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革命委員會”的經過

建立“革命委員會”的經過（修訂稿）

1966年9月到12月，是全國紅衛兵外出串連的時期。北京的紅衛兵到外地，外地的紅衛兵到北京。全國各地各單位都有留守人員建立“接待站”，免費接待串連的紅衛兵，管他們的吃住。紅衛兵是最革命的，特別是北京的紅衛兵，他們外出串連是為了發動當地的革命群眾，揪出“走資派”。北大的聶元梓去了上海，就是去進行所謂的“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的。而外地的紅衛兵到北京是為了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同時學習北京的革命經驗。

老師們都知道中央已經有一個“複課鬧革命”的通知，但是學校裏沒有學生，原來的課本不能用，新的教材一時也編不出來；何況學生和老師之間的對立情緒沒有消除，老師的尊嚴掃地，被稱之為“臭老九”，已經無法立足於講台之上。“鬧革命”吧，老師和學生都像一盤散沙，也鬧不起來。學校裏就變得冷冷清清了。

1967年1月，從上海掀起稱作“一月風暴”的“革命奪權鬥爭”。《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表示支持。“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於是，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單位都開始進行奪權鬥爭。我所在的學校的老師紛紛來到學校，等待觀望，想緊跟運動的步伐前進。這個時期的運動，要求在本單位進行。但是，我所在的學校裏的“走資派”早就被北京市委派來的工作組打倒了，工作組撤離以後，接下來掌權的是學生紅衛兵的組織，叫做“毛澤東主義紅衛兵”。9月以後，大多數學生紅衛兵小將去外地串聯，學校裏隻有一位總務主任帶著幾位老師主動承擔起接待外地學生食宿的工作。12月以後，接待工作結束。

“一月革命”的風暴，“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的聲音，並沒有把我們學校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召回來。在這種情況下，有些老師認為自己也可以起來鬧革命。特別是一些出身好的老師首先自動組織起革命的“戰鬥小組”，選出“戰鬥小組”的頭頭，也戴上紅袖章，稱自己是紅衛兵。自然老師組織起來的紅衛兵，年齡比學生大多了。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是大學裏的紅衛兵領軍人物，不也四十多歲了嗎？所以紅衛兵不在乎年齡，而在乎出身。

我們學校的老師沒有一個當“逍遙派”的。在洶湧澎湃的革命運動的洪流當中，誰也不甘落後；其實也還有另外一種心態，就是接受過去政治運動的教訓，誰也不敢落後。當時，有些既不是革命幹部家庭，也不是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教師也開始認為自己是“革命群眾”，因此也紛紛成立了戰鬥小組，但是不佩戴任何有標誌的袖章。組織的名稱自然都有鮮明的革命意義，比如：井岡山戰鬥組、北京公社、雷鋒戰鬥團、紅色造反團、爭朝夕、叢中笑、風雷、衛東等等。

我的家庭情況更和一些人不同，雖然校內同仁知道我的丈夫已經被他的單位揭發批判，但是我對自己的曆史清白還有一些自信，所以自己在運動中還有一些不甘落後的想法，而更多的還是不敢落後。我就是帶著這種複雜的心情和語文組的兩個同事組成一個三人的戰鬥小組，這可能是當時最小的戰鬥組織了，但是以戰鬥組的名義寫大字報來表明我們的觀點和對運動的態度，就覺得有膽量和氣魄，有力量，有信心。

我想，“走資派”早就打倒了，現在還怎麽奪權呢？於是想到學校的那一枚印章。印章是代表權力的，誰掌管那枚印章誰就有權。但好像又不那麽簡單。

3月，《人民日報》有一篇重要文章，裏麵有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

大家認真體會這個指示的精神，都希望爭取找到最好的答案。

 “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有一個條件是接納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性人物進入革命委員會，這個群眾組織必須是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參加的革命群眾組織。所以組織和組織之間開展頻繁的串聯活動，慢慢地，觀點相同的組織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較大的組織。我參加的三人戰鬥小組，也經過這樣的程序加入到一個大組織裏麵。我作為一個普通的教師，關心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並不是自己想成為革命委員會的頭頭，實在是希望有一個安定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環境。我關心自己個人和家庭的政治前途和命運，這就是我在靈魂深處的真實情況。

也有個別的組織從校內擴展到校外。比如“紅色造反團”的組織關係，就是聯係到其他學校的組織或其他單位的社會團體。這是不允許的，據說這樣的組織都有發展成為反革命組織的可能。

也就是這一年，中央再一次號召學校要“複課鬧革命”；同時發出要在學校實行“軍訓”的聲音。

這一年的三月七日，中央有一條批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與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先作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還要說服學生，實行馬克思所說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在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讓這些人參加，以利改造。所有這些，隻要認真去做，問題並不難解決。”

在我的記憶中，北京市的大多數中學校都進駐了解放軍。我所在的學校也不例外。在“文革”初期，北京市的許多中學都成了重災區，在1967年的春天要依靠學校自己的力量來完成像三月七日的批示中提出的那些任務是非常困難的。有了解放軍，就有了依靠的力量。我們學校的一個革命群眾組織的名字就叫“三七公社”，表達了堅決按照批示的精神辦事的決心。解放軍進校以後，支持“三七公社”，所以促進其他戰鬥小組聯合進入“三七公社”的工作就比較順利。在學生當中，66年出現的老紅衛兵的組織沒有了，學生們經過一個階段的大辯論，在同一個觀點的基礎上實行大聯合，組成了新的紅衛兵組織。有了新的名字，最後也參加到 “三七公社”裏麵。

有了革命群眾的大聯合，有了解放軍的支持，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還少一個條件，那就是革命幹部。我們的學校，原來共產黨支部的成員都被打倒，都是“走資派”，一個民主人士身份的校長靠邊站了，也應該算是打倒的人物，也不能考慮。教導主任也被打倒，曾經受到嚴重的衝擊，也不能考慮。隻有一個出身好的共產黨員，職務是總務主任，也靠邊站著呢！還有一個做學生團支部工作的黨員幹部，也靠邊站著呢！於是群眾通過寫大字報、大辯論，總務主任自己出來寫大字報表態，同時在群眾會上做自我批評，表明決心革命的態度，這就是“亮相”，得到群眾的認可之後，也進入“三七公社”，而且很可能就是進入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成員，因為他是進入革命群眾組織的唯一具有幹部身份的人。

革命委員會的建立，看起來好像挺順利，其實不然。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我們學校裏也出現了對立麵。也有一個教師和學生結合的對立麵的革命群眾組織，他們用同樣的辦法把做學生團員工作的幹部結合進去，唯一感到遺憾的是沒有得到解放軍的支持，這就有滑落到反革命組織的邊緣的危險。“三七公社”方麵懷疑對方組織成員不純，因為對方有人參加一個跨單位的全國性組織“紅色造反團”；對方組織懷疑“三七公社”組織裏有許多走資派過去信任的積極分子，有保皇的嫌疑，如果“老保翻天”，走資派重新掌權，群眾就會遭殃。兩方麵的組織開“辯論會”，“鬥私批修會”，都不解決問題。在不同的時期中央都有一些指示性的語言，如：“革命不分先後”、“要鬥私批修”、“有錯就改，改了就好”。兩派組織之間的意見分歧，勢不兩立的狀態延續到1968年夏天“雙宣隊”進駐學校的時候。中學校裏打派仗隻是筆墨官司口水仗，貼一些大字報，開幾個辯論會，沒有發生過武鬥；意見的分歧和爭論也限於在本單位內部，而且主要是教師之間；在我的印象中學生參與辯論的不多。

上麵我寫的主要是在一所中學裏麵和建立三結合的領導機關有關的一些內容。

如果再看一下三月七日的批示裏提到的事情，就會知道，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隻是其中的一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