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解密檔案：1962年的大規模逃港風波 (圖)

深圳解密檔案：1962年的大規模逃港風波
2006-10-07 22:28:59
來源：網易

10多萬人湧入深圳

6萬多人偷渡出境

5萬多人被收容遣返

原寶安縣第一書記李富林回憶———“來勢洶洶，簡直有點招架不住！”

一邊對外開放，一邊還有大量群眾要偷渡香港！本月17、18兩日，本報一版獨家報道：深圳早在44年前就嚐試對外開放。

其實，深圳市最新解密的檔案文件還顯示，1962年4月，在深圳（當時叫寶安縣）正在進行對外開放的時候，一股逃港風波突然襲來。

今年12月13日，原寶安縣第一書記李富林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逃港一直屢禁不止，但1962年出現的大規模逃港風波，“來勢洶洶，簡直有點招架不住！”

1962年這次逃港風波，共有十多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湧入深圳，6萬多人偷渡出境。這場風波驚動了周恩來總理，最後通過強行遣返、憑證明購買到深圳的火車票等措施才逐漸平息。

1、十萬人南下深圳再掀“逃港潮”

現在很多專家學者都認為，深港邊境曾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逃港風波，第一次是1957年6月底至9月底，曆時三個月才基本平息；第二次是1979年深圳建市不久。兩次共逃出群眾近4萬人。

但深圳市最新解密的資料顯示，1962年，在深圳嚐試對外開放的時候，有十多萬人來到深圳，要到香港去！

這次逃港規模空前！

解密的寶安縣委《關於製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等文件顯示，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1979年撤縣改為現在的深圳市）由東至西150多公裏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伺機進入香港。每天傍晚，從各地湧到寶安邊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達八千多人。

這次逃港持續時間長，波及麵比較大，惠陽、東莞外流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群眾亦相繼聞風而來。寶安境內通向邊境的鐵路、公路客運突然緊張，5月中旬達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據統計，從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時間裏，共十多萬人次湧入深圳，51395名來自12個省、62個縣市的外逃未遂人員被收容遣返。

當時傳出謠言說“英國女皇誕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了”，不少群眾錯誤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後很快就給家裏寄錢了，他們充滿憧憬，不顧一切冒險前行。寶安縣公安局的調查反映，當時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過黃河心不甘”的思想，不聽勸阻，盲目地成群結隊而去。5月13日沙灣有逃港群眾4000餘人，民警對其中200多人做了規勸工作，但僅6人願意回家。

2、大學生當總指揮持木棒強行衝關

梧桐山是逃港群眾的集散地，流出或是被遣返回來的逃港群眾過半聚集在梧桐山。

1962年4月29日淩晨，邊防哨兵向寶安縣公安局反映，有批人聚集在梧桐山。寶安縣公安局抽調6名幹部、邊防民警支隊抽出2人組成調查工作組，配合當地一些民兵積極分子共14人扮成外流群眾，分成兩個小組，分別進入梧桐山進行摸底。

經過一天一夜調查發現：聚集在梧桐山共有三批人約達400人。第一批到達的有300多人，絕大部分是惠陽縣淡水地區人。他們說，從淡水到達梧桐山已經過了三個晚上，他們有組織、有指揮，當總指揮的是一名大學生。

到下午6時多，這班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兩批人從橫崗方向上山，這兩批人共100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陽、廣州等地人外，其餘大部分是海陸豐、潮州等地人。他們走了幾天路才來到梧桐山，準備在當晚越過新界去……

調查組最後形成的報告顯示，這幾批人大多數是17至40歲的青壯年，有男有女。他們每人均持有一條4尺多長的木棒。他們的總指揮說：“在衝到邊界時，不論誰要阻撓我們的話，我們不得退步，要用棍與他們搏鬥繼續衝過去，甚至開槍也不要後退掉隊，誰掉隊就要用棍打誰。”

寶安縣公安局《近年邊防幾個情況綜合報告》中透露，當時，局部地方甚至出現強行衝關的現象。在沙頭角橋頭連續兩個晚上發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並肩的示威之態，強迫民警開閘。5月2日上午8時多，從梧桐山往沙頭角檢查站橋頭又衝過100多人，到了橋頭後向檢查站提出要讓他們從沙頭角鎮過去香港新界，不給過要給飯吃。

3、逃港風波驚動總理廣東省委組織遣返

到港群眾的增加，馬上引起港英當局的注意。5月6日開始，港英當局加強對行人的盤查，凡沒有證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實屬於偷渡後，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無望，一批長期“住”在深圳戲院門口的群眾幹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這裏（指深圳戲院門前）算了。”

這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央，周恩來總理對此作了重要指示。為了迅速製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同誌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

1962年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對從港英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堅決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從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員回鄉。廣東很多地方規定，隻有憑單位證明，才能購買到寶安的車船票。

與此同時，時任東莞縣委第一書記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區的領導，開始向轄區師生、群眾作報告，分析當前國際形勢，表明政府正在積極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難，重新安排群眾生活，同時指出外流香港並非出路，何況香港當局派出大批軍警，見一個抓一個，根本過不去，隻是徒勞往返，耽誤生產。

6月19日，東莞縣委發出指示，對參與外流的國家機關幹部、教師一律開除公職，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對參與外流的農村基層幹部，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停止職務的處分。群眾逃港傾向逐步放緩。

4、邊防管理過寬引風波證件批準簽發公社管

本報曾報道，1961年8月底開始，在寶安縣委第一書記李富林的帶領下，寶安縣曾對外開放，與香港發展“小額貿易”，邊境管理相對寬鬆，為什麽在6個月之後還會發生逃港風波？

李富林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詳細分析了這次發生逃港風波的原因。他說，全國那幾年普遍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當時的經濟工作政策存在一些錯誤，糧食減產，生活困難，部分地區群眾吃不飽。4月份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時候，一些群眾失去克服困難的信心，盲目地認為逃到香港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外流人員中大部分是因經濟生活困難而外流的，特別是廣東惠陽、海豐兩縣。

寶安縣公安局事後調查形成的《寶安縣有關外流情況綜合材料》顯示，1961年8月底，寶安縣實行的對外開放，放鬆邊防管理，是這場逃港風波的主要原因。

放鬆邊防管理為解決群眾的生活、生產資料，促進生產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當時邊防管理製度不完善，一些政策放得過寬，出現漏洞，如邊防證件批準簽發權下放給公社，公安業務部門抓得不緊，控製不嚴，管理不到位，造成混亂。後來邊防部隊撤消了相當部分的沿海口岸警衛檢查崗哨、對沿海沿邊一線控製不嚴等，造成邊防管理鬆亂、有邊無防，給外流造成了可乘之機。

當時，寶安縣一些公社對開放政策宣傳不徹底，一些群眾也跟著外地群眾逃港。寶安縣公安局當時的統計顯示，寶安縣坪山公社1962年4月20日至5月12日有897人到香港，但大部分發生在5月7日貫徹放寬邊防政策之前，7日後，寶安逃港風波迅速平息，所有到港群眾按期返回。群眾說：“你邊防放寬政策早貫徹，我們心中有底就不會走。”

李富林接受記者采訪時解釋，當時寶安實行寬鬆的邊境政策隻對寶安縣群眾，其實這次逃港群眾90％以上不是寶安縣群眾。

5、廣東壓縮城鎮人口有人不返鄉想去香港

當時，正值廣東城鎮壓縮人口，廠礦相繼停產，中技學校停辦，產生了大量富餘人員。據統計，1962年頭5個月，東莞縣壓縮城鎮人口1180人，精簡職工8773人。這些人不願意回農村，想去香港尋找出路。寶安縣委《關於製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報告》中透露，這部分人約占當時逃港人流的20％左右。

李富林回憶說，當時，香港經濟突飛猛進，許多建設需要大量廉價的勞動力，過去流港的大多給予頒發香港身份證，粵港經濟的巨大差距導致一些群眾渴望逃港。

但是，1956年開始，港英當局開始無理限製入境，群眾的正常來往得不到滿足，大量內地群眾選擇偷渡。李富林回憶說，當時，港英當局還對群眾挑撥離間，說不是港英當局不讓群眾過去，是中國政府不讓群眾過去的，把矛頭指向中方。

6、逃港風波連鎖反應廣州東站風波又起

這次逃港風潮到底逃出多少人？據寶安縣外事辦的統計，1962年從4月下旬至5月23日，外流出境的總人數約6萬人次。據英方宣布：從4月底至9月底，由陸地邊境上偷渡過去的約7萬人次，最終獲得成功的估計約有1.2萬人。逃到寶安的有十多萬人。

由於大批群眾要逃港，很多境外媒體紛紛借此惡毒攻擊社會主義製度，一些人借此妄圖製造社會混亂。這次逃港不僅在寶安周邊地區引起混亂，而且還波及到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廣東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並在一些地區引起騷亂。

1962年6月1日，廣州及附近縣的一些居民聽信“英女王生日，‘六一’大放（入境）三天”的謠傳，1000多人聚集廣州東火車站售票處門前，等候購往平山、深圳的火車票，晚上增至2000餘人。廣州市公安局派出宣傳車進行教育勸導。人群中有人挑動群眾起哄鬧事，繼而發生騷動。到現場了解情況的廣州市副市長孫樂宜也被數百人包圍哄鬧。6月2日零時，市公安局組織警力強製收審鬧事人員，才迅速平息事態。

十多萬勞動力外流，嚴重破壞農村生產。海豐縣有一個生產隊，集體逃港前將7頭耕牛殺了5頭，回來無牛生產；有的群眾甚至破產逃港，將家中東西賣光，錢糧用光吃光，生活更加困難。

大量逃港人群聚集寶安，直接影響寶安的社會治安。寶安縣公安局調查反映，當時，在橫崗至鹽田途中搶食物的十分常見，附城公社水貝生產隊的深惠公路和橫崗至鹽田公路上都發現有逃港人員排隊強行攔車。在邊沿鐵路交通沿線，有的村莊、商店由於害怕外流分子搗亂，天未晚就關門睡覺，閉門不做生意，有的不敢單獨生產，晚上不敢出門開會。

1977年11月11日，鄧小平到廣州視察工作，當聽到廣東省委匯報到寶安一帶逃港風時，他十分敏銳地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