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日中立條約簽訂（1941年4月13日）zt

蘇日中立條約簽訂（1941年4月13日）

蘇聯和日本這兩個社會製度根本對立、外交路線迥然不同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關鍵時刻突然簽訂中立條約，決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曆史背景，經曆了曲折而複雜的醞釀過程。

　　三十年代初，蘇聯的國際環境十分險惡。歐洲和亞洲兩個戰爭策源地對它構成了東西受敵的嚴重威脅。在當時，最現實的直接危險來自東方的日本。兩個戰爭策源地“表現得最積極的是遠東的戰爭危險策源地”如何防止日本的武裝進攻，有效地捍衛邊境的安全，成了三十年代初蘇聯的重要戰略任務。

　　當時蘇聯正在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迫切需要有一個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蘇聯黨和政府一再強調對日本要“堅決執行和平政策並力求改善和日本的關係。”1931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蘇聯對日本采取極為慎重的立場。一方麵莊嚴聲明“在道義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國，並願作一切必要的幫助。”與此同時，仍繼續謀求改善蘇日關係，避免兩國矛盾的加劇。

　　為了“消除互相間的猜疑”，穩定兩國關係，蘇聯政府曾先後於1931年12月、1932年11月、1933年1月，多次建議日本締結蘇日互不侵犯條約，但都被日本政府以“時機還不成熟為由加以拒絕。

　　1936年，蘇日關係急劇惡化。8月，廣田內閣把北進政策列為日本國策。《帝國和外交方針》明確指出“目前把外交重點置於粉碎蘇聯侵犯東亞的企圖，特別消除軍備上的威脅，陰止赤化的擴展。”11月，日本和法西斯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在反共產國際的旗號下，對蘇聯構成包圍的態勢。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北進”的聲浪日高。法西斯德國在英法綏靖政策的縱容下加快了侵略步伐，國際形勢的變化，為日本提供了“北進”的有利時機。1938年5月，近衛內閣改組，7月，朝鮮駐屯軍在位於臨近朝鮮的中蘇邊界的張鼓峰挑起武裝衝突。同月，日本參謀本部下達的《戰爭指導要點》規定，“要盡快抓住結束(對華)戰爭時機……下一期的軍備對象，確定是蘇聯。”1939年5月到8月，關東軍在中蒙邊境製造了諾門坎事件，對蘇聯發動了大規模軍事挑釁。日蘇關係空前緊張。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蘇聯的遠東戰略作了必要的調整。一方麵，本著“以打擊回答戰爭挑撥者的打擊”的原則，對日軍兩次大規模武裝進攻給予毀滅性打擊。另一方麵，大力加強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以牽製日本的“北進”。1937年8月，蘇聯同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給“日本蠻牛的頸項上插入了第一支利箭。”同時，在物質、財政和軍事人員等方麵擴大了對中國的援助。

　　但是，這一時期蘇聯對日本仍然奉行避免衝突、力爭和平相處的方針。蘇聯拒絕在英美不參加集體行動的條件下單獨對日本進行製裁。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曾說過，“蘇聯不可能也不會獨自加入中國一邊，隻有作為集體安排，獲得其它大國的支持下，才會采取行動。”

　　1939年秋，蘇日關係發生新的轉機，開始由緊張對抗轉向緩和妥協。諾門坎戰鬥的慘敗和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給日本的北進政策以沉重打擊。8月28日，在一片混亂中日本內閣改組，出現了“停止原定的政策，另行製定新政策”的呼聲。9月1日，德國發動對波蘭的突然襲擊，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

　　此時，日本在外交上采取了三個重要步驟。首先，於1940年9月27日簽訂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正式建立三國軸心軍事同盟。日本力圖用三國同盟牽製美國，阻止美國參戰；加強在日美談判中的地位，迫使美國放棄援華政策，放鬆經濟封鎖；並借助與德國同盟關係推進日蘇關係的改善。其次，舉行日美談判。企圖通過和平談判麻痹美國，並對美國施加壓力，推動侵華戰爭的早日結束，以減少南下阻力。再次，調整日蘇邦交。第二屆近衛內閣把改善日蘇關係，簽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作為施政的方針之一。基於上述多種原因，日本政府作出了兩項決策。其一，企圖和德國配合“從東西兩麵牽製蘇聯，並因勢利導，使之符合日德意三國共同利益，設法使其勢力範圍向較少直接影響日德意三國利害關係的地區，比如向波斯灣方麵(根據情況可以承認蘇聯向印度方麵發展)發展”。並把蘇聯拉入德日意三國同盟。1940年9月7－8日鬆岡外相和德國特使斯塔瑪在東京會談時就上述計劃交換意見並取得共同看法。1940年11月，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應邀訪問德國，在會談中德方曾向蘇聯代表團提出締結四國協定的建議，遭到蘇聯政府的嚴正拒絕。其二，重開日蘇談判，迅速締結雙邊條約。

　　1940年，德日意三國同盟的建立進一步形成對蘇聯的夾攻態勢，蘇聯的戰略地位嚴重惡化。1941年春，德軍大量東調，德國對蘇聯的武裝進犯已箭在弦上。為了集中力量對付西方最危險的敵人法西斯德國，蘇聯在東方迫切要求穩住法西斯日本。這一時期蘇聯采取了兩個重要行動來改善其遠東戰略地位。

　　第一，進一步援助中國抗日鬥爭，防止日蔣媾和。“積極利用中國來對付日本人”，使日本陷於中國戰場而無力北上。

　　第二，利用日本南進的意向，緩和日蘇關係，通過締結雙邊條約來束縛日本的行動。

　　1940年5月12日，日本對締結日蘇中立條約進行研討，通過《日蘇中立條約方案》。7月2日，日本駐蘇大使東鄉茂向莫格托夫表達日本政府的意願，提議就締結日蘇中立條約進行談判，並提交日本擬定的條約草案。莫洛托夫表示原則上同意進行談判。

　　德日意三國軸心同盟條約簽訂後，日本政府又致力於日蘇中立條約的談判，在10月4日製定《日蘇邦交調整要綱方案》，並起用陸軍中將建川美次為新任駐蘇大使，加速談判步伐。10月30日，建川拜會莫洛托夫，提交日本政府草擬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方案》。

　　莫洛托夫返回莫斯科後，11月18日立即召見建川大使，提交蘇聯政府對日本政府10月3日建議的複文。複文提出蘇聯擬定的蘇日中立條約草案，再次明確指出，“不收複失地而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輿論界來說，是不可想象的，而把南庫頁島和千島作為問題來解決，日本則會感到不適當，因此目前進行中立條約的談判比較妥當”。

　　為了打開日蘇談判的僵局，日本政府決定采取重大外交行動，派鬆岡外相出訪德、意、蘇三國，企圖再次借助德意力量促進日蘇關係的改善。

　　1941年3月12日夜，鬆岡洋右在日本外務省歐亞局局長阪本瑞男等陪同下，離開東京，到中國長春換乘蘇聯派出的專車“紅矢號”橫越西伯利亞，於3月23日下午抵達莫斯科。鬆岡在談判中避免觸及實際問題，表示在訪德意歸來時再進行具體談判。蘇聯對鬆岡來訪十分重視，斯大林在談判進行中短暫會見了鬆岡洋右。

　　4月7日中午，鬆岡一行抵達莫斯科。7日至9日，鬆岡和莫洛托夫舉行了兩次會談。當鬆岡出訪歐洲前夕，蘇聯從在日本的諜報人員佐爾格發回的電報中得知日本有意簽訂中立條約，因此在談判中態度強硬。11日下午4時，莫洛托夫與鬆岡舉行第三次會談。

　　麵對莫洛托夫的強硬態度，鬆岡頗為沮喪，感到“條約無論如何也簽不成了”。為了對蘇聯施加壓力，鬆岡直接向斯大林表示，準備於13日離莫斯科回國，擺出中止談判的姿態。11日晚上，鬆岡突然接到電話，告知第二天斯大林接見。12日下午5時，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辦公室接見鬆岡。鬆岡深知同蘇聯最高領導人會談是決定談判成敗的最後關頭，抓住機會再次提出，蘇聯占據了十六世紀以來就屬於日本的北庫頁島，日本國民長期以來迫切要求將北庫頁島賣給日本。斯大林針鋒相對地要求日本將南庫頁島賣給蘇聯，指出“東從堪薩加，西到濱海省，一掐住咽喉，我們不就是束手待斃了嗎?”鬆岡對此回答說“蘇聯不好向印度、伊朗方麵發展嗎，日本對此可不予過問。”鬆岡見斯大林仍不動聲色，無可奈何地表示，此行未能取得外交閃電戰的勝利，深為惋惜。斯大林聽後突然笑著對鬆岡說，“那未把‘閃電戰’還給你吧，”當即表示接受鬆岡在會談中提出的兩國聲明書的方式來處理滿蒙邊界問題的建議，並同意暫不簽訂有關北庫頁島權利轉讓的附屬議定書。關於北庫頁島權利的解除問題在簽訂中立條約後幾個月內再行協商解決。鬆岡對斯大林的意見立即表示同意。於是形勢急轉直下，打開了幾天來瀕於破裂的僵局，十幾分鍾內立即達成協議。

　　4月13日下午3時，在克裏姆林宮舉行了蘇日中立條約的簽字儀式。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出席，莫洛托夫和鬆岡洋右、建川美次分別代表蘇聯和日本政府在條約上簽了字。

　　4月22日下午，鬆岡一行回抵東京，在下午9時召開的政府大本營聯席會議上報告日蘇談判的情況。4月24日，日本摳密院通過蘇日中立條約，天皇立即批淮。4月2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亦批準蘇日中立條約。同日，蘇聯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東京交換條約批準書，宣布蘇日中立條約正式生效。

　　蘇日中立條約共四條。第一條，“締約雙方保證維持他們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並相互尊重締約另一方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第二條，“如果締約的一方成為第三者的一國或幾國的戰爭對象，締約的另一方在整個衝突過程中將保持中立。”第三條規定，條約自雙方批準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如締約任何一方在期滿前一年未通知廢止該條約，則條約應視為自動延期五年。蘇聯和日本政府在簽訂中立條約的同時發表聲明，宣稱“蘇聯政府和日本政府莊嚴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日雙方還交換信件，規定日本應在六個月內撤銷在北庫頁島的租讓企業。

　　日本統治集團從簽訂條約的第一天起就沒有履行的誠意。6月2日德國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第二天鬆岡立即進宮，奏請天皇趕快對蘇開戰，後來日本始終沒有對蘇作戰，主要並不是因為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而是因為：大量日本陸軍被牽製在中國戰場，而“北進”蘇聯主要依靠陸軍，因而力不從心。

　　蘇日中立條約是蘇聯外交活動的一個重大勝利。它巧炒地利用了日德和日美間的矛盾，有利於分化敵人，有助於擺脫東西兩線作戰的威脅，鞏固東部邊境安全。

　　在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兩個多月，法西斯德國就發動了侵蘇戰爭，這時顯示了蘇聯斷然簽訂條約的重要意義。蘇德戰爭初期，蘇聯很關心蘇日中立條約的作用和命運。6月24日、7月2日和7月13日，蘇聯駐日大使斯梅塔寧一再前往日本外務省探詢日本是否繼續信守蘇日中立條約。

　　蘇聯雖然重視蘇日中立條約，並沒有把保障遠東邊界的安全寄托在中立條約上。它同時采取了一係列加強遠東國防的實際措施。1941年下半年，蘇聯在遠東新組建了第三十機械化軍，第五十九坦克師和第六十九摩托化步兵師。到1941年6月，遠東方麵軍已擁有1,737架飛機，擴建了遠程轟炸航空兵第五軍，太平洋艦隊擁有近300艘艦艇。在整個衛國戰爭期間，蘇聯在遠東的駐軍一直保持在50萬人以上。正是這支強大的防禦力量，使日本不敢貿然侵犯蘇聯。

　　但應當指出，蘇聯政府關於滿洲國的聲明損害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傷害了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感情，也違背了1937年8月21日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第二條的規定：“倘兩締約國的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被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時期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1941年4月14日，中國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聲明，宣布東北四省是中國領土，滿洲國是非法的，中國政府決不承認蘇日中立條約，蘇日共同宣言對中國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