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達微(1881～1929)，廣州天河棠東村人。1895年追隨孫中山革命。1905年創辦中國第一份麵向下層平民的報紙《時事畫報》。1911年他和夫人陳偉莊一道，親自參與廣州庚戌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的準備工作；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冒險埋葬七十二烈士，將“紅花崗”易名為“黃花崗”，使之成為自由的永恒祭台。1929年8月27日病逝於香港。
《塵影倥傯》潘達微攝影
《村南歸佬》潘達微攝影
每個地方都有曆史，但未必有傳奇；每個時代都有英雄，但未必有“真人”(真正的人)。何況曆史總是記住應該忘記的事，忘記應當記住的人；而英雄曆來又總是比盜賊少。結果，就有人將曆史當作妓女，把盜賊說成“英雄”(比如最近那部名為《英雄》的電影)。
假如我們知道誰是真正的英雄，並記住他們的名字，而不是聽任歲月和生活的流沙將他們吞噬，這樣的情形便肯定不會發生。可悲的是，它已經發生了。與之類似的，是以下的一個事實：廣州的中學生都知道黃花崗，卻不知道潘達微，對一個足以令這個城市永遠自豪的不朽傳奇一無所知。
1921年仲夏，中國共產黨在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秘密成立；一場新的革命風暴，即將掀起。幾乎與此同時，一個清臒的中年男子，卻帶著全家悄然來到號稱中國“天堂”之一的杭州，在嫵媚依舊的西子湖畔，L依佛門，隻為徹底“斷送”自己長達二十餘年的光榮革命曆史，並且從根本上，尋求一條“從精神上入手救世界”的道路。
八年後，這個被稱之為“革命彌陀”的人病逝於香港。除了再一次使這個世界顯得可疑或滿懷羞愧以外，什麽也沒有留下。至於別人幫他或認為他留下了什麽，已與他毫不相幹。
潘達微墓
他，就是潘達微。
1881年1月15日，潘達微出生於廣州沙河東圃鎮的一個官宦之家。30年後，“辛亥革命”一夜問便顛覆了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文明傳統和社會製度。這很難說是一個巧合。30年恰好是舊中國劃分一個“世代”的時間坐標，潘達微無疑是“應運而生”的。他在13歲因求醫而認識孫中山並成為革命者，隻是他天性對命運作出的第一個自然選擇。正如當時和此後的許多革命者那樣，潘達微很早就抱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信念，並順理成章地完成了第一次“出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替自己頒發了一張終身有效的“身份證”，上麵隻有兩個大字：自由。
為此，他義無反顧地追隨孫中山，為共和理想不避艱險，利用世家子弟的背景參與組黨、籌款，成為孫中山“生平所最敬重而信賴的一位同誌”。
為此，他自覺“要求新的生活，為爭取人底初步權利，為爭取民主而鬥爭”(孫中山語)。不僅倡立公學，組織醫社，而且以筆為槍，在報紙上撰寫大量針砭時弊的政論，後更創辦中國首份麵對下層社會、專事啟蒙的麵報――
《時事畫報》，使之成為廣東輿論、思想、乃至藝術界的一麵旗幟。
為此，他和夫人陳偉莊一道，親自參與廣州庚戌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的準備工作，從聯絡、籌款到偷彈藥，直至迎來其人生最具英雄色彩的一幕。
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被孫中山稱之為“驚天地、泣鬼神”的黃花崗起義猝然爆發，經一晝夜激戰，攻占兩廣督署的行動失敗，近百烈士犧牲，而“未死的同誌，多已間道潛逃，四方亡命”。這時，“幸存者”潘達微冒死犯難，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會關係，多方奔走，親自覓地、籌款，張羅仵工、棺木，甚至典當祖屋，在“草木為之含悲，風雲為之變色”的時刻，孤身一人為枕藉街頭的戰友殮葬、送行。“餘隨最後一棺，步送到紅花崗，……葬至首列時已薄暮，細雨仍綿綿不止。”――在潘達微看來，這是一個民族在痛哭；而這又何嚐不是整個世界為他的義舉所感動?
“人為朋友舍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聖經・約翰福音》)就因這“人的愛心”，潘達微無法容忍辛亥革命後“十年來之名為民國，實為官僚國”的黑暗現實。他失望了。從此，他背對政途，更多地投身於公益事業，冀以一己微力，撫慰眾生的疾苦。
至此，我們尚未述及潘達微在藝術領域的活動――作為中國最早從事新聞攝影和人體藝術攝影的先驅之一、中國早期漫畫的著名開拓者，他為近代的中國美術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他還寫詩作畫，創作過小說，演出過戲劇。而無論采取什麽藝術形式，都不離“新民”、救世，並將開放、自由的藝術精神貫徹始終。如果我們接著列舉他在“實業救國”方麵取得的成就，也許會使你對這個人更加歎為觀止。然而，這絕不符合這個人的“口味”。這個人的生與死，與做一個“英雄”無關。
相反，一位英雄變成了居士，一曲壯歌變成了偈語，一個傳奇變成了故事。和章太炎、蘇曼殊、李叔同一樣，潘達微以“二次出家”(這次是離開“大家”――國家、社會)的方式，揭穿了一切卑偽的企圖和生存，完成了對自己和世界的救贖。同時，他還證實了，如果一場革命不是從心靈革命開始，就會蛻變成一場令人惡心的鬧劇。
也隻有在這個時候，你才會開始了解，一個真正的人，活著並不是為了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而讓你羨慕尊敬，死去也不是為了成為一個“成功”故事而讓你四處傳說。就像潘達微，你可以說他是俠士、義士、戰士、騎士、學士、教士，或者民國偉人、報界巨子、藝術先鋒、商業奇才；也可以說他不過是一個沒有成就“大功業”的凡人。但不論怎麽讚美或貶損，你對他都無法“一言以蔽之”。一個“真人”，一生隻是在盡自己的天性和天職，怎麽有空去在乎你怎麽說他呢?
“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隻想做一個人”(北島)，那麽，一個做穩了“英雄”的人，還需要做一個“人”嗎?在此意義上，我們不僅要記住潘達微，記住使他成為一個“英雄”的黃花崗，更要記住他重新讓自己的“履曆表”變得如初生嬰兒般一片空白的那個夏日。(劉琛)
牡丹圖・黃花
小時候，潘達微發現身為清廷武官的父親遇到什麽事，總喜歡請示“神仙”，卜問凶吉。有一次，父親叫他試著“扶鸞” (一種傳統預測方式)，想以此知道兒子未來的命運。結果，那支隨手亂動的乩筆(多為竹筷)，在沙麵上畫出了一幅“牡丹圖”。當時，其父大喜說：“此子能作富貴圖，其吉兆耶。好自為之。”可惜，此話並未“一語成讖”――潘達微一生非但沒有“富貴”，而且所作所為，幾乎都是在與“富貴”為敵。後來，他就此事寫道：“即富貴果能逼人，餘亦將淡薄置之，況其未必也。”從15歲離家出走開始，“富貴”已注定與他無緣。如果一定要找出“牡丹圖”與他的命運有什麽關係的話，它也許隻是預示了潘達微的“好寫丹青”而已。
與象征世俗美滿的“國花”牡丹相反，“黃花”(菊花)則堪稱潘達微人生的象征。它氣香雅而質清高，歲寒彌堅，充滿獨立不羈的精神。潘達微對“黃花”可謂情有獨鍾，而他的稟性、氣質乃至“人比黃花瘦”的形象，也與之有著驚人的相似。正因於此，他才將埋葬七十二烈士的“紅花崗”易名為“黃花崗”，並從而使之成為自由的永恒祭台。
在他的心目中，“黃花”一直就是自由之花，理想之花，革命之花。他的一生，似乎就是“黃花”與“牡丹”的對抗。然而，“黃花”也預言了他的命運：在曆史的花名冊上，黃花永遠比牡丹寂寞。
疾病・藝術・煙草・發冷丸
據說成為藝術家，“不幸”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對此，潘達微似乎也是一個例證。他幼時纏綿病榻，為消遣時日，開始接觸繪畫，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不僅成為後來的漫畫大家，而且對幾乎所有的藝術形式，都保持了一種孩童般的熱愛和敏感。
如果說疾病使人恢複肉體的自我意識，藝術使人恢複心靈的自我意識，那麽可以說，藝術就是一場疾病。藝術為他打開了另一個鮮活奇妙的世界，幫助他度過了塵世生活中無數艱難灰暗的時刻。疾病和藝術就像一對孿生兄弟，伴隨了他的一生。此外，疾病還是他“革命”和“英雄”生涯的一個起點：他就是因求醫而認識孫中山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生病”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正如藝術，也不一定就盡善盡美。潘達微在到香港南洋煙草公司任職時曾說過一句名言：“煙草有毒，金錢有毒。”他其實也還會說“藝術有毒”――如果它不是作為拯救人心、淨化社會的“利器”，而是作為欺世盜名的“凶器”的話。他與以高劍父為代表的“新畫派”的激烈論爭，正是這一藝術觀和價值觀的鮮明體現。
上個世紀初的廣州人，對梁培基生產的瘧疾良藥“發冷丸”都會有深刻印象。而這裏麵就有潘達微的一份功勞。正是得力於他精心策劃的美術廣告，“發冷丸”才一時有口皆碑。按照潘達微的看法，藝術就應像一粒粒“發冷丸”，起到讓一個時常“打擺子”的民族擺脫痼疾、恢複生機的作用。
平民・女子・故人
潘達微生為貴族，死為平民。對許多人來說，這或許是一種遺憾。但我確信，他是如願以償，死得其所了。大凡先知、義士、達人、革命者，其命運大概如是。他們那與生俱來的平民意識，那種眾生平等的視野和博愛，其實是另一種“遺傳基因”，它得自更高的存在。在潘達微跟裏，“平民”就是“苦大愚深”的別稱，對他們，他除了悲憫，更多的卻是服務，也隻有服務。所以，他才涉足了那麽多的“事業”――從革命、教育、醫療、輿論、藝術、實業，直到“慈善公益”。明知艱難，盡管苦痛，卻不棄不悔。
而對“人權剝落，儕於非人”的中國女子，潘達微更寄予了無盡的同情。與那個時代其他的思想啟蒙者(如陳獨秀、魯迅、周作人等)一樣，他首先通過對於女性命運的關注實現對“人”的關注。為此，他親創了“女子教養院”(後增設孤兒院)。但隨著袁世凱的複辟，教養院被一夜解散，八百女子和孤兒，大部分重新淪為奴婢，或被公然賣掉。這件事，連同此前“女子北伐隊”的悲慘遭遇，都給潘達微留下了畢生難愈的巨創。
但徹底改變了他人生道路的，卻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原廣東警察廳廳長陳景華的死。
潘達微一生重情，尤其重義(這是以司馬遷的《遊俠列傳》為代表的“遊俠”的基本人格結構)。這一突出的性格特征，固然使他“少有令名”、“夙以俠義稱重於鄉黨”，五湖四海皆可“兄弟”，三教九流多有“故人”，但同時也造就了他常常“不堪負累”的命運：隻要你夠仁義，而不是夠名利，他就可以為你舍命，並把你視作世上最寶貴的禮物，小心嗬護，終生珍藏。對童年的好友史堅如如此，對黃花崗死難的戰友如此，對許許多多的朋友也是如此。在陳被卑鄙殺害後，潘達微的義憤也達到了頂點：“遍地盜賊，無法撫剿，我思陳景華。乞丐滿市，無人救濟，我思陳景華……”
及至晚年，潘氏仍對“故人”懷念不已，且“樂與孤兒乞丐和尚為友”。這顯然已不是“為人謙遜慈和”或“仗義疏財”所能解釋的了。
家・出家・何處家
家，一直是傳統倫理的核心，芸芸眾生的聚居地。但人類對家的理解，則曆來見仁見智，大異其趣。如果圍繞著“家”來看待潘達微的人生經曆，你會發現，他生來就是一個典型的“出家人”。
“出家”的經曆，幾乎貫穿了潘達微的一生。對他而言，“家”永遠是相對的、充滿歧義且變動不居的。在“小家”和“大家”、“國家”和“天家”、“老家”和“新家”之間，他不斷突圍、出走，彷徨猶豫，而更多的則是“舉目無親”。
何處才是一個人真正的“家”，或曰最後的“家”呢?這也是人類迄今仍在苦苦追問的。從這個角度看，潘達微的“出家”，便是自然的。為此，他能夠舍棄一切有形的“身家”――包括血緣、肉體、財產、地位、成功、名譽，卻無法舍棄“心家”――所有精神的緣起和歸宿。所以，他總覺得自己是一個“浪子”，一個過客，每種“家”，每種生活，以及所謂的“事業”，都隻是一處臨時住所，甚至是一條鎖鏈。如果說文化與一切既定規範都是“家”(近年來最時髦的詞就是“文化家園”)，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麽他在其活動的一切領域，永遠都是一個開風氣之先者，一個沒有門派、無師自通的奇才。與那些戀“家”且熱衷於裝修“家居”的人相比，潘達微絕對是一個異數。他的整個生存，再一次把一個如何“出家”並怎樣回家的難題，擺在了我們的麵前。(劉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