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文革中唯一敢和毛主席唱反調並活下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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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成蟲

梁漱溟最後一次挨批判，則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1978年2月，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同時在北京開會，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製定新憲法。在政協會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經驗是，憲法在中國，常常是一紙空文，治理國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話是有根據的。就說最近十年吧，毛主席為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如果按黨章，劉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須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才能解決問題；如果按憲法，劉少奇是國家主席，必須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解決。毛主席沒有那麽做，內在的原因據說是劉少奇並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黨內的上層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慮到首先在黨內高層開會就會遇到麻煩，弄不好就會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繞了個大彎子，直接從下邊開始，把熱情有餘的娃娃們鼓動起來，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國無寧日。結果被衝擊的就不單是劉少奇，還有許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攤子！而不是常說的‘一小撮’。毛主席的這種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憲法也限製不了他的所作所為。我還想過，為什麽毛主席能這麽做，而且暢通無阻，一呼百應，反對者甚少呢？我覺得有兩方麵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說他締造了黨，締造了國家，他的權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製地發揮了自己的這種權威，於是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從人變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於中國的曆史，上個世紀以前不用說，本世紀以來雖曾有過各種紙上的憲法，但從總體看都沒有真正施行過。法統、法製、法治，種種法的觀念從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對於人治，卻是多年來所習慣的……中國由人治漸漸入於法治，現在是個轉折點，今後要逐漸依靠憲法和法製的權威，以法治國，這是曆史發展的趨勢，中國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劈劈啪啪落在了梁漱溟頭上：“攻擊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誣蔑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畢竟今時不同往日，批判隻是裝個樣子，誰也不再認真，火力之弱形同撓癢。後來，事實證明，梁漱溟的話講得對，他的預見也在逐漸成為現實。


梁漱溟在北大哲學係任講師時，常與同係的教授楊懷中切磋學問。每次到楊家，都由一位高個子的湖南青年開門，彼此相視點頭，未曾互報姓名。梁進客廳與楊懷中談天說地，這青年便去別的房間，從不加入話局。後來，楊懷中介紹，這位青年是湖南老鄉，在長沙讀過師範，抱負不凡，來京拜師求學，現在北大圖書館做事，晚上宿於楊家。楊懷中肯定提到過這位青年的名字，但梁漱溟並未記住。楊懷中病故後，這位青年成了楊家的女婿，返回南方。

1938年，梁漱溟考察延安，見到毛澤東，毛澤東的第一句話就是：“梁先生，你還記不記得？民國七年在北京大學，你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你常來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大門。”梁漱溟趕緊道聲慚愧，誇讚毛澤東好記性。1945年，抗戰勝利後，梁漱溟第二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大談如何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現代工業。自然無法投趣，毛澤東對這位自命為思想家的民盟秘書長客客氣氣，但對他的某些政治觀點未肯苟同。國共和談失敗後，梁漱溟向記者發出哀歎：“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這句話不脛而走，廣為流傳。他曾起草過折衷方案，結果是國、共雙方都不滿意。一介書生，又如何能理清亂局，明白就裏？他既不領共產黨的情，又不受國民黨的禮，要在兩黨之間保持獨立地位，掌握為廣大中國社會發言的權力。他這是一廂情願，結果事與願違，並不奇怪。最典型的是，他在《大公報》上發表《內戰的責任在誰》、《敬告中國國民黨》、《敬告中國共產黨》，認為內戰的責任主要在國民黨，戰爭打了幾年，死了許多人，禍害了國家民族，究竟誰主張打？戰犯是哪些人？為什麽不受到懲辦？都應該搞清楚。至於共產黨方麵，也打了三年仗，也應該宣布在這三年戰爭中，對國家人民所遭受的損害，同感歉疚。共產黨再用武力打下去，不排除在一年內有統一中國之可能，但那時既沒有聯合，也沒有民主……梁漱溟對國、共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他還對外界宣稱，隻發言，不行動。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這位代總統一度想拉攏梁漱溟這位廣西老鄉，派程思遠去北碚看望梁漱溟，還送上一大筆錢，表示想見上梁一麵。梁則歎息時局如此，和平無望，幹脆以“不行動”為由婉言謝絕。至於程思遠送來的錢，梁漱溟悉數笑納，都充作了勉仁學校的教育經費。在此期間，梁漱溟把全部心思都用於辦勉仁學校和寫《中國文化要義》上，不再與曖昧的政治勾勾搭搭。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梁漱溟與毛澤東的交往經曆了一個短短的“蜜月期”。當時，毛澤東歡迎梁漱溟成為新政府的一分子。梁漱溟卻仍是一副強驢子脾氣，堅持要以局外人的身份為國效力，為民請命。他的話說得還算委婉：“主席，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先擺在政府外邊，不是更好嗎！”對此，毛澤東未置可否，他讓梁漱溟先去重遊先前搞過鄉村建設的故地，全由官方接待，不用自掏腰包。1951年，梁漱溟赴西南參加土改。回京後，毛澤東問他下麵的情況如何。梁漱溟如實相告，地主被打得太凶，有的忍受不了折磨，跳河自殺。毛澤東笑著說，貧雇農的怒氣也要有發泄的渠道。

1952年，梁漱溟寫了一篇“自我檢討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公開承認自己“不曾革命”。他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過去縱一事無成，今後亦何敢自逸。他重申前請，不顧年高，要去蘇聯留學，研究巴甫洛夫的理論。這近似於一個玩笑。毛澤東沒理會梁漱溟的茬，隻同意他在國內遊曆，喜歡調查什麽就調查什麽，一切便利都可由政府提供。及至梁漱溟欲創設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被毛澤東當麵否決，他們的“蜜月期”便宣告結束了。在毛澤東看來，梁漱溟一身傲骨，好執異端，合作態度不鮮明，是那種敬酒不吃偏要吃罰酒的人。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國政協第十九次常委擴大會議上捅了個大漏子。他發言時講，共產黨依靠農民起家，順順當當奪取了政權，現在卻忽視民生疾苦，隻重視城市中的產業工人。他最為直率的話是這樣一句： “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與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毛澤東的話講得這樣重，梁漱溟深感委屈，非要辯白不可。他寫信給毛澤東，請求給他一個解釋的機會，以消除誤會。毛澤東同意給梁漱溟二十分鍾見麵（在懷仁堂京劇晚會開幕前）。可是梁漱溟越解釋，毛澤東越惱火。毛澤東他要的是道歉，是認錯，而不是什麽喋喋不休的解釋。而梁漱溟固執己見，言語間與毛澤東頻頻發生衝突，結果不歡而散。

梁漱溟讀過《韓非子·說難》，應該知道，龍的喉下有逆鱗，攖之必怒，怒則殺人。他要明智一點，最低限度也該是保持沉默，可是他的調子越來越高，既不認錯，還要標榜自己是“有骨氣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話再說了一遍。這樣，他的對抗隻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擊。如果這反擊來自毛澤東，當時中國任何人都吃不了得兜著走。更何況周恩來還以曆史見證人的身份，證明梁漱溟一貫反動，所謂中立隻是偽裝。毛澤東說：“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裏？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麽功？”事情鬧到這步田地，梁漱溟倒是戰意更濃，不膽怯，不退卻，硬著頭皮繼續頂牛，連何香凝、陳銘樞等人站出來為打圓場，他也不領情。在大會上，梁漱溟僵持在講台上，非要毛澤東給他充分的發言時間不可。他的話近乎挑釁： “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你更加尊敬，如無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你的尊敬。”這豈不是藐視毛澤東的權威，逼他主動讓步嗎？毛澤東非常生氣，稱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騙人的資格，這就是他惟一的資本。至此，會場大亂，梁漱溟堅持要把自己的曆史和現狀解釋清楚，毛澤東給他十分鍾，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於是不少人指責梁漱溟狂妄之極，反動成性，通過表決，將他轟下台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澤東舉手讚成梁漱溟繼續講下去，卻是少數派！

“文革”期間，梁漱溟受到衝擊，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書籍、信件、字畫被焚，手稿被沒收。在這樣的慘境下，他倒是沒有自殺，而是堅強地活下來，在資料全無的情況下，寫成《儒佛異同論》和《東方學術概觀》。誰說“文革”期間隻有兩部學術著作（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和章士釗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但其學術價值比那兩部官方認可的“傑作”要高得多。

喜歡出風頭的人，永遠都有風頭可出；喜歡冒險的人，也永遠有險可冒。“批林批孔”運動一起，梁漱溟就認為林彪與孔子既不對門又不對戶，風馬牛不相及，將他們捆綁在一起實在太荒唐。北大教授馮友蘭甘為鄉願，撰文批孔，大出風頭，尤其令梁漱溟氣憤。他寫信給這位昔日的弟子，聲明與之絕交。當時全中國隻有兩個人不肯批孔，一個是梁漱溟，另一個是吳宓。梁漱溟認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華，不能一概抹殺。至於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沒有人格。這家夥假扮馬克思主義者，編語錄，唱讚歌，說假話，既無思想，也無路線，隻是一門心思想奪權。將他與孔子強行牽扯，甚至相提並論，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騙了毛主席，毛主席錯認了林彪，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誰會像梁漱溟這樣說話呢？居然認為毛澤東養虎貽患，難辭其咎。這還得了！批判會不斷升級，從1974年3月到9月，曆時半年，大會小會一百餘次，火力夠猛夠烈，竟然轟不垮這位八十一歲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議。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鬥會上調侃道：“給我貼大字報，自是應有之舉；會上同人責斥我駁斥我，全是理所當然。這種駁斥、責斥，與其少不如多，與其輕不如重。如果平淡輕鬆，則不帶勁，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運動快要結束時，有人問他對批鬥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聲回答道：“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匹夫’就是獨自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隻是堅信自己的‘誌’。什麽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誌’沒法奪掉，就是把他的這個人消滅掉，也沒辦法奪掉！”這話差點沒把那人當場噎死。


一個人豁出性命，“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單有道德勇氣是不夠的，他必定還有一種信念作為後盾：天地間有一個我，天地間就多一份正氣，浩然正氣是不滅的，它與日月星辰相輝耀，與宇宙天地相始終。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軟弱，缺乏獨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為胸中沒有養成這種滂沛的浩然之氣。梁漱溟曾寫過一副贈友兼自箴的對聯：“無我為大，有本不窮。”他的勇氣和信心皆源於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薩心腸，是現世的君子儒。馮友蘭被梁漱溟踢出門牆，但他對老師還是敬佩的。1988年，梁漱溟逝世後，馮友蘭以九十三歲高齡撰寫紀念文章，稱讚梁漱溟“百年盡瘁”，無愧為“一代直聲”，這一評價允為確當，理應萬世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