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朋友

　　派蒂是我多年前在香港相識的朋友。前些日子聽說她患了肺癌，而且病得很重，我心裏頓時有種非常痛楚的感覺。
　　我離開中國不久，就進入香港一家英國人的出版社工作，認識了十幾個朋友，有秘書、編輯、美術設計、攝影師、廣告營業員。做秘書的派蒂就是其中一個。
　　剛到香港，我的英語口語不敷使用。記得有次我在影印文件，老板連納漢過來，指著其中一份問我，可否幫他做一份拷貝。我一時聽不懂，臉紅紅的請他“再說一遍”。生活中的廣東話更加難懂，購物，吃飯都不容易。回想起來，那時我身受的壓力遠大於自己所能正確感受的程度。
　　我沒有灰心、彷徨。因為身邊的朋友們對我太好了。我感到的不是壓力，而是令人歡喜又激昂的挑戰。這麽多年輕、熱忱的朋友都真誠地接納我，指點我，同時也尊重我，傾聽我。大家的語言溝通雖然暫時不甚通暢，文化教育背景和家庭出身也各不相同。但是維係其間自有一種純真的情感。這是彌足珍貴的記憶。
　　時間推移，閱人漸多，我具體而微地感受到了真正的同一祖先、民族的同胞之愛。不經過這樣一層經驗，字麵上的同胞愛是難以理解的。
　　在大家的幫助下，我很快接受了非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啟蒙，進入了新的生活狀態。工作之餘，我聽學廣東話的錄音帶，還登廣告找了一個美國人幫我補英文，忙忙碌碌挺起勁的。
　　第一次吃飯是在“新世界中心”的“韓苑”。榻榻米上的小桌子堆滿了各種小菜的碟子，使我很驚訝。我們去赤柱燒烤、淺水灣遊泳、大笪地宵夜、深井吃燒鵝、蘇浙同鄉會吃江浙菜、香港大酒店的聖誕大餐、大嶼山的鮮奶、寶蓮寺求簽、喜萬年飲茶、六國飯店午餐、波士頓鋸扒、山頂旋轉餐廳自助餐……。我逐漸能開口說話，而且知道遊泳要塗防曬油，扒獨木舟時腳上要穿舊波鞋，對這樣的生活習以為常。
　　我老實不客氣地接受過朋友們無數次的款待。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我才意識到，他們是有意在安排我通過遊戲消遣來適應環境。我們到各種不同的地方去吃飯、飲茶、遊水、燒烤、扒艇、扒獨木舟、打壁球。所有開支都由他們合出，我木然無知，隻是開懷享受。玩是享受，談天說地也是享受。
　　在遊遍香港、九龍、新界的同時，朋友們開始對我介紹的中國風景發生興趣。我們決定北上，到北京去。派蒂、雷貝卡、蘿雲和丹尼、安卡和仙蒂、阿昌，當然還有我，還有我當時留在國內的太太寧娜。我們在杭州會合，遊覽西湖，然後搭夜船到蘇州，再遊無錫、南京，接著就到了北京。我們欣賞故宮的奇珍異寶；在長城邊排隊從一架小梯子輪流爬到一頭駱駝的背上拍照片；在零下十五度的嚴寒之中我們一起徒步走過冰凍的昆明湖，從石舫直達銅牛；吃烤鴨；涮羊肉；放焰火。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在旅館裏玩估（猜）戲名的遊戲。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大家分成兩邊。由一邊的人先秘密商定一個電影名，或者書名、人名。然後各人輪流出場，不得開口，僅用動作表達這部電影（或書、人）名稱中的某些特別之處。另一邊的人則仔細觀察，猜測名稱。一個一個表演下來，直到猜出為止。
　　雖然大家從小受的教育、用的方（語）言、看的影劇書刊都不同，但是奇怪的是這個遊戲我們玩得很成功，也很精彩。所有的戲名都在歡笑之中猜了出來。連語言幾乎完全不通，第一次和大家相處的寧娜也玩得很投入。我想，原因就在我們有相同的曆史文化根源，使得我們的共同點在遊戲中都凸現了出來。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朋友們對於大陸遊的興趣濃厚起來。不久，派蒂、阿珍、雷貝卡、唐娜、芬妮等人都成了大陸通，數次遊玩了杭州、南京、黃山。後來還去了張家界、九寨溝等地。他們不但成了我全家的朋友，連我在國內的朋友也領略了我的香港朋友們的熱情。好友陳君經港赴美讀書，在香港的日子就深為朋友們的招待而感動。那次我們去西貢扒獨木舟，照片中站在前排穿三點式泳衣的嬌小女孩子就是派蒂。
　　後來我換了工作，有了自己的辦公室，不打壁球改打網球，有了新的朋友。但是，來往最多的還是老朋友。我先後寫了兩本書，出版時都在第一時間請來老朋友們吃飯慶祝。我用半生不熟的廣東話把故事講給大家聽，陶醉在大家的讚美中。他們是我在這個公開的世界上第一次結識的朋友。我們自然就成了兄弟姊妹。那些在一起的日子，真是快樂得難以描繪。
　　幾年以後，寧娜帶著我們的孩子福兒來香港，小家庭終於要去美國了。最後兩個星期，朋友們非常仔細地安排了一個日程表。每天何時去何處，三餐何地吃何物都排得清清楚楚。大家都為我們動用了自己的假期。難得的機會，寶貴的時間，一切交給他們安排順理成章。因為在香港，他們就是我的直係親屬。那兩個星期裏，福兒和朋友們的孩子們玩得昏天黑地。大人們則在一邊談著說不完的話題，一切都沁潤著溫馨的情意。
　　轉眼之間，我們已經在美國住了十幾年。雷貝卡來過美國好幾次了。阿珍來過；蘿雲和丹尼全家移民加拿大，來過紐約兩次；莉安娜不但人到了美國，還成了我們的鄰居；阿格莎和茱莉安妮也在加拿大，感覺上很近。寧娜和我講過好幾次了：派蒂該來了吧？
　　朋友之中，小小的派蒂不是太引人注目的一個。她有時抽煙，愛去澳門玩，一直是獨身。我隻知道她家境不是頂寬，老母親尚健在。為了商量一件什麽事情，我和她單獨吃過一餐飯。寧娜記得，我們離港赴美的機票是派蒂買的。有次我們去大嶼山玩，下了輪渡等巴士的時候，派蒂和一對外國遊客在一邊談得很起勁，眉飛色舞，聲線低低的，在我腦中留下了一個很可愛的剪影。
　　朋友的定義太多。我隻知道，世界上匆匆來去的人們有接觸，就會產生友情，還可以成為清峻高潔的朋友。隨著歲月推移，其間自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牽記、依戀存在。到一定的時候，生活就會提醒我們：毋忘老友！
　　數一下我在海外的朋友，來自大陸、香港和台灣的人數幾乎相等。我有一種很個人的感覺：來自大陸和台灣的青年身上共性很多，都不及香港青年的容易相交。香港的知識青年見識廣，為人相對的平穩寬厚。遇到大事，他們就顯露出直率、單純的另一麵來。許多當年對天安門事件處置表示過不滿的香港青年，在中國遭受天災時立即踴躍捐款賑災；我的朋友陳毓祥（那時他是中文大學學生會主席）為登上中國領土釣魚島更不惜以身相殉，就是例子。
　　我出身清寒家庭，從小離開父母，和祖父母相依為命。來到香港，生活驟然變化，我目迷五色。但是過渡得很從容。原因就是我身邊有這麽一群恬淡自重的朋友。他們的單純、慷慨常提醒我毋忘自己的過去，也影響我的未來。
　　大千世界之中，個人渺小得很。渺小的個人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喜樂哀怒。生活中能夠得到這麽多朋友的關愛，真是一件令人喜悅的事。迄今，當年的往事依然在我腦中經常浮現。同理，今天病中的派蒂，你可感受到朋友們對你的關注、思念？
　　在這裏，我想告訴派蒂一個小小的秘密。在我寫出這行字以前，這個秘密隻有寧娜和我兩人知道：幾年前，我發現自己的脖子上長了一個小小的瘤。那時我在做生意，全家沒有醫療保險，生意初起時特別困難。所以這事我連寧娜也不敢告訴，一個人渡過了一段很黑暗的時期。我不去看醫生，怕醫生會告訴我不好的消息。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決心不理它。從書上看到，頸部的瘤一年之內不變，就不會是惡性的。祗有我才知道，一年可以有這麽長。
　　我渡過了黑暗。
　　生命之中苦難太多。我們如何尋找解脫？
　　下圍棋有中盤認輸；打一場球，如果前麵輸得太多，眼看贏不回來了，有人會索性放棄，輸掉這一盤算了；拿一張紙寫信，寫了幾行，錯了個字，塗掉，又錯了字。這時，有人會幹脆把信紙揉成一團扔掉。
　　球輸了還有下一場比賽。信紙揉了可以重寫。唯有生命不同。因為生命祗有一次。派蒂，你要聽我的話，你一定要振作起來，和命運搏鬥。
　　早幾年我在紐約認識一個也是從香港來的女孩子。她突然下肢癱瘓，連給鄧樸方治病的醫生也治不好她。她並不氣餒。果然，舊金山來的一位無名老中醫將她的病治好了。方法是人人皆知的氣功。她表演給我看，一麵深呼吸，一麵在地上打滾。據說她眼前不停出現幻象，但是病真的就此好了。
　　我聽過畫家徐希講他目睹北京奇人張寶勝的故事。那些意念搬運、隔瓶取物的怪事徐希都親眼見過。最使我動心的是特異功能的治病。書上、報上的這類報導我從來不信。但是徐希的故事我願意全信。我想到，這些出世的現象存在，不是使人們在科學的西醫和傳統的中醫間，又多了一些機會？
　　派蒂，人家有機會。你也有機會！
　　你一定看過《鹿鼎記》。韋小寶和康熙皇帝小玄子為了打敗滿洲第一勇士鼇拜，一麵有三十個人拉手搬腳用無賴手段圍攻，更有韋小寶對敵人眼睛撒香灰，小玄子在背後偷偷動刀子，終於大功告成。為了治病，可以看中醫、西醫，也可以求神拜佛，求仙水求特異功能，練瑜珈氣功。派蒂，你是在打仗。你的對手是命運。命運既然捉摸不定，你就要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朋友們都在關注著你這個正和命運搏殺的小小女戰士。
　　派蒂，你一定要勇敢。戰勝了病魔，就來美國玩。我們給你買機票。
　　（按：這封給派蒂寫的信曾經在報上發表。派蒂的病情後來得到控製，多年未再複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