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滿洲人的血腥大屠殺, 當時的中國是滅亡了ZT

明末滿洲人的血腥大屠殺, 當時的中國是滅亡了
送交者: 阿基米德

揚州十日，一六四五年四月，清軍進攻南明，兵圍揚州。史可法正在揚州督師，固守孤城，急命各鎮赴援，但各鎮抗令拒不發兵。清軍乘機誘降，史可法嚴詞拒絕。清軍主帥多鐸先後五次致書，史可法都不啟封緘。清軍攻城，史可法率軍民浴血而戰，曆七晝夜。二十五日城破，軍民逐巷奮戰，大部壯烈犧牲。清軍縱兵屠戮，“十日不封刀”。滿洲人燒殺淫掠，無所不為，繁華都市頓成廢墟。八十多萬漢族人慘遭殺害。城破時史可法被俘，多鐸勸他歸降，史可法說：“我中國男兒，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頭可斷而誌不可屈！”遂英勇就義。



嘉定三屠一六四五年六月，清軍再下剃發令，命令十天之內，江南人民一律剃頭，“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這嚴重傷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於是紛紛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為頑強激烈。閏六月十三日，剃發令下，群眾開始醞釀反抗。清嘉定知縣強製剃發，起義頓時爆發。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敗來剿清軍。人民公推黃淳耀、侯峒曾出麵領導抗清。降將李成棟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奮戰，堅守不屈。清軍用大炮轟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死，黃淳耀自縊，城中無一人投降。清軍屠城，殺兩萬餘人後棄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眾入城，組織抗清，旋敗，再遭清兵屠殺。八月十六日明將吳之藩起兵，反攻嘉定，亦敗，嘉定第三次遭屠城。史稱 “嘉定三屠”。

江陰屠城一六四五年，滿清頒布剃發令後，江陰（在今江蘇）人民舉行了反清起義，共推閻應元、陳明遇為領袖，堅持“頭可斷，發決不可剃”，進行反清鬥爭。滿清先後調動二十四萬軍隊攻城，江陰人民浴血奮戰，守城八十一天，擊斃清三王十八將，清軍死傷過十萬。但終因力量懸殊，糧食罄盡，守城者全部壯烈犧牲。城破後遭到清軍血腥屠殺，死者無數，繁華都市，化為廢墟。

滿清欠中國人的血債，不僅有清遺竭力抹殺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當時東虜血洗江南、嶺南等地，還有廣州之屠、蘇州之屠、南昌之屠、江陰之屠、昆山之屠、嘉興之屠、海寧之屠、蘇州之屠、大同之屠等無數屠城血案，滿清甚至勾結荷蘭，攻屠思明州（廈門）。義士百姓屠戮殆盡，屍積成山，血流成河，（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誌），至今人們談起多爾袞這個欠下我漢人大筆血債的魔頭仍切齒不已。南方一帶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一個個被血海籠罩，明末資本主義萌芽摧殘殆盡，至少六千萬人慘死，可能遠不止此數，還有很多被掠為農奴，多爾袞實乃中國曆史上第一大屠夫。

大明忠義之士，不向野蠻人屈膝、投降、剃發、打豬尾，就“按律當屠”。辮子兵們揮刀，砍掉每一個不屈漢人死不瞑目的頭顱；滿城都是鮮血，滿地都是屍首…辮子兵撤離濟南，城中積屍十三萬具，運河之水變紅！！！其手段之殘忍、屠殺之野蠻、破壞之慘重遠遠超過日本鬼子之“掃蕩”。

17世紀，在通向長城關口的大道上，經常可見數萬成群衣衫襤褸的漢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兵在揮舞鞭子驅趕。馬上的滿清兵，用野蠻人的牲口話不斷歡呼大叫，狂飲搶來的美酒，盤算著今天“收獲”的財寶。這些磕頭求饒、保住小命、被迫“謝恩”留活口的漢人，隻好去當野蠻人的奴隸，沒有價值的老頭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殺死。男丁押去莊園做農奴苦工，女的分配給滿人奴隸主淫樂…

被滿清殺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變紀略》，僅有抄本傳世，該書於乾隆四十四年被滿清禁毀。最近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了。書中對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進行了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清兵將婦女抓來“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輪奸的獸性，更是人間地獄。

清軍入關，一遇抵抗，必“焚其廬舍”，“殺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滿所欲”，轉戰燒殺三十七載，使中國人口從明天啟三年（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萬零四百五十九人減至順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淨減三分之二。繁華的大都市盡毀於清軍之手，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幾乎殺絕之後才下令“封刀”，僅揚州一城，死者即達八十餘萬。整個中國“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慘狀讓三百餘年後的我讀來仍陣陣心痛。

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以致有人說中國國民素質的低下就是緣自明清之際。

清軍入關，大肆燒殺之後，還竭力抹殺漢族的民族意識。清廷頒行“留發不留頭”的剃發令，並強令漢族穿著難看至極的滿族服飾，使延續千年的漢族衣冠毀於一旦。清廷還大興“文字獄”，文人動輒以一文一句獲罪，使清代全無敢於研究思想與學術的人，有的隻是一些翻故紙堆的考據學家。為控製人們的思想，清廷居然還篡改曆史，將前朝史書上於金、女真不利的文字大肆刪改日本人攻占南京，屠殺三十餘萬同胞，這是血海深仇，我們固不能忘；但是清軍攻占揚州，屠殺我八十萬同胞，知道的人卻不多。有人說，這是國內民族間的戰爭，和中日戰爭畢竟不一樣，也無需大驚小怪。但是，看待曆史問題時，最忌帶著今天的觀點。經過長時間的融合，滿族現在已經完全被同化了，但是在明末，那就完完全全是兩個國家，兩個文化、製度、風俗都完全不相同的國家。至於滿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那便是後話了，反正當時的國人絕不會想到。

明儒顧炎武就很明確地把“亡國”和“亡天下”兩個概念區別開。他認為曆史上改朝換代的“易姓改號，謂之亡國”，如清朝那樣使“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他還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與有責焉”。這就是後人總結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明朝的滅亡，就是“亡天下”，就是中國的一次滅亡。其後近三百年，有的隻是清朝，並無中國，因為中國已亡。正因為如此，同盟會才會提出“驅逐韃虜，恢複中華”；革命軍凡解放一城，則謂之“光複”。

有人認為滿族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清代的前期經濟是發展的。這種觀點我很擔心。如果這樣殘暴的民族壓迫，都因為有那麽一點兒利益關係，就變得可以接受的話，那麽日本當時侵華時，如果也學著滿族在燒殺之餘給中國的農民一點兒恩惠，那麽日本的統治是不是也可以接受？嗬嗬，也許過個兩三百年的，日本人也會完全被中國人同化亦未可知？

總之，當時的中國是滅亡了。不承認中國當時的滅亡，就像不承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一樣，是十分可悲而危險的。

可悲的是，有些文弱的書生們的抵抗倒比武夫們更堅決。吳三桂、洪承疇等明朝武將充當滿清鷹犬，四處鎮壓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卻堅強不屈地疇劃抵抗。其實這樣的現象在中國並不少見。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將皆已臣服，隻有文臣方孝儒雖誅十族亦不肯為篡位者擬詔書。文人們的英勇行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來解釋的，因為他們心中有儒家忠義的信念。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於那些關於心性的空談，而在於對忠義謙恥的追求。懷有忠義之心的人，才能稱為真正的儒家。明清之際的文人，在拚死抵抗失敗以後亦不忘著書立說，以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並圖喚醒國人。他們那些在劇烈動蕩中留下的作品閃著思想的光輝，如《日知錄》，《明夷待訪錄》等。而清代，終其全朝，鮮見有像樣的有思想的作品出現。

拒不剃發的人都掉了腦袋，拒不與清廷合作的人也漸漸老死在了山裏。後來的人，逐漸為功利所誘，紛紛地去參加了清廷的科舉。清廷的科舉，表麵上看考的也是儒家的東西，但實際上，要參加這樣的考試，前提就是要放棄自已的羞惡之心。顧炎武說，“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

《鬆謨記聞》說“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魏晉謂之勿吉、隋唐之末曷，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

有的學者解釋通古斯人為“善於養豬的民族”。

文獻記載挹婁人“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其身，以禦風寒。”典型的“牧豬奴”。

清廷統治者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到多爾袞，都以凶悍殘忍著稱於史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句話對他們不完全適用，因為他們的做法通常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就是說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後不分軍民，不論參與抵抗或未參與抵抗，通通屠殺或掠取為奴婢。努爾哈赤在遼東的屠戮漢民，皇太極時三次深入畿輔、山東等地的屠殺搶掠在許多方誌中有明確記載，連經曆了文字獄鬧得最厲害的乾隆時期的禦用文人紀？也在《閱微草堂筆記》裏透露了他一家在清軍屠刀下的遭遇。

多爾袞進關之初，為了取得漢族官紳的支持曾經一度有所收斂。從順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開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殺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屠城悲劇。 “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因為有專書記載為人們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占領湖南湘潭後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總兵薑？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附逆抗拒”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與耿繼茂攻克廣州時的屠城，這類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屢見不鮮，充分暴露了滿洲貴族標榜的“吊民伐罪”的偽善。

順治六年正月，多爾袞道貌岸然地說：“君，父也；民，子也。父殘其子，情理之所必無。況誅戮所以懲有罪，豈有無故殺人之理？自元年以來洗民謠言無時不有，今將六年矣，無故而屠戮者為誰？民肯從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釋。”幾天之後，他就“諭大同城內官吏兵民人等曰：薑？自造叛逆大罪，搖惑眾人，誘陷無辜，爾等被圍城中，無所逃避。止因薑？一人作惡，遂致無罪眾人同陷死地。朕命大軍圍城，築牆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後用紅衣火炮攻破，盡行誅戮”。同年二月， “兵部以總兵官任珍陣獲偽官兵四十九名，俱撫養不殺奏聞。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撫之以示恩，抗者殺之以示懲。如此則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來歸矣。今平西王等將陣獲之人撫而不殺，……此事甚不合理。爾部其移谘平西王吳三桂、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知”。

古語雲：“殺降不祥。”清軍往往以“惡其反側”等借口將來降軍民屠戮一空。順治八年福臨親政以後，把各地屠戮無辜的責任全部推到多爾袞身上，說：“本朝開創之初，睿王攝政，攻下江、浙、閩、廣等處，有來降者，多被誅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竄匿。”實際上，清兵的濫殺無辜根源於滿洲貴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視，多爾袞不過是他們當中的代表人物罷了。在清廷上同多爾袞爭奪權利的“輔政叔王”鄭親王濟爾哈朗統師出征時表現出同樣的野蠻，就是一個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