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狼給一隻狗的公開信 作者：高爾泰

昨日少年今白頭
　　一頭狼給一隻狗的公開信
　　高爾泰
　　朋友們先後寄來《領導者》雜誌上你的《“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一文，和該文的一些跟帖，
　　勸我做出反應。看來，為關心此事的讀者提供一些查證和判斷事實的依據，是必要的。故有此信。
　　你說，“高爾泰是一頭被追獵的狼，同時也是一頭追獵的狼。”我想這兩句話，是來自詩人黃翔。黃翔著名的《野獸》詩，就是這樣開頭的：“我是一隻被追捕的野獸……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你把後句緊接著“踐踏”二字的“野獸”二字去掉了，很有意思。所有的狗，都有一種同野獸劃清界線的需要。
　　沒想到的是，你會以我的親密朋友的身份，來劃這線。所謂“研究所裏關係最密切的人，”所謂“多年的情誼，戈壁灘上的漫步，傾心的交談，學問的溝通，風趣的玩笑與相互間的關懷與同情”， 所謂“文革中有一天在高爾泰處境最艱難的時候我偷偷溜進他的房間”，這種憑空虛構的逆向迂回，已超過了劃線的需要。那些半真半假的趣聞軼事，隱私八卦，摻雜著駭人聽聞的道德指控，在不了解真相、特別是不了解文革真相的年輕讀者那裏，也真的可以造成，一個老朋友在懷念故人的印象。而這個故人，是一頭“身子在二十世紀，頭還在中世紀”的、到處亂咬的惡狼。
　　好在任何事情，都有個曆史背景。“橫掃一切”時發生的事，“化消極因素”時不會發生。紅衛兵著舊軍裝走遍全國時發生的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不會發生。“揪軍內一小撮”時發生的事，“還我長城”時不會發生……你的許多曆史言說，放在當時的客觀背景中來看，還是可以證偽的。比如你說你在文革中我最艱難的時候偷偷溜進我的房間與我相會，你可能是忘記了，那時我人在牛棚。房間已被查封。
　　我愛畫狼，這是真的。但是這個真，不能為你那個假作證。那幅油畫，抄家時已經失去。抄家是群眾性的，你也來了。你提到了那幅畫，沒提抄家。這種任意剪接情況——不提的事比提到的重要——文中常見。你的剪刀很大，曆史被整段整段地剪掉。提到八三年，不提“清汙”。提到社科院，不提八十年代……這些切斷了因果鏈條、絕緣於泛文化背景、加上虛構細節的小故事，漏洞多，矛盾大，不待與事實對比，你早已自我證偽。
　　這裏權且指出幾個，就文本所及，說一些事實。不作評價，也不作評價的評價。
　　第一個，你說你1972年從嘉峪關到酒泉看我，散步時我告訴你，我揭發了你偷聽敵台。於是，“閃電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兩年多以前在離莫高窟幾十裏外的山溝裏一段放羊的曆史。我放羊，高爾泰和幾個牛鬼打地埂，他和我同住一間土屋。一天晚上，高爾泰進來，見我把半導體湊在耳邊，問了一句：聽什麽？敵台，我回答……我又想起，去年幾個月我所感受到的曲辱，原來根子竟在這裏呀！我心裏盤點著還有什麽值得他揭發的事，幸好，我燒了在新疆寫的上百首詩的事他不知道。出於本能的警覺，我感到身邊這個人忽然變得如此可怕，我必須有所戒備了。”
　　1972年的“兩年多以前”，是1970年。1972年的“去年幾個月”，是1971年。你又忘了，我已於1969年春天離開了敦煌。時間和地點都對不上號，這是一。1969年以前的三年，特別是事件發生的1967年，階級界線判若水火，革命兩派你死我活，沒有可能一個造反派戰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勞動。事實上你是作為看管階級敵人的民兵監押著我們來回的，這是你所謂的“放羊”，這是二。那個山溝叫苦口泉，隻有一個窩棚。那次去的人很多，大家都在裏麵過夜，很擠。你不會在那樣的場合“偷聽敵台”，聽什麽也沒人敢問你“聽什麽”，這是三。
　　我確實揭發了你。你說此事時，可曾想過，應該向讀者交代一下原委？那天你背著手在工地上走來走去，監督勞動，我們牛鬼蛇神挖土。我挖著挖著，渾身燥熱起來，就把上衣脫光，曬著太陽挖。你走過來，告訴我不許赤膊。我問為什麽，你說不許赤膊。我又問為什麽，你還是說不許赤膊。我沒有聽從，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頭，問我“是不是要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是不是以為在這野山溝裏隻有一個民兵，就治不了你？”直到我穿上上衣，還沒完。晚上我們做完請罪儀式，你給大家訓話，又專門訓我一頓。我們每次進山勞動，都有個民兵監押。對我們寬嚴各異，沒人像你這樣。
　　時值兩派惡鬥，所裏無政府。你在“革總”，對方是“革聯”。回所後，我找到革聯的蘇永年，告訴他文革前有一次到你屋裏，你正在收聽蘇修節目。知道沒有旁證，最終不能定案。知道革聯處於劣勢，一時管不著你。知道如果革總找我算賬，革聯不會相救（誰救階級敵人）。但是沒有涵養，又別無選擇，顧不上那麽些了。事後兩天，在院子裏遇見你，大聲地對你說，“你偷聽敵台，我揭發了你”。你站住，我繞過你走了。
　　你剪掉了你在苦口泉發飆的事件，把我說“我揭發了你”這句話的時間，挪到1972年，地點挪到酒泉，並宣稱在這之前，你毫不知情。這就與情與理，與曆史事實，與你此文的下文，都對不上號了：“我掂量了一下形勢，兩年多都過去了，所裏卻對我沒有任何行動。後來我被感受到的雖不公開卻十分明顯的歧視實在壓得受不住了，曾冒險跑到軍宣隊隊長李治安那裏自首，要求把我明明白白揪出來得了……被老李一番溫言好語勸住……以後一年我才得知，這事在所裏曾引起一場隱藏在幕後的特大風波，把軍宣隊，工宣隊，革委會都卷進去了，(爾泰按，如果真是這樣，那是因為你的投誠者的身份，在對方陣營中的地位使然)，工宣隊隊長鄭紹榮老人為了救我真是費盡了心力……”這就在無意之中，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時間坐標：軍宣隊、工宣隊時代——六十年代後期。和一個不同的地理坐標——敦煌，使得那一臉無辜如夢方醒痛心疾首的表演破了功。
　　那次在苦口泉勞動，不是隻我一個。目睹你發飆的同事們都還健在。你激動得麵紅耳赤暴跳如雷，相信你終身記得。文中絕口不提，該不是選擇性遺忘。然後你說，“為什麽他要揭發我呢？這完全是一種對惡勢力搖尾乞憐，以獻上朋友為代價，求得自己減罪，這是一種人間最不齒的卑劣行為”，作為旁證，接下去你說，你到酒泉時，“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遠非黨員也與黨毫無關係的高爾泰，此時的編製卻在地委黨校。”暗示我得到了“獻上朋友”的回報。這個謊，就撒得太隨便了。從曆史常識來說，“立功贖罪”的支票從無兌現，遑論嘉獎？從個人的履曆來說，我的編製從來沒有到過黨校，一天也沒。你怎麽能編造別人的履曆，來適應自己的需要？
　　那次你來酒泉之前，所裏另外兩位同事，劉玉權先生和王炳先生剛剛來過。是所革委會派他們來了解1967年我那個揭發的，要我提供一點旁證。我沒有，他們也就算了。想不到他們前腳剛走，後腳你就來了，說是來看望我的。有過互相傷害，難能不計前嫌，你這麽遠跑來看我，我有些感動，告訴你劉王二位剛走，所裏在調查你，你要注意。萬萬想不到，你的回答竟是，“你不應該告訴我這個，朋友是朋友，組織原則是組織原則”。我像吃到一個蒼蠅，隻有冷眼看你。你站起來走了，我隨即砰地一聲，用力推上了房門。聲音太大，驚動了隔壁的趙存福，一位傑出的攝影師，過來問什麽事，我都告訴了他。想不到三十六年以後，你會說我送你一直送到旅館。
　　劉玉權先生是考古學家，正派誠實。王炳先生管後勤，也是老實人。二位至今健在，不難找到查詢。他們當年的酒泉之行，是你我那次酒泉衝突的關鍵。你的酒泉故事中沒有他們，該不是選擇性遺忘。三十六年以後，你把我與他們的接觸，說成是我對你的第“兩次揭發”，並說憑著我告訴你所裏在調查你這一點，你也可以“告他一個與我進行黑串聯之罪。”你寫道，你回所以後，“我就把高爾泰如何想與我進行黑串聯，如何遭到了我的抵製的事說了……可以自誇——毫無破綻，滴水不漏。”你的故事前麵根本沒有提到劉、王二位，怎麽後麵又冒出一個第二次揭發和黑串聯之說？思路一時迷失，邂逅了一段你已經剪掉的關鍵性環節，你不尷尬？
　　第二個，你指控我出賣了賀世哲和施娉婷，導致賀被開除送回原籍監督勞動，施被扭斷了胳膊。我同賀、施之間發生的一切，都在《尋找家園》中寫了。我寫的，你也已經仔細研究過了，沒有提出異議。但是你關於這件事的說法，卻是這樣的：“文革來了，在工作組麵前，高爾泰與賀世哲之間爆發了一場氣吞山河、波詭雲譎的戰爭，賀世哲先生，以後並連同夫人施娉婷女士與高爾泰一起，誰也沒有得到好處，被工作組揪出來了。但是我們今天看高揭發賀的材料，又算得了什麽……可就憑這些，再加上以後廣羅密織的各種罪行，就把年紀輕輕就出生入死、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以後又培養成黨員大學生的兩位有為青年葬送了。”
　　你十分清楚，早在工作組進駐以前，賀世哲就以“揭開敦煌研究所階級鬥爭的蓋子”為號召，發動群眾對我這隻“夾邊溝鐵籠子裏逃出來的惡狼”窮追猛打，“解剖麻雀”。工作組進駐時，我早己被解剖完畢，鬥倒鬥臭，成了階級敵人的現成標本。那時的賀世哲，是所裏“文革小組”組長，權傾一時，一言九鼎。你怎麽對此隻字不提？你怎麽不說，是他們葬送了隻有三十一歲的我的前途呢？難道我沒有入黨，沒有抗美援朝，因此算不上有為青年，就可以隨便葬送嗎？
　　你十分清楚，那是1966年六月的事。同年十月，工作組宣布，我降三級，賀取消黨籍，施免予處分，算是結案了。宣布大會上，你上台教大家唱樣板戲《紅燈記》，該不會忘記。不久形勢逆轉，各地奉旨造反，兩派武鬥比忠，賀、施再度崛起，成為“革總”的頭頭——你的領袖。你寫了很多大字報，自稱“紅衛兵”，“超齡團員”，“韶山戰鬥小組”，為之搖旗呐喊，該不會忘記。後來“革總”失勢，賀、施被打成重傷。所裏一半以上的人都進了牛棚，你“乘著革命大聯合的東風”，和革聯的人們一起，依然紅色戰士，該不會忘記。
　　敦煌的武鬥，是全國武鬥的縮影。得寵者勝，失寵者敗。得者複失，失者複得。全在皇上一念，誰都沒處捉數。我輩階級敵人，皮青肉腫看戲，更是眼花繚亂沒處捉數。但是，是誰打折了施娉婷的胳膊這樣的具體事件，你們局內人應該知道得很清楚。知道而不說，剪掉了多少曆史？不管你的剪刀有多大，我一直是勤王兩派共同的專政對象，一直都在監督勞動之中，身在局外，不可能參與其事，這一點，你是剪不掉的。
　　第三個，你指控我出賣了陳克儉，導致陳自殺。你寫道“1965年陰曆四月初八，浴佛節廟會前，甘肅師大美術係青年教師陳克儉來到所裏，創作四月八油畫，不知深淺，曾與高爾泰有過接觸，談了不少……但還沒等他回到蘭州，高爾泰的揭發材料就寄到學校了，把陳克儉說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師生水中遊”形容挨餓時期的打油詩，加上高爾泰自己說的反動話都寫上……文革一來，陳克儉說不清，竟上吊自殺了。”言之鑿鑿，駭人聽聞。但是謊言越具體，越容易證偽。且不說陳是水彩畫家，不畫油畫，也沒有在1965年來到敦煌；且不說“破除迷信”十幾年，那時已無浴佛節廟會和任何廟會，更不會有以此為題材的任何文藝創作；且不說“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遊”之句，是五七年鳴放時蘭州市女子師範許植本老師在大字報上寫的（《尋找家園》中有提及），挪用不到其他人頭上 ……且說事實：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與陳克健和李巍（甘肅人民出版社美術編輯）一室。三個人晚上閑聊，說起當時的饑荒，李說，中國農民膽小，不然要造反了。陳說膽大也不會，因為國家有軍隊。我說不是國家有軍隊，是人民沒有組織。軍人來自人民，會把人民的體驗帶進軍隊，一定條件下會站到人民一邊。條件是出現某種組織性力量，比如獨立農會，比如民間宗教，現在都沒有可能……不是發昏，都想透口氣。時值“三年困難時期”，政治相對寬緩，以為在這個沙漠孤島上，天高皇帝遠，可以隨便些。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裏（招待所沒有食堂，在研究所食堂吃飯）談笑風生，有一天忽然手撫我背，說我“腦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瘋子”。這是不著邊際的話，本來沒有什麽。但是環境特殊（這一點你很清楚，我也寫過），有人就找他“閑聊”。後來支部書記李承仙找我談話，說，聽說你在客人麵前放毒，怎麽回事？常所長調你來，費了很大勁，對你期望很大，你怎麽一來就給我們惹麻煩？讓範華在會客室裏給開了個臨時床鋪，讓我當天就搬過來暫住，說清楚了以後，別再胡說八道了。
　　我交待了談話的內容，作了自我批判（認識到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且不敢通知陳、李。這是醜行劣跡，我一直心存愧疚。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無事，他們在所裏待到1963年，先後離去。1965年春，我被借調到蘭州甘肅省博物館搞“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陳也在那裏，又同住一室。談起這事，他說在敦煌時，李承仙找他談過。他當過團幹部，也處理過這種事。同樣一句話，要看是什麽人說的。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社會上牢騷很多，顧不過來，一般人說句錯話，基本上不會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壞右說的，性質就不同了。你們那裏水深，沒人追究你，要感謝李承仙。
　　陳的厚道，李的保護，我隻有感激。因所裏搞新洞窟創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陳繼續搞展覽，以後沒再見過。文革後我到蘭州，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很意外，很惋惜。你說他是因我而死，“高爾泰一時失言，必是覺得後怕，與其別人可能揭發他，不如先把別人宰了，就像曹操殺呂伯奢一樣，想象中的危險，又一次被白日夢般地化為現實。” 一個“必”字斷案，幹脆利落，就像說施娉婷的胳膊是因我而斷一樣，顯然不是判斷力和記憶力的問題。為了和文革掛上鉤，把1962年發生的事挪到1965年，該不會是無意的吧？蘭州文革中的情況，我不清楚。但是一個人自殺，應有較大原因，應有檔案記錄，應有當事人和知情人的記憶。現在甘肅師大還在，藝術係還在，當時的不少老師和同學還在，要了解真相，應該不難。你此文的跟帖中，有一則就提到了這個問題，“你們個人之間的是非恩怨也說不清道不明，但陳克儉老師之死是誰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憑高的幾句話就能決定的”，應是知情人所寫。你既然要做這文章，又不先了解一下，哪像個吃考古飯的？
　　第四個，你說我的《荒山夕照》，“說明世事人情之險惡以外，沒有明確交代回所以後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向革委會舉報了。我讀了以後，可以打賭，一定有人舉報了，而舉報者不是別人絕對肯定正就是高爾泰本人！原來，人情世事之險惡，最典型的體現者就是高爾泰。”前麵的“打賭”，“一定”，“絕對”，加上後麵的“原來”二字，立即就變成了事實，以及對事實的道德判決。實際上那次回所以後，革委會主任何山聽了範華的匯報，說，下一次他要親自到大泉“帶頭勞動”。指示範華多準備幾個鋏銠，以便“改善生活”。從大曆史的角度看，這是新生的革命政權以權謀私的一個小小萌芽，值得一寫。但那是另一個主題，我怕文字雜亂，決定割愛。想不到留下這個懸念，竟使你如此亢奮。
　　第五個，你說我 “談到夾邊溝的生活，說那裏的人最後都成了野獸，他們到處逮耗子燒吧燒吧就吞下去了。有時為了搶耗子，他們會打得頭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難友接到家裏寄來的餅幹，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脹死了。其他受難者棄死者於不顧，為搶奪剩下的餅幹打得一塌糊塗，而他搶得最多……”，如此等等，比我知道得還多，描寫得很細致，如同親身經曆。你讀過《尋找家園》，應該知道，我在1959年初，就離開了夾邊溝。在我離開以前，還沒有發生你所說的上述情況。我也沒在鹽堿地上見過耗子。九十年代以後，開始有一些幸存者的見證和勇敢作家的調查問世。我想你是讀到一些，搬過來充當“尋找家園以外”的知情人的。顯然你又忘了，1960年以後發生的事，安不到1958年去。
　　並且你在這裏，不動聲色地製造了一個虛假的對比：你很尊敬夾邊溝人全都是社會良知，而我罵他們都是野獸。用心之深，令人生畏。但是我對夾邊溝難友的看法，早已寫在書裏。有我的書作證，不是你可以隨便塗改的。你毫無親身經曆，怎麽又從“人性和知識分子的複雜性”，得出了這麽一個全稱肯定？
　　第六個，1983年（你挪到1984年，為什麽？），敦煌吐魯番學會在蘭州開會，我應邀與會，遇見不少敦煌的老同事，握手如儀，還是有些舊情。唯獨你，酒泉一別，已形同陌路。樓道裏遇見，沒打招呼。會議中間休息時，你擠過來坐在我旁邊，說，“我到藝術研究院了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你問我“你怎麽樣啊你？”我說我很好。時值“清除精神汙染”，我是批判重點，被停課禁書，拒絕檢討，拒絕約談，處境惡劣，無人不知。你明知故問，毫不掩飾幸災樂禍，我像又吃到一個蒼蠅，掉頭不再理你。你轉身走時，丟下一句威脅：“齊一你知道嗎？我和他很熟。”顯然你以為你心目中的龐然大物，必然也是我的。
　　關於這次偶逢，你的版本是：“相隔十多年我們第一次碰麵，他一直盯著我，我卻給他來了一個脖子不給（蘭州土話，不與理睬）……他迎向我，站在我麵前，似笑又不敢笑地問”你好嗎！我說，我還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呆過嗎！那個單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開膀子搞你的美學了 ，李澤厚也在那裏，為什麽不呆下去呢？”他一時說不上來。“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個愛揭發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裏都是這樣，人家討厭，對你自己也不好。”“你怎麽知道的？”他驚異於我的消息靈通，也證實了他的確又揭發了什麽人讓人家趕走了。“丁一你認識嗎？”我問。“是他告訴你的？”“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說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過錯誤，包括我在內。但有些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時代造成的。有些是永遠不能饒恕的，是人格墮落的表現，你就屬於後一種。你身子已經生活在20世紀了，頭卻還在中世紀，脖子拉得那麽長，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實際上是個弱者。”
　　這一長段話，形象偉大，氣勢昂昂，不像會議休息時稠人廣眾中短暫的招呼，倒像是八十年代以前居民委員會裏帶紅袖章的老太婆對階級敵人的囉嗦訓話。這種架勢和口氣，革命知識分子也有，但須得對方像老鼠見了貓那樣戰戰兢兢配合才行。所以這種節目，七十年代已少，八十年代已無。語境既已轉換，舞台、道具也不再和角色配套，你無從吸取能源，單靠文字過癮，難免底氣不足。剛一提出指控，立刻轉了話題。借編造的我的結結巴巴回答，從社科院的不知什麽事，一下跳到敦煌（文革中的）的不知什麽事，上下文毫無關聯。故事的主線索，就這麽斷掉了。從此再也沒有提起。這裏麵的空白，可不是剪接所致。
　　劇本還沒完，腳色就變了。惡狼受命卸妝，扮演多情賤鼠。追獵改為追隨，遭拋棄了還戀戀不舍跟著：“我們就這麽無聲地走著，他幾次想說什麽又沒有說出來，就這麽尷尬著，一直走回招待所，我進了屋，他沒進來。遲疑著說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帶著詢問的口氣，我沒搭理，他走了，到大門口，回頭望了我一眼。”或者“他一直盯著我……他趕來參加這兩次會，僅僅是想見見我……”。好家夥！這些自戀者的意淫，使我想起chiwawa ，一種很小的寵物狗。它以為自己很大，而且魅力無窮。狼也蕭默，鼠也蕭默，你站在這麽一塊左右搖晃的墊腳石上麵，高則高矣，穩當嗎？
　　在《“祁連山下”以外的常書鴻》一文中，你寫你以民兵身份，押解所革委會的頭號敵人常書鴻外出治病（自稱“董超、薛霸”，貌似調侃，實際上是給自己塗脂抹粉，）對醫生訓話的口氣，也這麽氣勢昂昂。要說這氣勢的源泉，說白了還是你所依附的權力。壓下者，必然媚上。所以另一方麵，你又“孫頭兒”“鍾頭兒”叫得和從前的“常所長”一樣親熱。在軍代表、工宣隊長麵前撒嬌更絕，要求“把我揪出來得了”。博得前者“溫言好語”相勸，後者“費盡心力”相救”，嗲勁兒難以想象。主也蕭默，奴也蕭默，可知道在這二者之外，還有別樣的人格？
　　你問我為什麽不在社科院哲學所待下去，假如我是你，自然能待下去。但我不是你，我和你心目中的那位龐然大物合作寫書不成，鬧翻了。我被“清除精神汙染”，也是因為寫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逆了龍鱗。一個人再怎麽邪惡和愚蠢，也不至於一麵激怒當局，一麵又向當局告密，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即使至於（比如兩麵派、雙重人格），上下左右那麽多人盯著，也絕無可能保密，當時就會身敗名裂，還等得到二十七年以後，由一個與社科院毫無關係的你來說？
　　你說我驚異於你的消息靈通，因而也證實了我揭發了人。你拿出來的證據就是你所謂的我的驚異嗎？為什麽你不把那些靈通消息及其來源抖出來作為證據呢？
　　你說我是因為“愛揭發人”被趕出社科院的，為什麽不說出我揭發了誰？向誰揭發的？揭發的是什麽？
　　你說渺遠往事，充滿具體細節繪聲繪色，怎麽說到近事，反而含混起來？
　　如此嚴重的指控，怎麽能閃爍其詞？
　　現在社科院還在，當時的人們還在，你隻要說得出來，自會有當事人作證。為什麽不說？
　　如果你說不出來，是不是撒謊？
　　你虛構了一個“丁一”，以維持氣壯如牛，實際上並無其人。如果有，必無躲藏之理。藏也藏不了的，起碼互聯網能搜索得到。如果沒有，是不是撒謊？
　　你寫此文時，已經年逾古稀，還撒謊，不知道是為報舊仇還是昔日的派性發作？不知道是玩世不恭還是想抹黑或攀附別人以引起人們對自己的注意？不知道是前紅衛兵的曆史鄉愁使然，還是高級寵物的特殊心態？
　　不論是什麽，都不奇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說話要負責任。何況用虛假的名字，進行真名實姓的指控，並且公開發表，問題的性質，豈止是撒謊而已？
　　撒謊二字，不是可以隨便說的。我敢於負這個言責，是因為有你的文本在。不論如何闡釋，白紙黑字，作為既成事實，它已經不能修改。
　　文本所示，此為焦點。焦為熱之聚，即小可以見大。四十年間民族災難深重，你由看門狗晉升到寵物狗一帆風順，豈是偶然？現在有頭有臉安富尊榮不但毫無反省，還美滋滋地寫了不少名流軼事烘托和美化自己。花邊趣談、隱私八卦，周恩來的關注，郭沫若的嘉獎……靡不畢集。時或在昔日的意識形態碎片中摻入一些“惡勢力”之類時尚字句，或者貌似附帶地宣稱自己寫了一百多首詩燒掉了……不管時代怎麽變反正正確是你的機會是你的好處是你的。假如有一天，看到你在沒有危險的情況下連署某個請願書或者走在某個遊行隊伍的前麵，一有危險就縮回到安全的寵物窩，我將毫不奇怪。
　　如此人文景觀，其實非常普遍。米蘭昆德拉早就在他的《玩笑》一書中，把這種沒有懺悔的“與時俱進”，寫得淋漓盡致。但是玩笑一普及，就變成了嚴肅。正如謊言一普及，就變成了真理。若要與之周旋，正好陪著玩兒。你說我“實際上是個弱者”，沒錯。否則，哪會一輩子被群狗追咬，連躲在深草叢中靜靜地舐一舐自己的傷口都沒有可能？十幾年亡命天涯，還要被追著抹黑，拉著墊腳，以襯托別人的高大？哪會被迫辯誣，別無選擇，隻能把本可以用來叩問存在尋找意義關注身外事物的有限能量，虛耗在渺小個人卑微瑣碎的自衛鬥爭之中，顯得時間和精力都毫無價值？
　　這玩兒對於你，是有趣和有利的。對於我，純屬生命的貶值。迫使我陪你來玩，這本身就是你的一個勝利。但這勝利，未必是強者的證明。強者之強，首在獨立。否則沒有自我，存在就是虛無。虛無之勝，也是虛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腐皮之上，毛何持而強？一個人的曆史是自己創造的，一個人的價值也是自己創造的，此外持什麽都是空的，何況腐皮？何況抹黑別人抬高自己的遊戲？
　　我使用“抹黑”二字，不是說自己幹淨。澄清某些史實，不是說我好你壞。事實判斷，不等於價值判斷，任何渺小短暫的個體，都不是真理的化身，都沒有資格充當道德法庭的終審法官。我比你優越之處在於，我明白這一點。麵對暴君的奴役，檢討認錯、鞠躬請罪，我什麽醜沒有出過？畫了那麽多毛像，畫了那麽多歌功頌德的宣傳畫，我什麽臉沒有丟過？對於賀、施和你的報複，手段也邪乎得可以。特別是反骨難換，禍延親人，留下創深痛巨不可彌補。用殘損的四肢，爬出那黑暗的隧道，滿身汙泥創傷，早就不像人樣，敢不謙卑？敢以清白自居？硬要充個胖子，也隻能說，我縱有狗性如你，也還能因而知恥，。知恥，故能找回來一丁點兒自我，那個自省的主體。
　　你責怪我在《尋找家園》中沒有寫你，那是因為已寫了類似的事例。此外，社會底層那些不施脂粉、以真我麵對人生的普通人的命運，也比你更值得寫。漂泊天涯，謀生不易，很多想寫的，都沒顧上。有太多的沒顧上，至今感到遺憾。就你而言，四十年後的這個後續發展，倒是賦予了題材以一種此前沒有的寫作意義。但我如現在來寫你，文字會像辯誣，更加要不得。
　　但誣既有之，不得不辯。隻能直接寫個公開信，向讀者做出交代。這是弱者的悲哀。你的誣不止這些，所辨隻限於比較嚴重、有案可稽，有旁證可以鑒別真偽的部分。有關謬托知己、隱私八卦、心理推測、趣味花絮，以及不在一個層次上麵無法進行的所謂“學問的溝通”，不辯也罷。不辨不等於默認，也是弱者的悲哀。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一個人處在要為自己辯誣的地位，就已經是屈辱的了。何況在受了實際的傷害之後，還要來辯誣？
　　整個八十年代，你一聲不吱。現在寫作此文，卻用上了那時穿靴戴帽的方法：以“如果有一天我和高先生在一起坦誠相見，他將不得不承認我說的全是真話”開篇，以“我現在真希望能再見上高先生一麵……真想拋掉過去的所有恩怨……傾心地再談一談”結尾。雙手捧心，令人錯愕。
　　見文如見人。我不覺又體驗了一次，前兩次久別重逢的況味。
　　“勸君更盡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