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東梅：外公毛澤東與外婆賀子珍，廬山相會，情牽廬山。

孔東梅：外公毛澤東與外婆賀子珍，廬山相會，情牽廬山。

毛澤東與賀子珍相會廬山

作者：孔東梅

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終年籠罩在雲霧中的江西廬山神秘莫測。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分別22年後，我的外公毛澤東和外婆賀子珍在此相會。這次相會是外公外婆平生最後一次見麵，為他們的愛情添上了一抹亮色。

　　為什麽會有廬山相會？這要從外婆從上海搬到江西說起。

　　據媽媽說：1954年外婆在上海發病以後，經常得到組織通知，讓她到外地住一段時間再回來。這種安排很是頻繁，外婆被搞得莫名其妙。原來，外公在1953年60歲生日時第一次視察上海，從此便多次來往於北京、上海、杭州之間。那時外公住在興國路，距離外婆寄住的舅公家泰安路很近。

　　現在看來，組織上的這種做法也許是好意，出發點應該是不想讓外婆受刺激；或許也有避免毛賀相會的考慮。然而後果是久而久之讓外婆明白了：主席來，我就得走。她無法接受這一現實，病情更加惡化。媽媽說：外婆不願意住在上海了。

　　上海黨史部門對外公來滬次數有過統計：1955年9月、11月、12月共三次，1956年1月、2月、11月共四次，1957年3月、7月、9月共三次，1958年9月一次。三年共計十一次，外婆的苦惱可想而知。

　　1954年10月，舅公被派往西安，後擔任西北工程管理總局局長。當時外婆正在大病之中，外公來信請舅公代為照顧。思來想去，舅公夫婦決定把惟一的女兒——我的小平姨留在外婆身邊，還委托新四軍老戰友，賀家近鄰賴少其夫婦代為照顧外婆。“遠親不如近鄰”，賴少其由於對舅公的友情和對外婆的同情惹禍上身。根據其夫人曾菲及賴少其傳記的介紹，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1956年7月的一天上午，在上海華東醫院住院的外婆發現：舅公的朋友賴少其和自己同住在一層樓上，她急切地呼喊著：賴部長、賴部長……（賴少其曾任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時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當時賴少其剛剛辦好出院手續，正準備離開。他問道：賀大姐，找我有什麽事嗎？

　　外婆說：賴部長，我沒有病，不願意住在這裏，請你帶我回家吧！賴少其發現外婆當時既蒼老又憔悴，而且神情有些緊張，幾乎是帶著哀求的口吻在向自己講話。他說：賀大姐，你身體不好，住在這裏，是組織的照顧和關心……外婆不等他說完，就急忙說：不，不，不，賴部長，我確實沒有病，我見到這些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

　　賴少其還是勸慰了外婆一番，要她安心留在醫院治療。外婆更加著急，一把將他手中的會議文件袋搶去，說：不，不，你出院，我也要出院！我哥哥不在，你就要負責把我送回去。賴少其隻好再次好言相勸，醫生和護士也過來連拉帶哄。外婆一步一回頭望著賴少其，被眾人簇擁回病房去了。

　　到家後賴少其心情不能平靜。今天他遇到的這位特殊病人——紅軍女英雄，主席前夫人，理應得到特殊的照顧，而她連回家的起碼願望都不能實現。夫人曾菲度假去了，賴少其沒跟她商量，自己給市委寫信反映這一問題。恰好第二天上海召開第一屆黨代會，他在會上把連夜寫成的信交了上去，大意是：

　　賀子珍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同誌，負過重傷，身體不好。現住在華東醫院，經常又哭又鬧，而那裏也住了不少黨外的民主人士，影響不好，希望賀子珍能得到更好的照顧。上海還有一些空著的花園洋房，建議找一間讓她住進去，再安排專人照顧，對她的疾病治療，對黨的工作，對社會都是一件好事。

　　此後，陳毅市長約賴少其談話，問他為什麽寫這封信。了解情況後，陳毅認為這純粹是出於對老同誌的關心和愛護，采納了他的建議。外婆終於出院回家了。

　　而賴少其沒有想到，因為寫了這封信，他後來被冠以“對毛主席的家政進行幹涉，分明是攻擊黨的領導”的罪名，在上海市委常委會上先後做了十七次檢討。1959年，無奈的賴少其從上海搬家去安徽工作。

　　1956年那次黨代會上，柯慶施代替陳毅成為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58年陳毅就任外交部長，離開上海去北京。舅公搬走了，賴部長挨批了，現在陳毅市長也走了，外婆倍感孤單，產生了換個地方住住的念頭。

　　和外公一樣，外婆也愛去杭州。那裏不單是“人間天堂”，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老戰友江華、吳仲廉夫婦。大家都是“井岡山人”，關係格外親切（江華時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吳仲廉時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長）。

　　外公在紅四軍“七大”落選。陪他下鄉養病的，除了外婆、曾誌夫婦，就是譚震林和江華了。吳仲廉從井岡山起就是外婆的姐妹，一起走完長征路。江華家人告訴我：每次外婆來杭，吳仲廉都親到機場把她接回家裏吃飯。這和場麵上的送往迎來是不同的，是帶有深厚感情的。

　　杭州無疑是個很好的去處，但那裏外公的活動更加頻繁，如何避免類似上海的尷尬呢？外婆左思右想，還是決定回故鄉江西住一段時間。為此上海市委與江西省委專門接洽，江西方麵當即表示：不管什麽時候來，也不管來住多久，賀子珍都會得到很好的安排。故鄉熱情歡迎井岡山的女兒回家。

　　當時，江西主要領導有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省長邵式平、省委書記劉俊秀、副省長方誌純和白棟材等（原第一書記陳正人、彭儒夫婦已調北京），外婆與他們大多認識，在蘇聯學習時當過自己班長的方誌純更是熟人。1957年，多年擔任外公警衛主管的汪東興也下放江西任副省長，他在蘇區就知道賀大姐。在後來毛賀廬山相會中，汪東興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居間調度作用。

　　外婆1958年5月間從上海到南昌，住在省委附近的三緯路，一幢經過修繕的二層小洋樓裏。考慮到外婆是井岡山創立時期的老同誌，省委決定讓她享受副省級待遇，配備了一名炊事員、一名司機和一部小車；因為她身體不好，還專門配備了一名護士。

　　外婆在南昌住下不久遇到一件高興事——媽媽帶著男朋友，也就是我的爸爸孔令華來看她，征求對婚事的意見。

　　爸爸和媽媽是北京八一學校小學同學，爸爸比媽媽長一歲，高兩班，還是學生會主席，名氣比媽媽大。那時媽媽喜歡跳舞，經常登台表演，看來是受了外婆的遺傳。總之，彼此留下了良好印象。上中學後，他們是各自學校的班幹部，時常參加一些校際活動，就又聯係上了。直到高中畢業前的一天，媽媽接到一封看了讓自己羞紅臉龐的信，那正是我爸爸寫的。

　　當時媽媽得了肝炎，住進北京醫院。陳毅元帥也在那家醫院，他經常來看望這位小病友，給媽媽講故事，讀詩，陪她玩。外公忙，抽不出時間來，但他知道病中的女兒很想念他。外公經常派人來看媽媽，送來吃的、玩的。就在媽媽收到情書，不知所措的時候，外公身邊的王醫生來看她了。

　　王醫生記得我媽媽穿著寬大的病號服，坐在病床上，羞澀地讓他幫自己出個主意的樣子。“你喜歡他嗎？”王醫生問。“這怎麽說呀？”媽媽挺不好意思的。

　　你們年齡都還小。如果你喜歡他，可以互相通通信，了解了解——像長輩一樣提出建議的王醫生，實際年齡比岸英舅舅還小。不過，他又確確實實是媽媽的“家長”——媽媽和姨媽在師大女附中學生注冊登記表家長一欄填的是王醫生的名字，這是外公“授權”他寫上去的。外公不希望自己的女兒有特殊感，而媽媽的名字此時已改為外公所起的“李敏”。

　　媽媽認真地紅著臉請教王醫生怎麽個回信法，兩隻手不斷撫摸著雙膝。“心裏怎麽想的就怎麽回唄”，王醫生答道。“那，如何寫呀？”媽媽還是問道。王醫生隻好具體指導起來，媽媽寫下了第一封給爸爸的回信。

　　後來，媽媽出院了。她回到家，見到了外公。外公緊緊把女兒攬在懷裏，高興地說：你終於回來了，爸爸歡迎你。那一刻，媽媽真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1958年7月，媽媽要準備翌年的高考，她和爸爸的關係也到了水到渠成的時候，就等過父母這一關了。媽媽把爸爸領進了中南海。外公不動聲色端詳著未來的女婿，父女相視笑了一下——媽媽知道：沒問題了。

　　媽媽說：外公是個十分細心的人。女兒的事，他都關心到了。就拿結婚來說，1958年寒假時外婆在上海，媽媽去看她時提起過。外婆說：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這句話媽媽沒跟外公講，一來二去就忘了。倒是外公主動說起：你們的事，是個大事。我同意了，還要征得你媽媽的同意。如果你媽媽沒得意見，你就跟小孔去見他的父母。俗話說：醜媳婦也要見公婆哩！我的嬌娃不醜，更要見公婆。

　　帶著外公這番話，媽媽和爸爸暑假到南昌向外婆原原本本轉告後，她還是那句話：你爸爸同意，我就同意。

　　外婆相信女兒的選擇，自己當年不也是和外公在井岡山自定終身嗎？現在看到女兒長大了，有心上人了，要出嫁了，外婆若有所失，但更多的是欣慰。她明白：媽媽成家後應該在主席身邊生活，關心他、孝敬他，同時替沒有辦法接近丈夫的自己盡一份力。媽媽的婚事，外公滿意就好，外婆完全不考慮自己得失。

　　媽媽的想法是當年就結婚，對此“慈父”外公沒有發表意見，“嚴母”外婆則這樣說道：你同小孔相愛，打算結婚，我讚成，但是我希望你們的婚期能拖後一年，等到你高中畢業後再結婚。我是這樣考慮的：結婚以前多讀一點書，對你今後有好處。結婚以後，生兒育女，雜事很多，你再想讀書就難了。

　　外婆對女兒說的，其實是對自己苦澀一生的理智總結。媽媽覺得外婆的話有道理，決定過一年談婚論嫁。

　　我從水靜奶奶那裏得知：第一次見到我爸爸之後，外婆和她還有這樣一段談話：

　　外婆說：“他們彼此相愛，而且主席也同意了，我還能有什麽意見？”她又說：“小孔各方麵都好，就是有點胃病。”

　　我說：“那不要緊，在飲食上注意一點，很快就可以治好的。她說：我也這樣想。主席考慮問題總是很周到的。身體是很重要的條件，他不會想不到。”

　　初次見麵，外婆就喜歡上了我爸爸這個女婿。讓我記憶猶新的是：每次爸爸去上海，外婆總是笑眯眯地高聲叫著：小孔。外婆的江西口音富有起伏韻律，聽起來接近“小肯”。每當外婆那麽叫，旁邊的親友和工作人員總是忍不住笑，湖南路往日沉寂的氣氛為之歡快起來。

　　外婆舍不得讓媽媽和爸爸走，但她知道外公已經為兒女定下了行程——“醜媳婦也要見公婆”，她催媽媽一行盡快去見我的爺爺和奶奶，爺爺孔叢洲任沈陽高級炮校校長。媽媽沈陽之行也很順利，雙方父母都高興地把我媽媽和爸爸當作自己的兒女。爸爸、媽媽40年的婚姻堪稱幸福，這多少可以告慰我的外公和外婆了。

　　媽媽每次來看外婆，外公都會親自為她打點行裝，其中包括各式各樣的北京土特產品。媽媽每次都以北京人的身份，向外婆逐一介紹。這對於從未到過北京的外婆來說，是十分新鮮有趣的。也許就是這次，媽媽受外公之托，給外婆帶來一方白手絹。看來，外公一直沒有忘記外婆離開延安時托人給他捎回的那方白手絹。媽媽帶來的白手絹已經泛黃變舊了，那是外公一直用的。外婆看著它，思緒萬千，浮想聯翩。

　　作為外公外婆之間的信使，媽媽聯係著他們深沉的情感，每次都是滿載而歸。久居南方的外婆會讓媽媽大包小包帶上當地的時鮮蔬菜，都是當年外公愛吃的，在北方不易買到的。媽媽記得比較特別的一次是外婆托她給外公帶過一個耳挖勺。外婆知道外公是個“油耳朵”，有掏耳的習慣。這件小小的物件，寄托著外婆的一片深情。

　　1959年夏，廣州市委工業書記曾誌隨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丈夫陶鑄來參加廬山會議，

聽說外婆在南昌，便來看望。1954年曾誌去上海時想見外婆，但沒見到。想來那該是外婆發病，被實施“冬眠療法”期間的事。她們1947年東北一別，12年不見，外婆一眼就認出了曾誌，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

　　曾誌試探地問：大姐，你還記得麽？1932年紅軍打下漳州後，我送了兩雙戰士繳獲的回力球鞋給你穿！外婆眨了眨眼睛，笑了笑說：怎麽不記得？你送我的那兩雙鞋好經穿！穿了好幾年，我一直舍不得扔掉，後來實在無法穿了才丟了。

　　球鞋的事是這樣的：1932年外公率軍攻下福建漳州，與正在那裏做地下工作的曾誌見了一麵。當時外婆正懷著兒子毛毛，在瑞金住院，未能隨軍，這讓曾誌非常遺憾。當時曾誌比照自己的腳搞到幾雙女膠鞋，還有肥皂、萬金油之類生活日用品，分出一部分讓外公轉交外婆。三年沒見了，她非常想念曾經和自己合蓋一條被的賀大姐。

　　曾誌感慨道：當時膠鞋對一個戰士來說，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軍打仗最用得著。誰要是有一雙膠鞋，那才叫眾人羨慕呢！也許，外婆就是穿著曾誌送的鞋走完萬裏長征路，甚至是走完萬裏西行路的，她又怎能忘得了呢？曾誌有感於賀大姐記憶力之強，姐妹情之深，見外公時特別拿膠鞋一事作為有力證據，說明她頭腦是清醒的。

　　那天外婆留曾誌吃飯。過去曾誌聽人說賀大姐有多疑症，吃飯吃菜總要等別人動過筷子才敢吃，生怕其中下了毒。但她親眼看到的，是大家姐妹一般親親熱熱的樣子，仿佛又回到了井岡山“一個碗裏吃飯”的年代。

　　外婆告訴曾誌，自己經常失眠。曾誌馬上介紹自己服用的效果比較好的安眠藥，把隨身帶的留下了一些。告別出門時天色已晚，外婆當麵服下了曾誌留下的藥，還說：希望今天睡個好覺。她高高興興送走了老戰友。

　　曾誌在回憶錄中這樣談到她與外婆的見麵：

　　“我端詳著子珍，不到五十歲的人，卻像個老婦了。花白的短發，瘦弱的身體，上身穿件退了色的短綢褂子，下麵是條黑色的半短褲，赤足拖雙布鞋，手中拿一柄蒲扇。那年南昌酷熱，賓館是用大盆的冰塊來降溫，而她隻能用涼水潑地以度三伏，所以客廳濕漉漉的，兩腳像泡在水裏……但她質樸、真誠、善良，而且還保留有幾分的清秀。

　　見我來看她，她十分高興，滔滔不絕地跟我說個沒完，都是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說話有條有理，腦子也很清醒，每當提起毛澤東，她都畢恭畢敬地尊稱為‘毛主席’，不像流傳的那樣，說她有精神病。

　　我依依不舍地告別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見毛澤東，我告訴他我去看望了子珍。‘怎麽樣，她還好吧？’毛澤東關切地問，‘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說話表情神態跟正常人一樣，記性也很好，過去的事情記得清清楚楚。’毛澤東沉思片刻，然後極真摯地說：‘我想見見她，畢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東興同誌講一下，乘江青還沒上山之前，將賀子珍接來，晚上兩點，當ＸＸ（引者注：小封，即封耀鬆）值班時再來。’”

　　外公最初沒有想讓江西同誌（汪東興雖在江西，但屬於中央到地方掛職鍛煉性質）介入此事。與外婆的秘密會麵當然被外公歸入私事之列，不好麻煩地方，更不能興師動眾。曾誌按外公安排告知汪東興，汪東興找時任廬山會議江西接待委員會主任的方誌純商量。他們初步決定：由曾誌和方誌純夫人朱旦華承擔此事。

　　外公在此之前還做過一些調查。就外婆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外公問過近年來與她有過接觸的水靜、曾誌、汪東興等人，答複都是：身體還好，精神正常。汪東興說得更具體：賀子珍還跳舞、看電影呐！

　　這些知情者中，方誌純和曾誌於1996年、1998年去世。2002年，我在南昌采訪了年逾九十的朱旦華。旦華外婆也是與外公外婆同輩的毛家人中惟一在世者。她談起了與我外婆在江西共同度過的時光。

　　可能就是曾誌見外公並與汪東興聯係的當天下午，外公請兩位女同誌——曾誌和朱旦華在美廬二樓吃了一次便飯。說起這次吃飯，也有一個笑話。當時方誌純通知妻子，毛主席要請她吃飯。朱旦華又驚又喜，忙問丈夫：你去不去？他搖搖頭說：我又不是女同誌。方老話中有話，朱旦華被弄糊塗了。

　　後來她才知道：外公這次請客，由頭是一位女同誌（曾誌）引起的，主題則是另一位女同誌（賀子珍）。按說這件有關“女同誌”的工作，交給江西省婦聯主任朱旦華，是再合適不過了。何況她還曾經是外公大弟毛澤民的妻子，又永遠是外公侄子毛遠新的母親，她與毛家的這層關係是別人所不具備的。

　　旦華外婆記得：那次便飯有四個菜，有一盤是青椒炒肉絲，“無辣不成席”的外公麵前有一小碟炸辣椒。外公發現旦華外婆從不染指辣椒，笑著說：你這個上海人也要學吃一點辣，隨後又跟了一句：江青是怎麽也不吃辣。外公說完哈哈大笑，大家也都笑了起來。

　　飯快吃完了，外公轉入正題。他問在座者：想見賀子珍一麵，怎麽搞好？旦華外婆說：我聽主席的。

　　可惜的是：發動此事的曾誌後來卻未再介入。陶鑄得知後說：這件事若是讓江青知道了，那還了得呀！曾誌隻好退出毛賀相會的組織工作。和1937年勸阻曾誌去延安，從而未能在西安與我外婆相見一樣，陶鑄的好意再一次改變了曾誌的想法，也間接改變了我外婆的命運


，人生就是這麽奇妙莫測。可以想像：如果曾誌沒有退出，也許後來的事態發展完全是另外一種結局，然而吝嗇的曆史是不會再給人們第二次機會的。

　　毛賀相會方案不得不做出調整：楊尚奎夫人水靜代替曾誌，7月7日去南昌接外婆上山。

　　1959年，外婆就是在這座小樓裏被水靜接走上山與外公相會。2004年初夏，我來到南昌，在參觀這棟樓後上了廬山。此時距離外公外婆廬山相會的日子，差幾天便是45年了。說來也巧，我這次上廬山，是由水靜奶奶的兒子楊建力大哥帶路的。

　　和建力大哥相識，是2002江西之行後不久的事。在南昌，永平姨父把他介紹給媽媽和我。由於兩家老一輩交往的淵源，我們一見如故。建力大哥繼承了江西老表的熱情好客，還有老一輩的豪爽仗義。他力薦我上廬山，而且要我在廬山住上幾個晚上，說那樣才能體會這座神秘之山的韻味。

　　其實，按輩分來排，我應該叫他叔叔；但按年齡，我們相差又不是太多。所以，有一次我開玩笑說：“叫您大哥怎麽樣？”他爽快地答道：“好啊！”建力大哥對廬山非常熟悉，有這樣一位向導陪同，再合適不過了。

　　到達廬山界內，車開始爬山。建力大哥告訴我：現在走的南山公路是為1970年第三次廬山會議而修的，技術方麵比以前有了很大進步。轉彎已經少多了。你外公詩中提到的“四百旋”是北山公路，前身是國民黨時期為蔣介石等上山修建的，彎路非常多，可能都不止四百多個。

　　是啊——1959年外公外婆廬山相會，是繞了四百多個彎子才實現的。我突發奇想，問建力大哥能否用相機拍出那“四百旋”山路？他搖搖頭，惋惜地說：現在恐怕不行了，樹都長起來了，廬山綠化搞得很好。我們50年代上山時也許還可以。

　　盤旋的山路不易拍到，漫山的雲霧不請自來。我們的車開到半山腰，感覺四周越來越朦朧，有鑽入雲海的感覺。善解人意的建力大哥讓停下車來，我跑到公路上呼吸著潮濕的空氣，眼見白茫茫的煙霧從遠方團團飄來，一會工夫就到了眼前，再看時就又飄走了，被它覆蓋的一切恢複了常態，顯露出來。這就是廬山雲霧，來得快，去得更快。

　　我現在知道：當年建力大哥母親水靜陪外婆走的，不是現在這條新路，而是盤旋往複，九曲回腸的老路。也許，外婆就像今天我這樣在雲霧中穿行，隻是她不知道自己將前往何方。

　　那年暑假去南昌看望外婆的海峰姨告訴我：曾誌走後不久，水靜來外婆住處請她上廬山避暑。外婆推辭道：“花公家的錢呦”。經不住她們兩個熱情相邀，終於同意上山。海峰姨還給姨媽梳洗打扮了一番，外婆高高興興和外甥女道了別。在朱旦華陪她在山上度過第一個晚上後，第二個晚上便被汽車送進了“美廬”。

　　提到毛賀廬山相會，就不能不介紹一下這一事件的發生地——“美廬”。

　　1922年英國人在廬山河東路180號修建了這棟別墅。1934年，也就是紅軍長征開始那年，主人將其送給她的好友——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此後除抗戰時遷居重慶期間，每年夏天蔣宋夫婦都來此避暑。蔣介石為此題名“美廬”並刻石院中，這裏與上海“愛廬”和浙江莫幹山“澄廬”一起成為他與宋美齡三處私人別墅。

　　“美廬”題字一直完好保留到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前，這座官邸又成為不久前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的外公住所。當外公步入這座巨大的庭院時，先是喊了一聲“委員長，我來了”，算是與蝸居台灣的別墅前主人蔣介石打了聲招呼；隨後他發現有人在叮叮鑿著什麽，原來接待方已快要把“美廬”題字抹去，“廬”已模糊不清，“美”還依稀可見。多虧外公伸手阻止，後人今天才得見這一頁記載在石頭上的人間滄桑。

　　70年來，幾乎所有國共兩黨要人來廬山都到過這裏。樓高兩層的美廬不知承載過多少曆史人物，聚會過多少政壇風雲，流傳到現在的卻是一段淒婉動人的愛情故事，那就是毛賀廬山相會。

　　直到晚年接受采訪時，外婆才開口說起與外公的廬山相會。根據幾方知情者敘述，當時情況是這樣的：

　　外公到廬山後情緒很好，對前來迎接的楊尚奎夫婦講：“廬山，山好，水好，空氣好，還有老表好！”

　　7月5日這天晚上，外公突然問與他一同上山的貼身衛士封耀鬆：“小封，你什麽時候值班？”答複是：“七號、九號……” 小封記得：外公當時並沒有再說什麽，但感覺他在安排一件事情，這讓自己也想了好久。

　　1959年7月9日晚9時，外婆乘坐的轎車準時開進一處巨大的別墅庭院，沿著寬闊的石板路拐了個彎，無聲無息地在一棟兩層樓前停下。距這棟樓不遠處還有一棟小樓，燈火通明，在此居住的外公身邊工作人員的聲音清晰可辨，但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輛車的到來。院子裏安靜極了，大門口甚至沒有了往日森嚴的警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