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

ZT 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


十九世紀末，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創辦了登州文會館，公理會傳教士謝衛樓任職了華北協和大學首任校長，此後，美國傳教士逐漸改變了以前在中國“直接布道”的做法，轉而從事教育工作，以期通過教會學校來發展傳教事業。

時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教會已在中國設立了十多所大專院校，這類學校在校學生數占當時中國大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在這些教會學校中，燕京大學（即今天北京大學的一部分，1952年，燕京大學與清華大學文科院係等並入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校址“燕園”成為院係調整後的北京大學校園）可以說是無以出其右者。

自1919年成立，經過不到十年的努力，燕京大學便已成為一所國內一流且世界先進的綜合性大學；短短三十三年，則為中國培養了大批不同領域的頂尖級人物。而要談到這所教會大學的卓爾不凡，我們就不得不談到一位具有中西文化背景、行走於中西文化邊緣的傳教士——約翰·司徒雷登。作為一位失敗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而作為一個具有開拓意識的教育家，卻鮮受關注。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生於杭州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之前，他的生活與一般中國富裕家庭孩子的生活沒有兩樣，除了外貌，司徒幾乎就是一個地道的中國孩子。因此，他十一歲回到美國讀書時，便陷入文化困境之中。他後來回憶說，自己剛踏上美國領土時，見到衣著破舊的報童，便稱之為貧窮的“外國兒童”。這是眾多的傳教士子女的共同困惑，在中國，他們自認為是美國人，到了美國，卻發現自己與美國文化格格不入。

這種基於兩種文化環境而引起的文化認同上的危機，幾乎表現於每一個傳教士家庭當中。曾經有人對在美國各大學讀書的傳教士子女進行問卷調查，問題包括：是否想家，是否適應美國學校的生活，學習情況如何，以及畢業後是否準備回自己的出生國，等等。調查結果顯示，盡管他們學業上並不困難，但很難適應美國的學校生活。幾乎所有人都表示，畢業後要重回自己的“祖國”〔1〕。

完成學業之後，司徒選擇了回到中國，繼承父母的傳教事業。重返中國後，憑借著優異的語言能力和跨文化理解力，司徒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越來越準確的把握，拉近了他與之接觸的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距離。在慶祝他六十歲生日的時候，他的一個學生描述了他對司徒的深刻印象：“他講演的內容現在已記不起來了，但我腦子裏卻永遠留著這麽一位雍容和藹的外國學者的印象。”

另一個燕京大學的學生在時隔近半個世紀後，還對司徒的中文根底記憶猶新：“我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先生，是在學校的開學迎新會上，那是在香山的西山腳下的臥佛寺舉行的，司徒雷登在迎新會上講了話。他說什麽已經記不起來了，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用中文引用了幾句孔夫子的話，當時我覺得他說的普通話比我標準。”對此，司徒本人也津津樂道：“在中國的傳教士、教師和其他雇員看來，我懂得他們的語言，能了解他們的觀點。於是我很快就成了他們的知心人，取得他們的信任，這是那些在布道團裏工作的年長的傳教士們所不曾有過的。”〔2〕

中國文化的耳濡目染，美國教育的能力培養，使司徒具備了從容應對中西兩種文化的矛盾和衝突的技巧和能力，為他出掌燕京大學鋪平了道路。當時燕大校長的候選人中，不乏資深的傳教士和海外傳教運動的元老，但司徒卻成為了一匹黑馬，此時他正在南京金陵神學院任教。在舉薦信中，美國學生誌願運動的領袖人物羅伯特·斯皮爾（Robert E. Spear）稱：“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學的最佳人選。……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國，於在華傳教士中對於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出眾，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

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協會總幹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一任幹事布羅克曼（F.S. Brockman）也竭力舉薦司徒：“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會機構。他出生於中國，此為其他同行所望塵莫及，他中文與英文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兩。他的心靈亦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北京大學’裏能調和中外，折中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3〕1919年，司徒雷登順利地出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學校長。

燕京大學由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通州協和大學等三所教會學校合並改組而成，像任何合校並校一樣，開始時往往都是一個爛攤子。當司徒從南京來到北京後，他所看到的比想象的還要糟，這是“一所不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無人關心的學校”〔4〕。更為嚴重的是，作為一所教會大學，本身交織著世俗與宗教、中學與西學等複雜而深刻矛盾，如何恰當地協調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間的衝突，不僅對司徒，而且對任何人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燕大校園的建設可以說是司徒一生的得意之作，是兩種文化融合的完美典範。上任後不久，他設法廉價購得北京西郊數處前清親王賜園作為新校址，並在1926年建成。為此，他邀請到了著名設計師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從事校園設計。本著“使燕大具有一個中國式的環境”這一宗旨，墨菲通過各種手法創造和保持校園的中國傳統特色，同時滲入西方的現代文明。為此，墨菲與司徒“決定按中國的建築形式建造校舍，室外設計了優美的飛簷和華麗的彩色圖案，而主體結構則完全是鋼筋混凝土的，並配以現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施”，即以中式傳統的華麗建築藝術，配以西方現代的內置設施，做到中西結合。“通過搞自然性的建築這一巧妙的做法，在主要建築物之間避免了死板的嚴格對稱和建築上的單調性。在搞自然建築中，亭台樓閣、小橋流水，有意散亂的分布著，或依傍於真假山丘，或坐落在真假山穀之間，或傍以池塘水麵，不講方位，不拘一格”〔5〕。

未名湖畔的博雅塔最能表現中國傳統與現代技術的匯通。當時有人提議，在燕園的古典建築群中應該建一座古塔式的水樓，才能使之與未名湖畔的風景相協調。水塔的設計參照了通州的燃燈塔，塔內供奉燃燈佛石雕像一尊。除基座外全是用鋼筋水泥建築，設計精良。從此，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成為了燕園的象征。數十年來，它傾倒了無數燕園學子，至今每年都會吸引數以百萬計慕名而來的遊人，“未名夕照”成為燕園首屈一指的景點，未名塔影更讓遊客們流連忘返。

融中國古典和西方現代於一體的燕大校園，它的建成引起了當時的中國和世界的極大驚異。驚異之一是，如此優美的校園，此般宏大的工程，沒有花中美兩國政府一分錢，完全靠司徒和燕京大學同仁數次遠涉重洋，入千家、進萬戶化緣而來，其中最大一筆置地款項來自美國出版商亨利·盧斯和美鋁公司創辦人查爾斯·霍爾的捐助。驚異之二乃為，在中國建造一座彰顯中國傳統、內涵西方文明的教會學校，獲得了各方人士的廣泛讚譽。司徒驕傲地宣稱，“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讚燕京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6〕。知識界的同仁們紛紛稱讚燕大校園“中西並營，新舊交符”，更有人幹脆就用“既摩登又古色古香”來形容燕京大學。走進燕大的人不禁會為燕大如詩如畫的風光所陶醉，不禁會被校園建築滲透的濃鬱的中西文化氛圍所折服。

在學校的進一步發展中，燕大的中西文化特色更加突出而鮮明。錢穆的《師友雜記》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情，一天，司徒在家設宴招待新同事時，錢穆指出，燕大的中國化是他最為心馳神往之所在，但一進校門便看見一幢幢不知所雲的“M”樓、“S”樓，與中國化相去甚遠。他向司徒建議用足以體現中國文化的中國名稱取而代之。司徒對此極為重視，專門為此召開校務會議。不久，“M”樓便更名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其他建築也都賦予中國名稱〔7〕。後來有人對錢穆開玩笑說，因為他提了意見，有一座樓就用他的名字來命名，另一座則用胡適的名字來命名。

就職燕大時，司徒就明白“燕京大學的成立是作為傳教事業的一部分，為的是給傳教士的子女提供教育設施，或更多的是為訓練教會的工作人員”〔8〕。作為一位虔誠的傳教士教育家，燕大為司徒提供了一個施展“寓傳教於學術”抱負的絕佳空間〔9〕。

為了實現他的“燕大之夢”，司徒在日常生活中努力使燕大“保持基督教的風格與影響”。在燕大，人數最多的、活動最為頻繁的社團是基督教團契，每日和每周都有基督教的活動，且對所有的師生都敞開大門。在基督教的重大節日，活動安排得更加精彩紛呈。不少契友幾十年後仍相互聯係，時常回憶當初參加團契活動時的情景。平日裏，身為校長的司徒非常樂意擔任牧師的工作，他不僅經常在校內講道，主持重大的宗教慶典，而且隻要能安排出時間，他都會很樂意地為師生及其家屬證婚、實施洗禮、主持喪事，始終都在保持著一個基督教牧師的職責和傳統。

燕大也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向學生渲染宗教氛圍的機會。司徒將燕大的校慶定在聖誕節，在每年的聖誕節都會舉行隆重的校慶活動以及大型的遊樂活動或者冬運會。通過這一滲透著鮮明宗教色彩的活動，確保即使學生不信教，也能得到濃鬱的基督教的洗禮和感染。1934年在未名湖畔舉行的校慶活動，從下午兩點半開始，活動在冰上運動會的競賽中拉開序幕。七時，團體和個人冰上化裝舞會，晚九時二十分，湖畔提燈遊行。二十二時圍繞湖心亭，伴隨島亭裏奏著音樂唱聖誕詩和校歌，“全島的歌聲向四處的郊野散放”久久不能平息〔10〕。

在司徒的心目中，燕大的理想絕不是一般的教會大學，而是要辦成一所堪與國立大學平分秋色的、具有世界水準的名校。司徒深悟“校因師而顯，師因校而名”的名校規則，在他的領導下，燕大的“人才引進工程”頗具特色。

作為一所教會大學，在招聘教師上，不得不受到母國以中西劃線、宗教劃線的限製。這一人才方針與燕大建設中國一流、世界知名大學的辦學目標顯然相去甚遠，司徒極力呼籲廢除教師聘用中的種族、政治和宗教門檻，重才學與人品。為取得聘任教師的自主權，他向紐約董事會寫信請求：將人事權交給學校，使校長有自由聘任教師的全權；教師有無資格任教不能以是否信教和是否是西籍人士為標準，主要應看他的學識和教學水平。當這一要求遭到董事會拒絕時，司徒隻好“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利用在美所籌集到的資金，自主聘請了一批優秀的西籍教師加盟燕大。

到二十年代末，在學校的二十八名西籍教師中，由學校自主聘請的已達到了一半。同時，他也大力引進中國國內的優秀人才進入燕大，中國籍教師所占比例從建校之初的三分之一到1927年達到三分之二；到1934年，一百一十一名正副教授中，外籍教授為四十四人，中國教授達到六十七人。在短短的十年間，燕京大學不僅成功地獲得了用人自主權，而且實現了真正的“唯才是舉”、“不拘一格降人才”。因此，在燕大的教師隊伍中，既有長於英語、學貫中西的基督徒洪煨蓮，也有不諳英文、不信仰基督、卻在中國學界享有威望的顧頡剛和鄧之誠。

更令人嘖嘖稱讚的是，燕大還擁有與吸納人才相配套的留住人才的措施。燕大倡導工資改革，實現了中西籍教師同工同酬，並堅持按時發工資。在軍閥連年混戰的年代，許多國立大學都不能按時發工資，國立北京大學就曾一度欠薪長達兩年之久。燕大在資金緊張時，從銀行貸款，從不拖欠教師工資。憑著中西籍教師的平等待遇，穩定的收入，良好的教學條件，寬鬆的人文環境，一批批知名學者、留學歸國人員紛紛落戶燕大，在三十年代的燕大教師隊伍中，既有國外歸來的博士、碩士如洪煨蓮、吳文藻等，也有國內享有盛名的學者如陳垣、周作人、錢穆等，也有燕大自己培養並選送出國深造，學成歸來的如侯仁之、謝冰心、許地山等，還有外籍著名教授林邁可、夏仁德等。正是由於匯聚了這樣一批大師級的學者，使後來居上的燕大擁有了陣容強大的教師隊伍，國內一流的教學、科研設施。名師薈萃、群英雲集，使燕大在短短的十餘年時間裏便躋身中國一流大學的行列。

優美的校園環境、出色的教師隊伍、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和水乳交融的中西文化氣氛，對中國中上流社會的青年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巨商富豪、達官貴人紛紛將子弟和親屬送往燕京大學讀書。曾國藩的十幾個曾孫子女、袁世凱的兒子和兩個孫子、顏惠慶的兒子、孫傳芳的兒子、宋子文的妻妹、張學良的弟弟等都在燕大上過學。燕大由此成為了一所貴族學校，就讀燕大亦曾一度被認為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由於燕大優秀的生源、高質量的教師隊伍、先進的教育理念、中英文雙語教學環境、活躍的思想文化氛圍以及多項職業訓練課程的合理安排，使得其畢業生的就業率極高。官方資料顯示，1935年至1936年全國各大專院校畢業生當中，有九千六百二十二人未能找到工作，燕大僅有五人〔11〕，如此之高的就業率無不詮釋著社會對燕大的認可與肯定。無怪乎有人感歎，燕大三十三年曆史，先後在該校就讀的學生僅一萬左右，卻湧現了一批批傑出的一流人才，成為各個領域的頂尖級關鍵人物〔12〕。燕大校歌中的最後一句，“人才輩出服務同群，為國效藎忠”，成為燕大辦學成果的真實寫照。

燕大嚴謹的治學方針和良好的學習氛圍，造就了一大批揚名世界的專家和學者。著名文學家和哲學家許地山、旅英著名女作家淩叔華、英籍女作家韓素英、旅美曆史學家房兆楹和杜連喆伉儷、自1950年開始先後主持香港南洋商業銀行和中國銀行業務的金融家陳紘、曾任台灣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董事長及美國傳記中心永久總裁的魏宗鐸、曾獲1994年美國胸腔協會“傑出成就獎”和1998年英國劍橋國際名人中心的1996年至1997年度“國際婦女獎”的結核病專家許漢光、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著名學者費景漢、首屆國際島田大獎獲獎者旅美東方美術史權威何惠鑒、曆史學家何炳棣、生物化學家吳瑞等等，都曾先後就讀燕京大學。

新中國成立後成長起來的有著名外交家和外事工作者黃華、龔普生、龔澎，著名新聞工作者錢辛波、蔣蔭恩、陳翰伯、黎秀石，一代名醫曾憲九、許英魁、吳階平，著名金融家陳紘、甘培根等都是燕大畢業生。1979年鄧小平訪美，代表團二十一人中竟然有七人是燕大的學生。司徒曾不無驕傲地宣稱，中國新聞機構派往世界各國首都的代表全是燕大的畢業生。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國新聞社派駐各國的首席記者，很多皆為燕京學生。新中國成立後評選出來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和學部委員中，就有五十六人曾是燕大師生〔13〕。

燕大在教學上桃李滿天下，在科研上也毫不遜色。哈佛燕京學社是一個延續至今的漢學研究學術重鎮，對燕大和哈佛的漢學和亞洲研究做出了持久的貢獻，直至今日依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該社基金來自查爾斯·霍爾的遺產。霍爾遺產的最大受益者本是北京大學，作為霍爾遺產受益者之一的燕大當時隻得到了一百五十萬美元的資助。後來由於研究敦煌石窟的美國人華爾納盜走一部分敦煌千佛洞的壁畫，而導致後續合作遭到中國地方政府的抵製，與北大的合作計劃無以為繼。1925年司徒專程趕往美國，向哈佛提出與燕大合作繼續開展漢學研究的設想。

為了爭取到這筆資助，據司徒回憶，“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曆，弄得我十分緊張，心裏為自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也顧不上看一眼。一席話下來，出了一身冷汗”〔14〕。哈佛看中了燕大的發展潛力，決定將原定計劃同北大合作的漢學研究計劃改為與燕大合作。1926年初，霍爾基金會撥款六百四十萬美元予哈佛燕京學社，進行旨在傳播和保存中國文化的研究活動。一個剛成立不到十年的名不見經傳的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名校哈佛聯手開展學術合作，大大提升了燕大的名望，一時間，燕大聲譽鵲起。

哈佛燕京學社的成立為燕大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創造了條件，也為中美兩國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研究人員。學社雖然因為中國的政治變化一度中斷了跟大陸的聯係，但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聯係重又恢複，成為大陸人文學者出國交流的重要製度性渠道，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國際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可以說是燕京大學的一個重要遺產。

興辦教會學校曾一度被作為一種重要的傳教手段。作為一所教會大學，燕大要在中國這樣一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口不信教、對外來侵略異常敏感、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國家立穩足，是一項艱難的任務。麵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衝突、宗教與世俗的矛盾，司徒雷登以其寬闊的文化視野、高度的包容境界，以及行走於兩種文化邊緣的本領與經驗，主張中西兩種文化在燕大彼此融合互惠、兼容並包，實現了兩種文化在燕大的氛圍中水乳交融。他較早地擺脫了宗教因素對學術的束縛，倡導學術自由，主張宗教生活化，使燕大成為了多種思想的薈萃之所，擺脫了學術上的思想桎梏，同時也成功地實現了燕大的宗教目標。他所倡導的“中國化”使中華文化在燕大傳承並發揚光大，促進了這所教會大學中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他所倡導的“國際化”，使燕大成功地與許多國外著名大學建立了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引領著燕大一躍而躋身世界名校之列。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所身負傳播西方文化使命的教會大學，不經意間竟弘揚和傳播了中國文化，實現了中華文明的國內傳承和國外光大。

1946年年中，中國全麵內戰爆發，負責調停國共內戰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急欲尋找一位駐華大使以協助他的調停，司徒這個帶著“教育家”光芒、在中國享有極高聲望的傳教士，以一個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邊緣人物形象引起了馬歇爾的興趣。1946年7月11日，司徒告別了與他血脈相通的燕大校園，以七十歲高齡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深深地卷入了當時紛亂的中國政治。1949年8月2日，這位失敗的美國駐華大使悄然離開了他的“第二故鄉”——他生活了半個世紀的中國。1952年，燕京大學，作為一所洋人在中國特殊時期創辦的大學，結束了其短暫而又輝煌的曆史。著名曆史學家章開沅對包括燕京大學在內的教會大學的評價，發人深省：“建築和設備仍然留存，教師可能在新的學校任職，但教會大學從此消逝。結局是悲劇性的，但故事本身並非悲劇。中國教會大學這個名字，將被視為大西洋兩岸基督徒對太平洋東岸偉大人民的輝煌貢獻而永遠銘記！”正因為如此，曆史學家林孟熹這樣評論：“整個二十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麵地卷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15〕

注釋： 〔1〕史靜寰：《美國現代派教士教育家的形成與中國教會學校的改革》，《美國研究》1991年第3期。 〔2〕〔4〕〔5〕〔6〕〔8〕〔14〕（美）約翰·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9～50、52～82、52、61、52頁。 〔3〕韓厚迪：《司徒雷登略傳》，轉引自《私立燕京大學》，台北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02頁。 〔7〕錢穆：《師友雜記》，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47頁。 〔9〕〔11〕（美）邵玉銘：《傳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與中美關係》，馬凱南、湯麗民譯，九歌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3～64頁。 〔10〕羅義賢：《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頁。 〔12〕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13〕郝平：《無奈的結局——司徒雷登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447頁。 〔15〕章開沅主編：《教會大學在中國》叢書，總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