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的角色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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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1950年回國以後，眼見人們的現實生活比解放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這一切全都歸功於共產黨的領導，故而他全身心地以自己的寫作才華去配合各個時期的政治任務，特別是在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以後，更是在政治熱情的無形驅使下寫了許多遵命的文字。共產黨是窮人的黨，他自己又是窮苦人出身，他覺得天生與共產黨是相融的。他絕對相信黨，所以對於五十年代黨所發動的政治運動，他是由衷地擁護，並且教導青年人如果想走文學道路，一定不要脫離火熱的鬥爭生活。

　　關於老舍解放後積極參加諸如批胡風、“反右”等一係列政治鬥爭，大體上有兩種看法，一為真誠說，二為敷衍說。

　　持真誠說者，大都以為老舍是個大作家，不大懂政治，隻是單純地憑了飽滿的政治熱情，響應黨的號召，唯恐自己思想落後，跟不上形勢。因此，不論批胡風，還是“反右”，甚至到“文革”，他都是抱著積極參與的初衷投入的，發言、表態也都是誠懇的。

　　而持敷衍說者，則覺得老舍是個很場麵的人，回國時已年屆半百，經曆的滄桑世事，已使他不可能像毛頭小夥子一樣稀裏糊塗地被政治迷魂湯灌醉，憑著一時衝動就揮拳出手。他寫完《龍須溝》以後，被樹為文藝界的樣板，這實際上是把他釘在了一個十字架上。他經常陷於一種尷尬無奈的境地，什麽都要他以“人民藝術家”的姿態進行宣傳。他無法擺脫這些，何況政府對他很厚，不僅有經濟待遇，而且還有自由選擇職業的空間，難怪梅娘說過：“老舍被政府養起來了。”但老舍事事洞明人情練達，他深知上麵派給他場麵上迎來送往的差使，隻是些口吐八股的應酬。他不得不在希望保持自己的寫作獨立性和與政治的緊密關係之間盡量周旋和敷衍，使出渾身解數以求獲得一定的生存空間。所以他在批鬥會上的發言、表態，絕不是有種文人慣常使的落井下石刺刀見血的大批判，而是一種走過場的應景之作，且仍不失他特有的幽默風範。

　　據資料證實，僅在50年代，老舍就幾乎身臨其境地參加了文藝界所有的政治鬥爭：從批判俞平伯的“學術錯誤”開始，到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再到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批判“丁、陳反黨集團”，批判章伯釗、羅隆基、徐燕蓀、吳祖光、趙少侯、劉紹棠、鄧友梅、從維熙等人的右派言論。無論是否自覺自願，在有關的批判會上，作為與會者的老舍，須“痛斥”批判對象，表達自己與“黨和人民一致”的堅定立場；有時，還須以一位文藝界的代表、具有某項領導者的身份，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措辭激烈的批判文章。

　　以老舍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為例，他對憲法草案上所規定的“言論與出版的自由”是由衷地感到高興。解放前，“我們的嘴被堵住，我們的筆被迫而放下來，我們連閑談的時候都得防備著隔牆有耳！我們往往因為寫了一封信而被囚禁起來。我們之中有不少人受過毒刑，甚至喪掉生命！那時候的圖書審查製度……不僅剝奪了我們的出版自由，而且汙辱了文藝！”，但當他漸漸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因言論而獲罪，他難免內心也流露出抵製的情緒。比如，對於諸多的招待會、紀念會、歡迎會、歡送會等等，老舍明確提出來，應妥為安排。因為，他常常聽三次同一內容的傳達報告，至少耽誤兩個半天的寫作時間；也常同時接到同時開會的三四份通知，都寫著“務請參加”，鬧得手足無措。這時候的老舍，已經開始在“大”的歌頌的同時，為自己提點“小”的要求和意見：“給我們充裕的時間去學習，去體驗生活，去安心寫作。”

　　解放後很長一段時間，老舍一直是以一種知恩圖報的心情不知疲倦地創作著。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他想的是如何報答人民對他的信任。“政治熱情就是那股力量。”“隻有寫出好的劇本來，我才對得起人民給我的光榮。”

　　事實上，從老舍在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不難發現，老舍早在1954年，就敏銳感覺到了當時文藝界在批判俞平伯的運動中產生的一些問題，但他隻是既犀利又不失溫和地以弦外之音提醒注意：“舊日衙門裏那種信任誰、懷疑誰的態度不應存在於我們的團體裏、事業裏。……以《文藝報》說，應使大家熱愛它，而不應使大家怕它。……批評這個武器若隻拿在一部分人手裏，他們便會專製。……幹部工作太多的應適當減少。身兼數職，便高高在上，點頭搖頭，自謂掌握原則，實則丟失了原則。原則不會脫離實際工作而憑空存在。我相信發言的不是單純地揭發別人的錯誤，而是願意自己在這次鬥爭中學習。”這些話在當時說來，是很有分量的。

　　據中國作協前秘書長張僖回憶，在中國作協從1955年8月初到9月初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那段時間，“許多事情並不像後來有些人回憶的那樣簡單，似乎隻有幾位領導在台上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對丁陳抱有同情，而默不做聲。無論是什麽原因，無論是出於什麽動機，我所見到的事實是，在現場的許多領導、許多名人、許多作家，在會場上都是同仇敵愾，像高喊：‘馮雪峰站起來！’‘丁玲站起來！’還有一些人喊著更激烈的口號。他們不是被人指派的，他們有的或是想當眾表示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擊，或是想讓領導看看，或是迫於當時環境的壓力，或是出於真心，或是被領導的威望所蒙蔽——有一點是客觀存在的，場麵非常激昂！這就是當時的曆史環境、政治環境和輿論環境。”遺憾的是，張僖為了給眾多人民心目中的“尊者”和“賢者”隱諱，把當時曆史場景的許多細節“春秋”掉了。

　　不過，他的“隻言片語”還是留下了一些催人警醒的曆史場景。比如，“正因為這樣無助，丁玲和馮雪峰才會有那樣難以名狀的悲痛，甚至他們自己都以為自己犯了錯誤，隻不過不是故意的罷了。那會場真是一個‘場’，到了那裏，無論是什麽樣的心態，在那個‘場’裏，人們的心都被一種無法抗拒的東西牢牢掌握了。我感到人就像一個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木偶。”

　　遺憾的是，老舍也不能例外。雖然季羨林以老舍最後的投湖來說明，老舍“是決不會汙蔑別人的，他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他也不會去跳太平湖”。“如果說知識分子互相揭發，那怪不了知識分子，這賬也不能記在知識分子頭上，他們是被迫。”但從實際情況來看，並沒有我們所想的那般單純、簡單。

　　以批胡風為例，1955年5月25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的名義，與副主席張季純、曹禺聯名發表文章，擁護“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聲明說，《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使我們更深刻地認清了胡風的反革命罪行。……胡風的反革命麵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陰險和令人不能容忍！我們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開除他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撤銷他所擔任的一切職務！我們要求大張旗鼓地把鬥爭進行到底，徹底搞清胡風的政治背景”。

　　如果說這僅僅是一般的不得不“服從”的政治表態，那老舍寫的《看穿了胡風的心》，就並非簡單的表態文章了。首先，在與胡風交往的二十年時間裏，他對作為老朋友的胡風就已經有“心地褊狹，目空一切”的印象。看了舒蕪發表的“胡風信劄”，才知道胡風是要“用鐵筋皮鞭”毒打黨內的作家和進步作家們，殺人不見血！他認為，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沒人會有如此心腸。老舍從那些信劄，還看出來胡風“是要鎮壓革命，去作文壇的暴君”！他有“一顆極端狂暴狠毒的心”。

　　而且，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後，接連寫了《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和《都來參加戰鬥吧》兩文，認為胡風集團“是一夥牛鬼蛇神，為人民唾棄的垃圾！他們天天吃著人民供給的糧食，卻仇恨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切，幹著顛覆人民政權的罪行。這些破壞人民事業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應依法予以嚴懲”！

　　難能可貴的是，即使胡風遭受了老舍如此的批判，當1999年胡風夫人梅誌回憶起來，卻仍然表示：“胡風對老舍始終是尊重的、相信的，就是當時寫的什麽，胡風也沒有當回事。我們並不在意老舍當時對我們的批判，倒是聽到老舍自殺的消息，胡風吃了一驚，說，‘像老舍這樣的人他們都容不下！’”

　　這隻能來自於胡風對於至交好友的深刻了解，胡風認為，“舍予是經過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沒有被這些所湮沒，反而顯得更凸出，更難能而且可愛。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複雜的枝葉所襯托著的果子。他底客客氣氣，談笑風生裏麵，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話還是笑話的那一種幽默。現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裏麵正閃耀著他底對於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時卻要為國事，為公共事業，為友情傷心墮淚，這恐怕是很少為人知道的。”他理解“舍予是非常歡喜交友，最能合群的人，但同時也是富於藝術家氣質，能夠孤獨的人”。他欽佩主持“文協”的老舍，“舍予是盡了他的責任的，要他賣力的時候他賣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時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時候他委曲求全……特別是為了公共的目的而委屈自己的那一種努力，就我目接過的若幹事實說，隻有暗暗歎服包在謙和的言行裏麵的他底舍己的胸懷。”

　　我想，一定是有了這份深深的心的相知，胡風才能在受批判過後，體會到老舍在“服從”的同時，還有“抵製”的另一麵。否則，就無法解釋胡風並不把老舍的批判“當回事”了。不是嗎？就是同一個老舍，在批完胡風之後，竟敢在“鳴放”期間的1957年1月，居然像後來被打成“右派”的許多人一樣，有膽魄提出，作家們“應該自由地寫作和批評。那樣會促進文學事業的發展。批評和反批評都不該扼殺。頭腦冷靜的討論可以更清楚地分清是非。過分的批評損害批評自身，因為真理並不讚成魯莽。從現在起，我們應該出版一切有道理的東西，而不管作家屬於什麽思想形態——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隻有坦率而公開的討論才能鼓勵不同的學派爭鳴。爭鳴的目標是發現真理；因此應該是自由的討論，給每個有話要說的人說話的機會，而且要他們把話說透”。不過，這也正是陳徒手所說的，老舍的“放鬆、膽大僅僅限於1957年的初春，隻在那年一瞬而過。或許在這前後他發過牢騷，發過脾氣，但是讓我們感念的依然是1957年春天老舍作為性情文人最為本色的直言，他隱秘的心境終被那年陽春攪亂，激情地漣漪了幾下”。

　　但漸漸的，老舍的小“抵製”，變成了大“服從”。1957年6月至9月，中國作家協會陸續舉行了27次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老舍先後共參加了20多次作家們的辯論會，他“感謝作家協會黨組給我這種機會，使我受到永難忘記的教育”。他在《個人與集體》的發言中，批判“丁玲在作協與文藝界裏麵，破壞團結，搞小集團”，是“惟我獨尊的惡霸作風”。“丁玲的行為不但自絕於作家，也自絕於人民，除非她馬上低頭認罪，悔過自新。”他勸丁玲不要再“花言巧語，不老實交代問題，僅作抒情的獨白，企圖以美好的修辭，聲淚俱下的做派，邀得大家的惋惜與諒解。……說真話吧，隻有挖淨你的個人主義的根子，洗清你的靈魂，你才能看見社會主義”。最後，老舍感謝作協黨組邀請他參加黨組擴大會議，使他受了教育。看過《老舍全集》不為尊者諱，照單所收的老舍寫的那些批判文章以後，發現這種諷刺加幽默的老舍式批判，可能更讓被批判者哭笑不得。他的方式也並不都是以前聽有些人常說的，用的多是溫和、輕描淡寫的詞句。另外，看得出來，老舍對發言是做了準備的，批判時並非無的放矢。以他1957年9月17日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為例，他認為“右派”分子，雖已“節節敗退”，但“反黨小集團還未完全崩潰，徹底認罪”。他聽了“右派”們的檢討，覺得他們“必須端正態度，學會忠誠老實”。老舍平時對丁玲的“優越感”是看不慣的，至少要煞煞她“狂傲”的銳氣。“丁玲一向看不起我們，今天依然看不起我們。她的優越感使她在交代自己的罪過的時候，還想向我們示威，叫我們看看她怎麽心細如發，會做文章。她若是不能忘了她的狂傲，忘了自己的麵子，就不會忠誠老實。”他還特別提醒：“各反黨小集團的男女老少，必須老老實實地把心靈中的垃圾傾倒淨盡，重新做個幹幹淨淨的人！”當然，這同時也完全可以理解為，老舍是真心地希望犯了錯誤的丁玲，能夠改變自身的缺點，洗心革麵，重新做人。難得的是，老舍的批判是給人留有餘地，不是一箭封喉地趕盡殺絕。那樣，倒真不是老舍了。

　　不過，從有些被批判者在事後的反饋看，對老舍式的批判還都是理解和接受的。以老舍批判吳祖光為例，“反右”開始以後，老舍為批判吳祖光而寫的《吳祖光為什麽怨氣衝天》，一開篇就表明：“當我看了有關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之後，我很氣憤，覺得過去認識他真是對我的一種侮辱。“侮辱”這字眼已經用得夠激烈。在列舉了吳祖光過去是怎樣“把自己偽裝起來，玩弄兩麵派的手法”的具體事例之後，呼籲“同誌們，不能溫情，要警惕啊”！“吳祖光，你這個‘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以前沒有出路，現在更沒有出路。”

　　但當1986年，吳祖光追憶起老舍當初對他的批判，竟與受批判的胡風懷著一樣的心情，感覺當時：“他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內心是痛苦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他那時就能“從老舍過去少見到的疾言厲色又夾雜他慣有的幽默諷刺中，卻又感到一些異常的溫暖”。

　　事實上，老舍對許多被批鬥者，都有過令他們難忘的在批判過後的慰藉：1960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北大荒勞動改造的丁玲，因其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頭銜並未被剝奪，被召回北京參加第三次文代會。在會場上，遇到許多熟人，她巴望著哪怕有一個人過來能跟她說一句話，可是沒有。這時，與她素無深交的老舍，卻當著眾人的麵，主動走過來跟她握手，大聲問：怎麽樣？還好吧！吳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後，老舍見到新鳳霞，鼓勵她勇敢麵對生活，要多給祖光寫信。他對不大識字的新鳳霞說：“寫信也是學文化，像作文一樣，一天寫一篇，讓祖光看了高興。”一次，老舍逛舊貨攤，買回來一幅齊白石的畫，回到家才發現，畫軸簽條上有吳祖光的名字，他動情地說：這可是祖光的心愛之物啊！他下去以後，家裏恐怕有點繩床瓦灶的景況了，將來他若活著回來，我能把畫兒親手還給他，該多好！後來，老舍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親的吳祖光，了了這樁親手還畫的心願。吳祖光感動得熱淚盈眶。而老舍卻說：“對不起你的是，我沒有能力把你家賣掉的畫全買回來還你。”

　　再比如，都已經到了1964年的下半年，康生、江青開始“圍剿”陽翰笙寫的《北國江南》。而老舍此時應邀到安徽訪問，他在看了批判《北國江南》的文章後，還接二連三地給陽翰笙寫信。“他在信裏隻字不提報紙上的批判，也沒有一句安慰的話，隻談他在安徽的行蹤……此外，就是要我保重身體。有一封信寫得很長，詳細敘述了他觀山玩景時的舒暢心情。”陽翰笙自然能從字裏行間，“看出他的內心的不平，看出他對我的處境和健康的關心。他那些信的弦外之音，是在安慰我，鼓勵我”。這種“危難之中見交情”，讓陽翰笙感動非常，他以為這“表現了老舍的為人，表現了他一貫的正義感，對邪惡、淫威、暴虐的蔑視和無畏”。

　　這正像王富仁所深刻分析的，老舍這種“重人情、講禮儀”的“本質”與他作為“底層出身的滿族人”密切相關。但他認為老舍的重人情、講禮儀是出於“自衛性質”。“他希望自由，不願把人裹在重重禮儀的外表之中，但他不願加害於人，也不願意別人加害自己。他是自抑的，寧願委屈自己，也不願傷害別人，因而他處處考慮對方的心理，以對方所樂意的方式對人。這種自抑性格使他把委屈留在自己的心裏，永遠有一種忍辱負重的感覺。沒有這種性格，一個像老舍這樣窮苦人家的孩子，無法在中國的社會中生存，更無法得到周圍人的同情和幫助。”

　　嚴家炎則用“外圓內方”來解釋老舍這樣的為人和行為。他表麵上很隨和，待人也很親切。但又有極強的自尊，即有他剛烈的一麵。當在“文革”中無法忍受種種的折磨和侮辱，那種深入骨髓的“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觀念引導他走向絕路。

　　許紀霖在探索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時，專門指出有一種“外圓內方”的類型：“現實是如此的恐怖，人們不可能沒有顧慮，或為生命，或為家庭，或為事業，超越生死畢竟是罕見品質，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謂要求太高。於是近代許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識分子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逐漸形成了‘外圓內方’的政治性格……‘外圓內方’者的內心是分裂的，他們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將雙重的性格自覺地在現實中加以彌合。為了維護個體的生存和人格的獨立，東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無法理喻的精神犧牲和無從體味的靈魂煎熬。”

　　我以為，相對來說，這樣的解釋用在老舍身上是合適的。因為老舍對別人的批判，並非完全沒有攻擊性，並非沒有給別人造成過傷害。縱使有胡風、吳祖光理解、體諒老舍批判時的心境，但對當時已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從維熙來說，記憶就沒那麽“異常的溫暖”了，而是“聽了很難過”。他清楚地記得，他當年在《長春》月刊發表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不過是揭露農村生活的真實一隅，卻首先被長春市文學界聲討，視為一株‘大毒草’。此篇聲討文章被《北京日報》文化生活版轉載，我尊敬的前輩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舉，老人為後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範。但為了尊重1957年曆史真跡，請原諒我寫上了這一筆。）”

　　老舍的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看一看這些人的創作實踐，不是就很清楚嗎：劉紹棠的《田野落霞》，把農民、黨員、幹部寫得無可再醜；從維熙的《並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動農民鬧事，反對農業合作化。難道能說他們腦子裏沒有什麽思想支配嗎？我看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思想作怪的結果。……《田野落霞》和《並不愉快的故事》能給人們什麽教育呢？隻能教育人們去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這不是很清楚的事嗎！”這番“上綱上線”的話，的確令從維熙和劉紹棠這兩位剛在文學上起步的年輕作家深感痛心。

　　如果說，從維熙感到的是絕對的委屈，受了冤枉，除此之外，劉紹棠還有可能感到，老舍是在借批判來“報複”他。事出有因，周揚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做報告時，第一次提到中國有四位語言大師——巴金、茅盾、曹禺、老舍。年輕作家劉紹棠在會後表示不服，“俏皮”地表示，其中隻有三位可以“當選”，“意思是老舍不夠資格”。這話傳到老舍耳朵裏，老舍自然極為不悅。從老舍寫的幾篇涉及批判劉紹棠的文章或發言來看，裏麵明顯流露出不快意的情緒。

　　所以，麵對老舍同一時期的作品，我常有困惑之感。我不知道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老舍，哪個才是真實的老舍。也許兩者都是？

　　（摘自《口述曆史下的老舍之死》，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價：25.00元）

歲月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