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與我

　　　　　　

·胡　渙·

·　　　　　　　　　　　　　　　　　　　一

·美國的死人與活人似乎相處融洽。墓園通常都在居民區的近旁、市中心、或視野最為奪眼的高坡之上。墓園中草坪修剪整齊，墓碑大小顏色不一、錯落有致，每逢節日還必有很多鮮花和小星條旗點綴，算得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有一次去鄰州的一個小鎮訪問，早到了半個多小時，於是在鎮上閑逛。正無聊之際，看見右邊山坡上一座墓園，於是決定造訪。從墓碑上的描述來看，園中的“居民”大都生活在1800-1900年之間。幾乎所有的墓碑上都是隻有姓名和生卒年月，沒有生平事跡，顯然“居民”們並非什麽顯赫人物。少數幾塊墓碑上還刻有聖經文字，我猜是墓主生前最喜歡的箴言。其中一塊上刻的是“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耶和華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還有幾塊大的墓碑上每一麵都刻有不同的夫婦的名字，並且每一對夫婦的姓還不同，好像是幾家合用一塊墓碑。莫非這幾家生前是太要好的生意合夥人，約定好了生後還要在一起繼續未竟的事業？

因為美國的墓園大都地處繁華要道，所以是抬頭不見低頭見。每次載著孩子驅車路過墓園，孩子們總要大呼小叫，通知大家捏緊了鼻子。問之，說是會有鬼魂從鼻孔裏鑽進來，然後甕聲甕氣地接著開始打鬧.

對於我的孩子們，死亡還算是諸多話題之中有點神秘感的一個，但不是個讓他們嚇得喘不過氣來的話題。他們似乎認為生死與玩樂一樣都是天經地義的事。這讓我很寬慰，也很有點驕傲 – 是我在他們還沒有呱呱落地的時候就下定決心要讓他們沒有恐懼感地長大的。

我在中國北方的小鎮中長大。在我的印象中，中國鄉下的墓園似乎都離居民區很遠。祖父、外祖母等長輩去世時，我跟著送殯的隊伍拐彎抹角走了很遠。現在要是讓我一個人去找，我是絕對找不到的。墓園中每一座墳上都有一個土包，曰“墳頭”。墳頭是在家人心目中很重要的東西，誰家的墳頭被平是大大忌諱的事。我倒覺得，墳頭有兩大缺點：一是很多個墳頭重重疊疊，在遠處看過去，視覺效果有點詭異。二是搞得墓園中地勢不平，荒草難以修剪。坐火車出行，有時候能在鐵道邊看到這樣的墓園，蒿草長得高過了墳頭，隻有荒涼，沒有美感。死亡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恐懼的事，想到死後要在這樣荒蕪醜陋的地方度過千百年，想搬都搬不走，就更讓人恐懼了。

小時候很害怕看到送殯的行列。吹鼓手們吹打著奇怪的曲調，兒女們穿著白裏泛黃的麻布服跟在黑沉沉的棺木後麵，哭得撕心裂肺、呼天搶地。每個兒女不管年齡大小，必是一隻手拄拐杖，另一隻手被一個不相幹的人扶著，好像是已經喪失了行動能力。後來有人說那痛哭是裝出來的，要是不哭得那麽痛苦，就會被旁觀的街坊四鄰罵為不孝。我沒有能力分辨那是真哭還是假哭，但是送殯行列營造的那種怪異氣氛的確讓我這乳臭未幹的孩子止不住地想到死亡這件事，並且一想到就毛骨悚然。

現在我想，人的種種感覺 – 包括恐懼感 – 太容易被操縱了。同樣的事，被包上不同的包裝，在觀者那裏產生的感覺就不同。山野村夫的死亡令我恐懼，但是戰場上士兵的死亡就是壯美的，甚至是曾經令幼年的我向往的，因為那是被戰爭宣傳機器精心包裝過的。生者有漂亮的大簷帽、閃光的勳章、雄壯的隊列、嘹亮的軍樂、激動人心的誓詞，死者有溢美的讚頌和常有鮮花陪伴的烈士陵園（中國烈士陵園的格調有點像美國鎮子上的墓園）。所有的政客在包裝士兵這件事上都慷慨得很。一部分美國年輕人喜歡當兵打仗，也許就是因為士兵的職業被包裝得太精美了。當然，他們下戰場時的感覺就與上戰場時的感覺不一樣了 – 他們見過了包裝被撕開之後的真貨的樣子。我一直忘不了電影《搶救大兵雷恩》中諾曼底登陸那一段的情景，因為我覺得那才是撕開了包裝的真實貨色。美國士兵還算是各國士兵中受到比較人道的待遇的一群。很多戰爭比那還要恐怖得多。在真正的戰場上，士兵隻是些嚇破了膽的可憐蟲，子彈才是威風凜凜的國王。人在被子彈洞穿時，身邊是沒有壯烈的軍樂奏起的。

我小時候，大家的家裏基本上都沒什麽藏書（除了《毛選》）。我家也差不多，所以家裏不管有什麽書就會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十歲左右的時候抄起的一本是大約有三四百頁厚的《天文知識》。我不知道為什麽這本書會流落到我家，因為我家裏沒有任何天文愛好者，我也沒聽說過我的任何親戚朋友是天文愛好者。顯然這本書的程度遠遠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但我也沒別的什麽精神食糧，於是就半懂不懂地讀起來。書中描述的太空中的死寂和酷寒一下就讓我聯想到了那些棺木之中的人要被送到的地方。再往後，讀到將來的某一天太陽上的燃料將會完全耗盡，地球將會從此陷入永遠的酷寒和黑暗當中，所有的生命都將從此滅絕。讀到這裏，那股寒氣已經提前席卷了我的全身。

本來是一本知識讀物，把我嚇成這個樣子，在外人看來要笑掉牙了。而我也為我這些莫名的恐懼而自卑。別人似乎都忙忙碌碌地流轉在他們各自的一件接一件的事情中，像我腦子裏總也轉不出去的這一類問題大概他們早就解決了。況且，那個時候的孩子最喜歡嘲笑同伴的話就是說他是膽小鬼。所以我不願意跟任何人說起我的恐懼，並且每有機會，我都會裝出一副滿有膽量的架勢。在我的記憶中，我似乎從來沒有跟父母或者是任何朋友講起過我的這些恐懼。

恐懼是一隻欺軟怕硬的狗，你越害怕它就越凶。童年的我就陷在這些比我的個頭要大不知多少倍的恐懼之中無法自拔。夜深人靜，家人都已酣然入睡之時，我獨自在床上輾轉反側，聽著遠處遙相呼應的狗吠，真希望當初爸爸媽媽沒生下我來，這樣我就不必每天這樣害怕了。那該有多好。

神經不夠堅強的一般人是受不了沒有任何人際交流的孤獨生活的，因為人生有太多的問題是難以一個人承受的。這就是人為什麽要有配偶、有朋友、有人群、有地方說話。要是把這些問題單獨讓一個十歲的孩子來承擔呢？偶爾翻開老相冊，看到我童年的那張臉沒有一點孩子應有的光彩，心裏有點悵然。

再看看牆上相框中我的孩子們那活靈活現的眼神，感覺又轉為得意：那可是我的作品啊。不是照片，是眼神。

　　　　　　　　　　　　　　　　　　　　　二

人的膽量應該有一部分是天生的。同是一兩歲的孩子，同是第一次站在遊泳池邊，有的孩子毫不猶豫就跳下去了，把父母嚇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反應過來，趕緊下水去救。有的孩子要被父母舉著到池邊，結果腳剛沾到水就開始號啕大哭。這當然是基因中寫就的。那天讀Jean Edward Smith的《羅斯福傳》，講到羅斯福1932年被在芝加哥的民主黨全國大會提名為本黨總統候選人。羅斯福那時在紐約州的奧班尼。聽到消息，他當即決定打破當時的慣例，由奧班尼乘飛機到芝加哥，現場發表接受提名的演說。那個年代民用飛行的技術尚不成熟，飛機的墜毀率大約是1970年代的二百倍，美國老百姓普遍對乘飛機有一種恐懼。並且那一天正好是雷電交加。羅斯福冒險飛芝加哥，是因為他覺得被大蕭條擊垮的美國人一定希望在他們未來的領袖身上看到一點勇氣。羅斯福的飛機在雷雨中起飛，一千多公裏的路程輾轉用了八個小時才到達。羅斯福此舉果然大得美國人心。在隨後的總統大選中，羅斯福席卷了四十八個州當中的四十二個。

我想，要是我是羅斯福，我大概是不會拿著自己的性命當賭注，在雷雨中坐飛機去做這個姿態的。當然，這也說明我不是當總統的料。羅斯福最為傳世的一句名言是：“我們最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他大概是有點資格說這句話的。

毫無疑問，我身上沒有一點冒險的基因。這當然來自我的父母。父母從小受紅色政權的洗禮，對共產黨有發自內心的忠誠。但在我長大後回顧童年往事時，我也意識到父母當年那對黨的發自內心的忠誠的後麵還有一層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感情色彩，那就是對黨的發自內心的恐懼。父母親都是根正苗紅的人，並未受過任何迫害。他們也天性善良，所以也沒有迫害過任何人。但是，看著無數的人 – 有些是他們深為敬重的人，更多的是他們抱有同情的人 – 走馬燈般在他們眼前挨打、被羞辱、被關進牢房，這已經把他們嚇得心膽俱裂了。那時我才初懂人事，就已經不時聽說這家的某某某上吊了，那家的某某某跳井了。他們知道的事當然比我知道的要多上幾百倍。但是假如有人去問他們是否害怕什麽東西，他們一定不會承認他們有任何恐懼，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的反應。那是個恐懼感籠罩全國的時代，所以恐懼是正常的，不恐懼是不正常的。哲學家常說魚不知道水為何物，因為它們一生都不會體驗到沒有水的日子。我想這對於飛魚恐怕就不成立了。當然，飛魚隻是魚當中的極少數。在那個年代，覺得這恐懼感不正常的中國人也是極少數。

正因為他們不承認自己的恐懼，這恐懼在更深的層麵上支配著他們的行為。他們天生的膽小怕事以及他們耳濡目染的那個大環境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不被恐懼感駕馭。母親千叮嚀萬囑咐我們要夾著尾巴做人。父親無數次說起當年反右的時候，誰誰誰就因為一句話被打成了右派。每次有某某同事因為出言不慎被關進大牢，必成為父母教育我們的生動教材。有這樣同步的言教和身教，我想我從父母那裏學到的幾句潛台詞就是：這個社會是恐怖的；社會就該這麽恐怖；恐懼是一種正常的心理狀態，無所畏懼是要吃大虧的。後來自己見到了各種死亡的現實和可能之後，我那時的世界觀大概就是：人不僅活在這個世界上時很恐怖，離開這個世界時還更恐怖。

度日如年的童年最終遠去了。我並沒有能為那些可怕的謎團找到任何解法。它們隻是被別的事情擠到幕後去了。我忙於很多大家也在忙的事，比如勤勤懇懇準備各種各樣的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直到最後的高考。忙起來，我就不用總被那些讓我心驚膽戰的東西糾纏不休了。並且，忙起來也讓我感覺踏實了不少：我一直敏感於我與別人的不同，所以每發現一點什麽跟大家的共同點，我就很釋然。

直到二十多年前的那個六月之後我才發現童年時的那些恐懼感並沒有死。它們還活得好好的，隻是一直躲在幕後，等機會卷土重來而已。又過了很多年，我才意識到人不可能靠轉移視線來逃過他的恐懼感的追捕。

　　　　　　　　　　　　　　　　　　　　 三

我對北京城的印象一直不壞，但對北京人的印象一度很一般。那時我印象中北京公汽售票員的拿手好戲是看到要乘車的人上氣不接下氣地遠遠跑過來，還差兩三步就到了，一按電鈕，車門關上，車揚長而去。但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個春天，每個北京市民都忽然變得像天使一樣。那種友好與溫暖是我自從出生以來從來沒有在任何人群中見過的。我被這熱情所感染，便投身在那個學生與市民組成的巨大集體之中。

一個人在集體之中跟著大家一起哄鬧時是感覺不到恐懼的。我跟著大家，好像在做些什麽。後來回想起來，那時其實我並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麽。文革時熱淚盈眶走過同一個廣場的紅衛兵當中的一大半說不定就是像我這樣的盲流呢。

那集體是一隻善良的紙老虎，在四月裏朝氣蓬勃，在五月裏茫然四顧，然後在一個六月的晚上被剛剛從蟄伏中蘇醒的真老虎一巴掌打得作鳥獸散。在那隻真老虎麵前我與那久違的恐懼又謀麵了。

哲學家克爾凱郭爾說：靠躲在人群中來逃過自己良心的譴責是膽小鬼的可恥。我後來也意識到：靠躲在人群中來忘掉恐懼是傻瓜的天真。一個人可以混在人群之中度過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但有一件事是他必須獨自去麵對的：死亡。沒有人可以替代他做這件事，也沒有人可以同他一起做這件事。時候一到，每個人都必須獨自灰溜溜光溜溜地離開這一桌熱鬧的盛宴。因為所有的恐懼都源於對死亡的恐懼，所以不管某個人群看起來如何有生命力，對於其中的每個個體來說都是虛假的靠山。共和國的將軍們當年在戰場上喊殺時都有膽量把自己性命置之度外。但他們被清洗批鬥時，能泰然處之的卻隻是鳳毛麟角。這隻是因為他們的腰杆是被集體撐起來的。他們自己並沒有腰杆。在戰場上，他們是集體的一員，所以顯得勇猛無比。在被批鬥的會場上，他們曾經仰賴一生的集體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麵，他們隻剩下了孤零零的自己，於是成了軟蛋。子彈隻會摧毀人的身體，集體卻可以摧毀人的意誌。所以混在人群中喊兩句口號算不了什麽本事，敢於獨自麵對一切威脅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父母親對黨的忠誠與恐懼也可以從集體的無邊巨爪那裏得到解釋。本來，對同一個東西既忠誠又恐懼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忠誠是出於自願的，恐懼是非自願的、被脅迫的。這兩個本來該是冤家，對某個東西忠誠就不該有恐懼，對某個東西恐懼就不該有忠誠，結果卻進了一家門。更奇怪的是，忠誠與恐懼的美滿結合不隻發生在我的父母身上，而且發生在當時七八億中國人之中的相當一部分人身上。我的理解是：它們之間是因果關係 – 忠誠隻是由於恐懼。任何動物都會懼怕比自己更高大的野獸，人也不例外。那如果這隻野獸龐大得讓你都望不到邊，在你的前後左右都是它的蹤影，你根本無路可逃時，你會不絕望嗎？進一步，如果這隻野獸自從你懂事之日就已經在你的前後左右環伺，卻並不張開血盆大口將你一口吞掉，而是居然還給你些許好處，你會不感激涕零嗎？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1)說的就是恐懼和忠誠的這一段奇異姻緣。

這段奇異姻緣還可以上溯到久遠得多的曆史。我們的先人對皇權的態度就是發自內心的忠誠加上發自內心的恐懼。當然，在有點獨立判斷力的人那裏，忠誠常常會走了樣，但恐懼一定是不折不扣的，

因為恐懼是每個人的生存權的前提。一人謀反，要把九族都殺光，要的就是創造一種恐懼感。每個人都戰戰兢兢時，高高在上的人們心裏才稍微踏實一點。這樣的恐懼感代代相傳，直到我的父母那裏，再傳到我這裏。

恐懼也是中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粘結劑。平頭百姓自不必說，連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周恩來都活在恐懼感當中，嘴裏說出的每句話都要前思後想、左右掂量，唯恐給自己找了麻煩。毛澤東同樣活在恐懼感當中，整天疑神疑鬼，怕別人奪了他的權、要了他的命。奇妙的是這些人在早年都算得上是無畏的鬥士。無畏的鬥士何以在爬上至尊之位後即變成了患得患失的小人？大概是因為他們擁有的太多了。擁有太多，要看護的也就太多，靈魂反而變得不堪一擊了。在上者恐懼失去地位和榮耀，在下者恐懼失去飯碗和性命。中國社會就是這樣用彼此之間的恐懼維係在一起，然後世代相傳。這種奇特的關係從秦始皇那裏開始就再也沒有改變過。

在靠恐懼感維係的社會中，日子最難過的就是誠實的人。所謂誠實與否，我想應該按照人的行事標準來定義。誠實的人隻有一套行事標準，不誠實的人有多套行事標準，依據哪一套要看風向而定。惡人也可以是誠實的人，如果他隻有一套行事標準。如果你對某個誠實的人有足夠的了解，你就可以完全肯定地預期他的行為( predictable behaviour)，這就是信任。跟不誠實的人打交道要難得多，因為你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麽 – 是親近你還是出賣你。在靠恐懼感維係的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被社會強加以一套行事標準。對誠實的人來說，這常常與他們自己的標準是衝突的，迫使他們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如果他們有足夠強大的勇氣，他們會堅持他們自己的標準，而這隻能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誠實而有勇氣的林昭和遇羅克以及說了幾句真話的彭德懷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如果誠實的人沒有足夠的勇氣，比如我的父母親，他們的枝幹就隻能乖乖地被強大的園藝師修剪扭曲為人家希望的形狀。他們心甘情願地接受思想改造，反省自己在靈魂的哪個角落還不夠忠誠。被修剪的他們也不遺餘力地以同樣的方式修剪了他們的後代。

對於不誠實的人來說，靠恐懼感維係的社會是他們的天堂。思想改造對他們來說完全不是個問題，因為他們的靈魂不是一棵樹，而是一條藤，在任何有形狀的物體之上都能牢牢攀緊，然後得心應手地成長。他們的枝幹被扭曲時沒有任何痛苦，所以他們扭曲起別人來也不會覺得有任何不自然。他們是真正的識時務的俊傑。靠恐懼感維係的社會就是由一幹不誠實的人運行的，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中誠實一定不是一種被崇尚的美德。

父母親對黨的恐懼與忠誠最終悄悄分手了。是忠誠卷鋪蓋卷走人，恐懼獨占了舞台了。這其實是情節的最自然發展。在共產主義的理念中，個人是不值一提的，所以他們那樣的忠誠的必然結果隻能是丟失了自己。年輕時他們混在共產主義信仰者的人群中也許不覺得自己缺少什麽，但終於他們發現這麵大旗和舉著這麵大旗的集體其實並沒有任何力量來撐起他們的靈魂。他們需要一個可以倚靠他們的靈魂的地方。他們開始對佛教感興趣了。

我對流行的宗教一直敬而遠之，因為我一直覺得宗教隻是人逃避死亡恐懼感的一個虛假的港灣。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宗教是可以給人撥迷開悟，卻不給人以任何來世許諾的宗教（當然那樣的東西也許根本不應該稱作宗教）。但是，看到父母親在學習佛教之後變得更加通情達理，精神氣色也與從前有了天壤之別，我為他們高興。既然任何肉眼凡胎的人都不可能看到來生是個什麽樣子，如果奉行某種信仰起碼能給人帶來一點今生的幸福，何樂而不信呢？有些無神論者認為宗教是精神麻醉劑，殊不知麻醉劑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人在平靜中才更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而恐懼會扭曲視野中的一切。麻醉劑讓人不用劇痛就能修複身體，宗教讓人在平靜之中接近事情的真相（我想隻是接近而已）。如果哪一位說宗教是麻醉劑的先生有膽量在做開膛手術時不打麻醉劑，我就承認他有了譏諷宗教的資格。神經夠堅強、悟性夠高的人可能不用皈依什麽宗教也能坦然麵對一切。各宗教的創始人就是這一小部分人之中的翹楚。但對於別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老百姓，從宗教中能學來的智慧是他們自己憋一輩子都憋不出來的。

　　　　　　　　　　　　　　　　　　　四

上大學時聽鄭小瑛指揮講解貝多芬《命運交響曲》，講到交響曲一開始那著名的四個音符。鄭老師說：這好像是有人要揮刀砍你的頭，卻不是馬上就剁下去，而是要先在你脖頸子上揮舞三下，然後再狠狠剁下。最令人恐懼的不是那最後的一剁，而是之前那寒光閃閃的三次揮舞。我覺得這個解釋很精辟。人在恐懼時，擔心的是未來的某種可能性。人來到這個世上，沒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除了死亡。但是每個人在什麽時候死亡則是不確定的。奇跡總有可能發生，理論上來講一個人的最後時刻可以被無限推遲。他希望奇跡會發生，那個可怕的事件會落荒而逃。但他又不知道這奇跡會不會發生，並且這奇跡是否發生並不掌握在他的手中。他的脖頸子陣陣發麻，不知道那口刀什麽時候落下。毛澤東在位時，總是擔心大權會旁落，而他的大權一直到死也沒有旁落，所以他的恐懼感一直都懸在那裏，並且他的行為就一直被這個恐懼感所操縱。如果他真的被逼下了野，他反倒就沒有這個恐懼感了。經濟蕭條的時候，很多人一聽到公司要裁員就嚇得要死，但真的裁到了自己頭上，才發現這世界末日其實並沒有當初想象的那麽可怕。不少人被裁員反倒成了他們後來事業大大成功的序曲。中國老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說的就是當死亡變成了當下，不再是一種遙遠未來的可能性時，人反而會從緊張之中平靜下來。

因此恐懼感也是一種欲望：追求安全感的欲望。恐懼之中的人由於未來的某個可怕事件而沒有當下的安全感。他想要從當下逃離，他想要活在那個可怕事件過去之後。可是人永遠隻能活在當下，永遠不可能活在未來，所以從當下逃離就像是狗要逃離自己的尾巴一樣徒勞無功。

恐懼源於人的求生本能。
<人類的遠祖要靠著恐懼感來避開危險，討條生路，所以恐懼感是維持人類繁衍的必要反應。由此開始，恐懼感支配了人的行為的每一個角落，而人也完全習慣於這種支配，即使現代人的每日生活與生命威脅已經沒有任何直接關係。小時候，我害怕班裏的壞孩子。上大學時，我擔心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了，我又擔心哪一天會丟掉工作。這都不是因為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脅，而是因為恐懼已經成了我的習慣。趕飛機的人在交通堵塞的時候心急如焚，唯恐誤了他的航班，盡管他很清楚心急如焚並不能對緩解交通堵塞有任何助益。大家都擔心丟掉飯碗，盡管每個人都明明知道在現代社會中沒有幾個人因為丟掉了飯碗而凍餓而死。這也都是出於一種習慣。一人謀反九族被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人們還是噤若寒蟬。這都跟死亡沒有任何直接關係。他們隻是不習慣於失去任何他們已經得到或自認為應該得到的東西而已。這也說明了為什麽有了財富和地位的人並不比別人更容易擺脫恐懼感的駕馭。現代人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壓力” – 這詞大概是專門給已經擁有不菲的人們用的；一無所有的人通常並不這麽說。這壓力就是一種擔心失去的恐懼。蒙田有一句名言描述了人經常被自己的恐懼感駕馭的情形：“我的一生有太多的不幸，而它們中的大多數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連蒙田這樣的智慧之人都老是自己嚇唬自己，足見恐懼感在每個人那裏的威力。蒙田與別人的不同之處在於蒙田意識到了恐懼感的厲害，別人（包括我的父母在內）則是被恐懼感駕馭而不自知。如果連誰在掌握著自己的命運都不知道，改變自己的命運就不要提了。

一個人的恐懼感成為習慣時，他不僅用恐懼感來嚇唬自己，也會用恐懼感來對付別人。傳統的中國父母都會用嚇唬的辦法來迫使孩子就範。這也怨不得他們，因為他們自己從來就沒有覺得恐懼是什麽不正常的事。嚇唬孩子這一招當時很靈驗，比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要見效快多了，但是後患無窮。恐嚇是對敵人才使用的伎倆，用來對付自己的孩子，隻是在培養孩子下意識裏對自己的敵意。搬起這塊石頭的父母最終是要砸到自己的腳的。況且，父母用來嚇唬孩子的那些借口 – 警察要來抓你啦、大灰狼要來吃你啦等等 – 都是假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謊話。等孩子將來懂得這一點時，對父母的信任就會打折扣了。當然，這個折扣可能隻是打在潛意識裏，兒女自己並不一定意識到。兒女與父母之間可能還是會有足夠的客氣，但能否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想像將來有一天應該開設一個為人父母的資格考試，考試通過者才有資格生養孩子，而安全感是考試及格的必要條件之一。人在沒有安全感時，會把手裏抓到的每一件東西都當成救命稻草，包括自己的孩子。孩子被父母當成實現自己欲望的工具的事情太多了。父母該是孩子的救命稻草才對。

　　　　　　　　　　　　　　　　　　五

狼群中乖巧聽話的小狼怎麽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它會有勇氣挑戰威風凜凜的頭狼，把它打得抱頭鼠竄。我也怎麽都不會想到我能有一天活在沒有恐懼感的日子裏。那個機緣來自於讀到弗蘭克爾 (Viktor Frankl) 的領悟：麵對威脅時，人不是隻能有一種反應。他可以選擇他的反應方式。同樣是麵對可怕的事，我可以選擇恐懼與不恐懼。既然我可以選擇，我當然要選擇不恐懼。一生都活在窮困潦倒之中固然可能不是什麽理想的人生，但要比一生都活在恐懼之中好上一萬倍了。

這道理如此簡單，在我的前幾十年中卻居然從未領悟到它，過後看起來其實並不奇怪。人的每一個選擇都代表了一種價值取向。恐懼是出於求生本能，所以如果一個人關心的隻是自己的生存，那麽他就會被各種各樣的恐懼所駕馭。如果一個人除了關心自己的生存，還關心自己的快樂、自由和尊嚴，那麽他就可能會選擇不恐懼，因為恐懼之中的人沒有快樂，沒有自由，也沒有尊嚴。每個人生來都有關心自己生存的本能，包括我自己，但從前沒有人告訴過我人除了生存之外還有別的值得尋求的價值。聽起來很可笑，但我從前的確不懂得人還有尋求快樂、自由和尊嚴的權利。如果一個人隻有生存本能，他就不會意識到他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人在多大程度上被恐懼感駕馭大概取決於三個因素：先天因素、家庭與社會的影響、以及自己的選擇。在我這裏，前兩個因素都是劣等，所以隻有在第三個因素那裏努力了。我發現，即使在我懂得了選擇的道理之後，不恐懼的選項也並非總是顯而易見，所以還是每每重新陷入恐懼之中。我的辦法是問自己：我到底想要什麽？這問題讓我重新審視我的價值取向，於是那些被恐懼擠進垃圾筐的選項就重新出現在我的麵前。我想，不管是誰，要想擺脫恐懼、焦慮、或生活壓力，唯一出路也是重新審視他的價值取向，問自己：我到底想要什麽？

人的身體需要鍛煉才得以強健，人的靈魂也需要鍛煉才得以強健。恐懼感來臨之時是鍛煉靈魂的最好時機。那時人的靈魂最為脆弱，總是幻想著奇跡出現，把他從苦海裏解救出來。當他依靠自己有意識的選擇，不用等到任何外界奇跡的出現就能找到平安時，他的靈魂就強健起來了。

尊嚴與麵子是兩回事。在乎麵子就是在乎別人的看法，所以自己的麵子其實屬於別人，不屬於自己。自己的麵子要別人給，而自己的尊嚴不是別人給的，人有多少尊嚴也不是取決於別人對他有多少尊敬。如果人隻能有本能反應，隻懂得恐懼( fear)與貪婪( greedy)，他就是沒有尊嚴(dignity)的。如果他懂得選擇自己的反應，並因為這樣的選擇而帶給他自己以快樂，以至於帶給別人以快樂，他就是有尊嚴的。自由也不是別人給的。我想，自由的真正含義就是選擇的自由。如果你意識到你有選擇恐懼或不恐懼的自由，如果你意識到你有選擇跟從誘惑或拒絕誘惑的自由，你就是自由的人了。當年的毛劉周雖然地位崇高，卻屈從於自己的恐懼感，所以他們生前沒有自由與快樂，而在那段曆史真相大白之後後人對他們的尊敬也將所剩無幾。假如時光可以倒流，他們若在身居高位時能了解到一點自由與尊嚴的真實意義，也許他們就會做不一樣的人，中國就會是一個不一樣的中國了。

我的孩子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讀到一本兒童教育書，講到孩子摔痛、碰破、發燒難受時，大人不要驚慌失措、大驚小怪，因為父母是孩子的精神支柱，如果支柱都倒了，孩子當然就更加恐懼。我對這段話記憶猶新，因為我母親可以說是這段教誨的反麵例子 – 她把她的所有恐懼都毫無保留地讓我分擔了。我不怪母親，因為她不知道她可以選擇不恐懼。但我選擇不讓自己被恐懼駕馭，也選擇讓我的孩子們成長為不被恐懼駕馭的人。他們小的時候帶他們去遊樂園，我總是有意坐在離他們最遠而目力剛剛可及的地方，讓他們習慣於自己跟磕碰摔跤打交道、跟比自己高一頭的孩子打交道。

與恐懼感糾纏這麽多年，我敢肯定世界上每個人，不管天生膽量大小，都會怕些什麽東西。一流的英雄電影中的英雄都有恐懼，沒有任何恐懼的鋼鐵英雄隻能入兒童片或二三流的電影。英雄與凡人的區別隻在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拒絕讓恐懼感駕馭他們。

我的孩子們也有恐懼：他們害怕電影中的鬼怪鏡頭、害怕新聞中的流血場景。但是，不像我小時候把恐懼感小心藏匿起來，他們害怕的時候會告訴我，要我把電視關上。這讓我很高興 – 他們不認為恐懼是一件恥辱的事。況且，當你能說出你的恐懼時，你的恐懼就已經去了一半了。

被恐懼感駕馭的生活從祖先那裏傳襲到我，或許已經有幾十幾百代了。我覺得我有能力給它在我的孩子們那裏畫上句號了。說不定，由於我的選擇，從我的孩子們開始的幾十幾百代後人也不會再活在恐懼感之中了。這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成就呢。

　　　　　　　　　　　　　　　　　　　　　六

據說豬是最聰明的動物之一。有句俗話：“一個人殺豬，二十四個人抓豬。”本意說的是讓豬束手就擒成為盤中餐的不易。另一句俗話“殺豬般的嚎叫”是那場麵的活生生的形容。那種嚎叫能傳得很遠，我小時候多次聽過，每次聽到都會止不住地浮想聯翩那頭豬的可悲結局。人與豬的恐懼感同出一源，但豬的聰明又與人無法相比。豬在死到臨頭時才知道恐懼，人在剛剛懂事時就會注意到遠遠的地平線那一頭的那個巨大陰影。可是這也不一定是什麽好事。如果人不懂得如何擺脫恐懼感的駕馭，那麽他就比不上豬了：豬的恐懼隻有一小會兒，而人的恐懼會跟隨他一輩子。

好在人類還有哲人與聖賢。他們說：人即使在那個巨大陰影之下也還是可以擁有多彩的生活。有的哲人甚至認為正是那個陰影才使得人類有可能擁有多彩的生活。海德格爾說：“如果我承認死亡、直麵死亡，我就能從對死亡的恐懼和生活的瑣碎之中解脫出來。隻有在此時，我才獲得了做我自己的自由。”我們從小到大一直被灌輸的理念是：人生是與別人的賽跑。但是那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卻分明在宣示：人生實在是與死亡的賽跑，因為每個人都是要獨自灰溜溜光溜溜地離開這一桌熱鬧的盛宴的。別人跑得多快與我沒有任何關係。我沒有任何滿足別人期望值的義務，也不為別人（包括我的孩子們）設立任何期望值。每個人都隻能為他自己這一小段賽程的意義負責。不用說，在這個賽場上每個人最終都是失敗者，但賽跑的意義在於賽跑的過程。


在中國，不僅死人的居處極少出現在活人的視線當中，死亡也是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但是，不能麵對恐懼的人會更被恐懼牢牢挾持，所以每一個求8怕4的中國人的勤勉一生 – 不管是年輕時的奔命、囤積，還是老來的染發、去皺、吃各種各樣的保健品 – 不過都是被恐懼感驅使而已。我們長年累月地試圖逃離那個陰影，試圖轉過頭去裝作沒有看見它，但沒有人能阻擋它以不變的步伐向我們走來。我想，如果未來的中國人能開始正視死亡，活人能與死人相處更融洽一點，死亡能占據活人的話題更多一點，也許中國人會開始懂得選擇，他們的生活會因此更加多彩呢。

**(1)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於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