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ZT

陳獨秀：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

　　“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汙。”

陳獨秀的青、壯年時期是輝煌的，頭上戴著“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等一頂頂桂冠。那麽，他在離開黨的總書記崗位後又幹了些什麽？他的晚年節操如何？

麵對黨的挽救，他公開聲明：不錯，我們是反對派

“八七”會議後，陳獨秀正式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表現得十分消極，整天躲在上海的小屋裏研究中國文字拚音化和音韻學問題。在拒絕參加“六大”時，他曾表示再不參加黨的領導工作，不為自己辯護，也不出麵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寫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

1929年四五月間，陳獨秀從歸國留學生托派分子手中見到了一批托派文件。他驚喜地發現，大革命時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來要求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原來與遠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識的托洛茨基主張不謀而合。他從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漸漸地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

陳獨秀接受托派觀點以後，身邊很快形成了一個意氣相投的群體，並在黨內加緊進行反對中央的分裂活動。1929年8月5日，陳獨秀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1.5萬字的長信，他以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全麵係統地闡述了對於中國革命的觀點，猛烈地抨擊“八七”會議和“六大”以來的路線，並要求在全黨公開討論，企圖以托派路線代替“六大”路線。

中共中央多次對陳獨秀等人的派別活動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指出他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但陳獨秀不聽，宣稱“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10月6日，中共中央向他發出“書麵警告”，要他“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決定讓他“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要他寫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並編入中央直屬支部參加黨的生活。

這時，陳獨秀已聽不進任何勸告。10月10日，他在給中共中央的回信中態度強硬地宣稱：“在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不同的任何同誌；在我，隻知道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為全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的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它！”

為了盡快解決黨內反對派問題，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遠東局支持下，采取了快刀斬亂麻的辦法。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決定將那些不聽教育的派別分子“毫不猶疑地開除出黨”。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通過《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黨籍。

10月26日，陳獨秀與彭述之聯名致信中央，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宣稱：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汙。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盡量的發表正言讜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

就在陳、彭致信中央的同一天，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發出指示：“黨應當肅清自己的隊伍，去掉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取消派。”

11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級黨部和全體共產黨員發出一封公開信，將陳獨秀“機會主義——反對派”的錯誤通報全黨。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黨籍。作為黨的主要創始人和長期擔任黨的主要領導職務的老黨員，陳獨秀不會不知道黨的組織原則，黨內的意見分歧可以在民主集中製的原則下加以解決，而不能進行派別活動。從這一點來說，陳獨秀沒能守住共產黨員的底線，開除他的黨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然選擇。

“予一分鍾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法庭上再現當年英雄本色

陳獨秀被共產黨開除以後，被托派選為總書記，專心做起了托派工作。開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上，“九一八”事變後，他調整策略，把鬥爭的重點轉向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陳獨秀“反日反國民黨”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的仇視。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的托派中央被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一網打盡。

陳獨秀因有前三次被捕的經曆，對被捕早已等閑視之，當他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時，還開玩笑說：“嗨，原以為就我一個人被捕，沒想到你們都來了。這下我可有伴了。”在被押往南京的京滬列車上，他竟然“酣睡達旦，若平居之無事者然”，車到南京時還未醒來。

國民黨政府將陳獨秀案交法院審理。消息傳出後，蔡元培、胡適等紛紛向陳獨秀推薦辯護律師，章士釗自告奮勇義務擔任他的律師，他最終接受了章士釗。章是陳獨秀早年的諍友，兩人曾合作辦過《國民日日報》和《甲寅》雜誌，那時兩人朝夕相處，誌同道合。後來，由於章士釗當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兩人便分道揚鑣。這次陳獨秀被捕，二人都不計前嫌，再次站到了一起。

1933年4月15日至17日，國民黨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三次審訊陳獨秀等人的案件。檢察官起訴書以陳獨秀“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執行常務委員首席，是一黨之主腦”為由，指控陳獨秀等“組織以危害民國為目的之團體或集會，又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觸犯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章士釗為陳獨秀曲為巧辯：陳獨秀鼓吹的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不但不衝突，“而且是一對好朋友”，陳曾與國民黨“合作”，擔任過廣東國民政府教育廳長；陳在《汪陳宣言》中苦口勸阻“主張打倒國民黨的人”；陳與中共分裂，組織托派“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以清共”。他極力把陳獨秀描繪成國民黨的功臣、三民主義的信徒、鼓吹議會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鋒，真可謂煞費苦心。

可陳獨秀對章士釗的辯護毫不領情，因為在他看來，這些辯護不是他的光榮，而是他的恥辱。他一貫認為托派“反共”與國民黨反共有本質的區別，托派“反共”是為了“拯救共產黨免於墮落”。他不願自己被人看成國民黨一條道上的人。因此，在章士釗辯護後，他立即發表聲明：“章律師之辯護全係個人之意見，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陳獨秀本人的文件就是他自撰的《辯訴狀》。為應付這次審訊，陳獨秀做了認真的準備，早在2月20日就撰寫好了《辯訴狀》。這是一篇既辯護自己又打擊敵人的充滿睿智的辯訴書。

他光明磊落地申明：“共產黨之終極目的，自然是實現無剝削、無階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在這裏，他仍以共產黨自居，並宣稱“為實現這一終極目的，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任務”是“反抗帝國主義以完成中國獨立”、“反抗軍閥官僚以實現國家統一”、“改善工農生活”、“實現徹底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並表示：“予前之所行所為，即此物此誌，現在及將來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見全國人民輾轉悲號於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專製者兩重槍尖之下，而不為之挺身奮鬥也。”

接著，陳獨秀從法理和曆史事實上將國民黨強加給他的“危害民國”和“叛國”罪名一一推倒，指出國民黨才是真正的“叛國”和“危害民國”者。最後，他莊嚴宣布：“今者國民黨政府因予始終盡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並令其檢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國’及‘叛國’之罪，予不但絕對不能承認，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與予所思所行相反”，“予一分鍾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

陳獨秀的辯訴慷慨激昂，義正辭嚴，把自己變成了原告，把法庭當作戰場，一下子使國民黨對他的審判變成了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揭發和控訴。他以其意氣風發的精神風貌和潑辣酣暢的激揚文字，再現了“五四”時期的勇敢精神。

然而，托派畢竟不同於共產黨，特別是在革命途徑上迥然相異。因此，在回答法官提問時，陳獨秀明確表示：“照現在狀況尚用不著紅軍”；“與皖湘閩贛等省共黨不能合，是因政策不同”。這就給這次的法庭鬥爭蒙上了一層托派的陰影。

法院以“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並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的罪名，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13年，褫奪公權15年。陳獨秀不服判決，當場起立大聲抗議：“我是叛國民黨，不是叛國。”6月30日，國民黨政府最高法院終審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