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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如何構建和諧社會?

(2007-01-19 16:42:06)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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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我們不要荊冠,不要金十字架。”1896年的人民黨漫畫。被縛者為勞工,為其束上荊冠者為馬克·漢納(當時的大實業家兼共和黨領袖)

圖:1894年普爾曼大罷工中,工人與士兵對峙

圖:西奧多·羅斯福被稱為托拉斯爆破手

圖:伍德羅·威爾遜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

圖:富蘭克林·羅斯福與礦工握手

圖:1929年大蕭條中,饑餓的母親

圖:1929年,股市崩潰後,人們湧向銀行擠提存款

 1?何去何從

  ●驚人的發展、驚人的腐敗、驚人的無序與分裂,這就是100年前的美國。經濟已是世界第一,但尖銳的社會矛盾卻讓人民陷入深深的懷疑,他們問:誰是美國的主人?

  19世紀晚期,美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從西半球崛起。美國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奇跡。1870年代初,美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164美元,到1914則上升到400美元。1870年代,美國經濟居世界第四位,至1893年美國已居世界第一,把英德法三國遠遠地拋在後麵。

  但是,生產力與社會財富的巨大增長並未使社會與經濟變得穩定與和諧。相反,世紀之交的美國,在取得驚人發展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腐敗、無序與分裂的社會、一個弱肉強食的無政府世界。

  腐敗。

  美國的發展是以鐵路建設帶動的,聯邦政府對鐵路公司的大麵積土地贈予與其他優惠被證明是貪汙腐敗的巨大溫床,為官商互利、金權交易提供了絕好的機會。鐵路公司的老板沒有一個不行賄的,而權力在握的地方官員與國會議員也絕少雙手幹淨的。憑借著兩億英畝土地贈予,公司與官員都在一夜之間成了先富起來的暴發戶。公眾稱參院是“百萬富翁俱樂部”。

  官職是那麽的優惠豐厚,這給這一時期美國社會提供了一個新的職業———政治老板,他們專做政治買賣,一麵搜羅選票,一麵操縱選舉,使那些熱衷於當官(即貪汙)的人獲得一官半職。一個時期,竟然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的政治都是政治老板的營生。最臭名昭著的政治老板,是曾任紐約州參議員的特威德。他的親信出任紐約州的法官、州長、市長等職,並在州議會中占據了許多席位。在紐約,特威德集團通過兜售公共工程合同,每月從市財政掠奪100萬美元,年收入超過了當時的美國首富、鐵路大王範德比爾特。該集團在紐約榨取的總財富達2億美元,相當於20萬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年收入。另一方麵,企業家從政治老板處獲得工程合同後,往往就成為其支持者,他們相互勾結,操縱城市管理,這種政企關係被稱為“看不見的政府”。

  無序。

  自由放任導致生產與流通的無序,經濟蕭條是其深刻的表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約10年發生一次蕭條。1893年的蕭條是19世紀最大的一次,失業者逾400萬人。1907年的蕭條幾乎使聯邦政府癱瘓,最終要靠金融巨頭摩根籌集貸款來緩和蕭條。

  分裂。

  億萬富翁感到美國屬於他們。工業巨子與金融巨子在回答誰擁有美國這一問題時說:“我們有錢,我們擁有美國。我們得到了它。”與此同時,廣大獨立農場主與勞工看到了共和國正在發生蛻變,壟斷資本控製與吞噬著這個國家。

  1890年代發生了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運動———“人民黨”運動。其目標是反壟斷與還政於民。人民黨女政治家瑪麗·利斯說:“華爾街成了美國的主人……這個國家的廣大百姓是奴隸,壟斷是主人。”人民黨的綱領提出了包括公正選舉、保護勞工利益、參議員直接選舉、累進稅等10項改革主張。

  1890年代也是罷工潮此起彼伏的激進時期。1894年普爾曼公司引發的鐵路工人大罷工有60萬人參與,致使美國西部鐵路交通癱瘓。美國最高法院則對罷工發出禁令,聯邦政府據此出兵彈壓,工人領袖被捕入獄。對工人運動的武裝鎮壓在這個共和國的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恥辱。

  一個腐敗、無序與分裂的社會,不但難以繼續發展,甚至本身的存在都成了問題。於是,重建社會和諧的曆史使命被提了出來。美國人相信社會弊病可以通過改革加以克服,從而使社會繼續進步。改革開始了,走向和諧的步伐邁開了。

  2?進步運動

  ●西奧多·羅斯福與伍德羅·威爾遜兩任總統毫不動搖地向壟斷開戰,並且積極擴大公民參政、推行直接民主,從而將美國從大資本家和政治老板手中奪了回來

  在舉國一致的反壟斷的呼聲中,1890年國會通過“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明令禁止“壟斷”與“圖謀壟斷”一個行業。這標誌著美國改革的開始,“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是美國抑製壟斷保持公平競爭的第一部重要法律。

  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1901-1908年任總統)與伍德羅·威爾遜(1913-1920年任總統)發動“進步主義”運動。他們主張用聯邦政府的權力對現行秩序加以改革,使美國社會重新走向和諧。他們把反壟斷作為改革的主要內容。

  西奧多·羅斯福的改革理念是調整財產與公共福利的關係,重新把公共福利置於個人財產,即發展之上。在他看來,這是重建社會和諧的主旨。西奧多·羅斯福說,“我們正麵臨著財產對人類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錯誤地認為,一切人權同利潤相比都是次要的。現在,這樣的人必須給那些維護人類福利的人民讓步了。每個人擁有的財產都要服從社會的整體權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來規定使用到什麽程度。”

  在這一理念指導下,西奧多·羅斯福開始反壟斷鬥爭,他把矛頭指向摩根的鐵路控股公司———北方證券公司,對它提出起訴。他又強迫一個煤礦接受政府對罷工的調解,這是聯邦政府第一次支持有組織的罷工。西奧多·羅斯福的這些行動得到了人民的稱道,他因此獲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美名。但他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攻擊,1896年總統的製造者、政治老板馬克·漢納大罵這個“該死的牛仔”。華爾街因他的“墮落”而“目瞪口呆”。西奧多·羅斯福的改革引起了共和黨的分裂,保守派堅決反對他的改革,他本人則退出共和黨另組進步黨參加總統大選。

  即便如此,民主黨總統威爾遜仍然批評他對壟斷太寬容。威爾遜主張摧毀壟斷,使美國回到自由競爭狀態。他認為,政府隻有割斷同托拉斯或政治老板的聯係,才能從這些禁錮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在“新自由”的旗幟下,威爾遜的改革在反壟斷與還政於民這兩方麵取得了重要成果。

  1914年國會通過“克萊頓法”與“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克萊頓法加強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是又一個重要法律。從此,這兩個法律成為20世紀美國人民對壟斷提出訴訟的有力武器。二戰後,國會又通過“塞勒·凱維爾反合並法”(1950年)作為對克萊頓法的完善。

  1912年,國會批準憲法第17條修正案,該修正案規定由人民直接選舉參議員。這是政治改革、製止腐敗的一個重大勝利。鐵路腐敗不斷曝光後,美國公民就著手用“文官服務法”(1885年)等手段來懲治腐敗與保持廉潔,但收效甚微,最終他們找到了有效辦法,那就是擴大公民參與和直接民主,這一改革立竿見影地遏止了大企業與政治老板對經濟命脈與公共權力的操縱。當時孫中山先生正在美國,他對美國的議員直選改革予以了高度關注。

  “進步主義”運動的中堅力量是中產階級。經濟學家錢德勒研究了260位進步黨領導人的背景與職業,發現他們絕大多數是信奉新教倫理的白人中產階級———律師、教授、工程師、新聞編輯、農場主、中小商人與企業家等。

  3?羅斯福新政

  ●羅斯福新政是美國建國以來最全麵,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國,拯救了資本主義。新政接續了進步運動的理念,並最終完成了從限權政府(自由放任)到政府幹預(管理人)再到福利國家(保證人)的美國式現代化道路

  1914年,正當進步運動風生水起、成就不斷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回顧美國曆史,戰爭一般來說對經濟增長起了刺激作用,但戰爭也使政府更多地依賴企業界,致使改革進程逆轉。一戰之後的美國就是如此,聯邦政府全然放棄了改革,威爾遜之後的共和黨總統柯立芝公開宣稱“美國的事業是商業”。盡管1920年代美國總體上人均收入增加了,但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極度不匹配。到1929年,全美財富的60%由2%的人擁有,貧富分化一舉超過了發起改革的20世紀初期。

  1930年代初,西方經濟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爆發,工業生產直線下降,企業成批破產,一半以上的銀行倒閉,1.25億美國人中有1300萬人失業,2500萬人挨餓,人均收入由681美元銳減至495美元,失業者在垃圾堆裏與雞犬爭食,美國人開始懷疑他們賴以生存的政治經濟製度。曆史學家湯因比回憶說,那時“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認真思考與坦率談論這樣一個可能性,即西方社會的製度或許會垮台,再也行不通了”。

  麵對危機,共和黨總統胡佛仍然堅持亞當·斯密以來政府不幹預經濟的自由放任傳統,他認為大蕭條不是美國經濟體係的弊病與聯邦政府的政策所致,而是“一小撮華爾街冒險家加上歐洲經濟滑坡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暫時的。

  胡佛克服蕭條的手段是支持企業,借助企業投資來恢複經濟。對此,民主黨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尖銳批評道,胡佛不是救濟窮人,而是救濟企業家,他號召援助“壓在金字塔底層的被遺忘的人們”。羅斯福是一個堅定的進步主義者,在資本主義製度發生動搖的時刻,他依然相信進步,他聲稱:“美國仍是嶄新的,它還處於變化與發展過程中……我們應該相信變化、相信進步。”他告訴全社會,“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選擇,……我決心為人民實行一種新政。”

  1932年的總統大選是胡佛與羅斯福的對決,結果羅斯福取得壓倒性勝利,美國人民選擇了新政。曆史證明,新政是美國建國以來最全麵、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國,拯救了資本主義。

  和他的叔叔西奧多·羅斯福一樣,富蘭克林·羅斯福也將改革矛頭首先對準壟斷勢力。雖然1890年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與1914年克萊頓法為美國的反壟斷奠定了法律基礎,但由於持保守立場的最高法院竭力阻撓,進步主義時代的反壟斷並無實質性的進展,真正的反壟斷發生在新政時期。

  富蘭克林·羅斯福相信,私人權力的集中對美國經濟構成巨大威脅,惟一的出路是“製止企業走向集團主義,讓企業恢複到進行民主競爭的狀態”。羅斯福設立全國臨時經濟委員會,調查經濟權力集中的狀況。新政時期通過銀行、貨幣和證券市場領域的立法,旨在挽救正在倒塌的金融體係,限製華爾街金融巨子的權力,《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則與不守法的托拉斯開戰。富蘭克林·羅斯福大幅度增加這方麵經費與人員。大批律師與經濟學家從事處理反托拉斯訴訟。從此反托拉斯運動迅猛開展起來。

  除反壟斷以外,新政最重要的業績是開始全麵管理經濟與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前者使政府成為一個管理者。新政發動者認為,短短幾年時間,美國經濟就由繁榮頂峰跌入崩潰深淵,這說明美國經濟已經到了非由政府介入不可的地步。“新政”批準的《農業調整法》、《全國工業複興法》等法律旨在重建工農業之間的平衡和重振工業繁榮。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敢於創新,在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內,由政府創辦“田納西流域管理局”開展田納西流域工程。這不僅是政府的一項扶貧措施,而且是政府作為生產者與所有者對經濟生活進行幹預的創新舉措。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信念是:為了普遍的福利,政府可以補充市場經濟的遺漏與不足,這一想法與經濟學家凱恩斯主張政府幹預經濟的學說不謀而合,共同締造了資本主義的自我革命。

  羅斯福認為,如此多的人失業與挨餓,決不是私人慈善事業能夠解決得了的,惟一有能力解決的就是政府。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走得更遠,表明政府要對人民的基本生活負責,這成了美國走上福利國家的開端。在保障窮人的福利的同時,“新政”著手縮小貧富差距。《財產稅法》規定萬美元以上收入者的所得稅提高25%,還規定征收超額利潤稅,將各種稅率統一為累進稅率。這項法律為征收個人所得稅與公司所得稅奠定了基礎。

  新政是在激烈的反對聲中進行的,富蘭克林·羅斯福被政治對手描繪成一個“蠱惑人心的政客”,新政則被稱為“凶政”,習慣於以大企業為社會生活中心的企業界直接加入了這一攻擊,對新政立法發出一陣陣抗議。新政也遭到激進勢力的攻擊,他們認為新政走得還不夠遠,因此鼓動“分享財富”運動,鼓吹銀行國有化,以這些不可能實現與不負責的計劃來迎合下層選民。

  麵對中傷與攻擊,羅斯福不為所動。他采取了一項大膽而意義深遠的措施,改革保守派的堡壘———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直堅持自由放任的理念,一個個改革立法遭到它的砍殺,最高法院甚至否定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有權規定最低工資,這實際上是宣布血汗工廠合法。根據美國憲法,最高法院有司法複審權,即有權以違反憲法為由宣布國會通過的任何法律為非法。

  羅斯福要求改組最高法院,他的辦法是“充實”法院,理由是法院工作量太大,對年逾七十的高齡法官,應該按1∶1的比例加派法官,這實際上是想通過“摻沙子”來改變最高法院的力量對比。這一建議引發了全國性的爭論,在民意支持下,羅斯福達到了目的。

  新政得到了中產階級的鼎力支持。但和進步運動相比,新政更多得到了中產階級中下層人士的支持。大蕭條期間,1/4中產階級失業,他們與廣大勞工的訴求越來越接近——解決饑餓與失業問題。除了城市中產階級與勞工,移民與黑人也堅定地支持改革,因為移民大部分在城裏打工,而黑人第一次被富蘭克林·羅斯福稱為“我們的黑人公民”。作為窮人,移民與黑人都分享新政立法提供的實惠,這個城市-勞工-有色種族共同支持的改革,被稱為“富蘭克林·羅斯福大聯合”。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在改革的旗幟下達成的舉國一致的共識,預示著美國走向社會和諧的前景。

  4?改革是硬道理

  ●發展靠改革,和諧更要靠改革,而要保證改革順利推進,公共權力就必須讓那些代表進步、代表大多數公民利益的力量來行使

  進步主義運動,新政、福利國家建設(二戰後大規模展開),美國的自我改良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卓有成效的改革使美國形成了完善的市場競爭秩序與守法機製,到1950年代,美國不但在經濟發展上達到了新高峰,而且社會穩定,大多數人豐衣足食,美國跨入了普遍的“富裕社會”。20世紀下半期,美國經濟繼續高速發展,雖然其間也發生過短暫的衰退,但再未重蹈大蕭條的覆轍。1987年美國股市出現大滑坡,美國人擔心曆史重演,但正如政府官員向公眾保證的那樣,在一個完善的金融體係中,曆史不會重演。

  持續而堅決的反壟斷使美國經濟生機勃勃,每日每時,都有新的企業脫穎而出,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微軟的崛起。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哈佛輟學生,在計算機行業很成熟與競爭很激烈的情況下異軍突起。有意思的是,當微軟成為全球軟件行業的龍頭老大後,聯邦政府又極力防止其壟斷市場,近幾年,微軟不斷被警告或訴訟。另一個例子是安然公司,它的欺詐行為被曝光後,不僅公司倒閉,公司老總們還受到了嚴厲的刑法製裁。

  社會保障與公眾福利,是美國走向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方麵。發展是和諧的前提,但不完全等於和諧。和諧必須是讓公民過上比較體麵的生活。對和諧來說,發展是硬道理,社會保障也是硬道理。自新政立法以來,美國福利大廈愈建愈高,福利開支已是聯邦政府的最大支出。雖然1980年代以來共和黨政府傾向於削減福利開支以提升經濟競爭力,但美國福利大廈的根基沒有動搖,無論誰執政,政府作為社會保證人的角色都不會改變。

  即便到了1950年代,美國的改革也沒有停止。就在人們為“富裕社會”唱讚歌時,社會學家邁克爾·哈林頓在《另一個美國》一書中對美國的貧困現象作了無情的揭露。該書震驚了約翰遜總統(1963-1968年任總統)。他提出了“偉大社會”計劃,宣布“向貧窮開戰”。1964年國會還通過了“經濟機會法”。約翰遜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窮人數量在逐年減少,1959年,美國窮人為3950萬人,占總人口的22%,到1969年窮人下降為2530萬人,占總人口的12%。此後,窮人的比例大體上保持這個比例。消滅貧困仍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美國走向和諧的曆程是一個改革的曆程,它告訴我們,改革是一條不歸路,發展靠改革,和諧更要靠改革,而要保證改革順利推進,公共權力就必須圍繞那些代表進步、代表大多數公民利益的方向來行使。

  (作者李慶餘   
為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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