前提供這一變化原因的惟一直接文獻證據，是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４日斯大林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所說的“鑒於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究竟是什麽變化，學者們的解說不盡相同。作者另辟蹊徑，尋找出中蘇同盟條約的談判與斯大林政策變化之間的內在聯係。根據這一時期莫斯科和平壤的秘密電文，作者首先確定斯大林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時間是在１９５０年１月，並在４月與來訪的金日成會談中“最終確定”。接著，他便提出：“在這短短的１個月（１９４９年底１９５０年初）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變了主意？”
顯然，這一時期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和中蘇同盟的談判，作者指出斯大林並沒有因此感到更安全，恰恰相反，它“使斯大林感到（二戰後）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將受到威脅或者完全喪失，……對於莫斯科來說，新中國的建立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一麵是擴大了蘇聯在亞洲的安全防禦地帶——這無疑會鞏固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權益，另一麵則是這個鄰國一旦強大起來就可能對蘇聯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脅”。同樣，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對莫斯科也有雙重效應：中國與蘇聯結成同盟關係固然加強了蘇聯在亞洲的政治實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讓出他在１９４５年從蔣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經濟權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斯大林１９５０年初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主要動機，是維護和保證蘇聯在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權益。
作者進一步推論說：“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到，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就會控製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無疑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的作用……即使戰爭失利，蘇聯仍然能夠如願以償，因為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同時，由於中蘇雙方商定，一旦出現戰爭局麵，蘇聯軍隊有權使用長春鐵路，這樣，長春鐵路自然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但是，斯大林真的會考慮這麽遠嗎？真的會像作者推斷的那樣，他“完全可以預見到”勝敗都會對蘇聯有利？
實際上，作者用充分的篇幅說明，斯大林對美國的基本估計才是問題的關鍵：“斯大林後來逐步傾向於接受這樣一種估計，即在朝鮮半島發生的危機中，美國不會直接出麵進行幹預。”筆者以為，這才是他最終給金日成開綠燈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顯然，斯大林再恣意妄為，他也不願跟美國發生直接衝突。他可能比誰都清楚，剛剛結束的戰爭是怎樣地削弱了蘇聯的實力；而美國在進行兩洋戰爭同時，仍然可以源源不斷地向英國和蘇聯提供巨額的租借戰略物資；戰爭結束後，它不僅可以將數百億美元投入到馬歇爾計劃，而且可以用數萬架次的飛機，以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空運來打破蘇聯對柏林的封鎖，維持數百萬人口的日常生活達一年之久。正是對美國力量的清醒認識，讓斯大林在可能涉及美國重要利益的領域小心謹慎，絕不輕舉妄動，這從其戰後外交的謹慎性和美國卷入朝鮮戰爭後的一段時間，他不願與美國直接對抗的做法中獲得佐證。因此，比較合理的“大膽假設”應該是，各方麵的情報使斯大林相信，從美國沒有將南朝鮮和台灣包括在其亞太防禦圈的劃線戰略來看，美國不會卷入朝鮮戰爭，同時，他也相信金日成的保證，戰爭會很快結束。
蘇聯“空軍掩護”：何時、何地、何為？
本書披露，早在１９５０年７月２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給蘇聯的電報中，就提及空軍掩護問題。羅申匯報說，周恩來要蘇聯領導人提醒朝鮮注意美國軍隊在仁川或後方實行登陸的危險性，同時說中國的３個軍總計１２萬人已經集中在沈陽地區，並表示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軍隊將裝扮成朝鮮人進行抵抗。周恩來並詢問，蘇聯空軍是否可以為這些部隊提供掩護。這是目前所見文獻中最早涉及蘇聯空軍掩護的材料。據作者研究，這時中國領導人還沒有考慮出兵問題，也沒有正式作出在東北集中３個軍的決定。因為當時朝鮮人民軍迅速向前推進，勢如破竹，根本不存在美國人打過三八線的問題。
因此，周恩來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在應付或試探斯大林”。但斯大林對此非常認真，他馬上回電表示：“我們認為，立即集中９個中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誌願軍進入北朝鮮作戰是正確的。”他還答應“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在７月份中蘇最高層的一係列電報中，蘇聯再次表示願意派一個空軍師掩護中國軍隊。但在這裏，蘇聯掩護的範圍實際上指中國東北，並沒有涉及入朝參戰問題。不過，中國軍事將領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這種掩護應該隨著中國軍隊的前進而前進。
雖然周恩來提出了中國軍隊裝扮成朝鮮人作戰的想法，但明確提出“誌願軍”的概念卻是在美軍即將跨過三八線的時候。當時金日成急電斯大林，希望蘇聯直接軍事卷入。由於斯大林的口惠而實不至，金日成估計到蘇聯出兵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又提出，“如果由於某種原因（蘇聯）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麽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一支國際誌願部隊，為我們的鬥爭提供軍事援助”。斯大林立即把軍事援助的責任推給了毛澤東。
出兵還是不出兵，一下子成為中國領導人自掌權以來所麵臨的最嚴峻的考驗。它不僅事關新政權的外來威脅，而且還涉及到同盟之間的信任。雖然在毛澤東的主導、周恩來的配合及彭德懷的堅決支持下，１０月５日前後中國領導人已經作出參戰的決定，既然毛澤東和周恩來等最高領導人已經決定出兵援朝，並且在金日成也已獲知了中國決定的情況下，為什麽周恩來還會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強調中國的困難並以沒有空軍掩護為由，表示中國也暫時不能出兵援朝呢？顯然，這不大可能是周恩來一時的決定。作者認為，周恩來“在離開北京之前與毛澤東商量過要斯大林保證中國出兵朝鮮的條件，而在會談中這個條件沒有得到滿足。這個條件就是要蘇聯提供足夠的軍事援助，特別是出動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
結果，斯大林隻好無可奈何地通知金日成，要他準備把部隊撤退到中國和蘇聯並在中國東北建立流亡政府。但與此同時，在北京的毛澤東又有驚人之舉。在獲悉周恩來和斯大林的會談結果後，毛澤東卻作出了在沒有蘇聯空軍掩護的情況下，中國單方麵出兵援朝的決定，有了１０月１３日“我們必須參戰，參戰對我們有利”的著名電報。
中國的勇敢決定並沒有感動“上帝”。在讚賞中國同誌的國際主義精神的同時，斯大林向中方表示：蘇聯將隻派空軍到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作戰。
盡管毛澤東後來對蘇聯的這一表現耿耿於懷，但他堅決主張出兵朝鮮的決定，“並不是出於斯大林的要求和壓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層考慮”。這就是作者在另外的文章中所概括的：台灣問題所引發的對抗美國的革命熱情、根據國際分工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由此看來，爭得蘇聯的空軍掩護不過是一個減少犧牲、增加勝算的額外條件，而非毛澤東考慮參戰的必要和充分條件。
中國盟友的行動也改變了斯大林原來的二個半月後蘇聯空軍才能投入戰鬥的計劃，決定迅速跟進，命令蘇聯空軍從中國東北的機場起飛，掩護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後方。基於細致的檔案研究，特別是蘇聯空軍指揮官的作戰報告，作者澄清了學術界對蘇聯空軍參戰時間的混亂說法，明確蘇聯空軍在誌願軍於１０月２５日正式打響地麵戰鬥後的第７天便投入了戰鬥，盡管隻是在後方，但也足以說明斯大林的決心和對中國的支持。
中蘇同盟的加強和潛在問題
就這樣，中蘇兩國實際上是腳前腳後參加了朝鮮戰爭。據作者的研究，在朝鮮戰爭中，以中國東北為基地的蘇聯第６４防空集團軍總共有１２個飛行師，先後參戰的空軍人數總計為７．２萬人，１９５２年為最高年份，達２．６萬人。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６日，蘇聯空軍共擊落敵機５６９架，損失６３架。但同樣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空軍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沒有掩護或配合中國軍隊的地麵作戰，而是在美國人所稱的“米格走廊”（在鴨綠江與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間的地區）保護後方交通線。而且，與美國統一指揮聯合國軍作戰不同，蘇聯空軍完全獨立於中國軍隊，他們與中國的地麵部隊“沒有任何合作”。這意味著，斯大林始終沒有滿足中國領導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希望蘇聯空軍與中國軍隊協同作戰。
一個空軍掩護問題，折射出盟友間多少的悲歡離合、世事滄桑！中蘇同盟中事實上的不平等，在心理上深深地刺痛了毛澤東。於是，親密的同盟中同樣孕育著不穩定。
[史海鉤沉] 《領導文萃》
斯大林為什麽會給金日成開綠燈
沈誌華先生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沒有像國外一些學者那樣糾纏於誰打響了朝鮮戰爭“第一槍”這一表麵問題，而是將目光集中在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上：使朝鮮人民軍在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大舉越過三八線這一軍事行動得以實現的條件和前提是什麽，斯大林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國際背景是什麽？
在這個問題的指引下，作者才能夠跳出朝鮮半島來討論這場戰爭。朝鮮戰爭起源的研究於是便成為朝鮮戰爭國際關係的研究，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斯大林也就自然出現在曆史的聚光燈下。作者爬梳整理各種曆史文獻，結合外交的現實結果，勾畫出朝鮮半島國際關係的清晰輪廓，並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比如，二戰結束時，斯大林為什麽會在蘇聯紅軍已經越過三八線的情況下，鳴鑼收兵，接受美國慌忙提出的、以三八線為界與蘇聯分占朝鮮的建議？以前的相關論述都語焉不詳。通過分析斯大林的回電以及蘇聯考慮占領日本北海道的計劃，作者有理由認為，斯大林“是試圖以蘇聯對日本本土三八線以北部分領土的占領來交換美國對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南部分領土的占領”。
根據俄國的檔案文件，在整個１９４９年，盡管朝鮮半島處於戰爭邊緣狀態，但斯大林一直反對金日成用武力統一朝鮮。但到了１９５０年初，也就是他與毛澤東談判中蘇條約期間，突然同意了金日成的武力統一建議。目前提供這一變化原因的惟一直接文獻證據，是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４日斯大林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所說的“鑒於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究竟是什麽變化，學者們的解說不盡相同。作者另辟蹊徑，尋找出中蘇同盟條約的談判與斯大林政策變化之間的內在聯係。根據這一時期莫斯科和平壤的秘密電文，作者首先確定斯大林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時間是在１９５０年１月，並在４月與來訪的金日成會談中“最終確定”。接著，他便提出：“在這短短的１個月（１９４９年底１９５０年初）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變了主意？”
顯然，這一時期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和中蘇同盟的談判，作者指出斯大林並沒有因此感到更安全，恰恰相反，它“使斯大林感到（二戰後）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將受到威脅或者完全喪失，……對於莫斯科來說，新中國的建立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一麵是擴大了蘇聯在亞洲的安全防禦地帶——這無疑會鞏固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權益，另一麵則是這個鄰國一旦強大起來就可能對蘇聯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脅”。同樣，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對莫斯科也有雙重效應：中國與蘇聯結成同盟關係固然加強了蘇聯在亞洲的政治實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讓出他在１９４５年從蔣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經濟權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斯大林１９５０年初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主要動機，是維護和保證蘇聯在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權益。
作者進一步推論說：“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到，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就會控製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無疑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的作用……即使戰爭失利，蘇聯仍然能夠如願以償，因為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同時，由於中蘇雙方商定，一旦出現戰爭局麵，蘇聯軍隊有權使用長春鐵路，這樣，長春鐵路自然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但是，斯大林真的會考慮這麽遠嗎？真的會像作者推斷的那樣，他“完全可以預見到”勝敗都會對蘇聯有利？
實際上，作者用充分的篇幅說明，斯大林對美國的基本估計才是問題的關鍵：“斯大林後來逐步傾向於接受這樣一種估計，即在朝鮮半島發生的危機中，美國不會直接出麵進行幹預。”筆者以為，這才是他最終給金日成開綠燈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顯然，斯大林再恣意妄為，他也不願跟美國發生直接衝突。他可能比誰都清楚，剛剛結束的戰爭是怎樣地削弱了蘇聯的實力；而美國在進行兩洋戰爭同時，仍然可以源源不斷地向英國和蘇聯提供巨額的租借戰略物資；戰爭結束後，它不僅可以將數百億美元投入到馬歇爾計劃，而且可以用數萬架次的飛機，以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空運來打破蘇聯對柏林的封鎖，維持數百萬人口的日常生活達一年之久。正是對美國力量的清醒認識，讓斯大林在可能涉及美國重要利益的領域小心謹慎，絕不輕舉妄動，這從其戰後外交的謹慎性和美國卷入朝鮮戰爭後的一段時間，他不願與美國直接對抗的做法中獲得佐證。因此，比較合理的“大膽假設”應該是，各方麵的情報使斯大林相信，從美國沒有將南朝鮮和台灣包括在其亞太防禦圈的劃線戰略來看，美國不會卷入朝鮮戰爭，同時，他也相信金日成的保證，戰爭會很快結束。
蘇聯“空軍掩護”：何時、何地、何為？
本書披露，早在１９５０年７月２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給蘇聯的電報中，就提及空軍掩護問題。羅申匯報說，周恩來要蘇聯領導人提醒朝鮮注意美國軍隊在仁川或後方實行登陸的危險性，同時說中國的３個軍總計１２萬人已經集中在沈陽地區，並表示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軍隊將裝扮成朝鮮人進行抵抗。周恩來並詢問，蘇聯空軍是否可以為這些部隊提供掩護。這是目前所見文獻中最早涉及蘇聯空軍掩護的材料。據作者研究，這時中國領導人還沒有考慮出兵問題，也沒有正式作出在東北集中３個軍的決定。因為當時朝鮮人民軍迅速向前推進，勢如破竹，根本不存在美國人打過三八線的問題。
因此，周恩來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在應付或試探斯大林”。但斯大林對此非常認真，他馬上回電表示：“我們認為，立即集中９個中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誌願軍進入北朝鮮作戰是正確的。”他還答應“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在７月份中蘇最高層的一係列電報中，蘇聯再次表示願意派一個空軍師掩護中國軍隊。但在這裏，蘇聯掩護的範圍實際上指中國東北，並沒有涉及入朝參戰問題。不過，中國軍事將領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這種掩護應該隨著中國軍隊的前進而前進。
雖然周恩來提出了中國軍隊裝扮成朝鮮人作戰的想法，但明確提出“誌願軍”的概念卻是在美軍即將跨過三八線的時候。當時金日成急電斯大林，希望蘇聯直接軍事卷入。由於斯大林的口惠而實不至，金日成估計到蘇聯出兵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又提出，“如果由於某種原因（蘇聯）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麽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一支國際誌願部隊，為我們的鬥爭提供軍事援助”。斯大林立即把軍事援助的責任推給了毛澤東。
出兵還是不出兵，一下子成為中國領導人自掌權以來所麵臨的最嚴峻的考驗。它不僅事關新政權的外來威脅，而且還涉及到同盟之間的信任。雖然在毛澤東的主導、周恩來的配合及彭德懷的堅決支持下，１０月５日前後中國領導人已經作出參戰的決定，既然毛澤東和周恩來等最高領導人已經決定出兵援朝，並且在金日成也已獲知了中國決定的情況下，為什麽周恩來還會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強調中國的困難並以沒有空軍掩護為由，表示中國也暫時不能出兵援朝呢？顯然，這不大可能是周恩來一時的決定。作者認為，周恩來“在離開北京之前與毛澤東商量過要斯大林保證中國出兵朝鮮的條件，而在會談中這個條件沒有得到滿足。這個條件就是要蘇聯提供足夠的軍事援助，特別是出動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
結果，斯大林隻好無可奈何地通知金日成，要他準備把部隊撤退到中國和蘇聯並在中國東北建立流亡政府。但與此同時，在北京的毛澤東又有驚人之舉。在獲悉周恩來和斯大林的會談結果後，毛澤東卻作出了在沒有蘇聯空軍掩護的情況下，中國單方麵出兵援朝的決定，有了１０月１３日“我們必須參戰，參戰對我們有利”的著名電報。
中國的勇敢決定並沒有感動“上帝”。在讚賞中國同誌的國際主義精神的同時，斯大林向中方表示：蘇聯將隻派空軍到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作戰。
盡管毛澤東後來對蘇聯的這一表現耿耿於懷，但他堅決主張出兵朝鮮的決定，“並不是出於斯大林的要求和壓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層考慮”。這就是作者在另外的文章中所概括的：台灣問題所引發的對抗美國的革命熱情、根據國際分工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由此看來，爭得蘇聯的空軍掩護不過是一個減少犧牲、增加勝算的額外條件，而非毛澤東考慮參戰的必要和充分條件。
中國盟友的行動也改變了斯大林原來的二個半月後蘇聯空軍才能投入戰鬥的計劃，決定迅速跟進，命令蘇聯空軍從中國東北的機場起飛，掩護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後方。基於細致的檔案研究，特別是蘇聯空軍指揮官的作戰報告，作者澄清了學術界對蘇聯空軍參戰時間的混亂說法，明確蘇聯空軍在誌願軍於１０月２５日正式打響地麵戰鬥後的第７天便投入了戰鬥，盡管隻是在後方，但也足以說明斯大林的決心和對中國的支持。
中蘇同盟的加強和潛在問題
就這樣，中蘇兩國實際上是腳前腳後參加了朝鮮戰爭。據作者的研究，在朝鮮戰爭中，以中國東北為基地的蘇聯第６４防空集團軍總共有１２個飛行師，先後參戰的空軍人數總計為７．２萬人，１９５２年為最高年份，達２．６萬人。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６日，蘇聯空軍共擊落敵機５６９架，損失６３架。但同樣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空軍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沒有掩護或配合中國軍隊的地麵作戰，而是在美國人所稱的“米格走廊”（在鴨綠江與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間的地區）保護後方交通線。而且，與美國統一指揮聯合國軍作戰不同，蘇聯空軍完全獨立於中國軍隊，他們與中國的地麵部隊“沒有任何合作”。這意味著，斯大林始終沒有滿足中國領導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希望蘇聯空軍與中國軍隊協同作戰。
一個空軍掩護問題，折射出盟友間多少的悲歡離合、世事滄桑！中蘇同盟中事實上的不平等，在心理上深深地刺痛了毛澤東。於是，親密的同盟中同樣孕育著不穩定。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