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雜憶之5：我們開了個黑會

　　
　　工作組進校以後馬上宣布，洪校長、劉副校長因為犯有“嚴重錯誤”停職檢查，希望全校革命師生繼續揭發批判校黨委的問題，同時也要把握革命大方向，堅決揭發批判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工作組熱烈讚揚了以“輝煌小組”為代表的革命師生，希望大家團結對敵，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老實說，那時候文化革命十六條已經公布了，我對其中許多詞句其實完全不了解。那是一種習慣性的忽視。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就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文革停課以來，雖然每天開會學習寫大字報用掉了許多時間，我的副業——裝無線電收音機還是突飛猛進。
　　盡管工作組來了以後，對於我們的革命大批判作息時間有了新規定，但是溜到街上去還是容易。我熟悉所有無線電材料商店，熟悉所有大工廠在城裏的處理品門市部，熟悉所有從礦石收音機到超外差式電子管收音機的零件從正品到處理品的價格，熟悉漆包線、矽鋼片、測量儀表表頭……等許多可以用來自己動手組裝元件的材料價格。我有一批朋友，多數都是比我高一級到幾級、興趣一樣的同學。隻要他們進的是這個城市的幾所大學，我們聯係照常，說不定就會在哪一家電子器材商店碰麵，交流經驗、消息，議論《無線電》雜誌上某篇文章……，說起“無線電經”來常常是沒完沒了的。
　　那一天午飯以後離開學校的目的很簡單，我的收音機發出嚴重交流哼聲，我知道那隻電源濾波電容又被擊穿了。我在“宏音”買東西的時候遇到了比我高三屆，曾經做過我輔導員的李鎧（順便說，本文所有姓名完全虛擬，切勿對號入座）。才華橫溢的李鎧向來是我的偶像。他這天來給學校廣播站買材料。說了好一會兒電子管、變壓器的價格以後，他告訴我，學校裏越來越熱鬧，昨天有一千多個同學聯名給北京毛主席黨中央聯名發信，要求撤換省委工作組……。我沒放在心上。最後他說：
　　“嗨，有空到我這兒來玩玩嘛。”
　　給我寫了“李鎧，無線電工程係宿舍XXX號”幾個字以後，我們分手了。

　　兩天以後，就在那個星期六。下午沒事兒，我和“輝煌小組”的幾個同學在外麵玩，聊天的時候提起李鎧說的他們學校很多同學要求撤換省委工作組。大家都知道李鎧。不知道是誰提議，到李鎧那裏去看看熱鬧吧。正好路邊來了一輛去那兒的公共汽車，我們馬上跳了上去。
　　大學裏文化革命的氣氛和中學完全不同，除了少數揭發批判校黨委、教師、某些學生反毛澤東思想罪行大字報外，絕大多數都在爭論一些我們根本沒有想過的問題：文化革命到底為的是什麽？工作組來的目的是什麽？工作組對於文化革命客觀上起了什麽樣的作用？革命大批判有底線嗎……？有的大字報說“甩開保姆，自己鬧革命”。這“保姆”明顯指的就是工作組。有的幹脆用了“工作組滾蛋”這樣激烈的說法。當然也有很多“堅決支持工作組”、“工作組是革命的”說法。大字報就是引用毛主席語錄也有自己的引用法，引用得很到位。有好多如果不說“毛主席說過”，我簡直不敢相信，不像我們寫來寫去就是那幾句老套。大字報則言辭冷峻，直截了當，造成一種真正的肅殺、戰鬥氣氛。
　　還沒去找宿舍，我們就在那座德國人留下的花崗岩小教堂門前看到了李鎧。他兩隻手各提一隻50瓦高音喇叭，肩上斜背一大卷彩色電線，一付大忙人模樣。隻記得，他指手畫腳給我們介紹的東西，還不及我們在大字報上看見得多。我們不久就分手了。
　　後來文革中我和李鎧匆匆忙忙見過幾次麵，都沒機會說話，揮一揮手就過去了。1978年我是該係的新生，在桂花的濃香中站在那個小教堂前，想起已經離開人世快十年的李鎧，流了很多眼淚。這是後話。
　　回到學校，食堂已經關門了。幸虧師傅們和我們關係良好，很快就給我們拿來了熱飯熱菜。學校裏麵還有很多老師和同學在薄暮中的操場上打球。“輝煌小組”的其他幾個同學都在。聽說我們回來了，就來食堂聽我們邊吃邊講大學裏的故事。聽了一陣子都說不過癮，於是決定過一會兒到教學樓的化學階梯教室去繼續說。

　　除了自己小組的同學以外，還有十幾個來自不同班級的熟悉要好的同學和兩個老師。一位是我的班主任薛老師，教數學，苗正根紅的貧下中農子弟。另一位是隔壁班級的班主任孫老師，教外語，知識分子家庭出身。那時候兩個人都不到三十歲，未婚。
　　大家開始的時候隨便聊天，看來的人差不多了，大家就讓我講講白天的見聞。誰讓我和李鎧最熟悉呢？
　　我講了一會兒，另外幾個一起去的同學補充了一些。說得差不多了，大家就散了。
　　第二天星期天在家裏，無非是幫著買菜、洗菜、洗澡、換衣服、洗衣服、玩收音機。星期一早上還睡了個懶覺，才去學校。

　　跨進校門，正好隔壁班的阿周大步出來。他看見我，眼睛馬上紅了，強忍著眼淚伸出手來，和我重重地握了一下。阿周是短跑健將，力量極好。他這一握，幾乎把我的眼淚握出來。不等我問他話，他已經消失了。
　　走進校園，人特別多。同學老師們給我讓出一條路，沒人和我打招呼，眼神都有點怪，走到大字報區才知道原因。
　　第一條撲入眼簾的標語就是“堅決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薛某某、孫某某！”
　　接著是“堅決揭開星期六黑會的黑內幕！”“堅決捍衛革命的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革命！”“堅決擁護市公安局對現行反革命分子薛某某、孫某某拘留審查！”“揪出星期六黑會黑後台！”“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星期六黑會的黑手不簡單！”……。
　　最後我停在大字報“星期六黑會詳細紀要”前。這份“紀要”顯然是某一個與會者的會後回憶紀錄，但是寫成現場紀錄的樣子。我的名字筆劃寫的特別濃，後麵的話很大部分都是依照一個輪廓編造出來的，使得很簡單的事情看起來說的人含義深長，或者故意聳人聽聞。
　　星期六黑會？我記得太清楚了，別的同學也一定記得，不就是十幾個同學老師在一起坐著聊了不到半小時？現場很簡單，根本沒人拿筆。我說得多一點，接著幾個人說了一通，大家就散啦。
　　教室裏空蕩蕩的，剩下我們黯淡無光的“輝煌小組”十個人麵麵相覷。全班同學都不知道到哪裏去了。過了一會兒，參加那天晚上“黑會”的另外班級的同學陸續進來，包括剛才流著淚衝出校門的阿周。再過一會兒，我們點算人數發現，除了兩位已經被公安局拘留的老師以外，隻有我班一位同學，也是團支部委員，沒來。那麽，告密的就是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