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滿清入關屠殺了多少人及清軍的性暴行[轉載]
作者：瑪勒葛彼得
諸如揚州十日記，《嘉定乙酉紀事》《江變記略》這類筆記記載的滿清暴行，大家或許都不陌生。
而下麵，我主要列舉滿清官方資料，以及第三方敘述的滿清暴行。
第一部分：滿清官方屠殺文告
首先，滿清自己發布過大量屠殺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滿清官方資料《清世祖實錄》卷十七 順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記錄：
“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直隸各省，限旬日盡行剃完。若規避惜發，巧詞爭辯，決不輕貸”。並宣稱：
“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爝火錄卷四）
滿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氣也非常類似：
“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滿清另一份官方史料，《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條，則記載：“不隨本朝製度剃發易衣冠者，殺無赦。”
鎮江知府告示則是：“一人不剃發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 並將反抗者的人頭，集中起來恐嚇人民。
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寧巡撫土國寶宣布：“剃發、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
在以上滿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盡行屠戮”、“殺無赦”、“全家斬”、“全村斬”的凶惡威脅。而下麵列舉的資料，則證明，滿清的公開威脅，絕不僅僅停留在口頭。
第二部分：滿清（後金）入關前的大屠殺
首先，滿清入關前，其對遼東漢人的大屠殺，也大量見諸於原始文獻，以下列舉諾幹：
天命九年正月，努爾哈赤下九次汗諭，清查所謂“無穀之人”（每人有穀不及五金鬥的漢人），並諭令八旗官兵“應將無穀之人視為仇敵”，“捕之送來”，最後於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之無穀之尼堪（滿語之謂漢人）”。這是公開的種族滅絕！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又指責漢民“窩藏奸細，接受劄付，叛逃不絕”，命令八旗貝勒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官將，帶領士卒對村莊的漢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馬斬殺”。
作為第三方的朝鮮史料，《李朝實錄》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記載了遼東漢人的悲慘遭遇：
“時奴賊既得遼陽，遼東八站軍民不樂從胡者，多至江邊…… 其後，賊大至，義民不肯剃頭者，皆投鴨水（鴨綠江）以死。”
第三部分：滿清入後的大屠殺
1、滿清官方資料和第三方資料
滿清入關後，對自己大屠殺最赤裸裸的供認，就是順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總督佟養亮揭貼
“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人民不存”！
滿清檔案：順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誌遠題本《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 20中，更是由於“城破盡屠”，隻好請求釋放剩下的5個“無憑究擬”的犯人。《朔州誌》也承認：“城破，悉遭屠戮”。
廣州大屠殺，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資料證實。意大利籍耶酥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韃靼戰紀》中記述:“大屠殺從11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隻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 (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錄》5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記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淒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31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遠離世俗的出家人，則記載了這次大屠殺的具體規模。
《廣州市宗教誌》：“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殮之，埋其餘燼’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廣州70萬人遇害這個數據，應該是由當年負責收屍的和尚們記載下來的，可是說是直接記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數字，至今還記錄在廣州大佛寺的網頁上。我佛慈悲，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語。
經過滿清的大規模屠殺後，“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
官方檔案中記載如下：
直隸“一望極目，田地荒涼”(衛周元，痛陳民苦疏，皇清湊議，卷1)，河南是“滿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龍，墾荒宜寬民力疏，皇清湊議，卷4），湖廣“彌望千裏，絕無人煙”（劉餘謨，墾荒興屯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4）。
滿清最高統治者參與大屠殺的鐵證：
順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揚州十日的大劊子手豫親王多鐸，將屠殺中掠奪的“才貌超群漢女人一百零三”，奉獻給滿清最高酋長。
順治帝獲得十名，攝政王多爾袞獲得三名，輔政鄭親王濟爾哈朗三名，肅親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濟格等各一名。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一九七頁。）
2、各種時人筆記和地方誌的記載。
昆山大屠殺，“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墮井投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兩縣續修合誌》卷五一兵紀），“殺戮一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昆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研堂見聞雜記罰》）
南昌大屠殺，“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集而已。飽食濕臥，自願在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載鹵獲連軻而下，所掠男女一並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是知見掠轉賣，長與鄉裏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屍蔽江，天為厲霾。”（徐世溥《江變紀略》）
廣州大屠殺，“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 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饑鳥啄腸,飛上城北。 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邱。五行共盡,無智無愚,無貴無賤,同為一區。”（《祭共塚文》 王鳴雷），“可喜屠廣州,孑遺無留;逸出城者,擠之海中。”（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
南雄大屠殺，“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屍如山莽充斥。....死者無頭生被擄，有頭還與無頭伍。血泚焦土掩紅顏，孤孩尚探娘懷乳。（清軍文書陳殿桂，《雄州店家歌》）
嘉定大屠殺，“市民之中，懸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麵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日晝街坊當眾奸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嘉定乙酉紀事》）
潮州大屠殺，“縱兵屠掠，遺骸十餘萬”，揭陽縣觀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屍聚焚於西湖山，將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梵天寺主持釋無疑收屍合葬於寺東北一裏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
常熟大屠殺，“通衢小巷，橋畔河幹，敗屋眢井，皆積屍累累，通記不下五千餘人，而男女之被擄去者不計焉。”“沿塘樹木，人頭懸累累，皆全發鄉民也。”（《海角遺編》）
揚州大屠殺，這個就不多說了。除了著名的《揚州十日記》外，還有《揚州城守紀略》（“初，高傑兵之至揚也，士民皆遷湖瀦以避之；多為偎?Γ?信e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眾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醜，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等資料。
各地為剃發的分散屠殺：“去秋新令：不剃發者以違製論斬。令發後，吏詗不剃發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陳確集》卷三十）
還有著名的《江陰城守紀》：
“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白等，共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人。”
3、清軍的性暴行（揚州十日和江變記略中的常見資料，以下不列入）
順治二年7月30日，清軍至沙鎮，“見者即逼索金銀，索金訖，即揮刀下斬，女人或擁之行淫，訖，即擄之入舟。”“遇男女，則牽頸而發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腸。”（《研堂見聞雜錄》）
順治二年，清軍實施揚州大屠殺後，至無錫時，“舟中俱有婦人，自揚州掠來者，裝飾俱羅綺珠翠，粉白黛綠。”（《明季南略》卷4）
順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達盩厔縣境內，生員孫文光的妻子費氏被掠去，“計無可托，因紿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從之。’兵喜，與俱至井旁，氏探身窺井，即倒股而下。兵恨無金又兼失婦，遂連下巨石擊之而去。”（民國《盩厔縣誌》卷6）
清興安總兵搶奪婦女達100多人，“淫欲無厭”。製作長押床，裸姬妾數十人於床，“次第就押床淫之。複植木樁於地，銳其表，將眾姬一一簽木樁上，刀剜其陰，以線貫之為玩弄，拋其屍於江上。”（《平寇誌》卷12）
清軍江陰大屠殺，抗拒清軍奸淫被害婦女，按照滿清地方誌統計為101人。（道光《江陰縣誌》卷20《烈女》）
清軍揚州大屠殺，抗拒清軍奸淫被害婦女，按照滿清地方誌統計為100多人。（ 雍正《揚州府誌》卷34 ）
清軍圍困嘉定城時，在城外，“選美婦室女數十人，……悉去衣裙，淫蠱毒虐。”
嘉定淪陷後，清軍搶掠“大家閨彥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生虜，白晝於街坊當眾奸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婦女不勝其嬲，斃者七人。”（《嘉定屠城紀略》）
清兵在江陰的觀音寺“掠婦女淫汙地上，僧惡其穢，密於後屋放火。兵大怒，大殺百餘人，僧盡死。”（《明季北略》卷11）
順治二年（1645）江陰城陷時，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歲。兵淫其女，哀號不忍聞”，後兵殺其子，釋母，“抱女馬上去”。又有一兵“挾一婦人走，後隨兩小兒，大可八歲，小可六歲”，兵殺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順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時，當塗孫陶氏被清兵所掠，“縛其手，介刃於兩指之間，曰：從我則完，不從則裂。陶曰：義不以身辱，速盡為惠。兵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乎？曰：不從。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縣庠生胡泓時遇害，其妻陸氏21歲抱著三歲的兒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執。“氏徒跣被發，解佩刀自破其麵，……氏罵不絕口，至維亭揮刀剖腹而死。”（ 光緒六年《昆新兩縣續修合誌》卷36）
4、滿清掠奪虐殺漢族奴隸
崇禎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軍在畿輔、山東一帶掠去漢民四十六萬二千三百餘人，崇禎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軍又“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清太宗實錄》）
滿清入關後，繼續劫掠人口。 順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諭兵部“俘獲人口，照例給賞登城被傷之人。”（《清世祖實錄》）
漢人奴隸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殺。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歲以自盡報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僅自殺的漢人，在滿清入關前後幾十年間，就不下10萬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數。
由於滿清的瘋狂虐待，大量漢人奴隸逃亡，“隻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清世祖實錄》）
滿清統治者為了製止逃往，強化其1626年頒布的《逃人法》，順治皇帝，“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為連坐”。順治六年又改為“隱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飭，自此諭頒發之日為始，凡章奏中再有幹涉逃人者，定置重罪，決不輕恕”（《清世祖實錄》）
甚至投靠滿清的大靖南王耿仲明，由於收留了逃亡漢人奴隸，也被迫自殺。
5、滿清遷海暴行：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三月初六，清軍大隊兵船入東山，“盡驅沿海居民入內地，築牆為界，縱軍士大淫掠，殺人山積，海水殷然”（《台灣鄭氏始末》）
“一時人民失業，號泣之聲載道，鄉井流離顛沛之慘非常，背夫棄子，失父離妻，老稚填於溝壑，骸骨白於荒野”（《台灣外誌》）
福寧州， “州地以大路為界，南路以州前嶺為界，鬆山、後港、赤俺、石壩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柵，牛馬不許出入。每處懸一碑曰：敢出界者斬！”“越界數步，即行梟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寧府誌卷四十三）
莆田縣，“著附海居民搬入離城二十裏內居住，二十裏外築土牆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閑行，出界以違旨立殺。武兵不時巡界。間有越界，一遇巡兵，頓時斬首”“每出界巡哨隻代刀，逢人必殺。……截界十餘年，殺人以千記” ”（《清初莆變小乘》
（廣東香山縣）“初，（廣東香山縣）黃涼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穀邃，藏匿者眾，平藩左翼班際盛誘之曰點閱，抱大府即許複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勒兵長連埔，按名令民自前營入，後營出。入即殺，無一人幸脫者。複界後，枯骨遍地，土民叢葬一埠，樹碣曰木龍歲塚，木龍者，甲辰隱語也”（道光七年《香山縣誌》卷八）
四、對於屠殺規模的估計
筆者對明清之際，人口變遷的一些看法，僅供參考。
明代中國人口，最後的全國官方統計，為5,165.5459人，時間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實錄卷4）。
以上人口數字，當然是不完整。因為人口被大量隱瞞。通常認為，明代人口，實際上僅是官方所掌握的賦稅人口。
很多人口學者（包括海外學者）認為，明代實際人口，大約在1億到2億（高王淩：《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劍雄、曹樹基：《對明代人口總數的新估計》（《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學權威葛劍雄在《中國人口發展史》強調：“萬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應有１.９７億人。萬曆二十八年以後，總人口還可能有緩慢的增長，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億了。”
而有些樂觀的西方學者，則估計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為2.3億人，甚至還有峰值2.9億的估計，但明顯偏高了。綜合來說，認定明末人口在2億左右，已經成了人口史學界的主流觀點。
與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統計上，滿清最初的全國人口統計，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減少了4000多萬），時間為清世祖順治八年（清實錄世祖卷61）。
而在滿清控製全國後的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關後第48年），全國人口也隻有1,943.2753人。僅相當於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誠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清初人口，在雍正朝前，同樣存在嚴重的缺漏現象。學者們對1650年前後的中國人口，同樣做出了估測，但數值差異很大，在4000萬-1億左右。
其中，1億這個最高數字，是何柄棣根據他對1650-1700年的人口增長率估計數字平均推算的。從滿清對人口統計和賦稅製度加以變化後的全麵人口統計看，何柄棣的估計明顯偏高，而且他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在1650-1670年之間，大陸上的殘酷戰亂和滿清的屠殺，並未停息，換句話說，這個時期的人口增加率，不可能是1650-1700年的平均水平，而應該是大大低於這個水平。
由上述情況分析，在1660年左右（滿清基本控製大陸），中國人口的最高數值，不可能高於5000-8000萬人。與明末公認人口相比，減少約1億2000萬到1億5千萬以上。如果考慮到新增人口，則損失總數更是巨大。
其中固然有大量死於災荒的人口，但由於滿清控製全國，所以因為遷外遷減少的人口，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而在考慮了上述因素的情況下，推定有幾千萬甚至超過1億人口，遭到了滿清的屠殺，是有充分依據的。甚至可以說是極端保守
作者：瑪勒葛彼得
諸如揚州十日記，《嘉定乙酉紀事》《江變記略》這類筆記記載的滿清暴行，大家或許都不陌生。
而下麵，我主要列舉滿清官方資料，以及第三方敘述的滿清暴行。
第一部分：滿清官方屠殺文告
首先，滿清自己發布過大量屠殺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滿清官方資料《清世祖實錄》卷十七 順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記錄：
“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直隸各省，限旬日盡行剃完。若規避惜發，巧詞爭辯，決不輕貸”。並宣稱：
“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爝火錄卷四）
滿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氣也非常類似：
“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滿清另一份官方史料，《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條，則記載：“不隨本朝製度剃發易衣冠者，殺無赦。”
鎮江知府告示則是：“一人不剃發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 並將反抗者的人頭，集中起來恐嚇人民。
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寧巡撫土國寶宣布：“剃發、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
在以上滿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盡行屠戮”、“殺無赦”、“全家斬”、“全村斬”的凶惡威脅。而下麵列舉的資料，則證明，滿清的公開威脅，絕不僅僅停留在口頭。
第二部分：滿清（後金）入關前的大屠殺
首先，滿清入關前，其對遼東漢人的大屠殺，也大量見諸於原始文獻，以下列舉諾幹：
天命九年正月，努爾哈赤下九次汗諭，清查所謂“無穀之人”（每人有穀不及五金鬥的漢人），並諭令八旗官兵“應將無穀之人視為仇敵”，“捕之送來”，最後於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之無穀之尼堪（滿語之謂漢人）”。這是公開的種族滅絕！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又指責漢民“窩藏奸細，接受劄付，叛逃不絕”，命令八旗貝勒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官將，帶領士卒對村莊的漢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馬斬殺”。
作為第三方的朝鮮史料，《李朝實錄》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記載了遼東漢人的悲慘遭遇：
“時奴賊既得遼陽，遼東八站軍民不樂從胡者，多至江邊…… 其後，賊大至，義民不肯剃頭者，皆投鴨水（鴨綠江）以死。”
第三部分：滿清入後的大屠殺
1、滿清官方資料和第三方資料
滿清入關後，對自己大屠殺最赤裸裸的供認，就是順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總督佟養亮揭貼
“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人民不存”！
滿清檔案：順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誌遠題本《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 20中，更是由於“城破盡屠”，隻好請求釋放剩下的5個“無憑究擬”的犯人。《朔州誌》也承認：“城破，悉遭屠戮”。
廣州大屠殺，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資料證實。意大利籍耶酥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韃靼戰紀》中記述:“大屠殺從11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隻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 (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錄》5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記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淒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31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遠離世俗的出家人，則記載了這次大屠殺的具體規模。
《廣州市宗教誌》：“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殮之，埋其餘燼’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廣州70萬人遇害這個數據，應該是由當年負責收屍的和尚們記載下來的，可是說是直接記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數字，至今還記錄在廣州大佛寺的網頁上。我佛慈悲，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語。
經過滿清的大規模屠殺後，“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
官方檔案中記載如下：
直隸“一望極目，田地荒涼”(衛周元，痛陳民苦疏，皇清湊議，卷1)，河南是“滿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龍，墾荒宜寬民力疏，皇清湊議，卷4），湖廣“彌望千裏，絕無人煙”（劉餘謨，墾荒興屯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4）。
滿清最高統治者參與大屠殺的鐵證：
順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揚州十日的大劊子手豫親王多鐸，將屠殺中掠奪的“才貌超群漢女人一百零三”，奉獻給滿清最高酋長。
順治帝獲得十名，攝政王多爾袞獲得三名，輔政鄭親王濟爾哈朗三名，肅親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濟格等各一名。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一九七頁。）
2、各種時人筆記和地方誌的記載。
昆山大屠殺，“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墮井投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兩縣續修合誌》卷五一兵紀），“殺戮一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昆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研堂見聞雜記罰》）
南昌大屠殺，“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集而已。飽食濕臥，自願在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載鹵獲連軻而下，所掠男女一並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是知見掠轉賣，長與鄉裏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屍蔽江，天為厲霾。”（徐世溥《江變紀略》）
廣州大屠殺，“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 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饑鳥啄腸,飛上城北。 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邱。五行共盡,無智無愚,無貴無賤,同為一區。”（《祭共塚文》 王鳴雷），“可喜屠廣州,孑遺無留;逸出城者,擠之海中。”（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
南雄大屠殺，“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屍如山莽充斥。....死者無頭生被擄，有頭還與無頭伍。血泚焦土掩紅顏，孤孩尚探娘懷乳。（清軍文書陳殿桂，《雄州店家歌》）
嘉定大屠殺，“市民之中，懸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麵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日晝街坊當眾奸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嘉定乙酉紀事》）
潮州大屠殺，“縱兵屠掠，遺骸十餘萬”，揭陽縣觀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屍聚焚於西湖山，將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梵天寺主持釋無疑收屍合葬於寺東北一裏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
常熟大屠殺，“通衢小巷，橋畔河幹，敗屋眢井，皆積屍累累，通記不下五千餘人，而男女之被擄去者不計焉。”“沿塘樹木，人頭懸累累，皆全發鄉民也。”（《海角遺編》）
揚州大屠殺，這個就不多說了。除了著名的《揚州十日記》外，還有《揚州城守紀略》（“初，高傑兵之至揚也，士民皆遷湖瀦以避之；多為偎?Γ?信e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眾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醜，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等資料。
各地為剃發的分散屠殺：“去秋新令：不剃發者以違製論斬。令發後，吏詗不剃發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陳確集》卷三十）
還有著名的《江陰城守紀》：
“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白等，共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人。”
3、清軍的性暴行（揚州十日和江變記略中的常見資料，以下不列入）
順治二年7月30日，清軍至沙鎮，“見者即逼索金銀，索金訖，即揮刀下斬，女人或擁之行淫，訖，即擄之入舟。”“遇男女，則牽頸而發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腸。”（《研堂見聞雜錄》）
順治二年，清軍實施揚州大屠殺後，至無錫時，“舟中俱有婦人，自揚州掠來者，裝飾俱羅綺珠翠，粉白黛綠。”（《明季南略》卷4）
順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達盩厔縣境內，生員孫文光的妻子費氏被掠去，“計無可托，因紿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從之。’兵喜，與俱至井旁，氏探身窺井，即倒股而下。兵恨無金又兼失婦，遂連下巨石擊之而去。”（民國《盩厔縣誌》卷6）
清興安總兵搶奪婦女達100多人，“淫欲無厭”。製作長押床，裸姬妾數十人於床，“次第就押床淫之。複植木樁於地，銳其表，將眾姬一一簽木樁上，刀剜其陰，以線貫之為玩弄，拋其屍於江上。”（《平寇誌》卷12）
清軍江陰大屠殺，抗拒清軍奸淫被害婦女，按照滿清地方誌統計為101人。（道光《江陰縣誌》卷20《烈女》）
清軍揚州大屠殺，抗拒清軍奸淫被害婦女，按照滿清地方誌統計為100多人。（ 雍正《揚州府誌》卷34 ）
清軍圍困嘉定城時，在城外，“選美婦室女數十人，……悉去衣裙，淫蠱毒虐。”
嘉定淪陷後，清軍搶掠“大家閨彥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生虜，白晝於街坊當眾奸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婦女不勝其嬲，斃者七人。”（《嘉定屠城紀略》）
清兵在江陰的觀音寺“掠婦女淫汙地上，僧惡其穢，密於後屋放火。兵大怒，大殺百餘人，僧盡死。”（《明季北略》卷11）
順治二年（1645）江陰城陷時，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歲。兵淫其女，哀號不忍聞”，後兵殺其子，釋母，“抱女馬上去”。又有一兵“挾一婦人走，後隨兩小兒，大可八歲，小可六歲”，兵殺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順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時，當塗孫陶氏被清兵所掠，“縛其手，介刃於兩指之間，曰：從我則完，不從則裂。陶曰：義不以身辱，速盡為惠。兵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乎？曰：不從。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縣庠生胡泓時遇害，其妻陸氏21歲抱著三歲的兒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執。“氏徒跣被發，解佩刀自破其麵，……氏罵不絕口，至維亭揮刀剖腹而死。”（ 光緒六年《昆新兩縣續修合誌》卷36）
4、滿清掠奪虐殺漢族奴隸
崇禎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軍在畿輔、山東一帶掠去漢民四十六萬二千三百餘人，崇禎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軍又“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清太宗實錄》）
滿清入關後，繼續劫掠人口。 順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諭兵部“俘獲人口，照例給賞登城被傷之人。”（《清世祖實錄》）
漢人奴隸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殺。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歲以自盡報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僅自殺的漢人，在滿清入關前後幾十年間，就不下10萬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數。
由於滿清的瘋狂虐待，大量漢人奴隸逃亡，“隻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清世祖實錄》）
滿清統治者為了製止逃往，強化其1626年頒布的《逃人法》，順治皇帝，“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為連坐”。順治六年又改為“隱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飭，自此諭頒發之日為始，凡章奏中再有幹涉逃人者，定置重罪，決不輕恕”（《清世祖實錄》）
甚至投靠滿清的大靖南王耿仲明，由於收留了逃亡漢人奴隸，也被迫自殺。
5、滿清遷海暴行：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三月初六，清軍大隊兵船入東山，“盡驅沿海居民入內地，築牆為界，縱軍士大淫掠，殺人山積，海水殷然”（《台灣鄭氏始末》）
“一時人民失業，號泣之聲載道，鄉井流離顛沛之慘非常，背夫棄子，失父離妻，老稚填於溝壑，骸骨白於荒野”（《台灣外誌》）
福寧州， “州地以大路為界，南路以州前嶺為界，鬆山、後港、赤俺、石壩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柵，牛馬不許出入。每處懸一碑曰：敢出界者斬！”“越界數步，即行梟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寧府誌卷四十三）
莆田縣，“著附海居民搬入離城二十裏內居住，二十裏外築土牆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閑行，出界以違旨立殺。武兵不時巡界。間有越界，一遇巡兵，頓時斬首”“每出界巡哨隻代刀，逢人必殺。……截界十餘年，殺人以千記” ”（《清初莆變小乘》
（廣東香山縣）“初，（廣東香山縣）黃涼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穀邃，藏匿者眾，平藩左翼班際盛誘之曰點閱，抱大府即許複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勒兵長連埔，按名令民自前營入，後營出。入即殺，無一人幸脫者。複界後，枯骨遍地，土民叢葬一埠，樹碣曰木龍歲塚，木龍者，甲辰隱語也”（道光七年《香山縣誌》卷八）
四、對於屠殺規模的估計
筆者對明清之際，人口變遷的一些看法，僅供參考。
明代中國人口，最後的全國官方統計，為5,165.5459人，時間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實錄卷4）。
以上人口數字，當然是不完整。因為人口被大量隱瞞。通常認為，明代人口，實際上僅是官方所掌握的賦稅人口。
很多人口學者（包括海外學者）認為，明代實際人口，大約在1億到2億（高王淩：《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劍雄、曹樹基：《對明代人口總數的新估計》（《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學權威葛劍雄在《中國人口發展史》強調：“萬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應有１.９７億人。萬曆二十八年以後，總人口還可能有緩慢的增長，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億了。”
而有些樂觀的西方學者，則估計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為2.3億人，甚至還有峰值2.9億的估計，但明顯偏高了。綜合來說，認定明末人口在2億左右，已經成了人口史學界的主流觀點。
與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統計上，滿清最初的全國人口統計，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減少了4000多萬），時間為清世祖順治八年（清實錄世祖卷61）。
而在滿清控製全國後的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關後第48年），全國人口也隻有1,943.2753人。僅相當於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誠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清初人口，在雍正朝前，同樣存在嚴重的缺漏現象。學者們對1650年前後的中國人口，同樣做出了估測，但數值差異很大，在4000萬-1億左右。
其中，1億這個最高數字，是何柄棣根據他對1650-1700年的人口增長率估計數字平均推算的。從滿清對人口統計和賦稅製度加以變化後的全麵人口統計看，何柄棣的估計明顯偏高，而且他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在1650-1670年之間，大陸上的殘酷戰亂和滿清的屠殺，並未停息，換句話說，這個時期的人口增加率，不可能是1650-1700年的平均水平，而應該是大大低於這個水平。
由上述情況分析，在1660年左右（滿清基本控製大陸），中國人口的最高數值，不可能高於5000-8000萬人。與明末公認人口相比，減少約1億2000萬到1億5千萬以上。如果考慮到新增人口，則損失總數更是巨大。
其中固然有大量死於災荒的人口，但由於滿清控製全國，所以因為遷外遷減少的人口，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而在考慮了上述因素的情況下，推定有幾千萬甚至超過1億人口，遭到了滿清的屠殺，是有充分依據的。甚至可以說是極端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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