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再談建立“革命委員會”的經過（修訂稿）

在1966年12月3日已經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1967年2月19日又有《關於院校和黨、政、軍、民、機關軍訓的指示》

1967年3月7日還有對《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更具體的批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預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先作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還要說服學生，實行馬克思所說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在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讓這些人參加，以利改造。所有這些，隻要認真去做，問題並不難解決。” 

1967年3月27日《人民日報》文章裏在一次號召學校要 “複課鬧革命”。

但與此同時在全國又掀起“一月風暴”的“革命奪權鬥爭”。

    1967年3月《人民日報》文章提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於是，“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成了當時最重要的革命內容。《人民日報》也有社論表示支持。報紙上宣傳和支持奪權鬥爭，所以，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單位的群眾都開始進行奪權鬥爭。

 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這一段時間裏，北京中學運動的情況是，學校裏的校長、書記無一例外地都成了走資派，所有的老師都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執行者，都靠邊站了；66年 12月，中央宣布北京許多中學的紅衛兵“聯動”是反革命組織，命令予以解散。那麽，1967年掀起“一月風暴”的“革命奪權鬥爭”怎麽在北京的中學校裏展開呢？

中央的指示是明確的，就是要建立一個有權威性的“革命三結合的領導班子”。學校裏的老師們腦筋也開了竅，想到自己也可以起來鬧革命。因此一些出身好的教師自動組織起革命的“戰鬥小組”，選出“戰鬥小組”的頭頭，也戴上紅袖章，稱自己是紅衛兵。有些既不是革命幹部家庭，也不是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教師也敢於稱呼自己是“革命群眾”，因此也成立了戰鬥小組。學生當中也在積極地重新組織紅衛兵或者叫作戰鬥組。

大家以戰鬥組的名義寫大字報，表明各自的觀點，而且組織和組織之間開展串聯活動，慢慢地，觀點相同的組織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較大的組織。也有的組織從校內擴展到校外。比如“紅色造反團”的組織關係，就是聯係到其他學校的組織或其他單位的社會團體。

這時，中央很快派出解放軍進駐各個中學。在北京，“文革”時期，解放軍進駐中學的時間從1967年春季到1969年上半年，共計三年。其中有過輪換的情況；最先來的叫“軍訓團”；第二撥來的稱作“支左解放軍”；第三撥就是和大學一樣的“雙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全稱字數太多，所以一般都用簡稱；“軍宣隊”、“工宣隊”、合稱就是“雙宣隊”。）

最先來到學校的解放軍，叫做“軍訓團”，帶隊的最高領導是團長和團政委。軍訓團依照學校原來的教學班級納入軍隊的編製，也就是一個年級的學生算是軍隊裏的一個連，配備解放軍的一個連長和一個連指導員；一個教學班算一個排，配備解放軍的一個排長。我所在的初中三年級一共有八個班，意思就是這個連隊一共有八個排的戰士。

從“軍訓團” 這個名稱就會知道解放軍是來執行“軍訓”任務的。軍訓剛開始的時候，老師們每天按時來到學校，坐在教室裏學習《毛主席語錄》，到校的學生可是寥寥無幾。有的學生來到教室裏坐一會兒就走了。有的學生還在外地串聯沒有回到北京。不過慢慢地學生都來齊了。

解放軍沒有鼓動學生把老師當作鬥爭對象。所以老師和學生可以坐在一個教室裏學習《毛主席語錄》，可以一起到田間勞動，完成秋收的任務。

這時，在向走資派奪權鬥爭的新的形勢下，出現了新的群眾組織的情況。原來學生和老師已經不是完全對立的兩個陣營，而是得到解放軍支持的“革命的三結合”一邊的老師和學生的大聯合組織，和另一邊的老師和學生聯合的組織形成互相對立的派別，於是有了“打派仗”的現象發生。

解放軍的“‘支左’工作”就是要對這樣一些群眾團體進行甄別，找出可信任的認為是“左派”的組織，給予支持，而這個群眾組織的領導者，自然成為可以進入“三結合”領導班子的代表人物。同時解放軍對被打倒的幹部進行考察，要幹部在群眾當中亮相（就是在群眾組織麵前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可以用寫大字報的方式），群眾認可以後，就算是革命幹部，就有可能被結合，進到“革命委員會”裏，擔任幹部的職務。有解放軍的軍代表、革命幹部、革命群眾代表參加，實行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就是這個單位裏的合法領導機構。

在我們學校裏，黨支部的書記、宣傳委員、組織委員都屬於被打倒的“走資派”，隻有總務主任沒有被打倒。他的出身好，是本校畢業學生留下來工作的幹部，所以被結合進“革命委員會”；“三七公社”是解放軍認可的革命群眾組織，它的領導人也進入了革命委員會。有一個“紅色造反團”，被認為是有反革命嫌疑的組織（當時中央文革對已經形成全國性的群眾組織采取否認的態度），形成學校裏的對立麵，後來擴展為“北京公社”。他們也結合了一個幹部，但是因為缺乏解放軍的支持，不能建立“革命委員會”。我原來所在的小戰鬥組參加了“三七公社”，所以我是“三七公社”的成員，算是革命群眾。對方一部分人參加的“紅色造反團”這個組織被懷疑，他的所有成員就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危險。他們聯合起來的組織改了一個名字，叫做“雷鋒戰團”，後來和學生的一個組織聯合，擴大為“北京公社”。我們跟著解放軍積極參加“複課鬧革命”的活動，“北京公社”“雷鋒戰團”的人不參加，我們就說他們沒有抓緊“鬥爭大方向”。這樣的爭辯都以大字報的形式表現出來。

第二批進駐學校的解放軍，我們習慣地叫“支左”的解放軍。這個提法是有來由的，比如1966年中國共產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裏有：“要熱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67年《紅旗雜誌》第三期的社論有：“積極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地反對右派。”的說法。那麽，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得到解放軍支持的一派群眾組織的群眾，就成了當然的“左派”，沒有被支持的一派的潛台詞自然是“右派”。這就成了一個人人關心的大問題，誰也不想當右派，都害怕自己的政治生命被毀傷。所以沒有被革命委員會接納的群眾組織的群眾就有抵觸情緒。

我們學校裏“打派仗”的形式主要是采用大字報和辯論會，因為“支左”的解放軍起著重要的控製局麵的作用，所以沒有發展到像大學裏那樣的武鬥。當時大學裏沒有解放軍。大學裏的學生和教師結合緊密，不像中學。中學裏關心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是老師，打派仗也是以老師為主。

解放軍曾經遵照上麵的批示，促進兩派的聯合，要求進行“自我批評”，當時叫做“鬥私批修”（這也是毛主席的一條語錄）。解放軍曾經組織“鬥私批修”會，會上讓雙方組織發言的人，做了“自我批評”的發言，但是仍然解決不了問題。

其實，在我看來“雷鋒戰團”的大多數成員當時並不在乎是否掌握學校的領導權，他們最關心的是不能讓自己的政治生命被否定，因為這會影響他們一生的命運，包括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後來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就有較多的人受到嚴格的政治審查。

按照中央指示，革命幹部、革命組織的領導者、軍隊的代表三部分人的結合，叫做“革命的三結合”，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才有權威性。

不過，事實上，解放軍並沒有委派具體的人員加入“革命委員會”工作，他是高居於“革命委員會”之上的領導者。解放軍的權力最大，威信最高。有什麽重要事情都要找解放軍的團長和政委匯報情況，聽他們的指示。在“革命委員會”裏真正起作用的，是教師裏的黨員和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

可以說，解放軍的第一批進駐學校的“軍訓團”，解決了學校師生之間的一些緊張的關係，也整頓了秩序。第二批進駐學校的解放軍在完成“支左”的任務中穩定了學校中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也就是學校有了能夠體現黨的領導的可以令行禁止的權力機構。第三批解放軍和工人（雙宣隊）進駐學校，完成的主要任務是：（一）“清理階級隊伍”，也就是全麵審查教師的曆史問題；“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完成之後，有一部分教師到“五七幹校”勞動；（二）協助“革命委員會”完成在校學生（即老三屆）的畢業分配工作。這個時期起著關鍵性作用的仍然是解放軍；工宣隊的人很少，後來就不知不覺的撤出了。“清理階級隊伍”、完成在校學生的畢業分配工作和安排一部分教師去幹校勞動，這些內容和大學裏的一樣。不同的是1969年上半年解放軍從中學完全撤離，而進駐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解放軍就留在學校裏，直到四人幫垮台。

1969年上半年，在中學的解放軍全部撤離學校。學校裏的工作完全由“革命委員會” 承擔。到了1971年秋季開學的時候，由教育部門派來的新校長就職，“革命委員會”就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算起來，從1967年到1971年，我所在的學校裏的“革命委員會”存在的時間是將近五年。1971年以後，原來中學校裏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被重新起用，他們不能繼續留在原來的學校，就分配到相應的單位任職，比如派到我所在的學校的校長是原來北航附中的校長。我所在學校的校長去了另一所學校，仍然擔任校長職務。我所在的學校的部分領導還被提升到區一級的單位任職。

“文革”時期，北京的中學校裏的領導幹部，沒有一個最後被定為“走資派”的，但是在運動剛剛起來的時候都經曆了一場災難性的考驗，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順便再說一下教師到五七幹校勞動的事情。1968年，從小學進入中學的學生是原來在小學的五年級和六年級的學生，進入中學以後，都是初中一年級。他們在校的時間不長，很快就到農村去了。也就是說1968年冬季到1969年春季中學裏分配畢業離校的學生遠遠超過進校新生的人數。中學校裏從1968年到1972年上半年沒有高中生。1972年才有高中一年級的新生。也就是批判“右傾回潮”的時候。現實情況告訴人們中學裏的老師超編了。但是又不能不留有餘地，所以把一批老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是一個儲備師資力量的好辦法。不過到幹校勞動的老師們的情緒很不好，因為，他們背著一個政治上不被信任的包袱。

留校的老師也沒有上多少文化課，而是帶著學生開門辦學，學工、學農、學軍，仍然是體力勞動占多數。學工，是帶著學生到工廠勞動，或者在學校裏設立車間，把工廠裏的活拿到學校來做；學農的勞動一般是在農作物收獲的季節，住到農村，和農民一起搶收莊稼。學軍的內容，有在校內的操場深挖洞，說是要準備打仗的。還有一次冬天，進行了一次長途行軍的拉練活動，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有時文化課也會到農村上的，我記得的有數學課。語文課，在沒有新課本的時候，有時把語文課和政治課結合起來上，有時候幹脆從報紙上找出社論來學習。這樣做有時會遇到十分令人尷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