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國企業全球化

董事會》 2011年10月14日 作者：孫連才http://www.boraid.com/darticle3/list.asp?id=179895
中國企業走出去學費如此之高，加上過去20年像日本等其他國家海外投資教訓慘重、全球範圍內跨國並購一般僅有34%的成功率等諸多前鑒，不得不讓人們警覺成績、機遇背後所伴隨的高額風險


最近六年來，中國企業累計有70筆大額海外投資交易受挫，其中2008、2009年受金融危機衝擊達到頂峰，而今年上半年再次出現回升勢頭。尚未從抄底全球金融危機的“左側交易”風險中緩過勁的中國企業，不得不麵對全球後危機時期動蕩加劇的2011年。


多方數據匯總顯示，2011年上半年至少有11起大規模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麵臨風險或遭遇困境的案例，例如廣東核電撤銷競購英國Kalahar、中鋼暫停西澳大利亞的鐵礦石項目、中石油與加拿大Encana涉及53.9億美元的頁岩氣項目談判破裂、光明集團折戟法國優諾公司並購等。利比亞無疑成為令人憂心的焦點地區，由於當地局勢動蕩，葛洲壩、中冶、中鐵建、中建共涉及72.4億美元的投資麵臨風險，而這些僅是中資企業在當地大規模投資的一部分。“中國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大量的挫折。”長期關注中國海外投資的傳統基金會研究員Derek Scissors認為。

在近年來遇挫的交易中，既有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紫金礦業、五礦、中鋁、中鐵建、中冶等大量國企，也有華為等民營企業。交易平均規模在22.71億美元，其中中鋁對力拓、中海油對優尼科以及在伊朗的油氣項目金額最大，合計達535億美元。

中國企業走出去學費如此之高，加上過去20年像日本等其他國家海外投資教訓慘重、全球範圍內跨國並購一般僅有34%的成功率等諸多前鑒，不得不讓人們警覺成績、機遇背後所伴隨的高額風險。事實上，全球性失衡釀製的金融危機及其後遺症的長期擴散，將裹挾著意識形態、文化差異等固有因素，在地緣政治上繼續構成中國企業今後幾年“走出去”的重大外部挑戰。

量增卻難質躍

自2000年3月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正式提出“走出去”的概念，迄今已經步入第十一個年頭。誠然，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經過多年發展，已從早期的以綠地投資為主轉為收購兼並、股權置換、境外上市和戰略聯盟等多種形式並重，取得了截至今年7月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864.3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累計簽訂合同額7751億美元和累計派出各類勞務人員567萬人的成績。盡管1362.3億美元的涉險非金融類投資僅是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零頭，但自損過半的殘酷現實，充分曝露出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走出去”在整體製度安排、政策規劃配套、宏觀指導推進等方麵缺少統籌設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短期行為。例如，對外金融、股權投資和戰略性資源儲備如何有序有側重地進行戰略管理缺乏清晰思路；“走出去”戰略與擴內需調結構、經濟市場化全球化等宏觀戰略缺乏協調配合。“走出去”的宏觀管理存在缺陷與現有多層次的管理體製有關。在商務部牽頭、發改委和國資委等部門各自參與的管理模式下，條塊分割的格局、重審批輕服務的工作方式、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等因素往往會導致部門利益出現矛盾衝突、管理效率不高。而從企業層麵看，一方麵受製於信息資源獲取渠道和能力不足、對不同投資地的政治經濟法律環境了解程度不夠，另一方麵得不到應有的谘詢指導和財經服務。在企業主體選擇方麵，盡管2011年上半年走出去的企業結構中國企比重下降民企上升，然而總體上“走出去”仍過度依賴國企，私人資本流出力度有限。

其次，“走出去”的整體產業層次較低，製造業對外投資規模較小，大型項目不多，高端跨境配套代工能力和中高端生產服務的自主發展能力不足。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涉及的產業門類多樣，盡管近三年來投資農業、采礦業和能源業的比重有了較大增長，但投資最多的仍是傳統製造業；而在已對外投資的企業中，約有三分之二的企業表示現有對外投資規模小於500萬美元。這與中國的加工貿易體係長期被鎖定在國際分工低端密切相關。按照專家的說法，這導致中國加工貿易出口1美元所創造的附加值僅為0.2美元左右，而進口1美元商品為出口國創造的附加值則高達0.8美元。

再次，“走出去”的地區分布仍過於集中，亞洲仍占46%的投資比重，而不同區域內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少數國家，並不利於分散風險。迄今為止，中國企業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已達177個，中國資本在境外已設立逾1.3萬家企業；其中僅今年1-7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就累計對全球117個國家和地區的2169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從境外投資項目的地區分布來看，亞洲、歐洲和北美是吸引中國投資較為集中的地區。例如香港，按照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數據分析，香港吸引了幾乎三分之二的中國內地投資，即便其隻是個中轉站。商務部的數據也顯示，今年1－7月新簽合同額居前十位的國家（地區）中，中國香港列第二，僅次於印度。從中國企業的投資熱點變化看，西半球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的投資主要集中於英國、法國、德國；在北美的投資主要集中於美國；南美則紮堆巴西、阿根廷；在非洲投資較多的國家是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和南非。

由於上述因素的存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總的來看，中國對外投資的發展還隻是量的劇增，並未達到質的飛躍。

內外兼修審慎權變

　按照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預計，繼2010年的1.2萬億美元之後，2011年全球直接投資流入量約為1.3萬億－1.5萬億美元，2012年約為1.6萬億－2萬億美元。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直接投資的重要性在增加，但同時主要經濟體投資政策中的限製性措施比重上升到30%。這對處於“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並存的“十二五”期間的中國來說，可謂是機遇與挑戰並存。

“走出去”之於當下中國的意義其實很明了：可以充分發揮過剩的外匯儲備優勢促進資產組合多元化，控製外儲規模趨向合理，扭轉資產收益過低的被動局麵；可以實現順差的對外轉移，從而減緩貿易摩擦；可以緩解國內資源和生產要素的瓶頸，延長既有的傳統產業優勢，推動新興優勢產業、產品海外布局，充分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可以有助於中國二元貿易生產體係的轉型升級，向高端代工和自主發展演進。對外投資是一項係統工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目前看主要的有利因素依次包括：投資目的地的市場潛力、“走出去”政策及相關優惠條件、投資目的地的自然資源、可供投資使用的資金數量、從投資目的地的優惠政策中獲利、海外投資節省運輸成本、投資目的地的技術先進、獲取知名品牌、規避貿易壁壘等。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麵。根據英國經濟學家鄧寧的三要素優勢投資理論，企業對外投資必備的優勢之一是內部化優勢，即企業必須有能力把在本土的所有權優勢延伸到投資東道國，與當地投資環境和生產要素更好地融合。這是決定對外投資成敗的決定性因素，因為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隨著距離的延長或環境的變化而遞減的。麵對外部環境的挑戰和不斷的投資失誤，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對外投資所麵臨的諸多不利因素。從企業的調研情況分析，目前“走出去”的不利因素依次包括融資困難、缺乏國際經營和管理的人才、產品技術缺乏競爭力、當地消費者對中國品牌不了解、文化差異、當地消費者對中國產品質量擔憂等。這與有關方麵認為的被投資國的政治對抗心態可能對流向當地的投資產生一種“寒蟬效應”——這一最大的投資不利因素判斷迥然不同。事實上有超過60%的企業認為，融資困難和國際化人才短缺特別是跨國經營管理人才目前奇缺，是製約對外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對企業“走出去”構成巨大挑戰。

對已經出現的投資困難和失敗案例，我們應當深刻汲取經驗教訓；今後如何“走出去”，我們必須立足長遠權衡利弊謀定而動。政府當下應抓緊推進的工作主要有兩項：一是要健全“走出去”的政策促進體係，深化對外投資合作管理體製的改革，推進對外投資合作的便利化；二是要健全“走出去”的服務保障體係和風險控製體係，加強公共信息服務。在對外投資管理中，管好國企，放開民企，更多地通過雙邊政府協商、提供信息谘詢等措施保護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降低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政府須靈活采取各種措施，真正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集團，為創造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提供應有的條件。

就企業而言，強化合作與協作、深化“雙贏”投資理念、打造命運利益共同體，顯得十分迫切。中國企業要明白，存小異而求大同，是為了大家建立共同的利潤目標、共同的商業追求、共同的價值觀，以互助、團結以及為了共同目標相互妥協的方式共同發展。這是中國企業在全球化發展中，尤其是現在全球敵意升溫時期必須采取的方式，必須轉變的思維。如果中國企業能在主流市場與行業打造出廣泛、深入的命運利益體，西方的主流商業機構就會重新看待中國企業的價值，會消除過往對我們的一些誤解，進而幫助中國企業去遊說政府，去影響西方主流傳媒，加之中國企業逐漸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將會逐步在這些進入國家與地區中建立中國企業的良性影響力。這次全球性金融風暴，西方許多企業尤其是頂級金融機構陷入資金短缺困境，這給中國企業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他們彼時迫切地希望中國企業能施以援手，中國企業由此可以恰當的方式援手行業內的頂級企業。這種雪中送炭並共渡難關的方式，將使大家榮辱與共並結為同盟。

此外，企業要修煉內功，提高自身產品和服務質量；在對外投資之前應進行細致的可行性研究，要有長期規劃和國際化的戰略部署，廣招通曉外語、管理和當地情況的專業人才；要加強公司治理、社會責任和法製意識，提升中國企業海外形象。唯有如此才是可持續發展的對外投資模式。

盡管前行不易，但中國出現一批真正全球化。創新領先企業的條件已經具備。首先是中國的市場總量，很多行業已經做到全球No.1，具備引領全球發展的一些基礎；第二，中國企業曆經多年磨練，管理經驗有很大提升；第三，中國企業的資金較西方同行相對充裕。中國企業一定要放棄追隨、複製的思維慣性，不能總是停留在跟隨西方世界級企業的框架下。今後數年將是全球創新競爭進入白熱化的時期，隻要衝破過往思維慣性，整合全球創新能力，集合全球創新資源，兼收並蓄為我所用，就能力爭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成為全球重要的創新高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