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比鬼子更多？[轉]

為什麽比鬼子更多？[轉]
送交者: 尋找真相

據說，中國一位名作家曾經在日本遭到這樣的質疑----幾名日本青年借用電影《地道戰》中的一句台詞：“一百個鬼子，二百個偽軍”，認為在抗日戰爭期間，協助日軍作戰的華人軍隊，數量遠超過日本占領軍。
無須諱言，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湧現出無數英雄的同時，也暴露了許多敗類。據公開資料數據表明，在日軍侵華期間，各種名目的“治安軍”、“皇協軍”、“和平建國軍”之類的偽軍部隊，以及偽公職人員，數量竟達四百萬。
在當時，中國為什麽會出現如此之多的？至少，這個數目說明，中國在那時所缺少的，並不僅僅是武器；遭受侵略的原因，也並不僅僅是落後。如果從長遠的曆史角度思考，兩千五百年的封建統治所形成的文化積澱和傳統意識中的消極成分，所造成的民族心理扭曲，可以說是罪不可恕的。其中最致命的一點，就是導致了民眾的國家意識淡薄，難以產生對國家的責任感和榮譽感。
自從秦王朝統一中原以來，直到滿清末葉，中國人所注重的一直是“君主”而非“國家”，被歌頌的曆代忠良，他們所表達的忠誠，往往是忠於君主的成分大於愛國的成分，兩者根本無法區別。另外，中國曆史上並沒有真正經曆過徹底失地滅種的亡國，真正滅亡的不是“國家”，而是“朝代”。雖然作為統一的國家存在已久，但“中國”這一稱呼在清朝滅亡之前卻從來沒有被當作正式國號，而是更多地作為一個地理名詞。看看清朝與諸多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能夠發現，那時使用的國號是“大清國”。
中國雖然沒有印度那樣的“種姓”製度，但長期的封建統治，卻使社會上形成了森嚴的等級。一部分占統治地位的貴族把持國家政權，地位越高就擁有更大的特權，可以隨心所欲地予取予奪。而占國民絕大多數的平民，特別是農民，卻沒有任何權利可言，他們是國家稅賦與勞役的主要來源，但自身的財產與生命安全，卻得不到國家給予的任何保障。長期以往，使他們產生了對國家漠視，他們並不在乎誰當政，對改朝換代也不敏感，敏感的隻是自身的衣食保暖，“誰當皇帝都交稅” 就是這種消極心理的體現。而在外敵入侵的危亡關頭，這種冷漠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導致國家凝聚力的解體和民眾抵抗意誌的崩潰。
在清王朝滅亡之後，中國又旋即處於強權割據的狀態，未能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致使國家無法通過法律為民眾提供任何保障。處於這種生存狀態中，進一步加劇了民眾對國家的不信任感，同時為了保全自身，不得不采取“唯強是從”的灰暗態度，結果造成了社會道德觀的極度扭曲與敗壞。以致於在日軍入侵時，相當一部分民眾依舊期待著能夠象以往的“改朝換代”一樣，隻要當個“順民”，就可以少經曆戰亂之苦。至於其中的一些“流氓無產者”，出於“有奶便是娘”的心態，則更容易成為日軍收買的對象，墮落為侵略者的走狗。
自清朝末年至國民黨逃往台灣，“專製----腐敗----暴虐----”這種三位一體的狀態，在中國延續了長達一百年的時間，三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而統治者的任何意誌，哪怕是最荒謬的意誌，想在基層民眾中間實施，都必須以國家的名義進行。當國家處於這種狀態下的時候，一旦遭遇外敵入侵，民眾不可避免地麵臨著情感上的巨大矛盾和反差----保衛國家的同時，也等於保衛了這個完全喪失了民眾擁護的政權。相當一部分民眾，是難以接受這個現實的。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抗日戰爭期間，作為政府軍的國民黨部隊，居然還要用“抓壯丁”的方式征兵，而且在國家危亡的關頭，士兵還會大批逃亡。大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曾經宣揚“抗日是為蔣介石一個人殉葬”，如此荒謬的論調，在當時卻有相當大的蠱惑性。看看美國在入侵伊拉克的時候，那些不願為薩達姆政權賣命的伊拉克部隊，兩者是有很大可比性的。
從當時的民族心理上看，及至近代，自鴉片戰爭開始後僅僅幾十年的時間，中國就從“四夷拱服”的“中華上國”，驟然跌落為被列強任意宰割欺淩的弱國。這一時期，民族精神和士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敗，許多人被“恐外”的情緒折磨得失去理智，喪失了任何抵禦外侮的信心。特別是其中一些“有產者”，在權衡了抵抗與順從之間的得失後，往往會選擇順從，以求保住自己現有的私產。他們怕的不是亡國，而是亡國帶來的戰亂和掠奪。
在入侵中國的諸多列強中，日本是最為囂張的角色，從明治維新開始，至1945年戰敗投降為止，日本在此期間十四次對外侵略，其中十次是針對中國，侵華曆史竟長達五十年之久。而這五十年中，絕大多數的時間，中國是處於政客紛爭、軍閥割據的狀態。在當時，軍隊已經不是保衛國家的力量，而是成為某一派係或個人實力的體現，用以爭奪地盤和財富。軍閥混戰的結果，是造就了一批以“當兵吃糧”為目的，卻沒有任何責任感，朝秦暮楚，易幟無常的職業軍人。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壓倒對方派係，軍閥們不約而同地以出賣國家利益為代價，向外國列強尋求援助。其中，勢力最強大的直、奉、皖北洋三係軍閥中，奉係和皖係都直接間接地受到了日本的支持，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馬前卒。
在北伐戰爭之後，雖然名義上是國民黨政府統一了中國，但軍閥派係並沒有消失。尤其是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對不同派係的軍隊采取極其不平等的政策，中央軍（嫡係）和地方軍（雜牌）之間待遇懸殊，在和平時期通過限製裝備、拖欠糧餉、擠占地盤等方式，壓縮地方軍的發展；而每逢戰事，又逼迫地方軍充當先鋒，試圖借助敵手消滅地方軍。而地方軍一旦兵力消耗殆盡，中央政府則立即撤消番號，注銷其編製。如台兒莊戰役中，奮勇做戰，損失慘重的第四十二軍，因為屬於“雜牌”，在戰役結束後隨即被撤消了番號。相比之下，擁兵不進，畏敵如虎的湯恩伯，卻因為是嫡係，反而受到晉升和嘉獎。中央政府種種消滅異己的手段，導致了地方軍閥的嚴重對立與離心傾向。因此，在抗日戰爭中，一些地方軍閥感到出路渺茫，又不願被蔣介石以“借刀殺人”的方式消滅，出於保存實力的目的，索性投降了日軍，搖身一變成為助紂為虐的“皇協軍”、“治安軍”。
同樣道理，許多投降日軍的政客，往往也是出於類似的遭遇。在腐敗公行、任人唯親、沒有任何公平競爭可言的政壇，一些沒有出路而又私欲橫溢的政客，往往將投靠外敵作為東山再起的手段。例如，被蔣介石“廢黜”的安福係政客梁鴻誌，後來公開投靠了日本侵略者，並在上海以“親日反蔣”為口號，組建政府。
正所謂“物必先朽，而後有蟲生”，的產生，離不開特定的曆史時期和特定環境。我們在譴責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反思一下，當時的中國為什麽會有繁殖的土壤？而這種土壤，現在是不是已經徹底鏟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