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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怎麽不見的?(反思中國教育)

(2012-02-06 18:24:23) 下一個
黃玉峰:“人”是怎麽不見的?(反思中國教育)(上)

——中學特級教師告訴你:中國教育到底給了你什麽!
各位老師、同學:
  晚上好!
  首先感謝複旦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鄧正來教授給我一個機會,能讓我在這神聖的講台上,談自己對基礎教育的一些看法。感謝王德峰教授、駱玉明教授在百忙中為我的講演做點評。感謝諸位抽出寶貴的時間來聽我的發言。謝謝大家!
  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複旦附中一名普通的教師。自從六七年踏上教育殿堂,除去因為漏寫一個字(把“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五周年”中的“產”字漏了,寫成了“共黨成立四十五周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而坐了兩年牢以外,到今天,我已整整教了四十年的書了。四十年中我十八年在鬆江,二十二年在複旦附中,現在六十四歲了,還站在課堂上,可以說,我是教了一輩子的書。
  在四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我對中學教學有較深的理解。九十年代初,我發表了一篇題為《還我琅琅書聲》的文章,文中寫了一首打油詩,說“學生不讀書,教師在演戲;悠悠十二載,腹中空如洗。”當時我根據自己的體會對中學教學進行了反思,並且在自己有限的範圍內,進行了一些改良。造成了一點社會反響。《中國青年報》冰點新聞以整版篇幅稱我為“中國語文教學的叛徒”。楊瀾采訪我時,問我,這幾十年來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麽?我說最得意的是:一,我這一輩子能做個教師;二,我這一輩子還沒有被評到過先進。我的簡曆大致如此。
  當鄧院長要我給大學生講講基礎教育問題後,我就追問自己,給大學生講的理由是什麽?也就是為什麽要做這個講座?然後再是講什麽,怎麽講?我終於想出了三條理由:
  1.各位從基礎教育來,留下了應試教育的烙印。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受的什麽教育,以便反思自我。真正明白通識教育的重要意義。
  2.各位都是精英,將來要對社會上的各種問題發表看法。教育問題是繞不過的。今天聽一聽一位中學教師的聲音。也許會有利於你們的思考。
  3.陶淵明說“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你們不久都要為人父,為人母。我的講座,也許有一點參考價值。  接著的問題就是講什麽了。
  (一)
  今天我講的題目叫《“人”是怎麽不見的?》。這個題目是我突然想到的。
  有一天,我在升旗儀式時,站在台前。看著下麵黑壓壓的一片,聽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我突然想,我們的孩子們,是不是已經站起來了?是不是還在做奴隸?我們的教師,是不是站起來了?是不是還在跪著教書?我們是不是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人?
  現在幾乎沒有哪一個校長說不要“以人為本”,沒有哪一個教師說不要“以人為本”,也沒有一個家長說,不要把孩子培養成人,但是,在實際又是如何呢?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僅23歲的年輕教師郝旭東倒在血泊中了。殺他的是 一名16歲的高一男生,他為什麽要動刀?
  事先他花65元買了3把刀帶到了學校,他還寫下了三百餘字“死亡筆記”,其中有這樣的話:
  “我就是個壞學生……我恨老師,更恨學校、恨國家、恨社會……我要發泄,我要複仇,我要殺老師。” “我的人生毀在了老師手上。” “我已經對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著像一個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隻是一個毫不起眼的‘細胞’。不光是老師,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學也是,他們歧視我……我也不會去尊重他們,我的心靈漸漸扭曲。我采用了這種最極(端)的方法。我不會後悔,自從這個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一條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這種方式可以喚醒人們對學生的態度,認識社會,認識國家,認識到老師的混蛋,讓教育事業可以改變。”
  看到這段話的時候,我真是驚呆了!為什麽一個十六歲的花季少年,對老師對學校有那麽大的仇恨!
  然而。這樣的事太多太多。為了讀書,兒子殺母親,母親打死兒子的事屢屢發生,因為反感讀書,未成年的孩子自殺的事更是數不勝數。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當然是多種多樣的。我們不能全部歸咎於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我隻想追問,我們的教育怎麽了?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人自由生長,是讓人性升華,是要讓人快樂,而我們的教育卻給人帶來痛苦,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出了問題?
  (二)
  (1)第一條繩索是“功利主義驅動”
  是出了問題。有五根繩索捆綁著我們的孩子。
  第一條繩索首先是教育目標出了問題,教育成了功利主義的工具。一切由功利主義在驅動。
  教育的終極目的到底是什麽?教育的終極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態,有一顆善良的充滿愛(的心),當然,還要有健康的身體。也就是要活得快樂,活得幸福,活得更有質量。
  巴金曾對文學下過定義,他說,什麽是文學,文學就是讓人變得更好,讓世界變得更好。我們不妨套用巴老的話說,教育是什麽?教育就是要讓人變得更好,讓世界變得更好!
  而功利主義最大的危害,正是在於犧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態,以及對社會的責任與對他人的愛,專在技能上智力上進行強化訓練。
  教育不能搞功利主義這個道理,其實古今中外有很多哲人,都說得很清楚。
  一位學者說:大自然造人的時候,隻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是靠教育。人的本能中有著一種求知的需求,由教育來完成。教育是為了人更完善。
  孔夫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也就是說真正的學習是為了自身的修養,成為一個完善的人,他還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做人是首要的,有餘力才去學文。
  康德說:“什麽是教育的目的,人就是教育的目的。”
  愛因斯坦說:“首先要成為一個人,其次成為藝術家,最後才成為鋼琴家。”
  “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愛因斯坦在這裏並不是說不要專業知識,而是說不能以此為終極目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1972年就對教育所作的定義是“培養自由的人和創造思維,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個人的潛力”,這就是最後的目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有一個人說得特別好。這個人並不是以教育家著稱的。他寫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裏的幾句話:“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個人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在那兒得到充分的發展。所謂“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說,教育終極目標是為個體的發展,是“人”的充分發展,不是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個人都得到充分發展,國家自然也會發展。說這話的人叫潘光旦,諸位大概知道這個人,是個社會學家,但大多數人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麵有著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啟超的學生,費孝通的老師。
  法國教育家盧梭二百五十年前,就明確的說:大自然希望孩子在以前像個孩子的樣子。如果我們打亂了這個次序,我們就會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們長得既不豐滿也不甜美。而且很快會腐爛。(《愛彌兒》)
  以上這些論述,一個共同點,都是強調,在人的教育上,必需要符合 “天道”,讓它符合天性地成長。為此,要有一顆平常心。
  魯迅在《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對教育的目的也作了比較明確和精彩的論述,他說:我們要“用全副精力,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遊泳,不被淹沒的力量”。
  魯迅的話,講得很明確,但大家注意到沒有,他的話與前麵幾位有點不同,當時救亡是中國的第一目標,所以他強調了“在世界新潮流中遊泳,不被淹沒”這一點,加進了競爭的成分,加進了考慮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的因素。這是不該指責的。
  但是,四九年以後,我們的國家實際上走的是一條功利主義的道路。
  首先是國家功利主義的路線。是政治掛帥,強調的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培養的是“德智體全麵發展的社會主義的勞動者”。
  它的著眼點,不是在培養人,而在能不能夠成為為國家服務的“一種有用的機器”,“一種服務於政治的勞動工具——勞動者”;不是在關心人的成長,而實際上是在壓製人的和諧發展,健康成長。要求做一顆革命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
  後來,政治掛帥不行了,又來了分數掛帥,一切為了應試,一切為了分數,所謂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人成了分數的奴隸,進了高校後又成了“考證書”的奴隸。
  關於國家功利主義,我在這裏,不想展開,大家有目共睹,隻要有一點思想就不會熟視無睹。我要講一講後一種,現在已經成了我們的普遍心態。
  前兩年主流媒體一直在宣傳“贏在起跑線上”。有一個叫竇蔻的六歲的孩子,寫了兩本書,一本叫《竇蔻的年華》,一本叫《竇蔻流浪記》,他的爸爸,也寫了一本書,叫《竇蔻是這樣成長的》。當時幾十家電視台,包括中央電視台,王誌節目也在宣傳這個神話。上海電視台有話大家說主持人穀永立來找我。我把三本書看了一下,真是嚇了一大跳。這哪裏是神童,這完全在培養扭曲的人!在做節目時,我讀了幾段竇蔻的日記:
  今天做節目有很多是中國名人,許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年華153頁。)
  我問他。怎麽想的,他說:是啊,我將來是要出名的大人物,所以他們現在來拍我的馬屁。我又讀了一段日記:
  59頁 12月13日 米老鼠給馬說好聽的話,媽就相信了。我對媽說:你不應該相信他的,要不他要搞我們的。媽說:那我以後就不相信他了。我說:但你要前麵相信,後麵不信,這樣人家就不會恨你了。
  61頁 1月1日以後,我吃飯都是人家送上門來請我吃,誰都想巴結我。
  他還在日記裏寫道:
  本來我的校服還蠻幹淨的,沒想到拿到洗衣房裏去洗,越洗越髒。我看那些洗衣服的人是不想幹活了,也不想要工資了。……139頁, 11月5日
  整本日記不滿兩萬個字,但充滿了嫉妒,仇恨,霸氣。……我們暫不講文字的粗劣,也不講三本書裏有一大半是重複的,抄來抄去,不知是他爸爸抄他的還是他抄他爸爸的。就文字上表現出來的妒忌、仇恨、自私、驕橫的思想情緒而言,就是那麽的可怕!這哪裏是教育,完全是毒害一個孩子!當時他的爸爸看我在引導孩子把陰暗的心理表現出來,便大聲罵我,說我懂什麽教育,欺負孩子。更可怕的是,全國各地婦聯還請他作報告。全國媒體不斷得炒作。後來我在文匯報上發了一篇文章《起跑線上不要急於定輸贏》。
  為了擺脫貧困,他父親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社會竟如此的為他炒作,因為這正好迎合了社會上功利主義的胃口。  還有一件事,韓寒事發生以後,有好多人寄書給複旦副校長孫萊祥,他把書給我看,他給我看看是不是真有水平,我看了後,得出一個結論,都是為投機取巧想辦法自費出的書,有不少可能還是請別人捉刀的。在功利主義驅動下,有些人是什麽也顧不得了。
  總之,對國家來說,是要做革命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對個人和家庭來說,是為了找一個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圖,就是不考慮怎麽成“人”,不考慮人的完善。不考慮人的成長規律。不考慮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丟了,“人”不見了。  功利主義是自上而下的。教師服從校長,校長服從教育局長,教育局長服從他的頂頭上司,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政治的、經濟的、名譽、地位有關。
  就這樣,在國家功利主義和個人功利主義下,我們的孩子每天每天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從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為分數而起早貪黑,奮鬥不止,每天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厭學逃學,用各種形式,甚至用殺害教師的手段來進行反抗。
  (2)第二條繩索是“專製主義坐鎮”
  這個國家功利主義和個人功利主義,是通過應試教育實現了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今的應試教育的出考卷和批考卷是怎麽回事?
  諸位都是應試教育的過來人,是應試教育下的勝利者,深受其苦,也深得其“益”。不過也許你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進來的。我想一半是靠聰明和拚命,一半是靠運氣。我說這話,各位不要生氣,我是有根據的。
  我參加過高考命題,也擔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閱卷組組長。我們中心組的五個高考閱卷組負責人總要把卷子做一遍,結果往往是二人錯了,三人對了,三人錯了,二人對了,幾乎沒有一道題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們的答案竟奇跡般的完全一樣,但打開命題人的標準答案一看,怎麽樣,全錯了。你想想,如果說連我們的答案都不對?那麽,怎麽要求學生呢?
  舉個例子:上海卷某年出了這樣一道題:
  請閱讀下麵這首詩,回答問題:
  送春
朱弁
  風煙節物眼中稀,三月人猶戀赭衣。
  結就客愁雲片斷,換回鄉夢雨霏微。
  小桃山下花初現,弱柳沙頭絮未飛。
  把酒送春無別語,羨君才到便成歸。
  問:這首詩通過什麽和什麽(用詩中的句子)寫出了春天的什麽?
  標準答案竟是:通過“花初現”和“絮未飛”寫出了春天的“短暫”。
  試問:花剛剛開,柳絮還未飛,你怎麽就知道春天的短暫?好比,孩子剛剛出生,你怎麽知道他是短命的?
  其實這首詩,並非寫春天的短暫,而是在寫作者思鄉。春天剛到就回去了,我被捕十六年還沒回家!所以後麵寫道:把酒送春無別語,羨君才到便成歸。這是羨春,是思鄉!不是在寫春天之短暫!可是標準答案就是如此,它是霸王條款,無理可說。古詩如此。現代文的閱讀更不必說了。
  不僅閱讀題,連作文,也有統一的標準,統一答案。有一年考試,題目是對冰心的一首小詩寫評論:
  “牆角的花,當你孤芳自賞的時候,世界就變小了” ——冰心《繁星春水》。
  出題的人一定要同學們批判孤芳自賞的花。
  有的同學讚美孤芳自賞,說這種潔身自好的精神,總比同流合汙好,卻一律打不及格。說是沒有讀懂原詩,照理“詩無達詁”,隻要言之有理都可以,為什麽不能這樣理解呢?何況,冰心自己怎麽說你也不知道。
  總之,專製主義就是通過高考這個指揮棒,訓練你迎合出題人的意見,揣摩出題人的意圖,隻要你聽我的,怎麽做都可以。
  美國當代教育家庫姆斯警告說:“教育不該被迫在聰明的精神病患者與具有良好適應能力的笨蛋”之間作出選擇。
  真是不幸言中,我們的教育正是如此。什麽是“聰明的精神病患者”?前麵提到的幾位,馬家爵、盧剛,還有劉海洋他們是精神病患者,再加有些輕生的博士生、碩士生。何謂“具有良好適應能力的笨蛋”?就是上麵提到的這種種現象。我們的高考就是這樣幾乎把一個個有靈性的人培養成了能“適應環境的笨蛋和庸才”。
  從培養奴性的人的角度講,我們的教育是成功的。在專製主義的長期壓製下,我們的同學們確實已經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那無休止的題海中,孩子們的學習樂趣被剝奪,生活樂趣被剝奪,獨立的人格沒有了,不會思想了,隻會人雲亦雲。
  趙薇事件。趙薇穿了一件日本國旗的服裝,就掀起軒然大波。全民共討之,全黨共誅之。其實,本來照我們的邏輯,抗議的應該是日本人,因為趙薇侮辱了他們的國旗。不信,假設,有一個日本歌星,把中國國旗製作成旗袍或三點式泳裝,到底是誰會譴責她?
  沙拉斯通事件。汶川地震時,沙拉斯通說了一句大自然的報應的話,我們的網上就大罵起來,其實,後來當她看到這麽慘的畫麵時,已經承認了錯誤。結果網上還是罵不停。韓寒出來說了幾句話,說別人在遭災時,我們公然譏諷別人。於是又大罵韓寒。那些話之下流,實在是看了為中國人害羞。
  在這樣的專製主義長期的壓製和熏陶下,我們不但已經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隻會跟著大呼隆起哄。
  長期以來用鬥爭的理論去教育孩子,用愛憎分明,去武裝他們的頭腦。教材中,有多少‘對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那樣殘酷無情’的文章,有多少‘要與敵人劃清界限’的標準答案。教育孩子,要橫眉冷對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滿大街貼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怎麽知道是別人犯了我呢?不把事實的真相告訴他們,卻要他們完全照標準答案答題。
  所以,最可怕的是,幾乎完全不會將心比心,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失去寬容精神。
  馬加爵。大家都熟悉。可你們是否知道馬加爵現在在哪裏?他的陰魂還在遊蕩。他至今還沒有入土為安。法院要他的父母來領他的骨灰,你們知道,他的父母說了句什麽話?他們說。我們不要他的骨灰,我們譬如沒生這個人!
  我們再追溯到1991年11月1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也發生了一個殺死同學的事件,殺人者叫盧剛,是北京大學留美高材生,他與他的同學在同一個導師手下讀研,都希望留校任教。結果導師留下另外一位叫山林華的同學。盧剛惡從膽邊生,買了槍在例行的研討會上把同學打死了,把導師打死了,把曾經不同意他得獎的老師也打死了,把副校長和她的秘書也打死了,最後把自己也打死了。這件事震驚了美國。愛荷華是一個偏僻的地方,是個世外桃源。人們平和善良純樸,據說百年來沒有聽見路上有吵架聲,現在竟發生了這樣的事件!但更震驚的是不久盧剛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副校長安的家屬寫來的。信的大致內容是:這幾天我們沉浸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安是一個多好的人啊!但我們知道這世界上最悲痛的是你們二位老人,你們把孩子送到這裏卻發生了這樣的事!如果有需要,我們會盡力幫助你們。
  趙承熙事件。
  韓國學生殺死了三十二個同學老師以後。他們是怎麽對待的?在悼念死者的儀式上,放著的不是三十二個靈位,而是三十三個!在趙承熙的靈柩前,人們寫著這樣的字:趙,我們對不起你,你得到的愛太少了。
  請大家比較一下,差距何止千萬裏。
  反右時鬥,文革時鬥,現在還在鬥。他們是把敵人當人看,而我們呢?“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們硬是失去了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同情心。
  陳寅恪先生在給王國維的紀念碑寫的碑文中說:“先生的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人不同於動物是有思想,思想沒有了,也不成其為人了。所以我們說,應試教育的本質是一種專製主義,最終是要毒化奴化青年一代。
  因為專製主義的本質是“不把人當人”,而是當成機器或機器中的零件,當成工具,當成特權者為達到目的,為他們效力的後備軍。
  這就是“人”不見了的第二個原因:限製人的自由發展,限製人的個性發展,不讓學習者有獨立的思考。這就是教育的專製主義。這樣的教育本質上是一種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在這樣的教育下,當然也就沒有學習的快樂可言。
  在這樣的教育下,孩子們失去學習的興趣是必然的。
  其實早在十七世紀捷克著名教育家誇美紐斯在他的《大教育論》裏就指出過:當時的一些學校成了青少年智力的屠宰場。每一個青少年恨不得從教室裏即刻逃跑。他們在教室裏度過了令人沮喪的歲月卻所獲不多。請聽聽先哲的警告,這難道不是在說我們嗎?
  (3)第三條繩索是 “訓練主義猖獗”
  何為“訓練主義”?即為了一個功利的目標,製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訓練體係。學校成了車間中的流水線,每一位不同學科的教師幾乎在幹同一件事——鍛鑄、雕鑿符合“標準”的零件。美其名曰:靈魂工程師。剛才我們講了“人”怎麽不見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所設定的教學目標根本上不是為培養人而是為了製造螺絲釘。既然你是為了製造螺絲釘,是為了讓他們聽話,把你擰在哪裏就在哪裏。那麽一切所謂的學習,都將是被動的。既然要想做一顆螺絲釘,就必須接受靈魂工程師的塑造。如果你要做一顆大的螺絲釘,一顆重要的螺絲釘,那還要通過考核,更要接受訓練。就更要孩子們學會迎合,學會揣摩。
  於是應試教育應運而生,要聽話,要根據統一標準,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有獨立的思想,叛逆的思想;隻要能夠按照上麵的規定動作做就行了。於是,就要接受訓練,訓練主義自然也應運而生。確實,現代社會分工細密,專業繁多,但不應成為機械訓練的理由。教育的本質仍是“人”,要培養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訓練主義的本質是要速成。就像流水線那樣,可是,人的精神成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的。
  以語文為例,語文學習的規律是“培根”“積累”。韓愈說: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而如今,卻違背了教育最基本的規律,人的成長最基本的規律。超越學生的學習階段,急於灌輸各種思想,《學記》中提到教學不能“淩節而施,躐等而上”,而今天為造機器、工具、螺絲釘,就必須來個“教育大躍進”。
  今天,我們的小學生從一兩年級開始就在搞分析。一種理解,一種聲音,一個標準答案。有一次我聽一位浙江的特級教師上《邱少雲》,課上這位老師著重分析了文章中三次出現“紋絲不動”。通過不斷提問,比較,說明這個詞用得怎麽好。分析得頭頭是道,用了整整二十分鍾時間。但我要問:人在被火燒時,真的會“紋絲不動”嗎?這樣的分析有什麽作用!就是這樣大量的分析、啟發,所謂熱熱鬧鬧的課堂,占去了小學生的大好時光。小學生是記憶力最強的時期,是最應該積累的時期,不去接觸的東西,不去記一些一輩子受用的東西,去搞假大空的分析,這就是基礎教育的現狀。
  同樣初中、高中也是如此。
  本來,我們語文教學的任務是要建構學生的語文係統,這個係統分三個子係統:1、漢字的認字和寫字係統,(古人所謂:“通經必先識字”“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2、漢語的聽說讀寫係統,3、母語文化生成係統。而這個係統的基礎的東西是傳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這裏讀、記、背是繞不開的。隻有大量的積累,積累的語言、思想、感情才會起潛移默化的作用。但現在作為人文學科的主要內容,我們的語文是異化了。語文課成了數學課,母語課成了外語課。教的不是語文,而是非語文。上課不讀書,下課不看書,為了應付考試,幾乎是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習題。講語法,講“用法”,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獨缺少真正的讀書與學習,更沒有探求真理的興趣與願望。時過境遷,一點東西也沒有留下。所以我說“悠悠十二載,腹中空如洗”。
  再比如,外語學習,考的是學母語人都做不出的那套東西。無怪學了十幾年,還是個啞巴英語。而況外語是不是需要這麽多人學?現在,幾乎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學英語上。
  再比如:數學。有沒有必要在小學裏學這麽難的數學。而況我們的數學是在做大量的數學習題,而不是去體驗數學思想。蘇步青的孫女是我的學生,我去家訪,蘇步青教授對我說,你應該呼籲,數學的難度要降下來,特別是小學要加強語文課。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於六分之五,小學生要搞很多年才搞清,到了中學一下子就懂了。而我們小孩子最佳的學習母語,學習傳統文化的時光錯過了。
  複旦大學曦園有一個亭子,朱東潤先生寫了四個篆字“書聲琅琅”。朱老教導同學們要學會讀書。現在的學生上學不在讀書,要麽在聽老師同學分析,要麽就在做習題,而且語文課一周隻有四五節,隻有兩個半小時。我再也沒聽從學校裏傳出那麽動聽的琅琅書聲。讀書人不讀書,成了習題人!
  天天在做練習,做不完的練習,小孩做了十點半,中學生做到十一二點,甚至更晚。
  連作文也是搞訓練。
  上海作文題06年《我想握著你的手》、07年《必須跨過這道坎》、08年《他們》。這些題目都可以用一個模式來套,都可以寫關心弱勢群體。06年寫:我想握住民工的手;07年寫,必須跨過與民工差距這道坎;08年寫,他們是一群民工的子弟。而事實上,寫這樣文章的人,也確實得了高分。還在報上宣傳。這樣的題目隻要事先準備幾篇,還有什麽不能應付的?還需要讀書幹什麽?
  對於應試作文的套路,不但上海卷如此,全國卷和其他省市也如此:
  江蘇的王棟生老師收集了用同樣一句話作開頭的套文:那句話是“屈原向我們走來”:
  2004年江蘇省的高考作文題是“山的沉穩,水的靈動”,考生寫道:“屈原向我們走來……他的愛國之情,像山一樣沉穩……他的文思,像水一樣靈動
  ……  2005年江蘇省的高考作文題是“鳳頭、豬肚、豹尾與人生的關係”,考生寫道:“屈原向我們走來……帝高陽之苗裔,他的出生,正是這樣一種鳳頭
  ……當他舉身跳入赴汨羅江時,他畫出了人生的豹尾……
  2006年江蘇省的高考作文題是“人與路”,考生寫道:“屈原向我們走來……他走的是一條什麽樣的路呢?……
  2007年江蘇省的高考作文題是“懷想天空”,考生寫道:“屈原向我們走來……他仰望著楚國的天空……
  2008年江蘇省的高考作文題是“好奇心”,考生寫道:“屈原向我們走來……那是為什麽?我感到好奇……”
  這樣的作文題,怎麽能引導同學們獨立思考,怎麽能促進同學們刻苦讀書,完全可以投機取巧的。
  我們再看一看先進國家的作文高考題,比如法國零八年的考題:
  文學類考生選擇題(三選一)
  1)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對於思想桎梏的解脫?
  2)藝術品是否與其他物品一樣屬於現實?
  3) 解釋亞裏斯多德在《尼格馬科論倫理》中有關“責任”的論述
  科學類考生選擇題(三選一)
  1)欲望是否可以在現實中得到滿足?
  2)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比較有什麽意義?
  3)解釋休謨在《道德原則研究》中有關“正義”的論述
  經濟社會類考生選擇題(三選一)
  1)人們是否可以擺脫成見?
  2)我們可以從勞動中獲取什麽?
  3)解釋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中有關 “德行”的論述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作文題
  想像你是某兩個著名人物的後代,誰是你的父母呢?他們將什麽樣的素質傳給了你
  新加坡高考作文題
  科學提倡懷疑精神,宗教信仰鎮壓懷疑精神,你對此認可多少
  對比一下,我們真要愧殺!這樣的題目,沒有讀過許多書,沒有獨立的見解,是無論如何寫不出的。當然,這裏有國情關係,學生、教師所處大背景不同。老實說,拿法國的這些題目來讓我們高中教師寫,未必有人能寫出多少東西來。我自己,就無話可說。由於長期的布置習題,批改作業,講解習題,教師們也成了機器。
  訓練主義,害了多少人。我們的教育創造了一個像在馬戲團裏訓練動物野獸的那樣一個環境,通過統一的高考標準,通過這樣的教育,把每個人都訓練成為沒有思想、沒有個性的沒有獨立人格的工具。還談什麽創造能力,實踐能力?還談什麽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在這種違背人成長規律的教育下。當然,我們的“人”就這樣不見了。杜威說:教學猶如買賣,隻有教師積極地賣,沒有學生主動的買,買賣沒做成,也不會有真正的教學與教育。
  這是不是訓練主義結出的惡果,毒果!
  訓練主義使我們不會思考,不敢思考。隻能有一個答案。

  我曾對李白杜甫做了一點不同的分析,有人說我惡搞,因為這和考試的統一答案不一樣。  
我們這些子孫,是遠遠不及我們的祖宗的。我們的祖宗分析李白、杜甫都是兩麵的。我們卻一味隻能說好話。隻能按照標準答案說。  
比如我說李白是個愛打群架的不良少年,是有根據的,李白自己的詩:  
托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  
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  
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  
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  
連杜甫也怪他“飛揚跋扈為誰雄”。  
我說杜甫性偏狹,是根據新舊唐書的評論,也是根據讀了他自己的詩文才說話的:  
我說他的好酒,不亞於李白,因為他自己說: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  
飲酒視八極,俗物多茫茫。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複疑。  
他自己說: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他求人時,同樣擺出可憐相。他求楊國忠的親信鮮於仲: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其中的平津,便指楊國忠。  
杜甫自己說:朝扣富兒門,莫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含悲辛。  
他不願做辛苦的官: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軍閥的八九歲的孩子生日,他寫詩說他們是孔子佛陀。  
他不容易與同事處理好關係:  
“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麵輸心背後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性格,才會有這樣的作品。  
北宋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雲:“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清錢謙益《〈馮定遠詩〉序》亦雲:“詩窮而後工。詩之必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  
很多人可以莫名其妙地批評科舉製度。大罵八股文,其實連八股文都沒看過。  
對魯迅的批評,更是想也不敢想。我說中學課本裏,應該少一些魯迅,便遭來反擊。本來不同的觀點可以爭論,現在隻能一種聲音。魯迅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很值得研究。至少我覺得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那樣偉大。周有光在《周有光百歲口述》裏隻用了一句話,比現在書攤上的成千上萬本專著,比刊物上的成千上萬篇論文不知要好多少倍,他說:“魯迅是毛澤東捧起來的。”  
在這裏我要聲明,我並非說自己的觀點一定對,我是希望大家擺事實講道理,加以討論。  
可是,我們缺乏探討問題的氣度。表麵上說要和諧,實際上是反和諧。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和,就要允許不同。不同的東西在一起叫和,完全相同,一致通過,叫“同”。  
馬克思說,我們既然允許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不同的芳香,我們為什麽不允許思想有不同的聲音呢?  
我們的思想方法,往往喜歡走極端,最缺乏一種中庸的思想方式。  
所謂“允執兩端,求中致和”。《論語》子罕篇中有這樣一段話:“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總是在具體事情上討論問題的。  
本來,我總以為,開放這麽多年了,總該進步了,頭腦不會那麽僵化了。但當我聽說華東政法學院的兩位學生告發老師上課時的言論時,我傻掉了。我想,如果有人還要挑起鬥老師、鬥父母、燒外國大使館的運動,照樣會搞得轟轟烈烈!因為我們的學生是訓練過的!而且是訓練有素的!  

(4)第四條繩索“科學主義橫行” 
 在教育界,幾乎年年有新的舉措新的理論,而且往往很多打著科學的旗號來折騰。一會兒一期課改,一會兒二期課改,不知道什麽時候又要來三期課改了。而每一次所謂課改,又會提出一批口號,出現一批“專家”。  
十八世紀有位法國哲學家叫拉•梅特裏寫過一本小冊子《人是機器》,他在裏麵說:“事實上,所有別的注釋家們直到現在隻是把真理愈搞愈糊塗而已。” “人們隻是由於濫用名詞,才自以為說了許多不同的東西,實際上他隻是在說一些不同的詞或不同的聲音,並沒有給這些詞或聲音任何真實的觀念或區別。”  
以我之見,這二十多年來幾乎所有專家們的理論其實也並沒有為教育理論增加什麽新東西,就語文教育而言,反而把問題越搞越糊塗,離真理更遠。什麽成功教育,什麽嚐試教育,什麽優化教育,什麽紅色教育綠色教育,什麽什麽教育。教育論文鋪天蓋地,而且都把它說成是符合科學的先進的教學理論。有多少篇是有用的!他們不過在製造一批一批文化垃圾、教育垃圾罷了。朝令夕改,美其名曰與時俱進。老教育家呂型偉說,這叫教育的“多動症”。  
在我看來,與其說教育是一門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藝術。因為它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它是啟迪人的靈性的工作。那些一刀切的所謂科學理念,往往壞了教育。我們還是歸真返璞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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