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株連守法

第二十三章 株連守法 中國人有個典型的特征，可以用“負責”一詞來概括，西方很少有一個詞能像 這個詞那樣重要，那樣具有豐富的意義。在西方，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位，社會是 個人的集合體。而在中國，社會卻是由家庭，村落或宗族等構成，這些通常又是一 致的。中國有千千萬萬個村子，每個村子的居民都源於同一個祖宗，同姓一個姓， 共享一塊熱土。他們搬到現在居住的地方，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的一次政治變動， 比如明朝滅亡，甚至在明朝建立的時候。在這樣的村子裏，堂兄弟幾乎是最遠的關 係了，男性長輩，不是父親，就是叔伯，或者什麽“爺爺”。有時，一個小小的村 子，竟會住著十一代人。他們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壽數越高，輩份越高。中國人 年齡很小就結婚，以後甚至到晚年還娶妻納妾，一輩了不斷地生孩子，結果就造成 了錯綜複雜的親屬關係。如果不特別詢問或仔細注意名字中表明輩份的字，實在難 以分辨出誰是晚輩，誰是長輩。一個年近七旬的老翁會叫一個三十歲的男人“爺爺 ”。所有的堂兄弟之間都可以互稱“兄弟”，假如外國人對此感到困惑不解，堅持 要搞清楚，問他們到底是不是“自家兄弟”，回答經常很有意味：他們是“自家的 堂兄弟”。筆者曾經這樣問過，那人幾乎毫不猶豫地說：“嗯，當然，你可以稱他 們為自家兄弟。” 這些都是中國人社會團結的具體表現。正是這種團結決定了中國富有責任心。 父親要對兒子負責，不單在兒子“成年”之前，而且永遠負責。兒子也永遠對父親 負責，俗話說：父債子還。兄長要對弟弟的一切負責，“家長”一一通常是長輩中 年齡最大的男人一一要對整個家庭或家族負責。不過，這些責任會隨環境的變化而 變化。 風俗習慣不同無關緊要，個人是重要的。這一點，理論上很難論述清楚。在一 個顯赫的大家庭裏，盡管有很多知書達理的人，也有一些是當地的頭麵人物，或科 班出身的，但“族長”卻可能是個頭腦糊塗的老頭，大字不識一個，甚至一輩子連 離家十裏遠的地方都沒去過。 家庭中兄長對弟弟或年長者對年幼者的影響，最直接，也最絕對。這與我們所 提倡的自由勢如水火。弟弟就像個仆人，整天盼望改變自己的地位，而哥哥偏不許 他這樣做。弟弟想買件棉衣，哥哥認為太貴，不給錢。筆者正在寫這本書時，又接 到一個報告：一個中國人，手頭上有些罕見的古幣，有個外國人很想買。為防止錢 主不願賣——在中國，一個人手裏有另一個人想要的東西，情況常常如此——中間 人就建議，送些西洋糖果和小玩藝兒給錢主的叔叔，讓他對錢主施加壓力，最後迫 使錢主把古幣賣掉。 有這樣一個滑稽的故事，一位從西方國家來的旅行者，途中遇到一個長著長長 白胡子的老人，在傷心地哭泣。旅行者感到很意外，就停下來問老人，為什麽哭泣 。老人告訴他，自己剛被父親用鞭子抽了一頓。“你的父親在哪兒？”旅行者問他 ，“那兒。”老人指著前麵。旅行者便順著老人指的方向往前走，又遇到了一個胡 子更長更白的老人，“那是你的兒子嗎？”旅行者問，“是的。”“你用鞭子抽他 了？”“是的。”“你為什麽要打他呢？”“因為他對爺爺無禮。如果他再這樣， 我還會再用鞭子抽他。”假如將這個故事的背景換成中國，這可就不是一個滑稽故 事了。 家庭成員應該彼此負責，鄰裏之間也應這樣。不管他們是否有親屬關係，都不 該例外，因為住處相鄰嘛。中國人認為善良與邪惡會傳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孟母三遷就是為了找個理想的鄰居。而接受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共和思想的人， 對誰是他的鄰居毫不在乎，在城裏某個地方住上一年，他甚至還不知道隔壁鄰居的 名字。不過在中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倘若有人犯了罪，其鄰居也逃不脫幹係， 犯了類似英國法律說的“包庇罪”。因為他們知道罪犯的企圖，卻不向政府報告。 說“我不知道”，絲毫不起作用。你是他的鄰居，就應該知道。 對殺死父母案子的處理，很能說明中國人的負責觀念。在“孝悌為先”一章裏 ，我們提到過，這類罪犯一般是瘋子。如不自殺，就應該心甘情願地接受淩遲之刑 。幾年前，北京《邸報》上的一份奏折中，中部某省的總督報告，他在處理一件殺 死父母案時，命人推倒了罪犯鄰居的房子，因為他們沒有給罪犯良好的道德影響， 以令其改邪歸正。一般的中國人可能認為，這種處理方式合情合理有時，某地方有 人犯了罪，除了對人進行懲罰外，還要拆毀一段城牆，或者修正一下城牆的樣式， 比如，將方角改成圓角，把城門換個地方，甚至幹脆封死。要是一個地方老發生犯 罪，據說該城就要被夷為平地，在別的地方另建新城，不過，這種事，我們還未遇 到過。 村子裏，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的稱地保，管一個或幾個村子，職責也十分繁 雜，不過，總的來說，是充當溝通地方政府與百姓的媒介，地保經常會陷入麻煩中 。任何一種糾葛都會給他帶來麻煩。假如遇到一個吹毛求疵的地方官，有時甚至會 因為沒有匯報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打得血肉模糊。 地位比地保再高的是縣官。在百姓眼裏，他們是中國最重要的官吏。在百姓麵 前，他們是老虎；在上級麵前，他們又是老鼠。一個縣官至少要處理六大方麵的事 務，他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司法官、驗屍官、財政長官和稅務官。一 個官員要處理這麽多事務，當然不能細致入微，明察秋毫。無論從生理上還是心理 上說，這都是超負荷的，使得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處理好。況且，很多縣官隻一門心 思想著如何撈油水，對任何公務都不感興趣。因為公務繁多，彼此又不協調，即使 縣官有良心，也難免犯不少錯誤。一些事情處理失當，他總是難逃其咎。大部分縣 官要依靠師爺或隨從來幫助處理日常事務，與所有中國官員一樣，縣官總被想像為 對轄區內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隨時防患於未然。為做到這一點，每個城市或鄉 村中，每十戶劃為一甲，每甲設保甲長。每戶門前掛有一個小牌子，上麵注明戶主 姓名和該戶人口數目。這種戶藉製度，有點像古代撒克遜人十戶區或百戶區製，它 有利於確立責任區，某個保甲區內一旦出現可疑的陌生人物，第一個發現的就迅速 報告保甲長，保甲長立刻報告地保，地保再報告給縣官，縣官馬上采取措施，“嚴 密搜捕，嚴厲懲處”，這種簡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還未發生就被發 覺了。這不是靠陌生人長相可疑，而是靠住戶固定。這一製度還使良好的民風代代 相傳。 顯然，這一措施隻有在住戶固定的地區方能奏效。然而，即使在中國這樣人口 最為固定的國家，保甲製度在很大程度上也隻是個法律上的假定。有時，在一個城 市，以前從未見過門前掛牌子，可突然有一大，每戶門上都掛上了。這就說明縣官 來了，他想加強這方麵的管理。有些地方，隻有冬天才掛上，因為冬天最危險，壞 人最多。不過，據我們所知，該措施隻是昔日的經驗，現在徒具形式而已。實際上， 也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了，連續走幾個月，幾千裏路，沿途掛牌子的住居，不足百分 之一。 前麵可能說過，中國的保甲製度和所謂的人口調查緊密聯係在一起。假如每戶 的門牌一直都準確地標明該戶的人口數目；假如每個地保都有一份其轄區內人口的 清單；假如每個縣官都準確地將這些清單上的數字匯總——對整個帝國人口的準確 統計就會非常容易，隻要將這些一連中的數字加起來就行了。可惜，這些都是“假 如”，而事實上，幾乎沒有一個可以實現。門牌根本不存在。當某個地方官偶爾需 要人口總數時，無論是他自己，還是他完全依賴的眾多地保，都不能保證提供一個 準確的數字，他們對此都毫無興趣，因為人口調查沒油水可撈。因此，對中國人口 的準確統計，隻能從想像中虛構了。即使在文明程度較高的西方國家，人們也總是 把人口調查與稅收聯係起來。在中國，它更是令人們疑神疑鬼。如果各地不能持久 投入地實行保甲製度，就絕對不可能準確地統計出人口的數目。 地方官犯點小罪，可能平安無事，也可能遇到大麻煩。即便如此，隻要找有勢 力的朋友說說情，或者明智點，花些銀子，也就完事了。就算丟了烏紗帽，也會把 原因歸結為他的轄區內發生了不可避免的事。在中國，這現象極為普遍。 接下來有必要闡述一下官僚階層是如何實行責任製度的。在翻譯過來的北京《 邸報》中，這樣的例子每期都層出不窮。幾年前就曾披露過這樣一件事：一個值班 的士兵偷了自己看守的大約三十箱子彈，賣給了一個做罐筒盒的。後者認為那些子 彈是部隊多餘的次品。案發後，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邊疆服苦役；負責倉庫 的小官，雖然允許交錢贖罪，減輕處罰，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職；買主因考 慮是出於不知情，免於處罰，不過按常規，打了四十小板；管理這些士兵的連長， 因為“縱容”犯罪，也被撤職，聽候審判，但這家夥很聰明，及早悄悄地溜走了。 上表奏折的刑部受命決定對該部隊最高指揮官的處罰，他對此案也有責任。由此可 見，每個人都是這條鎖鏈上的一個環節，誰都不能以不知情或難以防止這類犯罪為 借口，逃避責任。 北京《邸報》中，每年都有上報河流泛濫的奏折，像這類事情更能說明中國人 互相負責的品質。1888年夏，直隸省附近的永定河泛濫，河水從山上衝下來，一瀉 千裏。官員們看來是聞訊就趕到了現場，冒著生命危險，奮力搶救。可惜，人難勝 天，他們不過像暴風雨中的螞蟻一樣，棲惶無助。盡管如此，李鴻章也不為之所動 ，仍請求皇帝立即摘去他們的頂戴花翎，或者保留官職，取消貴族身份（這是朝廷 不滿時最常用的手段）。直隸總督也一再上表請求將自己交付刑部，依罪處罰。同 樣的河水泛濫後來還發生了幾次，每次都有同樣的表章，皇帝也經常命令有司記錄 “備案”。幾年前，河南省修複河堤以使黃河回歸故道的工程失敗了，自巡撫以下 的大批官員遭到罷黜和流放。 中國人的責任感十分強烈，即使天子本人也不例外。他經常發布詔書，承認自 己的缺點，把暴發洪水、饑荒和農民造反的責任歸咎於己，並乞求上天寬恕。他要 對上天負責，這和他的臣子對他負責一樣，十分現實。皇帝失去了皇位，就表明他 失去了“天意”，上天要將皇位交付應該登基的人。 中國人的責任觀念與西方觀念最相抵觸的是一人犯法、株滅九族，太平天國起 義中有許多這方麵的例子，最近，土庫曼斯但穆斯林起義的首領雅庫·貝哥也是被 滿門抄斬。這種做法並不僅限於鎮壓起義上。1873年，“一個中國人被指控盜取皇 陵中的陪葬品，結果全家四代，上至年近九旬的老人，下至幾個月大的嬰兒，全被 殺掉。在這個案子中，除罪犯一人外，其餘十一人全是無辜的，根本沒有證據表明 他們參與了或知曉罪犯的行動。” 中國人的責任觀常被視為其各項製度永恒不變的原因之一。它就像腳鐐手銬， 束縛著每個人，各級官員也因之為他們從未參與或根本不曉得的事情受到處罰，這 就不能不破壞各種公正原則，並直接導致了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虛 作假的手段，如實匯報情況，還要受到嚴厲懲處，完全顛倒了公正原則，違背了人 性。因此，官員們發現不能控製犯罪現象或覺察得太遲的時候，即使本該負責，他 也要掩蓋真相，以逃避責任，過分要求人們彼此負責足以說明中國為什麽會出現弊 政和缺乏公正。我們對此一直都很關注。 每個致力於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都會發現，中國官僚體製中還存在著另一個弊病 ，那就是官吏的俸祿不能滿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一點微不足道的津貼也很少能全 領，並且還要作為各種罰款交回去，最後，連衙門中日常的開支都不足以維持。做 官的，沒有其他門路可走，隻好貪汙受賄，以擺脫困境。 中國人的責任觀不符合公正原則，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實，也令我們時刻難忘。 可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忽略了其優點。 在西方，一個人被證明有罪之前，是清白無辜的。你也很難將責任強加到某人 頭上。一列滿載旅客的火車，因超重壓斷了橋梁，不可能歸咎於某一個人。一座高 樓倒塌了，壓死了很多人，盡管建築師會受到指責，可他表示當時他已做出最大努 力，也沒聽說過他將因此受到處罰。一輛裝甲車翻倒，或者一次軍事行動因準備不 足，遭到挫敗，人們也隻是指責整個體製，從不針對某個人。中國人在社會公正方 麵遠遠落後於我們，可是，難道我們就不應該學習他們古老的經驗嗎？它可以便我 們每個人都嚴格地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從而維持國家的安全。 中國人的責任感對居住在那兒的外國人也十分重要。家裏的“僮仆”能隨時取 出任一把勺子、叉子，任一件古玩；負責家務的總管，除自己可以欺騙你之外，不 允許任何人欺騙你；那些買辦，雖有大權，但又對每一分錢，每一個職員負責—— 隻要我們和中國人打交道，就永遠會遇到這類人。中國客店的老板，很少有善良的 ，尤其對待外國旅客方麵。可是，我們聽說一個老板，為了把一個空沙丁魚罐筒盒 還給一個外國旅客，竟追了半英裏，他以為那是什麽重要的東西。他認為應該那樣 做，可不像美國的旅店老板，他們總是冷冷地通知旅客：“本旅館對丟在大廳裏的 髒靴子，概不負責。” 要是舉薦了某人，就要對其品質、行為和欠債負責，中國人普遍承認這是一種 社會義務。外國人要想與中國人共事，就不能忽略這一點，一個中國監工，不論處 在哪一位置，都會對每一次錄用或解雇下屬負責，這種情況會對事情的各個環節產 生特殊的影響。在與中國人相互交往的漫長曆史中，外國人一直本能地對這一點非 常欣賞。傳說從前有一個銀行裏的買辦頭，因為“男僮”讓蚊子鑽進了經理的蚊帳 ，竟將他叫去好好說明原因，如果中國人看到外國人對下屬從不負責，或者不重視 “應盡的責任”，肯定認為極不適宜，假如想學會，更要花很長時間。 中國人有許多令人讚歎的品質，其中有一種是天生的尊重法律。我們不知道， 是社會製度造就了這一品質，還是它造就了社會製度。但是，我們知道，中國人無 論從先天的本性，還是從後天接受的教育上說，都是一個尊重法律的民族。在討論 民族的忍耐美德時，這一點已有所涉及，不過，它與中國人責任感之間的聯係值得 特別注意。在中國，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對他人負責，這一重要事實要時刻牢 記。雖然一個人應該“遠走高飛”，可他逃脫不了自己的責任；即使他逃脫了，他 的家庭仍不能逃脫，這是鐵的原則，它雖不能保證使一個人改邪歸正，卻常常可以 使他不致於變得十惡不赦。 中國人很怕進官府，打官司。它也能說明中國人對法律的尊重。尤其是文人， 他們一被召到官府，就嚇得膽戰心驚，噤若寒蟬，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即使事不關 己，也會如此。我們就確實知道一個文人，被請去作證時，嚇得像患了癲癇病一樣 ，渾身抖個不停，最後竟昏倒在地，回家不久，就死了。 中國人對法律的尊重，與共和政體所表現的精神構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精神 是由曆來就追求共和政體的人們創造的，學院法規、市政法令、國家法律，全都遭 到默默地抵製，仿佛追求個人自由不是當代最大的危險，反而是最大的需要。不過 ，個人或社會完全應該把阻止，揭露虛偽和欺騙當成應盡的職責，並將這一點視為 對中國人處理各種社會事務之方式的最大抗議。可是，在基督教國家，無論目不識 丁的人，還是舉止文雅，有教養的人都有意無意地輕視法律，仿佛不需要法律維護 公眾的利益，並且違抗法律要比遵守法律更能體現法律的尊嚴，這難道很光彩嗎？ 我們的法律既沒有被取消，也沒有貫徹實施——這種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反常狀態已 使所有的法律都遭到了公眾的蔑視，我們對此能作何辯解？還有，在過去三十年， 犯罪率迅猛增長，很多地方，人類生活的神聖感已經顯著淡化，我們對此又作何解 釋？對於統計學無能為力的事，做出武斷的評價，完全徒勞無益。我們必須承認， 中國的城市生活比美國的城市生活更安全——北京就比紐約安全。我們也相信，在 中國旅遊比在美國旅遊更安全。應該記住，從總體上說，中國人和美國移民一樣無 知，懷有偏見。他們也容易受盅惑，聚眾滋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這種事並不 經常發生，對外國人也沒有生命威脅。 中國人相信，人的思想、行為會影響上大的意誌。為了給父母治病割自己身上 肉的做法，就體現了這一觀念。在討論中同人的孝順性格時，我們已經談過了。我 們不準備堅持這種觀念是正確的，可有一些支持這一觀念的事實仍值得一提。中國 18個省的麵積與地理環境和美國落基山以東的地區很相似。美國氣候變化無常，就 像小麥喬裏．弗萊明對乘法表的評論：“令人難以忍受。”霍桑評價新英格蘭時， 也說那兒“沒有氣候，隻有各種人氣的範例”將波士頓、紐約、芝加哥的氣候與中 國同一緯度地區的氣候相比，就可以看出，同一些地理書對美國氣候的判斷一樣， 中國也有“嚴寒酷暑”，因為在北京所處的緯度上，年溫差大約有l00華氏度，這 必然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氣候溫度。 可是，在中國，同樣的冷溫變化並沒有導致像偉大的共和國——美國那樣的變 化無常、難以預測，而是寧靜平穩、井然有序，很適宜於她那古老穩定的社會體製 。欽定的帝國曆書體現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諧統一。我們不清楚，在遼闊的帝國 疆域內，是否各地百姓都同樣信服它。不過，在我們所熟悉的地區，它的確能告訴 人們有關天氣的信息。“立春”那天，春天會翩然而至。在不同的幾年中，我們都 發現，“立秋”一過，氣候會明顯發生變化，再也沒有了夏天的燥熱。而在西方國 家，不期而至的霜降會給人們突然造成危害，一年十二個月它都會不定期地出現。 為避免這一點，中國曆書將“二十四節氣”之一定為“霜降”，日期為12月23日。 在這一天之前，一點霜花都看不見，而到了這天早晨，地上就會蒙上一層薄薄的白 霜。以後的每天早晨也都會有霜，我們觀察這個現象好幾年了，很少看到有提前或 推遲三天的。 在中國，這些非生物性東西的出現有規律，合乎理性，生物的出沒更是如此。 很多年，我們都注意到，在早春的某一天，窗欞上點綴著幾隻蒼蠅，已經有好幾個 月沒在那兒看到蒼蠅了。每逢這時，隻要打開帝國的曆書，就一定會發現這一天是 “涼蜇”。 據說，講英語的民族，人的血管中流淌的是肆無忌憚的血液，它使我們蔑視法 律，不服約束。布萊克斯頓說：“我們強健的英國祖先認為，隻有在特定的時間， 人們才能自由的活動。”不過，也正因為我們勇敢的祖先，個人自由觀念和人權經 曆了很長時間才得到確立。 但是，雖然這些權利已經很好地確立了，難道我們就不需要多強調個人意誌服 從公眾利益、不需要維護法律的尊嚴嗎？在這方麵，我們不是有很多東西應該向中 國人學習嗎？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