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郭沫若晚年失德卻也難保自身
人物名片
郭沫若原名郭開貞，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代表作有《女神》、《地球我的母親》等，並發起成立創造社。抗戰期間創作了《屈原》等曆史劇。解放後曾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報》發表了一首詩：《咒麻雀》。詩雲：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咒麻雀》直白淺露，一點詩的意境沒有，至多隻能算作打油詩。而它的作者，竟是新中國頭號文豪郭沫若。根據毛澤東的號令，當時全民動員圍剿麻雀。時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便帶頭創作了《咒麻雀》。遺憾的是，類似的敗筆，甚至比這更大的文學上、學術上、政治上的敗筆，在這位文豪的晚年不斷地出現。個中緣由，發人深思……
1、
為何從持論公允到“揚李抑杜”
這樣的打油詩，郭沫若並非偶一為之。眾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詩集子———《紅旗歌謠》，主編即為郭沫若和周揚。1958年國慶，郭沫若又寫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頌聲》。詩雲：
廣場浩蕩人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增光彩。
這首毫無詩味的“詩”長達191行。至於郭沫若為歌頌大躍進而寫的《百花詩》，許多地方連語言流暢都沒做到，更慘不忍“讀”。曾經寫出《女神》的詩人郭沫若，在他的後半生中，隻能寫寫這樣的東西。紛飛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對事物的深入探究，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郭沫若同時也是著名學者，在文學、史學等領域堪稱權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後半生中，再無巨著問世，倒是在“文革”期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與杜甫》。其中“揚李抑杜”的傾向，一望可知。在此之前，郭沫若對李白、杜甫本來有過公正的評價。
1953年4月，郭為杜甫紀念館的題聯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1963年春，郭為李白紀念館的題聯是：
酌酒花間磨針石上倚劍天外掛弓扶桑
那麽，郭沫若為什麽要突然180度大轉彎呢？
這就要說到毛澤東。眾所周知，毛澤東最喜歡“三李”（即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三李”中又最喜歡李白。對杜甫的詩，毛澤東一向不甚喜愛。1958年1月，在為大躍進作輿論準備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麵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在遊杜甫草堂時，毛澤東以不甚欣賞的口吻，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毛澤東尤其不滿學術界“揚杜抑李”的傾向，要翻這個案。一位70年代參加《辭海》中國古典文學條目修訂的學者回憶，他聽複旦大學教授劉大傑說過：“毛主席之所以有揚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為前人對杜甫的詩注家太多，號稱‘千家’；李白的詩注家太少，同為大詩人，注家相差卻如此懸殊，覺得有點不平，而在他看來，李白詩的成就與價值又並不在杜詩之下。”
一向緊跟毛澤東的郭沫若，便響應號召，寫了揚李抑杜的《李白與杜甫》。
2、
無限崇拜領袖，難逃“文革”衝擊
魯迅去世後，毛澤東曾對郭沫若說，你要接過魯迅先生的大旗，肩負起中國文化革命主將的責任。郭則表現得誠惶誠恐，不無憂慮地說：“我能嗎？”他當時的“誠惶誠恐”並不都是出自謙虛，起碼還有多半來源於他的不自信。
郭沫若對毛澤東無限崇拜，正因為如此，做毛澤東的老學生、好學生，就成了郭沫若後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於“文革”前夕，郭沫若為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手跡發表而撰文注解時，竟稱毛澤東的詩詞是“詩詞的頂峰”，稱其墨跡是“書法的頂峰”，與林彪的“頂峰論”正好形成呼應。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論毛澤東詩詞墨跡還能與毛澤東高度讚揚的林彪的“四個第一”結合起來：
……（毛澤東的墨跡）寫得多麽生動、多麽瀟灑、多麽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著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
在這裏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這“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但所有這些，並沒有能夠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文革”“春雷”炸響前夜，郭沫若已成驚弓之鳥。從1965年年底開始，郭沫若不時接到向他挑戰的來信來稿，比如對郭沫若《滿江紅·領袖頌》的詩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就有人叱責說：全國人民都唱《東方紅》，你為什麽要說“東方白”？用意何在？
還有人質問：“國防文學”是投降主義的口號，你為什麽在抗戰的時候支持這個口號？
置身危崖，滿耳風濤。1966年中國科學院春節團拜和政協常委春節團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辭職信。
郭沫若的辭職沒有被允準。毛澤東否定了“二月提綱”，並在聽取匯報時專就郭沫若問題發了一番議論。以往發動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總要把郭沫若當作保護對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澤東還講過，學術批判要有一個界限，要樹立幾個標兵，郭沫若、茅盾、範文瀾、翦伯讚四個人不能批。這次毛澤東也重申“郭老、範老兩老要保護。郭老是好人”，“功大於過”。但這次毛澤東的“保護”和以往不同：多了一個前提——兩人“還是要作一點自我批評為好”。這就是說，不批判郭沫若，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可批之處，隻不過對他寬大為懷，但他應該有自知之明，應該率先請罪以爭取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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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原名郭開貞，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代表作有《女神》、《地球我的母親》等，並發起成立創造社。抗戰期間創作了《屈原》等曆史劇。解放後曾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報》發表了一首詩：《咒麻雀》。詩雲：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咒麻雀》直白淺露，一點詩的意境沒有，至多隻能算作打油詩。而它的作者，竟是新中國頭號文豪郭沫若。根據毛澤東的號令，當時全民動員圍剿麻雀。時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便帶頭創作了《咒麻雀》。遺憾的是，類似的敗筆，甚至比這更大的文學上、學術上、政治上的敗筆，在這位文豪的晚年不斷地出現。個中緣由，發人深思……
1、
為何從持論公允到“揚李抑杜”
這樣的打油詩，郭沫若並非偶一為之。眾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詩集子———《紅旗歌謠》，主編即為郭沫若和周揚。1958年國慶，郭沫若又寫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頌聲》。詩雲：
廣場浩蕩人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增光彩。
這首毫無詩味的“詩”長達191行。至於郭沫若為歌頌大躍進而寫的《百花詩》，許多地方連語言流暢都沒做到，更慘不忍“讀”。曾經寫出《女神》的詩人郭沫若，在他的後半生中，隻能寫寫這樣的東西。紛飛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對事物的深入探究，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郭沫若同時也是著名學者，在文學、史學等領域堪稱權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後半生中，再無巨著問世，倒是在“文革”期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與杜甫》。其中“揚李抑杜”的傾向，一望可知。在此之前，郭沫若對李白、杜甫本來有過公正的評價。
1953年4月，郭為杜甫紀念館的題聯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1963年春，郭為李白紀念館的題聯是：
酌酒花間磨針石上倚劍天外掛弓扶桑
那麽，郭沫若為什麽要突然180度大轉彎呢？
這就要說到毛澤東。眾所周知，毛澤東最喜歡“三李”（即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三李”中又最喜歡李白。對杜甫的詩，毛澤東一向不甚喜愛。1958年1月，在為大躍進作輿論準備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麵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在遊杜甫草堂時，毛澤東以不甚欣賞的口吻，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毛澤東尤其不滿學術界“揚杜抑李”的傾向，要翻這個案。一位70年代參加《辭海》中國古典文學條目修訂的學者回憶，他聽複旦大學教授劉大傑說過：“毛主席之所以有揚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為前人對杜甫的詩注家太多，號稱‘千家’；李白的詩注家太少，同為大詩人，注家相差卻如此懸殊，覺得有點不平，而在他看來，李白詩的成就與價值又並不在杜詩之下。”
一向緊跟毛澤東的郭沫若，便響應號召，寫了揚李抑杜的《李白與杜甫》。
2、
無限崇拜領袖，難逃“文革”衝擊
魯迅去世後，毛澤東曾對郭沫若說，你要接過魯迅先生的大旗，肩負起中國文化革命主將的責任。郭則表現得誠惶誠恐，不無憂慮地說：“我能嗎？”他當時的“誠惶誠恐”並不都是出自謙虛，起碼還有多半來源於他的不自信。
郭沫若對毛澤東無限崇拜，正因為如此，做毛澤東的老學生、好學生，就成了郭沫若後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於“文革”前夕，郭沫若為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手跡發表而撰文注解時，竟稱毛澤東的詩詞是“詩詞的頂峰”，稱其墨跡是“書法的頂峰”，與林彪的“頂峰論”正好形成呼應。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論毛澤東詩詞墨跡還能與毛澤東高度讚揚的林彪的“四個第一”結合起來：
……（毛澤東的墨跡）寫得多麽生動、多麽瀟灑、多麽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著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
在這裏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這“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但所有這些，並沒有能夠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文革”“春雷”炸響前夜，郭沫若已成驚弓之鳥。從1965年年底開始，郭沫若不時接到向他挑戰的來信來稿，比如對郭沫若《滿江紅·領袖頌》的詩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就有人叱責說：全國人民都唱《東方紅》，你為什麽要說“東方白”？用意何在？
還有人質問：“國防文學”是投降主義的口號，你為什麽在抗戰的時候支持這個口號？
置身危崖，滿耳風濤。1966年中國科學院春節團拜和政協常委春節團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辭職信。
郭沫若的辭職沒有被允準。毛澤東否定了“二月提綱”，並在聽取匯報時專就郭沫若問題發了一番議論。以往發動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總要把郭沫若當作保護對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澤東還講過，學術批判要有一個界限，要樹立幾個標兵，郭沫若、茅盾、範文瀾、翦伯讚四個人不能批。這次毛澤東也重申“郭老、範老兩老要保護。郭老是好人”，“功大於過”。但這次毛澤東的“保護”和以往不同：多了一個前提——兩人“還是要作一點自我批評為好”。這就是說，不批判郭沫若，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可批之處，隻不過對他寬大為懷，但他應該有自知之明，應該率先請罪以爭取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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