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生盜江湖

武生者,盜江湖之吳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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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無祭而祭》序: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作者:章詒和)

(2007-09-21 07:32:37) 下一個
  我們為什麽要在五十年後的今天紀念反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基本上認同學者徐賁先生的說法。他說:“記住過去的災難和創傷不是要算賬還債,更不是以牙還牙,而是為了厘清曆史的是非對錯,實現和解與和諧,幫助建立正義的新社會關係。對曆史的過錯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責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義承諾,永遠不再犯以前的過錯。”而我之所以說“基本認同”,就是另有個別部份,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記住過去“不是要算賬還債”。據說徐先生已定居美國,他的觀點或許適用於大洋彼岸,但不大適合於我們這塊土地。半個世紀以來,我們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從鎮反到六四,運動無數,死亡無數,殃及無數。可是,運動的發動者,製造者,領導者,執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話沒有,一句道歉的話沒有,一點悔罪的意思也沒有,而是發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遺忘和實施強迫遺忘。要知道,毛澤東搞的所有政治運動,都屬於群體性傷害。傷害最深的是社會底層,普通公民,無辜百姓。這是最嚴重的社會傷害與民族傷害。因此,我們有權要求算賬,共產黨必須還債,況且很多是血債、命債。在中國,“算賬還債”是“厘清曆史的是非對錯”的重要組成部份。有了對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難者傾訴痛苦的權利,其實也就給了執政者一個悔罪的機會。隻要他們請求寬恕,中國的老百姓立馬就寬恕。不信,請當下中共十七大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們試試。那麽,欠債幾多?最完整的“賬本”,就是各種檔案、絕密文件、秘密會議記錄、秘密調查報告、秘密計劃、秘密決定、秘密決策等等。這些要緊之物,官方是不會解密的,不會公開的,更不會退還給你。有例為證:去年(二OO六),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級法院索要作為“現行反革命”罪證的十六本日記、劄記和手稿。人家熱情接待,細心查找,讓你等個夠,等到最後給你一句懷著歉意、帶著溫柔的答覆:“對不起,我們找不到。”請注意:人家是說“我們找不到”,可沒說“東西沒有了”,更不說“東西找到了,就是不給你”。狡猾得這樣出色,無賴得如此完美,想發個脾氣都叫你發不出來,不愧執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氣倒在床。
  “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
  我的日記是從1958年開始寫的,那上麵有父親的交往行蹤,父親的談話牢騷,父親的詩作,一家人的生活記錄以及我的勞改日記。在當局封鎖真相、把持壟斷一切憑證、材料、檔案、文件的情況下,我們隻有自己動手找“賬本”了。一個重要的賬本,就是記憶。由於我們這個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於許多個人保存的資料被銷毀,由於許多親曆者已經消失,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寶貴了。
  幸存者幸存下來幹什麽?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樂業,恐怕就應當是存留記憶和守護記憶。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使命。記憶是一種測試,測試一個個體,一個民族的倫理責任和普世價值取向。俄國的普列漢諾夫,臨終前曾自語:俄國無產者,你們還記得我嗎?蘇聯元帥朱可夫死後,一位詩人曾這樣寫道:“他(指朱可夫)為自己的士兵哭泣過嗎?臨終之時,他想起了士兵嗎?”這兩個細節都令人喟歎,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訴我們:回憶是飽含複雜情感感受的“向後看”。這個“向後看”內涵豐富,它蘊涵著對人對事的聯係、關切,感受、體驗。所以,記憶不隻是記住從前的人與事,它們還留住了聯係、關切、感受、感情、體驗。故而,記憶在本質意義上代表並記錄?人與社會,人與曆史,人與環境,人與時代,人與自身最持久、最細致、也最深刻的聯係。
  自從《往事並不如煙》(牛津大學出版社版為《最後的貴族》)出版,很多人給我來信或打來電話,說:“我也想寫,但因不是名人,寫了也沒人看。”我聽了,一再解釋,且焦急萬分。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底層搭築而成。普通百姓的記憶當是社會最真實、人類最重要的記憶。個人的記憶,表麵看來微不足道。但所有親身經曆者的記憶,聚合起來才能成為共同記憶。中國大陸的每一個政治運動傷及百姓都以數十萬計,乃至數百萬、上千萬。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性回顧,都屬於共同記憶。由於執政者長期查禁和親曆者大部份死去,原本的“共同記憶”就成了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今年(二OO七)六月四日《成都晚報》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堅強的六四死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語。我剛看到它,心潮洶湧,立即給成都朋友發送郵件。說:“我一整天都在激動!這個民族沒有死滅,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地表達我的欽佩和敬意。”很快,興奮成了傷感。原來它的順利出台,是因為報社從業人員根本不知“六四”為何物,不知“六四死難者”為何人。這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來,距離天安門廣場那個血色夜晚,還不足二十年,而我們的年輕人已茫然不知了。這是愚昧瘠貧土壤培育出來的碩大無比的時代苦果,讓今天的每一個人都來咀嚼吞咽它。
  殘酷吧?現實從來就殘酷。國內不少“八九”精英,他們中的絕大部份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們心結。到了那個日子、那個鍾點,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開著私家車圍著天安門廣場轉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會、賺錢,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漸成儀式。這樣做,也好。儀式起碼可以承載哀思,並提醒人們“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各就各位,該幹嘛幹嘛了。這樣做,對不對?當然也對,再是英雄豪傑,不也得過日子嗎?但我心裏總覺得別扭。事情是需要比較的。一比較,質的差異,深淺的差別,就顯現出來了。
  我非常尊敬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堅持不懈地調查文革的死難者,調查他們的姓名、籍貫、性別、年齡、家庭、死因。與宏大的文革?事相比,她做的事簡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萬別小看這些“碎片”和“粉末”,它們是珍貴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帶血。它們還是強力粘合劑。由於有了它們,“文革”作為一個曆史事件,才有難以撼動的基本數據和無法塗改的基本輪廓。有了數據、有了輪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國,做了我們本當做的。我們當中有誰在調查“六四”的死傷者?須知,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難忘那個不斷揮臂擋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們看到的隻是一個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麽,是從哪裏來。可為什麽那些政治人物都沒死,那些社會精英都沒死,那些學生領袖也一個沒死?死的都是無名之輩、可的孩子。無論何時何地,隻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後就再沒有爬起來的孩子們,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十八年了,為什麽國人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俗話說:雁過留聲,人死留名呀。我尊敬的另一個人,是個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個深秋的黃昏,他給我打來電話,說:自己是個小小行政幹部,也是個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見一麵。我說:“天色已晚。明天找個茶社或飯館,我們邊吃邊喝邊聊吧。”“不。”他說:“我要說的事,是不能邊吃邊喝邊說的。”口氣不容商量,我答應了。心想:什麽話,有這樣重要?第二天傍晚,他來了。盡管初次見麵,可濃重的鄉音,把我倆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在簡單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之後,就進入正題。他說:“章老師,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寫我的往事。”“好呀!”他說:“你寫的都是上層,我要寫底層。”“那你能簡單說說嗎?”“簡單說,就是你寫貴族,我寫饑餓。”說著,從黑色公文包裏抽出一卷圖紙,說:“我要寫的都在這裏。”
  圖紙平鋪在茶幾上,俯身看去,它們像是農家村落平麵圖,毛筆手工繪製。除了豬圈,雞舍外,其餘均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個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寫著三個人的姓名,有的是兩個,有的是一個。他抬眼望著我,說:“你知道這是什麽嗎?”“像是農家院落的平麵圖。”“章老師說對了。這是我家,是一九五八年的家,一個幾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給我看,講給我聽:哪間屋住的是父母,哪間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間是伯父嬸娘,哪兒是兄嫂子侄們的房子。繼而,他抽出第二張圖,第二張圖是一九五九年的家,第三張是一九六O年。每張圖的格局都一樣,可房屋裏標注的姓名,越來越少。翻到最後一張--圖上,一個小屋裏,隻有一個人的姓名,其他房間都是空白。我說:“隻剩一個人了嗎?”他抬眼望著我說:“隻剩一個人了。”“剩下的這個人,還活著嗎?”“還活著。”“他在哪兒?你認識他嗎?”“他在這兒,就是我。”愕然,啞然。悲而喜,喜而悲!過了好一陣,我問:“原來的人去哪兒了?”“都餓死了。章老師,整整一個村子都是黃塵滾滾,不見行人哪。”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淚水沿著麵頰滾落。他告訴我:成了孤兒,自己就立誓--長大後一定要寫家史,寫饑餓史。後來,村幹部可他,負擔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學。孩子聰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機關幹部,還入了黨。但他一刻不曾忘記當年的誓言。他對我說:“我要提前退休。”遂指著圖上那間小屋說:“我要回到這裏,開始寫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寫完了,就寫鄰居的;把我們村寫完了,就寫鄰村的。一個村、一個村地寫下去。”五十年來,多少鮮花是盛開在劇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現在,他要摘掉豔麗的鮮花,恢複原貌,原色,原本。
  “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樹”
  安徽老鄉走了,消失在京城美麗的暮色之中,我卻久久不能平靜。我知道,他的記憶盡管是極其珍貴的直接見證物,但終因個人記憶的分散性,大概無須多久,或遺失,或流散,或被消滅。因此,我們必須把個人記憶納入一個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裏,個人記憶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公共空間裏,個人記憶才有可能轉化為共同記憶,“粉末”與“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個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沒有親身經曆的人和我們的後代子孫,也才有可能通過這個公共空間承擔記憶,也承接記憶。二戰大屠殺的猶太幸存者的見證,已經為全世界受苦受難的個人和民族提供了“災難見證”與“災難見證保存”的典範性先例。一切災難都是人性災難。所以,這些“災難見證”,無一不是對一個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質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倫理教育。它相比於我們這裏搞的各種“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對現實的見證,同時也是對未來的見證。它不是叫孩子們去“愛國”——愛某個政黨,而是使孩子們變得更好,了解自身,長得有個人樣兒,也活得是個人樣兒。再把話題扯回反右。究竟毛澤東的反右運動針對誰?是什麽性質?這話還用問?當然是針對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大陸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但是,當我閱讀了西方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猶太問題研究資料以後,才明白自己的認識何其淺薄。漢娜·阿倫特是一個德國猶太女人,一個美國學者。她專門從事猶太問題和極權主義的批判性寫作與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誕辰(一九O六—一九七五),大陸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係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誌》、《黑暗時代的人們》、《“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等,讀她的書,內心非常震撼。
  漢娜·阿倫特的與眾不同,要以一樁官司來說明。一九六O年,以色列情報部門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國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這個人是貨真價實的劊子手。正是由他負責,將三百萬猶太人送進了死亡集中營。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開始受審。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當然擁有審判權,而以何種罪行控告他,卻成為問題的關鍵。提出這個問題,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簡直叫荒唐。負有三百萬命債的人,還缺少罪名嗎?自當“從嚴、從速、從重”處理,宣布死刑,立即執行。漢娜·阿倫特的與眾不同處正在這裏。她認為審判阿道夫·艾希曼麵臨的是“由國家機器所組織的行政謀殺”,而西方社會在二戰後紐倫堡審判中首次把“行政謀殺”確認為是“具有現代特征的新型罪行”。這種罪行的性質是對人類犯罪,納粹極權是人類之敵,她不同意將這一場人類的浩劫,僅僅放在猶太人受難史中去認識。大屠殺是非常殘酷的,從成因到過程也都異常複雜。其間有納粹的命令,也有猶太人的順從,甚至是合作。因為在納粹暴力下,猶太人為了個人的生存、利益,就盡量去妥協,對他人冷漠,對世事麻痹。結果呢,每個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隻能喘氣兒的日子,到了後來連逃避恐怖的一點可能性也沒有了。數百萬排著長隊被納粹送進集中營,送進毒氣室,送進焚屍爐。一九六一年,漢娜·阿倫特作為《紐約時報》的記者赴以色列參加報道審判。她想,這個劊子手能不是一頭野獸嗎?當阿道夫·艾希曼被帶進法庭,她手中的筆滑落到地板上,緊張又意外。這個人不單不像野獸,倒像一隻“被關押的綿羊”,說話措辭文雅,理智平靜,回答問題一絲不苟。阿道夫·艾希曼還表示能在耶路撒冷被當眾絞死,自己對此感到滿意。現場審判的情景,使漢娜·阿倫特認識到:有名的大戰犯原來是個級別不高的公務員嚴格遵守紀律,認真執行命令,絕對服從了帝國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殘和受虐者的順從,在漢娜·阿倫特那裏,具有了同等的份量和意義,它們一起指向了極權!所以,她要求審判阿道夫·艾希曼時,必須以全人類的名義,應該盡可能多地公布真相!不是公布一部份,遮掩另一部份,被遮掩的部份往往是“陰暗”篇章和“灰色地帶”,布滿傷痕,也充滿教訓。但要想避免類似的災難再度發生,就必須這樣做,絕不能把災難的罪責全部放在具體行為者的身上。否則,就是一種“集體自我欺騙”和“集體失憶”。它的危害不在於給曆史留下空白,而在於危害全人類的未來。
  反右不也是這樣嗎?一九五七年夏季,對章伯鈞、羅隆基從政治批判到組織處理,其間的每根鏈條、每一環節,皆由民盟中央領導人及其成員操作。當然,運動是毛澤東發起的,運動的步驟、方針、策略是由鄧小平領導和中共中央統戰部一手籌劃製定的。但具體落實到每一場批判會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寫以及每一個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確定與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幹的(詳見拙作《雲山幾盤,江流幾灣,極目天涯空腸斷--章伯鈞在一九五七》一文),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學者。沒有他們的熱烈擁護,積極配合,主動出擊,民主黨派的反右運動能那麽酣暢淋漓、滿盆滿缽嗎?在這本書裏,徐慶全先生《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國大陸文壇反右的情況,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膽俱寒--上邊為了搞丁玲、決定從陳企霞下手;為讓陳企霞低頭,決定先從他的女友柳溪下手;為了叫柳溪開口,決定找到於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一番功夫,幾番撥弄,目的達到了,也準備停當。當柳溪站到了批判大會的講台前,一向嘴硬的陳企霞驚懼不已,精神幾乎崩潰,“像木頭似的杵在那裏”。批判會前,中共文藝總管周揚還特地接見了柳女士、這個紀曉嵐六代孫,並指示:“柳溪是起義,不要劃為右派,也不要開除黨籍。”會後,陳企霞不得不低頭認罪,並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發問題。妻子趕緊向上匯報,周揚得知情況後,連夜接見陳企霞。親切握手,說:“黨是要你的。”沒幾天,當丁玲看到陳企霞站到批判大會的講台前,這個堅強高傲的女作家,同樣驚懼不已,精神失去支撐。她“無以作答,欲哭無淚,後來索性將頭伏在講桌上嗚咽起來。”一切都是由周揚親自指揮的,但又是在整個文壇積極響應下進行的,又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揚早就說了:“利害之心勝過是非之心”,為了身家性命,對朋友,對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純的愛情也都不得不拋撇於身後了。結果,周揚並未兌現“黨是要你的”的承諾,他們被一網打盡。“在政治中,服從等於支援。”“順從的工具,成了你倒黴的原因……”
  所有的順從,都可用人的趨利避害之本能來解釋。實際上,這是國家在極權主義道路上,人類於絕境中摧毀人性、侵犯人性、殘害人性的表現。所以,漢娜.阿倫特在她撰寫的《極權主義之源》一書的序言裏,這樣寫道:“它(指極權統治)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裏實行,它都在摧毀人的本質。”這位傑出的政治哲學家一再強調:由於人殘忍地對待他人,才使一部國家機器、一個政黨意誌(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層層官員、級級組織),得以大規模地迫害公民。製度之惡吞沒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沒者所表現出來的惡,漢娜.阿倫特稱之為“平庸之惡”,則更具普遍性,更可怕。舉個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風鳴放高潮。北京大學物理係四年級學生劉奇弟貼出一張題為《胡風絕不是反革命》的大字報,公開為胡風招魂(劉以為胡風死了)。很快運動從鳴放轉入反右,北大同學對劉奇弟的圍攻,從一開始就異常猛烈,強迫低頭彎腰,直呼其為“反革命分子”。劉奇弟不服氣,即招來更嚴厲的懲罰。隻要他開始講話,便有同學上去扇他的嘴巴。這個痛心的例子,足以說明順從者的作用了——說明“在極權製度下,不必是惡魔,任何一個平常的人都可以成為劊子手。……任何人都可能無端地成為暴力殘害的對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為凶殘狠毒的打手。誰在極權製度中'盡忠職守',誰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對錯,不再能察覺自己行為的邪惡”。這是漢娜.阿倫特極其精辟的論述!受害者跟著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喪失人性,每次運動都是這樣,豈止一個反右。後果是整個社會與中華民族的道德淪喪;後果是從圍觀活剝狗皮到山西黑窯奴工現象層出不窮,驚心動魄,且延續下去。麵對某種強大的存在力量,個人情感與需求無論多麽重要,多麽真實,似乎都無須獲得尊重。於是,連人的生命也都變得像草一般,輕飄飄。難怪任何一次災難發生,傳媒都不怎麽報道死難者的情況,五星紅旗也從不為哀悼死難者下降半寸。快別給咱的孩子上什麽充斥著意識形態內容的政治課了,也快別在中央電視台給咱老百姓灌大碗“心靈雞湯”了。要緊的是恢複人性,恢複人的常態!現在,哪一級政府、哪位官員誰能明確告訴我們:在專製製度下,人性和良知當來於何處?家庭?學校?還是政黨?他們恐怕無法回答這個嚴峻又急迫的問題。良知的獲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識的,即“捫心自問”。遇事“捫心自問”,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盡管今天的神州大地處處高喊“以人為本”的口號,但當下的各級政府和官員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們製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導致各種聞所未聞、屢禁不止的醜態,醜行,醜聞。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讓官員有高學曆或上黨校所能解決問題的。父親很早就告訴我:二戰時期,德國納粹黨衛軍裏就有許多博士,而反動的排猶運動也非希特勒一人所為,它還是遍及歐洲的普遍情緒與思潮。
  麵對共同記憶,麵對過去創傷性記憶是需要全民族來共同承擔的。反右運動的曆史不是五十五萬右派和他們的親屬子女的私產和包袱,也不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私產和包袱。我們既要從政治體製上追究曆史的罪責,同時還要從人性的深層拷問民族、群體及個人的責任。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先生把反右運動研究定為1957年學,自有深刻的道理和用意。因為五七曆史,就是“人禍史”。反右運動從政黨性質、意義上消滅了民主黨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滅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當人,也不把別人當人。澌滅人性,摧毀人倫,將每個人潛藏很深的動物性、獸性都開掘出來,泛濫於社會。五七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開背叛盟友,公開背叛聯合政府的誓言,公開背叛憲法和國民。當然,中共也是徹底背叛了當初的自己。就像當年聶紺弩滿懷悲憤對準備入黨的戴浩所言:“這個黨你想進去,我正想出來呢!當年,我要是知道共產黨是今天這個樣子,我決不會參加的,它簡直比國民黨還糟糕。五十年來,共產黨一直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其實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產黨自己。因為所有的錯事、壞事、肮髒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義和“正確”的姿態做出來的,可中國的小老百姓!”五七曆史,還是“獨裁史”。毛澤東通過反右,兩手掀翻聯合政府,一腳踢開國家憲法,在一個被稱之為“人民共和國”的國度裏,全麵複辟封建專製。從最初標榜的人民民主專政,退到無產階級專政,再退到“一個人說了算”的個人獨裁統治,隻經過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澤東靠的就是一係列運動。因為“能夠使大眾政治化的,不是政黨而是運動”。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種獨裁竟然像一份珍貴遺產,被以後幾代中共領導人和決策層保留繼承下來。毫不過份地說,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所有的黑暗都與“這份珍貴遺產”相關、相連、相通。為什麽許多事情要最高領導人批示才管用?難道龐大的行政機構和上千萬的公務員全是窩囊廢?不,原因就是我們的政權性質--還是“一個人說了算”。我讀到過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運動的發動者、領導者大罵一通,再以最正義的理由把它“鏟除”。一九四九年以後,共產黨就是以這種方式對待地主、富農、舊軍政人員、工商業者、教授學者、知識分子的。我們不能如法炮製。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須的清算與必要的懲處,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結束“以暴易暴”的曆史傳統和政治循環。所以,我要說:紀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義是為了五十年後,百年後。我們紀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賠是應該的,討個說法也是應該的。為什麽不賠?而且應該從中共的黨產裏拿出錢來賠償!道歉更是起碼的事了。賠償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產黨到底劃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裏曾有講述——一九五八年,父親(章伯鈞)劃為右派,戴上帽子。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三個被撤職的內閣部長(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氣氛凝重,談話簡短。接見臨近收尾,父親問:這個運動劃了多少右派?
  周恩來答:大概有二十二、三萬吧。父親後半輩子都在念叨這個數字,像背十字架一樣背著它,走進墳墓。父親哪裏知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數字是五十五萬,受難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紀又有了更新的數字是一百萬以上。每個劃為右派的人,他們的姓名,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家庭,他們的結局呢?還有整個政治事件的前因,後果,性質……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嚴密封鎖,因死守“反右擴大化”的結論,而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們不能像對待日軍的南京大屠殺那樣,自己說被殺者三十萬,那麽請出示三十萬人的名冊,我們卻拿不出來了。連《南京大屠殺》的紀實影片,也是外國人拍攝的。一位姓陳的先生看影片,在網上寫道:有錢的沒錢的,有車的沒車的,工作了結的沒了結的,都該掏錢買票去電影院,領回屬於自己的那份恥辱--這是多麽痛苦的呼籲啊!所以,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對反右運動,共產黨必須交代清楚。我們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過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國人對二十世紀血淚曆史的梳理、反思、歸納、研究、總結,才剛剛開始。重要的是--開始了!我們決不後退,誰也無法禁止。二OO六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接到中學(北京師大女附中)同學曉琳打來的電話,我頗感意外。多少年了,我們彼此相知,卻無聯係。她知道我一個人度日,我知道她與生母相依。曉琳說:“我花了一百多塊買了你的書(指《往事並不如煙》)。”“你買的書,居然這樣貴?”答:“等我知道它的時候,已經被禁了。我是在黑市買的。”“曉琳,謝謝你的閱讀。”她說:“我看了,心裏非常難過,非常痛苦。我打電話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我的父輩對不起你的父輩,我們共產黨對不起民主黨派。我們共產黨對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對不起所有知識分子,更對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連幾個“對不起”,從沒聽見過的“對不起”,像層層細浪拍打、濕潤著一顆衰老幹枯的心,我嗚嗚地哭了。曉琳也咽聲而泣。後來,我們各持話筒,默無一語,隻有哭泣,哭泣。她是誰?她是林彪的大女兒,親骨血。
  “歎烏衣一旦非王謝,怕青山兩岸分吳越”
  我需要記憶,她需要記憶,我們帶著各自的感受與體驗一同記憶。
  二OO七年六~八月於北京守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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