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石子
回憶個人往事，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個人的經曆，個人的思想狀態。比如“文革”，是一個曆史時期，個人經曆了一些什麽事情，在什麽樣的思想
中學文革初期
我讀過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兩篇文章，特別是第二篇文章裏有這樣一段話：“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明白了：從我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從我接受教育的時間（在解放以前）就可以斷定我也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學教師，學曆不高，資曆淺，工作平平。和丈夫相比，我隻能算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吧！
因為丈夫的社會影響大，犯了錯誤會影響我們整個家庭的幸福和安危。所以我特別害怕他犯錯誤。他自己也曾經說過他幸好躲過了“反右鬥爭”，沒有戴上右派帽子。否則，對生活影響太大了，太可怕。
1964年，學校讓我參加北京郊區農村的“四清運動”，就是讓我去受教育，改造思想的。大概領導認為我改造得還不錯，所以讓我擔任初中三年級的語文課的備課組長，為提高畢業班的語文成績“把關”。如果全年級學生統考的成績提高了，學校在區裏排名也會有提升，而且能夠保證本校升入高中的學生質量，對於學生將來報考名牌大學的百分比有了基本保證。最後就能夠提高學校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對學校和老師都有好處。
報紙上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話”，批判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可能會在文藝界的人群中引起煩躁和不安，好像和我們中學的工作沒有太密切的聯係。66年的夏天就要開始了，畢業班的學生的課程提前一個月結束，學生們等待迎接一次更嚴峻的考驗，爭取拿著滿意的考試成績跨進一個新的高中階段的學習。可是，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讚揚這張大字報的社論一出來就改變了一切。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主席支持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聶元梓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在全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一般老百姓大概誰也不會想到鬥爭的矛頭會是指向“黨內”的“走資派”！特別是“反右派鬥爭”的政治運動以後，誰敢說黨的領導有問題？
6月2日那天上午，我從教學樓的西門出來，下台階的時候一回頭，看見樓門旁邊的牆上一個學生貼出一張大字報，指責我們學校有問題，矛頭直接對著學校的領導 —— 黨支部的負責人（後來才聽說這是一個初中三年級的學生寫的，他的父親是一位高級領導幹部）。
學生的這張大字報一出來，逼得我們這些教師坐立不安，每個人都在考慮是否需要向黨支部表一個“態”。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不表態是不行的，但是怎樣表態讓我猶豫不決。我覺得很多人都會考慮到：萬一事後領導沒有問題，我們不就成了反黨分子了嗎？
“反右鬥爭”的教訓給我們的印象太深了。那時也是有些教師積極地貼出大字報，給領導提意見。後來大字報變成了向黨進攻的黑材料！隻有一百多教職工的一所中學，在“反右派運動”中，教師被戴上右派帽子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人就有十幾個，有的下放勞動改造，有的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去了。
這次雖然《人民日報》有社論，北京大學已經揪鬥校長陸平。但是，難道小小的一個中學的黨支部也會有這麽嚴重的問題嗎？是順應大形勢反對黨支部，還是保衛黨支部？眼看著一些教師寫了大字報，貼在學校禮堂的正門前麵的門框上。或者貼在禮堂附近的牆上；都在表明自己的態度。我記得我引用了一條毛主席語錄：“要分清延安和西安”，意思是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說成敵我矛盾。我的大字報肯定了黨支部的領導，表示領導的成績是主要的。這時候的大字報隻能自己一個人寫，自己貼。表明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有人寫出“保衛黨支部”的大字標語，到處張貼。有些學生反對黨支部的情緒比老師高得多，他們都在尋找這個貼標語的人。後來知道貼標語的人也是一個幹部子弟，埋下了以後學生鬥學生的禍患。
學校非常重視高中學生的學習，為了便於管理，特別規定高中學生一律住校。在初中三年級的學生貼出大字報以後，高中學生的情緒也失去了控製。他們已經無法堅持正常的上課秩序，從白天到晚上都在爭論不休，而且對黨支部持懷疑態度的人占了多數。高中的班主任和生活輔導老師根本控製不了局麵，隻得把學生的情況及時匯報給黨支部。支部書記沒有親自到學生中去做工作，也沒有到教師中間來周旋。6月3日，有一部分老師的大字報出現和學生大字報相同的觀點。有一個老師和我談起和農村“四清運動” 有關的政策文件，想依據文件來對照我們學校的情況。當時已經聽到有人說我們的學校是屬於有嚴重問題的單位。
因為學生都自發地開始行動起來，學校從領導到教師都無法工作，處在完全癱瘓的狀態。所以６月4日北京新市委派來了領導運動的工作組，工作組在教師辦公室的正門牆上貼了一張市委的布告。於是我們知道當時北京市的領導已經更換了，是李雪峰和吳德。工作組進了學校，立即宣布學校領導有問題，同時把學生當作依靠對象，教師一律靠邊站，等待審查。在學校禮堂裏開會的時候，全校同學熱火朝天地批判學校領導。教師們都集中坐在一個角落。聽工作組和學生講話。會後，給教師規定了上下班的時間，集中在各個學科的教研室（也叫辦公室）裏學習。全校老師辦公的地方，是在一棟從南到北的長條形的平房裏，房子中間有通道，兩邊都是麵積差不多有十七八平米大小的房間。最南邊有學校黨支部和行政領導辦公的地方，然後依次安排數學組、語文組等學科的辦公室。工作組規定了我們上下班的時間，還把南北兩個門關起來，在中間這個門的門口設了一個崗，如果老師要離開辦公室去上廁所，必須從中門出去，出去的時候要向站崗的人報告。
記得工作組進校的第二天（6月5號），老師們從家裏來到學校的時候，學生守在校門口，看著老師走進校門。有的剛跨進校門，學生就拿起一把大掃帚朝老師背上打一下。有的老師被扣上紙簍做的高帽子（班主任居多數）；有的被學生在背上貼上標語。黨支部的人事幹部，被學生在背上畫了一個烏龜，而且告訴：“任何時候都不許脫這件衣服！”有的老師就挨學生打了嘴巴。老師們都到齊了，工作組通知大家到化學實驗室去開會。工作組帶領大家學習毛主席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老師們齊聲朗讀著…吃中午飯的時候，我們隻能吃窩窩頭就鹹菜。鹹菜是用平常丟棄的黃瓜頭和蘿卜纓，放了一些鹽拌起來的，又鹹又苦。
在小小的中學校裏，黨支部被定成最壞的“徹底爛掉”的四類黨支部，共產黨員普遍被懷疑。在學校裏麵擔任職務的教導主任、總務主任、各個年級的組長、各個班級的班主任、各個學科的教研組長都成了重點懷疑對象。學生對班主任特別憤恨。因為他們是執行錯誤路線最積極、和學生最接近的人。這一年，我沒有做班主任，隻擔任初中三年級的年級備課組長，教兩個班的課，所以情況就好一些。
此後，工作組和學生一起，把教師的問題進行梳理分類。然後安排教師進行自我批判，同時也要接受群眾的幫助（批判）。這種做法叫做給有問題的人“洗澡”。“洗澡”完畢就可以“下樓”。下了樓，就是問題解決了。這時才可以正常活動。問題嚴重的人，組織大會批判，叫做“洗大澡盆”；問題輕一些的，洗小澡盆。一次洗不幹淨，再洗第二次。工作組搞的是“人人過關”，意思是每一個人都要進行“自我批判”和接受“批判”。那時侯，我們每天到學校裏準備自我批判的發言稿，對過去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的錯誤教育路線結合自己的工作進行自我檢討。要求上綱上線，要提高到反對毛澤東思想路線的高度。不寫發言稿的時候，就參加批判會，批判別人的錯誤思想。
當時，原海澱區公安局長的兒子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他曾經懷疑工作組，工作組就組織批判會對他進行批判。這是工作組在校時期學生鬥學生的一件事情。
在我的“自我批判”的發言稿準備得差不多的時候，也是快要讓我“洗澡”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那時已經到了７月下旬。有一天，高中的幾個學生在大禮堂裏宣布：在學校的教師今天不許回家。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看到學生氣勢洶洶的樣子，想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警告，我們都隻好聽話，不回家。當時已經到了該回家的時候，有的老師已經走了。我們行動遲緩一些，還沒有走。於是自動地回到老師的辦公室裏焦急地坐著等天亮。看看天漸漸黑下來，學生沒有什麽動靜，我們有些害怕，把所有的淺藍色的窗簾都拉起來，擋住外麵，不讓人看見我們。天黑了，也沒有開燈，誰跟誰都不說一句話，並住呼吸，一直坐等到天亮。
大約上午八九點鍾的時候，高中的一個同學，上身沒有穿衣服，進到我們的屋子裏，坐在凳子上對我們喊叫，要我們看他們的革命行動。過了一會兒，叫我們到南邊的教師宿舍樓去。那天曾經下過一陣雨，有些低窪的地上還有雨水。我們低著頭魚貫地跟著學生走到宿舍樓前，一抬頭，看見樓上窗口有個學生摁著黨支部的一個幹部的後背，揪住他的頭發，把他的頭往窗戶外麵推。
我們一走進宿舍樓的門，上樓梯的時候，發現上麵樓梯口站著手握木槍（是學校裏給學生進行軍事訓練準備的）的兩排學生。我們必須彎著腰從木槍底下鑽過去，站起來的時候，有的老師挨學生打了耳光。在樓上，學生讓我們看他們打黨支部書記和教導主任。他們都是女同誌，被打得披頭散發，不成樣子。學生指著被他們打的黨支部書記警告我們：“她就是你們的榜樣！”我們下樓梯的時候，有學生拿著暖水瓶從樓上往老師頭上澆開水、灑墨水瓶裏的墨水等等不一。他們告訴我們這就是“洗澡下樓”。工作組安排的“洗澡下樓”，用了形象的比喻，紅衛兵的“洗澡下樓”則是具體切實的。語文組的一個女老師被灑了一頭一身的墨水，回到辦公室裏，一麵洗頭一麵哭。
原來運動一步一步地深入發展。開始的時候光知道北京大學的校長有問題，後來知道北京市的彭真市長有問題，到7月底，就知道劉少奇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裏最大的走資派了。我所在的學校的學生知道的消息比我們老師快。工作組是劉少奇派來的，學生覺得上了劉少奇的當了。所以學生打了黨支部的幹部以後，就召集全校老師和同學在大禮堂裏鬥爭工作組的人。學生是革命的主力，他們人多勢眾，熱情高漲。雖然老師都是懷疑對象，也必須參加鬥爭工作組的會，但是隻讓站在靠牆的地方。學生鬥爭工作組的時候老師必須鼓掌助威。後來聽說工作組被鬥的時候不僅挨打，還有同學用大頭針紮他們。馬上，工作組從我們學校撤離了。後來才知道這些工作組的人都是從距離學校不遠的中央團校來的。他們是從全國各地集中到團校來學習的幹部（據說後來他們回到自己的單位又成了紅衛兵，繼續鬧革命去了）。
趕走了工作組以後，學生自己起來鬧革命。他們有了自己的革命組織，叫做：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還成立了一個領導學校運動的“籌委會”（全名是什麽也記不起來了）。他們繼續鬥爭“走資派”，對“走資派”實行專政，給黨支部書記剃陰陽頭，讓他們吃最壞的東西，讓他們自己敲著鑼，在院子裏一麵走，一麵念叨“我是走資派”。讓他們幹重體力活。支部書記曾經三次自殺未遂，苦不堪言。
在大禮堂開會的時候，老師隻能排好隊，集中坐在地上。他們不許女老師留長辮子，必須剪成短發，更不能燙發。後來，我曾經把我們學校裏的黨支部書記的遭遇告訴丈夫，他聽了以後說，要是在大學裏麵，她就是一個革命群眾，怎麽也不會輪到她來當這個“走資派”。在大學裏，有校一級的“共產黨委員會”，簡稱“黨委會”，書記稱作“黨委書記”；各係有“總支委會”，書記叫做“總支書記”；再下麵一級才叫“黨支部”，是最基層的黨組織機構。所以丈夫是根據大學的情況做比較而言。
學生自己起來搞運動，火氣比工作組大得多。“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造反有理”。1966年8月，紅衛兵們就是在這些《語錄》的指引下進行“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
有一個年輕老師，正在談戀愛，快要結婚了。有一天她家的鄰居向學校報告她在家裏燒什麽東西。學生立即開著摩托車趕到她家裏，把她抓到學校裏，捆綁起來進行拷問，然後關在教室樓的樓梯下麵的小屋子裏。派人看著。第二天發現她已經死了。後來聽人說，是她家的親戚燒一些解放前的照片底版。這個親戚解放前是做照相館生意的，保存著一些舊時的照相底版，害怕在運動當中被誣陷為什麽反革命罪行，因此進行銷毀。學生對它進行刑訊逼供，這個老師就是不說，據說捆綁的方式很特別，叫做“旱鴨子浮水”（我一直不明白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捆綁方式），而且被打得很厲害。
在工作租撤走以後，繼續出現學生鬥學生的現象，比工作組在的時候更嚴重。
66年8月裏，學生們給老師貼大字報。大學裏有的教授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中學裏也有。在我的學校裏，一個教曆史的女老師，據說曾經取得碩士學位，在紅衛兵眼裏就是反動的標誌，因此經常遭到圍攻，學生向她提出許多問題。她說話有上海人的口音，在被圍攻的時候一緊張就容易出錯，不是發音錯誤，就是語句斷斷續續連接不上，學生也就“斷章取義”，找出它的錯誤進一步質問，或者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我們知道她受窘，但是誰也幫不了她的忙。
學校裏的一個年輕的黨員幹部曾經帶著學生紅衛兵到一個老師家裏去抄家（這個老師在“文革”之後曾經得了精神錯亂的病，有時爬到他自家房屋的屋頂上，站在上麵大聲叱罵到他家裏抄家的人。他曾經丟失了一些他珍愛的中國字畫。抄家的時候被拿走，最後沒有退還）。
八月裏是中學紅衛兵運動的高潮時期。他們多次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清華、北大、北師大幾個名牌學校的附屬中學更是引人注目。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的一封信”，肯定了他們的組織和他們的行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隊伍時毛主席對師大附中紅衛兵的鼓勵，都助長了所有紅衛兵的鬥誌。
６月和７月，大學裏群眾鬥爭的矛頭直指“走資派”。從校長、黨委的其他幹部，到各係總支部書記，都有了問題。大學裏的走資派比中學的層次級別高，人也多。情況複雜。教授的情況也如此；８月裏針對“反動學術權威”的勢頭有了增長。學生們除了給教授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之外，還根據各自的曆史情況，加了許多罪名，給戴了各種不同的“帽子”，例如我的丈夫除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還有“漏網右派”、“叛徒”、“反革命”；有些和國外有聯係的教授，就會戴上“裏通外國的特務”的帽子。請華、北大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校園裏麵專門有大字報張貼的地方。因為太多了，所以用繩子拉起來，把大字報的上部邊沿貼在繩子上。走進大字報區，就象走進北京的胡同裏麵。校內校外看大字報的人多極了。66年8、9月裏看大字報的心情，是想要鬧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有些什麽內部消息？自己應該怎麽辦？北大除了公開張貼的大字報區域，還有一個保密的大字報區，設在一個小飯廳裏。那裏麵就可以看到上麵兩個司令部鬥爭的進展情況，與彭真有關的大字報就是在小飯廳看到的。
北大附中還出了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樣一來出身好壞，決定一個人的前途命運。在中學生當中產生很壞的影響。出身不好的同學，都會受到同學的攻擊。地主富農出身的學生，在班裏被同學責問或打罵。我們學校，父親成了“走資派”，兒子也受牽連，受到同學的圍攻。學生鬥老師，學生鬥學生，人人自危，一片混亂。
有的大學的紅衛兵把他們從教授家裏抄出來的東西搞了一個展覽。
我們學校的紅衛兵學生還到海澱區去鬥爭原來在十九中任職的黨支部的幹部。學生帶隊，老師們必須跟隨前去。他們給幹部的脖子裏掛了一塊大牌，上麵寫著幹部的名字。他彎著腰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就在我們參加海澱區的鬥爭會的同時，學校裏的紅衛兵把學校附近居住的他們認為是地、富、反、壞的人抓到學校裏，在一個教室裏活活打死了十三個人！而且很快就清洗了場地。我們回到學校，聽說以後都毛骨悚然。學校附近原來有個農業生產隊，叫做“萬泉莊大隊”。“文革”過去許多年以後，我聽說萬泉莊大隊第三小隊的隊長姓侯。本來是貧農，“文革”當中被學生拉到學校裏，當作地主分子打死了。後來平反以後給了一千元人民幣。
我們小學校下麵還有一個民辦小學，那學校裏有一個校工馬某某，文革前是一個模範黨員，全家紅，但在文革初期被查出曾經參加過三青團，被誣陷是國民黨特務，夏天的時候 (八月) 在家裏三樓跳樓自殺了 (我們住同一個新村)。
當時弄堂裏 (兩三百戶人家)，被揪鬥的有三四十人，不正常死亡的有四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