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生盜江湖

武生者,盜江湖之吳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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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的靈魂(ZT)

(2007-04-23 06:57:37) 下一個


書店的靈魂
作者:林天宏
  從書店營業員幹起,在書業摸爬滾打了20多年,徐衝似乎還是不願“麵對現實”。曾有記者的稿子,把這個華東地區最大的購書中心之一——浙江圖書大廈的現任總經理稱為“開書店的”,這讓他難受了好些天。
  “我不是‘開書店’的。那和開餐館、開超市有什麽區別?”徐衝總是很認真地和旁人糾正這個錯誤,“我是做書店的,這是一門手藝。”
  2007年初,徐衝將自己多年來對書業的觀察和記錄撰集成書,名為《做書店:轉型期中國書業的終端記錄》。據稱,許多書店老板將此書作為教材下發,員工們人手一冊;同時,這也是份“口無遮擋”的文本,文筆尖銳甚至於“刻薄”,一個看過書的出版社編輯說:“這本書,把業內能得罪的人都得罪光了。”
  和想象中慷慨激昂、擲地有聲的敢言之士不同,這個先後擔任過三家書店總經理的杭州男人,是個身材瘦小的文弱男子,說一口糯軟軟的江浙白話,並時不時地推一下鼻梁上的黑框眼鏡。
  盡管手下的年營業額已達6300餘萬元,但平日裏出差,徐衝依然自己帶水,在快餐店吃5元一份的盒飯,背一個用了3年的灰色雙肩包,從背後看去,和一個大學生沒什麽區別。他唯一的愛好就是在各個城市中逛書店,發現一家好書店,就像“撿到了寶”,可以在裏麵待上一整天。
  “畢竟,我們的好書店太少了。”徐衝說,“好書店這個概念,根本就看不到頭,我隻能盡力而為。”
  讓讀者配合你、遷就你,這樣的書店,哪怕再豪華再奢侈,也是沒有靈魂的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徐衝和他一手籌建、主持的浙江圖書大廈,都是同行眼中的異類。
  不像我們所熟悉的那些書店場景:牆上到處貼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之類的標語口號,或者“讀書是進步的階梯”等名人名言;也沒有我們常見的“××出版社向讀者問好”之類的燈箱廣告,或者任何形式的出版社專櫃專架。在這家1萬餘平方米的書店裏,一排排整齊的書架,沉默而純粹。
  在國內的大多數書店裏,因為擔心讀者損壞儀器,電腦查詢係統通常都由書店員工來操作。但在這兒,每隔幾十米就有一個讀者自助電腦查詢台。管理者盡可能地利用空間,為讀者擺上沙發和椅子,在這些休息位的周圍,擺滿了綠色的盆載植物。
  休息位滿了,讀者可以毫不為難地席地盤腿而坐,不用擔心有營業員前來勸阻,也不會因為隻看不買,遭受營業員的白眼和驅趕。如果讀者看書睡著,隻有在書店結束營業前半個小時,營業員才會把他叫醒。
  偌大一個書店,見不到幾個營業員,沒有充滿警惕的眼神,也沒有戴著紅袖章的保安不斷巡視;如果殘疾人走進這家書店,不會受到“熱情而貼身的服務”,因為這家書店的員工們認為,“這反而代表了一種歧視”。當然,如果他們有需要,服務人員會隨叫隨到。
  但有些常見的“服務”,在這裏是“享受”不到的,譬如現在許多書店提出的“主動推薦”、“專家服務”——“專家服務?搞笑吧!你以為這是醫院的專家門診麽?讀者可比我們的員工高明。”徐衝不屑地說道。
  書店裏一些必要的提示標誌,透出管理者的別出心裁。“小心路滑”的標誌,是一頭笨拙的大象踩在運動著的滑板上;而“小心碰頭”的標誌,是一隻長頸鹿向前俯首。這是店裏的一個員工設計的,每次有上級領導和同行來參觀,徐衝就會特意帶他們看這些標誌,因為,“這代表了我們員工的用心”。
  “一個書店,讀者與書是最重要的。兩者之外的東西,都必須統一於這個環境。”徐衝這樣闡述自己的理念,“讀者隻關心書本身,他們需要知道出版社嗎?至於名人名言和標語口號,這實在是不怎麽尊重讀者的,難道讀者需要你的教育嗎?讀者自己對書沒有辨別能力嗎?”
  徐衝還很得意於他的一個“全國首創”:在浙江圖書大廈進口處的醒目位置,立了一塊“推薦書店”的告示牌,上麵寫著:“讀者如果在大廈找不到你所需要的圖書,建議您不妨去下列書店看看,可能會有使您滿意的結果。”然後推薦了杭州有影響的若幹書店,既有大型書店,也有一些有質量的民營書店。
  這些書店都是浙江圖書大廈在杭州的直接競爭對手。曾有人向徐衝提出過異議:“這怎麽行?你見過麥當勞裏掛著肯德基的廣告嗎?”
  “一個城市如果隻有一家書店活著,有什麽勁?”徐衝覺得這再自然不過了,“多幾家書店供讀者選擇,不好嗎?競爭是好事,劉翔不也是被人攆得沒辦法了才拿了塊牌子?”
  但有些書店卻不像徐衝這麽想。某市曾有一家新開不久的書店,請了一位不算太有名氣的作者簽名售書。但同城一家又大又火的書店卻不樂意了,從自家的書架上找出那位作者的所有書籍,統統退回了出版社。
  這件事讓徐衝驚愕得“一塌糊塗”:“做生意講究和氣生財,類似製裁、封殺、抵製、絕交,這樣的名堂,是官府的殺手鐧,怎麽會輪到生意人學樣?”
  浙江圖書大廈這種寬鬆的氣氛,引起過許多同行的質疑——“他們光看了,就不買了”,“這樣圖書的破損率會很高的”,“你們怎麽容許農民工翻看美術畫冊”……
  防盜,是許多書店的必修課。徐衝曾在廣州一家大型書店見到,每隔幾排書架,必有一個能登高兩級的監視台,一位戴紅袖章的書店員工坐在上麵,目不轉睛地“關照”著視線所及之處的讀者。這讓徐衝覺得渾身不自在,也沒了在書架前挑選和閱讀圖書的興趣。
  所以,每當有同行問起徐衝書店管理的問題,他總愛說這麽一個故事。幾年前,徐衝收到一位沒有留下姓名的讀者寄來的一大紙箱建築設計、裝潢類圖書,箱裏附著一封信。信中說,他曾在徐衝的書店裏偷拿過很多書籍,一直心中有愧。經過多年的努力,他的事業做得不錯,能夠買一批相似的書籍還給書店,也算是對自己過錯的一個彌補。
  於是,徐衝這樣勸告他的同行們:“書是講道理的,喜歡讀書的人也一樣。文明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但最終你會知道,這些付出是值得的,有益的。”
  可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可徐衝這種對細節苛求的理念,曾有人問他:“那就讓讀者配合書店管理好了。這有什麽關係呢?”
  “衡量一家書店的服務,就看管理者定的規矩,是方便書店的管理,還是方便讀者。”徐衝回答,“讓讀者配合你、遷就你,這樣的書店,哪怕再豪華再奢侈,也是沒有靈魂的。”
  諸如體製或者機製,諸如改製或者上市,我相信,這些都不是能否做好一家書店的真實原因
  徐衝常常覺得,夜深人靜時,自己閉上眼,就能觸摸到那些曾經的老書店的靈魂,那種書店夥計和讀者之間“雋永的人情味”。
  “夥計和讀者,特別是與經常光顧書店的老讀者建立友誼。讀者會告訴你,什麽書好,可你的書店沒有;什麽書不行,你的書架上卻還有一排;什麽書出新版本了,書店還沒有更新換代;這個作者還有什麽書,可以一起陳列;甚至還會推薦,你應該讀什麽書……而夥計也能知道這位讀者的職業和水準、他的消費能力、對某些品種和作者的偏好,業務上遇到哪些問題可以和他討教……這樣,過上幾年,幾十年,讀者還依然記得你,你走了,他還會打聽,誰誰誰現在哪裏去了?”
  徐衝禁不住問道:“我們現在的書店,有幾個營業員能做到這一點?”
  和大多數同齡人一樣,1961年生人的徐衝,也經曆過閱讀的“饑餓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文化生活極度匱乏的年代裏,為數不多的好書,總是在人們手中連軸轉著,上家傳下家,一天輪一天。為了看完一本好書,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徐衝,必須在被窩裏偷偷熬上一夜,甚至連《毛澤東選集》,他都從頭到尾看了4遍。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去書店上班,當一名營業員。
  願望很快變成了現實。1981年,杭州新華書店下屬的古舊書店招收古籍整理員,徐衝報名並被錄取。在書店賣力幹了五六年營業員後,1986年,徐衝成為了這家書店的經理,兩年後,他又開始主持杭州一家中等規模的新華書店。
  但據徐衝回憶,這份書店的工作,根本不是在與書打交道,絕大部分的心思,都用於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像許多國企一樣,新華書店內部的人際關係極為複雜。雖然在他的管理下,書店的營業額節節上升,但店內的員工也被他“得罪得差不多了”。
  1999年,浙江省新華集團開始興建浙江圖書大廈,當時還在杭州市店的徐衝主動請纓,他的“做書店”的理念,受到了當時省店周立偉經理的肯定。在這段時間裏,從籌建到主持,徐衝事無巨細,用半年左右的時間,考察了國內的主要書店,對書店的設計與管理、員工隊伍建設、賣場的實際業務等問題,提出一係列創新的建議,並在浙江圖書大廈著手實施。
  在徐衝看來,新華書店原本的員工構成,是不能讓人滿意的。這些員工多是書店內部家屬,年齡偏大,學曆偏低,大多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而且身上帶著幾十年來新華書店根深蒂固的陋習。於是,在浙江圖書大廈的招聘會上徐衝提出,舊的員工一個不要,全部聘請具有大專以上學曆的新員工。
  消息傳出,眾人嘩然,許多人當著徐衝的麵表示不滿,說他破壞了“店規”,還有人諷刺徐衝“大材小用”,“這些事,高中生也能做啊”。
  但事實證明,這支有著良好教育背景的員工隊伍,就像“最容易作畫的白紙,成長得極快”,很受顧客青睞。
  為方便讀者,浙江圖書大廈開放了電腦自助查詢係統。其他新華書店的同行來參觀,不解地問徐衝:“你們怎麽能讓讀者自己查呢?”
  “可為什麽不能讓讀者自己查呢?”徐衝反問道。他明白,就像那些幾十年來傳下的莫名其妙的“店規”一樣,沒有人會想這是否合理。
  浙江圖書大廈的定位是“成年讀者、成熟消費”,並不把教輔類圖書作為主攻方向。這在教輔類圖書占據大半江山的新華書店係統裏,是極為罕見的。對此,連許多同行也提出異議。
  “教輔類的東西好賣,能出業績,有了業績,就能對上麵負責。”徐衝分析道,“可如果哪一天,教育製度發生變革了,人們不再這麽看重學習成績了,那書店怎麽辦?眼光要放長遠啊!當然,很多幹部會覺得,想那麽遠幹嘛,那時我的任期早就結束了。”
  每年,徐衝花在購書上的費用都在萬元上下。在他看來,一個書店的管理者,隻有自己買書,讀書,才知道什麽是好書,才能對圖書市場有著敏銳的把握。但在他多年來接觸的各地新華書店經理中,不讀書、不懂書,對書毫無興趣的大有人在。“他們更關心的是能分到多大麵積的房子,坐上什麽級別的車子”。
  曾有一次,他去福建一個著名的海濱旅遊城市出差,想去看看當地最大的新華書店。第一個司機說不知道在哪;第二個司機將徐衝拉到了新華書店設在這個城市邊緣的一個倉庫;第三個司機終於把徐衝拉到了目的地。簡陋的賣場藏在繁華的街道一角,沒幾個顧客,店員們懶散地四處遊走聊天,還有一個營業員堂而皇之地在櫃台上沏起了功夫茶。這讓徐衝瞠目結舌。
  徐衝自認為,對“新華書店”這個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已看得十分透徹。他分析道:“在1978年以前,新華書店是宣傳工具的一部分。在改革開放以後,當新華書店真正作為書店出現時,大多數的新華書店出現了兩種不適應的狀態:一是馬上將自己變成簡單的商人,將賣場出租的出租,承包的承包;一是仍然以為自己是政治宣傳工具,官腔十足,淪為官商;這些管理者,要麽是單純的商人,要麽就成了行政幹部。”
  近10年來,徐衝走遍全國絕大多數大中型城市的新華書店,他悲哀地發現,幾十年來沉澱下來的陋習,依然在多數地方頑固地存在、生長著——擁擠的賣場,嘈雜的空間,昏暗的燈光,破舊的書架,肮髒的地麵,成堆的教輔,蠻橫的保安,散漫的員工……
  “不要再去找一串又一串的理由了。諸如體製或者機製,諸如改製或者上市,我相信,這些都不是能否做好一家書店的真實原因。”徐衝很肯定地說,“所謂幹部身份、幹部級別、幹部意識,這都不是一家書店所需要的。我們需要的是職業經理人,和職業營業員。他們真正熱愛書、熱愛‘做書店’這門手藝。”
  現在市場淘汰書店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可在無數家書店倒閉的同時,又有哪一家出版社被淘汰過
  在徐衝眼裏,不隻是書店的管理和經營人員不夠職業,圖書產業鏈上最為重要的生產環節——出版社,也遠遠不能讓人滿意。
  2007年初,一份來自新聞出版總署的數據顯示,從“九五”末到2005年底,國內圖書市場的品種,由2000年的14.3萬種,增長到2005年底的22.2萬種,圖書年印數由62.7億冊增長到64.7億冊,年總印張由376億印張增長到493億印張。
  但這繁華的數字背後,真正的圖書市場又是怎樣的景像?
  徐衝曾做過一個實驗,他在書店的計算機統計數據上查找“雞”這個關鍵字,發現在浙江圖書大廈,光是如何養雞的書就有250多種,縮小查詢範圍,書名出現“雞病防治”四個字的,也有27種。“同一種雞病,中國就有27本書告訴讀者該怎麽治”。有關糖尿病的書,大廈內能找出300多種。
  再以《紅樓夢》為例:一種豪華本,一種普通本,一種廉價本,這樣的標準,3種就行了。再考慮最權威的版本(如人民文學版),以及當地出版社的品種,這麽算,市場上有10種《紅樓夢》就應該足夠。但在浙江圖書大廈,能找出200多種不同版本的《紅樓夢》。
  徐衝禁不住問道:“重複的《紅樓夢》,重複的中外文學名著,重複的服裝裁剪、家居裝潢,重複的計算機圖書,重複的養花養狗養豬養魚種莊稼,重複的旅遊手冊和地圖冊,重複的養生保健,重複的各種炒股投資人生忠告,一旦沒有了這些重複和雷同,20萬種品種,豈不隻是一個神話?”
  徐衝還比較過這幾年的書店銷售排行榜,能在榜上一直占據席位的品種,屈指可數就那麽幾本書:《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牛津英漢詞典》、《圍城》、《挪威的森林》、《朝花夕拾》等魯迅作品單行本、《文化苦旅》等餘秋雨作品、《新概念英語》、《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有持久生命力的作品極少極少,即使是一時炒得甚囂塵上的“暢銷書”,不管它曾經印了幾十萬冊還是上百萬冊,幾乎都是短命的。“《誰動了我的奶酪》,很牛吧?可現在還找得著嗎?”
  出版社的編輯和徐衝聯係,都覺得自己的書是最好的,曾有某出版社出了一套“外國文學名著”,編輯到徐衝辦公室推薦這套書,說什麽“獨一無二”、“定位明確”,徐衝二話沒說,下樓到書店裏拿了相同品種的七八套書,擺在這個編輯麵前,那人啞口無言。
  起初,徐衝也很疑惑,為什麽出版社隻關心圖書品種的數量,卻似乎並不在乎這種品種在市場上的質量和存活時間。但慢慢地他明白過來,圖書這塊市場太大了,弄個吸引眼球的名字,搞點炒作,好像什麽書都賣得出去,出版社也就慢慢產生了惰性。
  “可這破壞了讀者對書的信任啊!”徐衝覺得很痛心,“成天埋怨讀者越來越不喜歡讀書,可我們的出版社又做了什麽呢?”
  許多出版社沒有能力在圖書質量上進行競爭,就開始和書店拉關係。經常有出版社的老總請徐衝吃飯、送禮,要求他把自己社的書擺放在最好的位置,把同類書排斥掉。
  出版社的編輯們總給徐衝打來一些“哭笑不得”的電話。有的編輯說,我們社長很重視這本書,你們也要跟著重視一下;還有的編輯說,我們社長馬上就到你們書店檢查工作了,你們就幫個忙吧。這種“不厭其煩”的請求,徐衝一個月要接到五六個,還經常有編輯質問他:“每個書店都答應配合,你怎麽就這麽倔啊?”
  很多書店會把店裏最好的位置賣給出價最高的出版社,但徐衝對此深惡痛絕,“讀者在意的是書本身的質量,誰會在乎這是哪個出版社出的?”因此,他從不願在書店裏給出版社提供燈箱和廣告牌。據他估計,浙江圖書大廈為此一年要損失近百萬元。
  還有黃金書這個中國圖書市場上的“怪胎”,直接用黃金打造,動輒數萬元。前些年“黃金書”流行的時候,幾乎天天都有出版社找到徐衝,要浙江圖書大廈賣黃金書,給很高的抽成。徐衝總是婉拒。對方十分驚奇,一個勁地追問為什麽,並表示抽成方麵還可以再商量。徐衝被逼急了,脫口而出:“我害怕你們那黃金的成色,讓我的書店掉了價。”
  “你這麽做是不是太清高了?”有人並不認可徐衝的做法,“書店畢竟還是生意啊,哪有到手的錢不賺的道理?”
  “我不是清高。”他說得很肯定,“可以不做的時候,我有選擇權的時候,我就不做。”
  在對比國外同行的工作後,徐衝還發現,國內出版社的管理水平也極不專業。
  他在德國的出版社裏看到,往書店發書,采用的是計重的方式。每本書的重量幾乎都相同,精確到“克”,幾百本書捆成一包,在電子秤上過一遍,就知道發書數量是否準確。
  徐衝曾想將這個方法引入自己的書店,但具體實施後才發現,在中國出版社的管理體製下,甚至連同一批印刷出來的書,質量都參差不齊,隻好作罷。
  十多年前,圖書市場是“買方時代”,書店是求著出版社給自己進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還在書店當營業員的徐衝憑著記性,就能把中華書局一整年的書本清單從頭背到尾,曾被主編閻晉魯當麵誇獎“業務好得不得了”。
  可現在的圖書市場已經進入“賣方時代”,出版社都求著書店賣書,但大多數出版社還在使用人工方法。每年,徐衝都會收到許多出版社寄來的一疊疊樣書,還有長長的紙質清單。
  “已經是計算機管理數據的年代了,把樣書編號,作成電子數據,和書店的數據係統對接,這有什麽難的?”徐衝實在無法理解,“有這樣不重視管理的出版社,你可以想想他們能做出什麽樣的書來。”
  麵對這麽多“難以理解”的事,徐衝直言,問題的根子是出在淘汰機製上。他大聲質問:“改革開放20多年了,市場淘汰書店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可在無數家書店倒閉的同時,又有哪一家出版社被淘汰過?這不應該視為國內出版業的奇跡,這隻不過驗證了,國內的圖書市場還遠遠不像宣傳的那樣,是一個成熟、健康、充滿活力的市場。”
  我們還要努力,努力成為讀書人靈魂的寄宿地
  兩年前,徐衝讀完一本名為《書店風景》的書,從那時起,他便萌生了一個理想——要做中國的“地標書店”。
  這本書的作者是台灣作家鍾芳玲,“一個以讀書、編書、買書、賣書、藏書、教書與寫書為職業的女人”。她在書中推薦了幾家具有象征意義的“地標書店”——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紐約的“高談書集”與“史傳德書店”、舊金山的“城市之光”書店。那已經不僅僅是賣書之所,它們催生了一些偉大的作品和偉大的思想者,自身已成為一個文化象征,成為那座城市的地標。
  譬如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這家在塞納河邊的小書店,店中有個大火爐,書架旁放置了幾張床,免費提供給旅人住宿。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裏雲集了畢加索、鄧肯、喬伊斯、海明威等名人,他們在此高談闊論,借閱,或發表新作。在喬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遭禁後,這間書店勇敢地再版,還因此一度被納粹關閉。
  徐衝說,現在的中國,還沒有他理想中的“地標書店”,差距並不是表現在硬件方麵:麵積、品種、銷售額,人氣……“我們的書店,沒有對讀書人發自內心的關懷,沒有穩定的生命力,也沒有那種厚重的精神、傳統和曆史的積澱。”
  徐衝曾在丹麥一個小鎮上,見過一個小書店,已經有300多年的曆史。2層小樓,“換在北京肯定被拆的那種”。小小的店鋪裏,放眼望去盡是泛黃的舊書,陽光透過窗戶,斑斑駁駁地投射在古舊的木製書架上。店主告訴徐衝,在這個小書店裏,他的家族子承父業,代代相傳。
  類似的書店,徐衝在國外還見過很多。再想想近幾年來,國內許多書店紛紛倒閉,他實在覺得“很受刺激”。
  “書店是城市的風景線,沒有好書店的城市,我總覺得沒勁。”徐衝說,“可中國現在所有的書店,無論公營還是民營,都在這個社會轉型期裏艱難地生長,未來都不可預測毫無安全感。我們又何來的‘地標書店’可言呢?”
  但盡管如此,遊走於各個城市,還是有一些好書店讓徐衝一去再去。
  北京的三聯書店韜奮圖書中心,這裏匯集著京城最為執著的一批讀書人。滿滿的書,安靜的氛圍,還有充沛的照明。即便有些空座位,但通往二樓的樓梯上,永遠有捧著書低頭閱讀的人席梯而坐。這家以人文社科類讀物為主的書店裏,集中了國內文史哲圖書的精華,甚至還能淘到一些早已絕版的精品。
  重慶的精典書店,身處解放碑前的鬧市,左手是民航售票點,右手是火鍋店。但一踏進書店,嘈雜就被隔在門檻之外。這家書店裏有著一種“不加掩飾的特有的亂”,一種“熟悉而親切的如同自家書房般”的亂,塞得滿滿的書架,豎排橫躺,架床疊屋,大小高低,錯落無序。這逼得讀者將全部心思放在書上,連交談都成了漫不經心的嘀咕。“這樣的書店,除了瀏覽、尋覓、閱讀、還有在收獲的滿意中掏錢點票子外,還需要做什麽呢?”
  還有貴陽的西西弗書店,設在一個地下室裏,經過一段不短的走廊,讀者下到一個堆滿書籍的大廳。日光燈在頭頂上亮著,卻不覺刺眼,滿目是柔和的黃色:原木地板、原木書架以及供讀者使用的原木桌椅,有種“溫柔的令人迷惘的”感覺。書店中有一圈書桌和椅子,徐衝曾數過一次,共有38個孩子圍坐於此,安安靜靜地讀書或抄書;“此情此景,當是為書店者最為動人的一幕”。
  每當走入這樣的好書店,徐衝便覺得自己並不孤獨。在這個利潤主宰書店命運的年代裏,浮誇的數據淹沒了書店的靈魂,空洞的概念抽去了書店存在的意義,可還是有許多對書店有著同樣理解的同道者們,在執拗地前行著。
  可這一群人,在整個從事書業的人群裏,卻是最為孤獨的一群。“唉,極少數,極少數,極少數啊!”徐衝攤開雙手,把他心目中的好書店一個個數出,卻發現連十個指頭都用不完。
  但他依舊沒有放棄希望:“一家優秀的書店,它應該提供給讀書人一種詩意的棲息,這已經不容易了。但這還不夠,我們還要努力,努力成為讀書人靈魂的寄宿地。旅行累了,思想倦了,來這家書店坐坐,看看書,和書店和氣的夥計們聊聊,然後帶著一頁風景離開。30年以後,50年以後,也許,我們能擁有一家這樣的書店。”
  最近,在北京三聯書店韜奮圖書中心,徐衝的這個念頭被強烈地固化了。那天晚上9點多,書店即將打烊,徐衝看到,一位年輕母親,坐在書店一角的矮凳上,翻看著三聯出版社的書,懷裏抱著一個熟睡的嬰兒;還有一位看上去風塵仆仆的西藏僧人,席地而坐,背靠著“藏傳佛教”的書架,一邊翻閱一邊做著筆記,在他身邊,還有一件小小的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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