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生物學角度看人的攻擊性

從社會生物學角度看人的攻擊性
縱觀人類曆史，從古老的狩獵部落到現代化工業國家，幾乎各種形態的社會都或經曆、或參與、或協助、甚或發動過各種不同名義的戰爭。
戰爭，便是我們人類─ 這個動物界自以為是的最高統治者的靈長目動物的最有組織的攻擊形式。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那麽，人類是否天生具有攻擊性呢？

攻擊性的來源

當代西方社會生物學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威爾遜（Ｅｄｗａｒｄ Ｏ．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２９─）在他極具影響的著作《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注一）中，將人的攻擊性連同利他主義、性和宗教信仰的先天傾向歸結為人的四大天性。威爾遜認為人的攻擊性既不是人體內驅力尋求釋放的結果（如Ｆｒｅｕｄ學派認為的那樣），也不是死亡本能所致的變態行為（如Ｆｒｏｍｍ學派的主張）。在威爾遜看來，人類的攻擊性是遺傳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一方麵攻擊是有先天性的；但另一方麵，極端的攻擊行為，如戰爭行為，犯罪攻擊行為的確為後天學習所得。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先天因素使我們人類容易產生非理性的敵意。如果對此采取危險的放任態度，這種非理性的敵對情緒會自行發展，最終失去控製，轉向異化和訴諸暴力。
據威爾遜的觀點，與其它動物的攻擊行為不同的是，人類特有的攻擊性反應表現在其“攻擊性不象液體持續向容器壁施加壓力，也不象倒入空杯的一組活性配料。而是更象一劑已經混合的化學物質，隻要加入催化劑，加熱攪拌，便會發生轉化”。盡管威爾遜認為人的攻擊性是天生的，但他同時強調這並非意味著人類有任何普遍的攻擊本能，因為攻擊性行為是隨著人類的整體進化而得以進化的，尤如其他非人類社會動物（如，渡鳥，狼等...），在長期進化過程中形成的嚴格的禁忌控製了這些動物的攻擊行為，以防止它們傷害或殺死同種族的分子。在能夠殺死和自己同樣大小的生物的社會動物裏，這些禁忌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高度分化的。人類的行為模式結構似乎是地球上最複雜的體係之一。這些行為模式部份是先天隨進化而遺留下來的，部份是學來的，然後，形成人類的社會生活。在社會生活中，人類的行為被同樣隨自然進化形成的禁忌─人類的道德規範牢牢地束縛，就象生理過程被物理因素控製的情形一樣。而人類最偉大和最寶貴的自由是存在於他內心的道德規範。如哲學家康德所說：“有兩件事充滿我心，它們曆久恒新且不斷地增加其威力：一是我頭上的星星，一是我自身的道德規範。”

人類的社團
著名的奧地利動物學家、現代行為學的創始人Ｋｏｎｒａｄ Ｌｏｒｅｎｚ（１９０３─）（注二），也認為人類的好戰行為有其先天性的基礎。他這樣寫道“假若一個沒有偏見的觀察者從另一行星觀看今天的人類，一方麵，在人類手中有其智能的產物─原子彈；另一方麵，人類心中又有老祖先遺留下來的攻擊衝動”，那麽這個觀察家可以對人類的前途作什麽樣的預言呢？結論是“這個種族不會長壽”。倘若從人類本身的角度來體察這個世界，也許我們幾乎不能相信攻擊性其實是我們互不相容的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病態產物。而事實就是這樣的。
Ｋｏｎｒａｄ Ｌｏｒｅｎｚ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攻擊與人性》一書中曾這樣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學習容忍其它文化， 完全去除自己文化與國家的傲慢。因為別人也和我們一樣忠於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文化也有權力得到相同的尊敬，也必須被認為是神聖的。若沒有這種認知上的容忍，一個人很容易在他鄰居的神中見到魔鬼的化身，假如社會規範和習俗沒有發展它的特殊的自主生命和能力，或假如它們本身沒有提升到成為神聖的目的，那麽就沒有值得信賴的溝通，沒有信仰，也沒有法律。”
同類文化社團
上麵一段講述的是異種文化社團的部份情形，那麽同類文化社團為其生存和發展的目的，又應如何呢？就人類而言，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友情，是代表最受人珍惜的價值中的一種。倘若不是以此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將使我們覺得殘忍和不寒而栗。以社會生物學的觀點，任何以人類的愛和友誼結合在一起的團體，其生存和發展必須依靠三種作用機製：
第一，抑製群體內的攻擊性，通過禮儀、行為規範、法律等在群體間產生約束力；
　 第二，使個體團結起來，從溝通到攻擊性的控製，再到結合力的形成； 第三，作為團體發揮作用，以獨立自主的存在方式，與其類似的結合團體抗衡並存。
上麵三個小節僅是本文作者從社會生物學的角度與本文讀者分享關於人的攻擊性的部份知識。
最後，本文作者想說幾句重要的不是題外的題外話。
人類在自然發展史上似乎總是傲視其它動物，因為我們有人類特有的智慧，因為我們有人類特有的文明社會。可是，在二十世紀末高度技術文明的今天，當猶太人正在建立二戰猶太人受迫害史的信息網絡資料庫，以告誡全世界牢記血淚史；當我們華人還撫摸著當年八國聯軍，日本侵略者燒殺奸掠華人同胞的痛創要討還血債和公理時，在我們華人共同的祖先故土的近鄰印度尼西亞，卻發生了，且仍在發生慘絕人寰的對華人婦孺老少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種族迫害，其野蠻和慘無人道的程度難以用任何文字形容。這是一個種族團體對另一個種族團體的極其殘忍的攻擊和迫害，這一天理難容的事件使整個人類文明史被再次到退至最可怖、最黑暗的一段。這是令人萬分悲憤的人類悲劇，對於全世界的稱為人的人類！尤其是全球的華人同胞！又尤其是全體在故土之外謀生存求發展的海外華人！
一個人的幸運也許不能帶來整個民族的興亡和幸運，但是一個民族的不幸與災難，尤其是民族團體尊嚴的不幸，終將會影響到這個民族團體的每一個成員，以及他的後代！
有人說：“中國人是健忘的”，你健忘嗎？
有人說：“中國人是麻木的”，你麻木嗎？
曆史總是在不斷地，在不同程度上重複著。其原因並非是與人類理性的自負無關！
不知華人的血淚史何時能結束？
如果這種類似的事發生在北美、歐洲，發生在你周圍，你的家庭，你該怎麽辦？別說這不可能！
至於更多的感歎，已超出本文的議題，故就此打住。
為受難的印尼華人婦幼掛上我們的黃絲帶。
注一：《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獲１９７６年“普利策”大獎。
注二：Ｋｏｎｒａｄ Ｌｏｒｅｎｚ，１９５３年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