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第12章 理不清的“家務事”

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第12章 理不清的“家務事” 作者：李文 第十二章　理不清的“家務事” ---------------------------------------------------------------- 山東的八路軍就像一個大家庭。從１１５師進入山東時開始，這個大家庭的力量不斷壯大。從總的方麵講，大家團結一心，共同對敵。但在某些方麵還存在著矛盾，並且也經受過挫折。 “家庭矛盾” １１５師進入山東後，師的領導幹部長期沒有配齊。１９３８年春天，當時的師參謀長周昆攜巨款逃跑，師參謀長的位置就一直空缺。入魯之初，羅榮桓仍然兼任師政治部主任，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由副主任黃勵主持。 １９４０年１月間，黃勵因為個人問題沒有處理好而突然自殺，這樣一來，領導師政治部的擔子又全部落在羅榮桓的肩上。６月，軍委任命魯西軍區政治委員蕭華任師政治部主任。蕭華於９月間到任後，羅榮桓便不再兼政治部主任，而以全力領導全師的工作。１９３９年底，原來留在晉西南的１１５師獨立支隊，對挑釁的閻錫山進行反擊後轉移到晉西北，翌年５月在支隊長陳士榘的率領下進入山東，１０月間，到達魯南，陳士榘這時被任命為１１５師的參謀長。因此陳光的工作量也大大減輕。到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１５師的領導班子雖已配齊，但在山東進行抗日鬥爭的八路軍（包括１１５師和山東縱隊）卻仍未形成統一的領導。 自從１１５師入魯以來，在山東就存在著１１５師和山東縱隊兩支共產黨領導的武裝，他們是當時平行的兄弟部隊，這種情況不利於發揮共產黨在山東的抗日力量的整體作用。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４日，北方局向中央建議，派徐向前到山東工作，並成立八路軍第１縱隊，徐向前任司令員，朱瑞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１１５師和山東縱隊。６月，徐向前和朱瑞到達魯中地區，８月１日，發表通電，宣布就任第１縱隊司令員和政治委員職務，並正式宣布成立八路軍第１縱隊。１９４０年６月，第１縱隊司令員徐向前離開山東返回延安（從１９４１年起，山東第１縱隊的番號就不再使用）。因為徐向前的離開，山東又缺乏統一的領導。 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８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提出建議：山東暫由陳光和羅榮桓實施統一指揮。中央書記處和軍委於１９４１年８月８日又作出決定，加強山東八路軍作戰指揮的統一。指示的內容是： “（甲）分局、１１５師師部及山縱指揮部靠攏，以便經常開會，以分局會議為統一山東黨政軍民的領導機關，山東分局暫由朱瑞、羅榮桓、黎玉、陳光同誌組成，朱瑞為書記。 （乙）山東縱隊歸１１５師首長指揮，配合作戰。（丙）將山縱及１１５師兩軍政委員會合組為山東軍政委員會。決定羅榮桓、黎玉、陳光、蕭華、陳士榘、羅舜初、江華七人為委員，羅榮桓為書記。” 山東分局隨即開會研究貫徹中央這一決定，決定分局委員的分工：朱瑞主持黨的組織工作，羅榮桓主持軍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陳光主持財委會。１０月２日，羅榮桓和陳光率師部到達臨沂青駝寺，主持召開了山東軍政委員會的首次會議，研究了１１５師與山東縱隊建立統一指揮的問題，對秋季反“掃蕩”也進行了部署。 １０月２８日，中央又給山東發電報，重申上述指示，並明確指出：山東今後應“鞏固與擴大１１５師與山縱，使兩部打成一片，堅持山東根據地，並在將來必要時，準備發展方向……”中央要求山東縱隊和１１５師商量決定具體的集合地點。 在１１５師剛剛到達山東時，中共中央曾有讓該部以山東作為跳板，然後繼續南下的設想。這也是中央遲遲未統一山東抗日力量的一個原因。通過上述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已決定把山東作為１１５師的基本根據地。這樣一來，１１５師的基本任務和預設戰場就已經很明確，但山東八路軍的統一和指揮仍存在問題。 山東縱隊雖然“歸１１５師首長指揮”，但隻是“配合作戰”。既然是配合，那就是說山東縱隊還不屬於１１５師。 統一指揮問題有所突破，但還不是幹淨利落，對某些問題並未明確。這樣一來，矛盾就產生了。 對於同山東縱隊並肩作戰，１１５師的領導陳光和羅榮桓一直都比較重視。特別是羅榮桓，他身為政委，更為關心。他強調要維護兄弟部隊之間的團結。他經常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如果主力和地方關係搞不好，要由主力負責。這一點，中央要求也很嚴格。為了增進了解，交流經驗，在１１５師和山東縱隊之間進行了幹部交流，並互相派人到對方部隊觀摩學習。 因此，１１５師與山東縱隊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比較融洽。 為了打通抱犢崮山區與山東縱隊機關駐地沂水蒙陰地區的聯係，必須控製費縣東部的天寶山區。這一地區山勢險峻，交通閉塞，相傳從光緒以來，就沒有向官府交納過錢糧，真可謂是“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三打白彥之後，陳光和羅榮桓即爭取當地的廉德山地方武裝，並於７月間進駐這一地區，開辟了天寶山根據地，隨後將師部北移到天寶山區的桃峪，縮短了與山東分局、山東縱隊機關駐地之間的距離。 在中央提出由山東縱隊和１１５師商量決定如何靠攏後，兩個部隊之間的矛盾就隨之產生。因為由１１５師領導整個山東的抗日武裝力量，那麽從形式上講，山東分局和山東縱隊就有被１１５師“兼並”的可能，這樣就造成了山東分局和山東縱隊中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情上一時難以接受。於是，山東分局的個別領導就向中央打起了“小報告”，對１１５師司政後機關提出多項指責，同時還向中央建議：“統一山東黨政軍民領導之具體事項，待會後再定。”這裏所說的會，就是１９４０年秋季召開的１１５師高級幹部會議。 桃峪不平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１５師高級幹部會議在桃峪召開。這地方有很多桃樹，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桃花，非常迷人，因此當地的一些文人就將桃峪與陶淵明的桃花源相比。但當時的百姓並未過上幸福生活，桃峪並不是真正的桃花源。１１５師的桃峪會議也偶起風波。 陳光和羅榮桓主持了這次會議，出席者有各支隊和師直機關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以及魯南區黨委的負責人，山東分局的負責人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羅榮桓在大會上作了關於１１５師在山東的總結報告，他說，１１５師進入冀魯邊、蘇魯豫、魯西、魯南等地區後，開辟了根據地，給這些地區輸送了３００多名黨政幹部，幫助建立了一批縣級政權，擴大了八路軍的力量，建立了２個軍區，６個軍分區。在統一戰線中，執行了黨的政策，增進了與友軍的團結，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各個擊破頑固勢力，為共產黨和八路軍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就在這次會議上，他還用“爭、插、擠、打、統、反”６個字生動地概括了已經在各根據地采用的工作方法。 同時，羅榮桓也指出了１１５師存在的缺點。 一是軍事發展與黨的群眾工作配合不好。由於不善於團結地方幹部，求得地方黨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極不充實，同時地方武裝工作薄弱，還沒有建立起一塊鞏固的根據地作為基點。 二是由於部隊分散，沒有進行必要的整頓，因而紀律鬆懈，破壞黨的政策、損害黨的傳統的現象已很嚴重。由當時的形勢所決定，八路軍隻能進行相對分散，並進行遊擊戰，這樣一來，上級就無法對下級進行十分有效的控製，有些部隊自以為是，並且自覺不自覺地沾染上國民黨部隊的一些習氣。 這種違反紀律和政策的事件，最嚴重的一次就發生在桃峪會議召開前不久。８月間，已編入八路軍的天寶山大隊長廉德山叛變投敵，將八路軍的一個偵察班和師政治部的幾位民運幹部扣押在山寨內。９月２日，八路軍向叛匪發起攻擊。廉德山的部隊裹脅了一些群眾固守天寶山險峰南大頂，使進攻南大頂的八路軍遭到很大傷亡，這激起了攻擊部隊指戰員的極大憤慨。羅榮桓擔心部隊攻占山頂以後會違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兩位科長到前線去。然而，直工科長劉四喜又被叛軍打死。而另一位同去的科長急紅了眼，在攻下南大頂以後，不但沒有製止違犯政策的現象，而且自己也槍殺了俘虜。羅榮桓得知後，立即將他撤職，同時批評了有關人員，並派組織部長梁必業去處理。隨後，羅榮桓又向上級報告了此事，並作了自我批評。在桃峪會議上，羅榮桓主要是通過這一件事，並聯係以前發生的一些問題，再一次強調執行政策、嚴格紀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這次會議上，羅榮桓還提出了“治軍要嚴”的口號。 與會者對１１５師進入山東以來的工作進行了熱烈討論。在討論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認識，主要是集中在對山東形勢的估計，以及如何貫徹以遊擊戰為主的方針等問題上。有的領導認為，共產黨在山東的武裝力量已能同日偽軍相持，在質量和數量上都初步取得了優勢。八路軍控製的地區已占全山東省的６０％，人口也占５０％。基於對形勢的這種樂觀估計，他們便傾向於強調建設正規化的主力兵團，認為打遊擊戰已經不過癮，要打大仗，打運動戰（或稱運動遊擊戰），而對於堅持分散的群眾性的遊擊戰爭，卻不夠重視，也缺乏更充分的思想和組織準備。 羅榮桓和一些人不讚成這種對形勢過於樂觀的估計。他們從山東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為八路軍對敵偽軍還是劣勢，在當時組建正規兵團、打運動戰的條件尚不成熟，應堅持以遊擊戰為主的作戰方針。 會議期間，八路軍總部來電，對桃峪高幹會議作出指示，批評了１１５師軍隊紀律和幹部教育方麵存在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１１５師已經作了嚴肅的處理，羅榮桓也在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但是，盡管如此，山東分局個別領導人還是以南大頂事件作為把柄，對１１５師進行嚴厲的指責。 山東分局個別領導人對１１５師的不斷指責，有些是針對羅榮桓個人的，羅榮桓覺得山東的工作很難作。他認為，如果自己不在這一位置上可能會好些。於是，１０月４日，羅榮桓以個人的名義致電八路軍總部並轉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軍總部對１１５師工作的批評，並請求將他調離山東去學習。１０月１７日，毛澤東起草並簽發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義的複電，在肯定八路軍總部批評的同時，指出： “１１５師有極大的成績，你們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你們均應繼續安心工作，目前沒有可能提出學習問題。”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在接到這一電報後，羅榮桓就放棄了個人的要求，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中仍然兢兢業業地工作。 由於當時條件的限製，在桃峪會議上暴露出的各種分歧，在會議期間沒有得出統一認識。 桃峪會議結束後，為了便於實行山東軍事上的統一指揮，１１５師決定按照山東分局的意見，將師部轉移到沂蒙山區。但考慮到魯南地區是通向華中的樞紐，又是沂蒙山區的屏障，這個地方也不能放棄，於是，又把教導２旅一部，轉移到沂水縣青駝寺以西的聶家莊。 解決“家庭困難” １１５師師部同山東分局、山東縱隊機關靠攏之後，又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多糧少，部隊和機關的日子都非常艱苦。 １１５師駐地抱犢崮山區和天寶山區田少石頭多，是山東有名的窮地方。由於山東八路軍和共產黨機關都擠在這一地區，吃飯成了問題。部隊日常吃的都是煎餅，是用高粱麵或其他麵糊糊在平底鍋上攤成的。高粱煎餅又黑又硬，咬起來十分費勁。一些煎餅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為了便於下咽，在天寶山區烙煎餅時，還在麵糊糊裏摻一些山梨或柿子。當地蔬菜十分罕見，戰士們時常將柳樹葉子醃一醃，卷在煎餅裏吃。如果是北方人，習慣於吃麵食，不管麵的質量如何。可是，師部有一些知識分子是南方人，習慣於吃米飯，又不會卷煎餅，雙手拿著煎餅吃很像看報。於是，開飯吃煎餅時，他們便開玩笑說：“讀報了，讀報了。” １１５師的領導也同大家一樣。當時羅榮桓雖有很厲害的痔瘡，但也是每天“讀報”不已。 穿的是羊毛棉襖。這乍一聽，穿羊毛棉襖，還以為滿不錯，然而，卻是名實不符。 １９３９年，１１５師從晉西出發時帶了６萬元，到魯南後不久便花光了。於是南下郯城碼頭，才籌款解決了當年的棉衣問題。桃峪會議以後，又到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無著落。後來發現，當地養的羊不少，便決定就地取材，搜集老鄉未經漂洗的羊毛，指戰員每人發幾斤，發動大家自己動手，用羊毛做絮，縫製棉衣。 正在大家忙於洗曬羊毛，製作棉衣的時候，陳士榘到任了。一天，羅榮桓同陳士榘沿著河邊散步，見到許多戰士在岸邊石頭上用柳條抽打羊毛。陳士榘就問羅榮桓： “這羊毛能不能像彈棉花那樣彈呢？” 羅榮桓搖搖頭說：“如果有一台破毛機就解決問題了。”停了一會，他又說：“這隻有等到勝利以後，現在隻能是望梅止渴。” 這一年冬天，１１５師的領導與其他人一樣，也是穿著這種羊毛棉衣。穿這種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鑽，弄得到處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墜，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卻成了單衣。就是這樣的衣服，幫助１１５師的指戰員度過了魯南的嚴冬。 在那種十分艱苦的戰爭年代，部隊有困難隻能靠自己想辦法解決。 １１５師到山東後，本想就地獲取一些給養。但山東的國民黨政府卻百般阻撓，說１１５師的防區不在山東。從根據地裏搞吧，當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沒辦法，一開始八路軍主要是靠打仗來維持生計，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條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戰目標，而且也應有足夠的實力。 後來，為了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山東境內的八路軍，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發動全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 先是開荒種地，幫助群眾耕種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現軍民爭荒地的矛盾。羅榮桓得知此事後，就找山東軍區司令部管理科長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議到海邊去開鹽田，羅榮桓當即表示同意，並親自參加了鹽場的規劃、建設和後來的曬鹽勞動。為了提高經濟效益，軍區直屬隊組織了一支運輸隊，把自己生產的食鹽運到邊沿區去賣，來回１００多裏路，每一頭牲口馱的鹽可以賺３０餘元。 後來，羅榮桓又指示機關開展多種經營，這樣，機關又成立了生產大隊，下設３個生產隊、２個油坊、１個醬園，還開辦了供銷店。當時的買賣做得還不算小，他們把山東根據地出產的花生油、豆油，有時遠銷到上海等地，換回根據地軍民需要的藥品、紗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資，甚至還可以換回軍需用品。 為了發展根據地的經濟，山東八路軍甚至把當時在抗大華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留在山東幫助工作。１９４２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橋經過山東，在山東停留了３個月，後來中共中央來電催他回延安。羅榮桓就一麵複電中央，要求將薛暮橋留下，一麵征求薛的意見。後來，薛暮橋認識到山東經濟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來。 另外，八路軍還開了金礦，在根據地內發行自己的貨幣（即抗幣，山東稱為北海幣），以加強自己的經濟實力。通過自力更生，到１９４４年，山東八路軍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當年，羅榮桓在給中央的電報中說： “部隊在生產初步發展的基礎上，一般主力機關每日可以吃到５錢油鹽，１斤多菜，每月１斤多肉。並能補助牙刷、牙粉、黃煙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於生產盈餘，每人解決襯衣１套，體力亦漸增強。” 八路軍自己動手，戰勝生活困難，不但順利地渡過了難關，而且也減輕了根據地群眾的負擔，贏得了人民的支持。 “你還我幹部” 從根本上講，部隊的戰鬥力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人，二是武器。其中人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經過多次作戰鍛煉的人則更為重要。他們有豐富的實戰經驗，有較好的心理素質，還有那種在作戰中能隨機應變的本領。這些人是部隊的寶貴財富。長征結束時，紅軍隻剩３萬多人，但後來卻不斷壯大，戰鬥力仍沒有減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八路軍保留了相當一批紅軍骨幹。在抗日戰爭那種艱苦環境中，這些骨幹卻是越來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卻是可以避免的，這關鍵是一個戰術問題。 抗戰以來，１１５師有一些指揮員習慣於１０年內戰中那種猛衝猛打的戰術。在與優良裝備的日軍作戰時，有時傷亡過大。 １９４１年２月７日，教導２旅副旅長，人稱“張瘋子”的張仁初帶著一個團，在郯馬地區奉命出擊時，在重坊附近與從新安鎮（今新沂縣城）出來“掃蕩”的數百名日偽軍相遇。敵人在密集的炮火掩護下，向八路軍實施進攻。張仁初跨上戰馬，舉起槍高喊：“共產黨員跟我來！”戰士們跟著他勇猛地拚刺刀，給了敵人以沉重打擊。但是八路軍的傷亡也很嚴重，特別是許多長征過來的老戰士和幹部都犧牲了。戰後，羅榮桓看到犧牲名單時，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說：“都是多麽好的戰士啊！” 就在這時，張仁初來了。他一臉興奮的神情，老遠就喊“政委！”羅榮桓這次既未讓坐，也沒有給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著張仁初，劈頭就問： “張仁初，你是來請功的吧？你是來領賞的吧？” 張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羅榮桓厲聲說：“告訴你，我這裏沒有功給你，沒有賞給你。你真是個瘋子！你還我幹部，你還我戰士！” 一向穩重的羅榮桓政委，此時怒容滿麵，透過黑邊眼鏡，可以看到眼睛裏飽含著淚水。 “你違反了遊擊戰的原則，拚掉了我們的紅軍老幹部。你賠我的幹部來！” 在那種你死我活的戰爭歲月裏，作戰經驗就是本錢，就是財富，有時可以說就是勝利。在作戰中損失了那些有著豐富實戰經驗的老戰士、老幹部，對八路軍來講，就意味著遭到了比較大的損失。特別是那些紅軍幹部，他們都爬過雪山，走過草地，不但具有十分豐富的實戰經驗，而且還經受了意誌上的磨練。他們很多都曾與羅榮桓一同戰鬥過，羅榮桓非常深刻地了解他們。一旦失去他們，無論於公於私，無論是從理智上還是從感情上講，都是難以接受的。 張仁初一聲不吭，低著頭站在那裏。拋開作戰的勝利，去想一下所遭受的損失，他的那種興奮感陡然消失。想到那些永遠也不會再見到的戰友和部下，他的眼圈也紅了。 羅榮桓的情緒慢慢平靜下來，語重心長地說：“幹革命不能單憑一股衝勁，打仗也不能隻靠勇敢。現在我們是開展遊擊戰，不是打陣地戰。隻管打得過癮，動不動就硬拚，革命的本錢被拚光，我們怎麽向黨和人民交待？” 張仁初低著頭，十分沉痛地說：“政委，我錯了，我請求處分。” “處分你有什麽用？好好地記住這血的教訓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謀。既講勇氣，也要講戰術，講謀略。 張仁初一輩子也忘不了這件事。每逢提起，他總是十分後悔地說：“唉，羅政委說得對，我真是個瘋子。” 針對重坊戰鬥這一類情況，羅榮桓和陳光進行了研究和分析，認為有必要提醒下屬各部隊。４月２４日，羅榮桓在司令部研究整軍的一次會議上說：“現在的具體條件不同了。我們在國內戰爭時期的經驗，不是全部都可以適用於今天的。” ７月間，陳光和羅榮桓在發給各單位並報八路軍總部和中央軍委的一份電報中指出：“部隊對軍事學習和戰術素養的提高未引起重視，以致雖在實踐中表現英勇頑強，但在戰術上非常不夠靈活、機動、巧妙，致使每次戰鬥都有較大傷亡。 僅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７月，即傷亡５５２５人。” “部隊自轉入敵後，由於戰鬥的頻繁，部隊軍事教育不認真、不精細、不深入、不嚴格、怕麻煩，存在遊擊主義的習氣與工作方式，使許多優良傳統、好的作風逐漸荒疏。幹部不注意軍事學習，不看軍事書籍，在這次幹部軍事測驗中，部隊幹部１０５人測驗，僅３８人及格。機關各部１２８人測驗，僅３４人及格。總平均分數是５２．６分，相當驚人。” 這份電報列舉了軍事指揮脫離敵後遊擊戰爭實際的問題。比如，小部隊作戰指揮，多取正麵進攻，隊形過於密集，不善於利用地形地物采取靈活的隊形與姿勢。 針對上述問題，陳光和羅榮桓提出要加強軍事教育的組織領導，對教育要當作戰鬥任務來完成；造成幹部學習軍事、提高戰術素養的熱潮，培養大批靈敏勇敢有高度戰術素養的指揮員。對上級的一切指示、命令、通報等文件，一定要認真研究，結合實際嚴格執行；戰鬥之後，各級都要總結經驗教訓，作為訓練的教材；教育要嚴格、認真，貫徹少而精的原則，講求實效，不白費精力；加強戰士的軍事技術教育，如射擊刺殺、投彈、近迫作業和防空、防毒，對付敵人坦克、裝甲車、炮兵，以及夜戰、伏擊、襲擊的訓練；幹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戰員的關係，各級幹部定期向部下進行行政管理教育，講部隊傾向與克服方法；加強各種徒手、器械體操及障礙競走的訓練。 １９４１年８月１日，１１５師為檢驗部隊的學習和訓練效果，在蛟龍汪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軍政檢閱大會，進行了射擊、投彈等軍事項目的比賽和政治測驗。 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１１５師的軍事訓練取得了很大成績。指揮員明確了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戰鬥員提高了軍事技術水平，部隊戰鬥力大大增強，殲敵數量不斷增加，而傷亡明顯減少。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７月，平均每月傷亡７９０餘人，到１９４２年，每月平均傷亡下降到２９０餘人。這是１１５師認真貫徹執行積蓄力量、堅持遊擊戰爭、準備將來反攻的總方針所取得的一項豐碩成果。 劉少奇到了山東 １９４１年，日軍在山東進行“掃蕩”時，雖然山東的八路軍給了日偽軍以重大的打擊，但那畢竟是一種缺乏主動權的作戰行動。在整個反“掃蕩”過程中，八路軍隻是根據日軍行動而采取一些相應的應付措施。雖然八路軍堅持了沂蒙山區的抗日根據地，但也蒙受了重大損失。造成這種局麵的客觀原因是敵強我弱，以及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夾擊，但實事求是地講，當時山東的八路軍在工作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失誤。 １１５師的兩位領導羅榮桓和陳光通過總結沂蒙山區反“掃蕩”的經驗教訓，指出了這些失誤，並向中共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反映了存在的這些失誤。 羅榮桓和陳光認為，這次反“掃蕩”，反映了領導人過去對敵後鬥爭的長期性、殘酷性和嚴重性認識不足。在上半年比較和平的環境中，產生了麻痹的情緒，未能接受其他地區反“掃蕩”的經驗教訓，對反“掃蕩”缺乏充分的動員和準備。同時，對於山東的三角鬥爭的長期性認識不足。在當時的情況下，日偽軍、國民黨軍隊和八路軍三方誰都沒有能力一下子消滅任何一方，因而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方麵，卻忽略了對日軍的武裝出擊。 他們指出：在此次沂蒙山區反“掃蕩”中，完全證實了中央軍委指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敵我鬥爭已進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階段，我們的鬥爭方針應該是長期的分散遊擊戰爭，采取一切鬥爭方式與敵周旋，節省保存自己的實力，加強民兵及全部武裝地方化，準備迎接配合戰略反攻，是萬分正確的。同時證實，不采取靈活的遊擊戰爭，而守村守寨單純防禦挨打的辦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將敵頑一齊消滅，打開局麵後再進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確的。 他們還認為，在這次反“掃蕩”中暴露出機關龐大、周轉不靈以及不切實際、工作不深入、鋪張、形式主義作風等問題。這不僅表現在八大劇團的會演上，也表現在習慣於開大會、做大報告上。對於這些完全不適合敵後環境的機關作風，羅榮桓從１９４１年４月起曾不止一次地提出過批評意見，但沒有得到有關領導的重視。 羅榮桓看到了問題，但卻沒有權力解決這些問題。桃峪會議不但沒有消除山東縱隊與１１５師之間原來就已存在的矛盾，反而矛盾越來越多。問題和失誤是明擺著的，而自己又沒有辦法處理，羅榮桓隻好請求中央來解決。 １９４２年１月３０日和２月２日，羅榮桓又致電山東分局並報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對分局領導的意見，指出：這決不是由於困難來抱怨，而是為了認真總結沂蒙山區反“掃蕩”的嚴重教訓。羅榮桓還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責任。他建議分局召開一次擴大會議，請中央派劉少奇同誌前來參加，總結山東工作，開展自我批評，明確山東今後的工作方針，加強黨內團結，以利於今後的鬥爭。 劉少奇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華中局書記（１９４１年５月前稱中原局）和新四軍政委。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４月，山東曾受中原局領導，劉少奇對山東的情況有所了解，因此，羅榮桓等建議由他到山東來檢查工作。這時，恰好劉少奇要返回延安，準備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１９４１年２月４日，毛澤東致電在蘇北的劉少奇，指出：山東“發生爭論為時已久……你經過山東時請加考查予以解決”。同時，毛澤東在電報中還對山東領導幹部的配備提出了初步設想。 ３月３日，中央書記處又就解決山東領導問題分別給劉少奇、山東分局、１１５師和山東縱隊發出電報。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係統地介紹了山東情況和意見分歧的來龍去脈。在給山東分局、１１５師和山東縱隊的電報中，中央分別要求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得團結和統一。 ３月１８日，劉少奇（當時化名胡服）及隨從人員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啟程。教導５旅１３團團長周長勝率部護送他們穿越日偽軍的數道封鎖線，１１５師派教導２旅旅長曾國華率部隊到隴海路以南迎接。 ４月１０日，劉少奇一行到達山東分局和１１５師駐地臨沐縣朱樊村。由於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會期已經臨近，所以，劉少奇一落腳就找朱瑞等山東黨政軍負責人，了解各方麵的情況，１１５師的兩位領導羅榮桓和陳光與劉少奇談了一天一夜，匯報了山東地區的敵我友三角鬥爭形勢，陳述了對山東工作的意見。 劉少奇不但與許多幹部深入地交談，而且查閱了大量材料，並從當地其他幹部和群眾中直接了解了很多情況。在掌握了全麵情況以後，他先召集山東分局委員（朱瑞、羅榮桓、陳光、黎玉）以及肖華、陳士榘，開了一次座談會。在座談會上，劉少奇首先肯定了抗戰以來山東工作的主要成績：建立和發展了抗日武裝，給日偽以重大打擊，建立了根據地與遊擊區，發展了大批黨員，訓練了一批幹部，初步組織了基本群眾，並派兵增援了新四軍，由此使共產黨在山東站穩了腳跟，造成了長期堅持山東抗戰的條件。同時，他也指出共產黨山東領導層在工作中存在的嚴重問題，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１９３９年１１月提出的“應爭取我們力量在各方麵的優勢”的任務。而事實上，在山東的各種力量的座次排列中，共產黨、八路軍的力量隻是位居第三，１９４０年反“掃蕩”鬥爭的結果就說明了這一點。劉少奇分析了山東的三角鬥爭的形勢，認為：“力量對比為敵占優勢，頑軍次之，而我則處於第三……山東敵友我是處於一種極複雜的長期三角鬥爭的局麵中，誰也不能很快解決問題。” 劉少奇認為，山東八路軍之所以未能取得優勢，除客觀原因之外，在山東工作中也存在著許多缺點和錯誤。他指出：開始由於缺乏明確、堅定、獨立自主地發動組織群眾爭取山東抗戰領導地位的戰略思想，失去了一些建立根據地、爭取戰略要點的有利時機。而１１５師進入山東又比較晚，故未能迅速取得優勢。而有些同誌“對山東形勢的估計常是陷於過分樂觀，以為自己已有優勢，已有領導權，對形勢可能的惡化及困難則估計不足”。在反對頑固派的鬥爭中，缺乏堅定的方針與切實的部署，在執行統戰政策上，過於信任中間力量，讓他們在我們根據地內組織“抗敵自衛軍”，而我們自己的地方武裝，卻沒有普遍地發展起來。 劉少奇還指出，在黨的幹部中，階級觀念、群眾觀念薄弱，減租減息沒有真正開展起來，群眾的生活沒有得到改善。他認為這是廣大群眾未能真正充分發動與組織起來的根本原因。 此外，劉少奇還指出山東在鋤奸政策上犯有嚴重錯誤，這主要是指前一段時間的“肅托”，黨內存在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空談主義及黨八股作風等。 劉少奇提出，今後“總的任務是繼續堅持山東的抗戰，完全鞏固各根據地，加強遊擊區，在三角鬥爭中求得有利於我之若幹轉變，加強與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國際國內的偉大事變。” 劉少奇在座談會上的講話得到了在場的全體人員的讚成。 座談會後，召開了一次中共山東分局和山東軍政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決定了山東工作的戰略方針、部署問題。不久，遵照劉少奇的指示，又召開了分局委員會議，分局各位負責人彼此思想見了麵，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朱瑞代表分局按照劉少奇講話的精神作了《抗戰四年來山東黨工作與今後任務》的報告，分局就此報告作出了決議，隨即在中國共產黨山東各級黨組織中進行了普遍和深入的傳達。 劉少奇來到山東，指導分局形成這一決議，對山東軍民勝利渡過抗戰的艱苦階段，推動山東工作的轉變起了關鍵作用，為山東抗日根據地從困難走向勝利奠定了基礎。 “抗協”的改組 在１１５師向山東分局靠攏之前，就存在一個“抗敵自衛軍”這個山東特有的問題。１１５師轉移後，羅榮桓就此事進行了調查。 事情是這樣的：１９３９年夏，山東文化教育界的一些進步人士，受沈鴻烈排斥，來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他們中間有老同盟會會員、大學教授，也有參加過國民黨的進步分子，有的早年就與共產黨有過友好關係。他們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１９３９年７月，在山東分局的支持下，他們發起成立了“國民抗敵協會”（簡稱抗協），主要負責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楊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東頗有影響的人士。他曾在沈鴻烈包辦的山東抗日動員委員會內工作，因為思想進步，受沈鴻烈的排斥，便脫離國民黨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購糧委員會，幫助抗日的部隊購買軍糧。沈鴻烈又出來幹涉，李澄之憤怒地說：“反正我們是要抗日的，國民黨不讓我們抗日，我們去找共產黨。”從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來到共產黨的根據地，參加抗日工作。 一開始，“抗協”作為一個群眾組織，在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山東分局有的領導人忽視了發展進步力量這一工作，產生了把“抗協”組成一個中間性質的國民黨的念頭，硬性將“國民抗敵協會”改成“國民黨抗敵同誌協會”，實際上違背了“國民抗敵協會”多數成員的初衷。１９４０年７月，山東分局又幫助“抗協”建立了“抗敵自衛軍”，並且供給他們武器和經費，還派進去許多幹部。這樣一來，“抗協”是既有“黨”，也有“軍”，而且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組織，實際上成為在根據地內與共產黨、八路軍平行的組織。雖然領導人都是熱心抗戰的進步分子，但是他們多是知識分子，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且出現了與共產黨爭權爭位、爭人爭槍等錯誤傾向。 １１５師的領導人，特別是羅榮桓對建立和發展抗敵自衛軍有不同看法。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９日，羅榮桓與陳光在給１１５師各單位的指示中提到，對於“抗協”組織，務使其領導權完全掌握在進步分子與對我同情者手裏，對於“抗協”武裝，須幫助掌握，防止“造成與我對立現象”，發現有不可靠或別具野心者時，另行處理。在無法改造的情況下，則由八路軍接收整理。但這些指示，並未根本解決“抗協”的問題。 不久，劉少奇來到山東，幫助山東分局解決了這一讓人頭痛的問題。 劉少奇提出了這樣的原則： “任何抗日政黨和政治團體，到我們抗日民主根據地來參加抗日，必須服從我們黨的領導和遵守黨的各項政策。根本的問題在於有利於壯大抗戰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戰力量。” 遵照上述原則，劉少奇與朱瑞邀請“抗協”負責幹部１０餘人開座談會，研究對“抗協”及“抗敵自衛軍”的處理辦法。 經過耐心的工作，“抗協”的負責人表示隻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真正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願意將“抗協”所屬“抗敵自衛軍”交八路軍統一整編。 ６月１８日，抗敵自衛軍編入八路軍。 ７月１３日，“抗協”山東省總部通知各級組織，將“抗協”的半政黨性質改變為統戰組織性質，同時做好解散的準備。 當年下半年，“抗協”的各級幹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經濟等部門任職，“抗協”的活動逐漸停止。 “抗協”的主要幹部和很多會員，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１９４３年８月，耿光波、楊希文等還被選為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的委員，李澄之等被選為參議員，稍後，許多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治軍有方 如果說部隊是一個大家庭的話，那麽這個大家庭中每個成員的素質高不高，部隊的戰鬥力強不強，關鍵就要看這支部隊的領導是否治軍有方。在這方麵，１１５師的兩位主要領導，特別是政委羅榮桓，有自己的主意。 １９４０年底，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同時受到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為了經受住這場嚴峻的考驗，羅榮桓認為要提高部隊官兵的素質，提高部隊整體作戰能力，更有效地打擊敵人，不能隻片麵地強調人數的增加。素質的提高包括３個方麵，一是軍事素質，一是政治素質，還有文化素質。 一般來說，“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是每個軍人都明白的道理，所以對於軍事訓練，大家的思想都比較統一。但對於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很多人就不那麽重視。１１５師領導在抓軍事訓練的同時，也注意抓部隊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學習。 １９４２年“八一”軍政大檢閱以後，從８月２２日開始，１１５師在蛟龍又召開了為時一個多月的政治工作會議，全麵總結了抗戰４年來的政治工作經驗。羅榮桓在會上講了話。 會議由蕭華作報告，報告稿是按照羅榮桓的意圖起草，並經他修改審定的。 蕭華的報告明確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戰爭、革命軍隊的生命線，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鞏固與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保證戰爭勝利。”“戰鬥力不但取決於軍事技術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決於政治工作的強弱。沒有政治工作，就沒有戰鬥力，也不可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我軍所以能百戰百勝，無堅不摧，成為革命戰爭中最優秀的鐵軍，就是因為有黨的保證以及整個政治工作的保證。” 在政治工作方麵，羅榮桓一貫強調政治和軍事要緊密結合，強調政治工作的保證作用。他在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４日的司令部部務會議上說：“黨對各部門工作的領導，是以黨的政治工作去保證，但另外一方麵，不可缺少的一方麵，要以行政工作的決定與實施，去完全適合黨的總方針，並以行政係統指導工作，把黨的政治工作與全部行政組織工作結合起來。……政治工作落於空洞，不實際，甚至與行政工作失去協調，這就必然妨礙黨的總方針在某些部門中的具體實現。” 羅榮桓認為，政治工作的保證作用，表現在它用不同於軍事工作的方法，達到共同的目標，而不是要和軍事工作爭權。他在教導２旅工作總結會上說：在軍事管理方麵，是有些帶強製性的，以彌補政治自覺之不夠，鞏固高度的集中行動，保證戰鬥任務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須更艱苦耐心地說服教育與發揚較多之民主，來穩定戰士的情緒，達到同一的目標——完成戰鬥和工作任務。這種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釋為連長權力大，政治指導員權小，更不能由此引起關係的隔閡。相反地應法發揚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調一致。如在隊前執行紀律時，這是軍事指揮員的職責，政治工作便不能隨便去代替。……要努力工作去保證軍事紀律的執行，並提高指揮員的威信，任何對立與推諉責任的現象都是不許可的。 羅榮桓認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須首先發揮政治幹部的表率作用。他強調，政治幹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範行動、模範的工作去取得。他常常說，紅軍時期黨代表的威信很高，黨代表與士兵的關係很密切。行軍的時候軍事指揮員經常騎著馬在隊伍前麵，黨代表走在後邊，替士兵背槍，與戰士們同甘共苦，士兵們對黨代表很擁護。如果下個命令，沒有黨代表的簽名，士兵對這個命令就懷疑，這沒有什麽製度規定，完全是士兵自願地尊重黨代表。 羅榮桓也以自己的模範行動來為政治幹部作出表率。他在聽取別人意見時，從不打斷別人的講話，對講錯了的給予正確的引導，耐心啟發，從不扣帽子，使別人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抗戰初期，有位團政委調到機關當組織幹事，不安心機關工作。羅榮桓從側麵了解了這一情況後，有一天，就與這位幹事拉家常，先問他是哪裏人，哪一年參的軍。然後說：“在組織幹事中，你的資格是最老的吧？” “是的。改編八路軍時，給我評的是少校幹事。” 羅榮桓又問：“論部隊實際工作經驗，你比其他同誌大概多一些吧？” 那位同誌笑了一笑，感到是對自己的鼓勵。接著，羅榮桓便談到機關工作與部隊工作同樣重要，機關幹部不能光用年輕的知識分子，還需要有一些資格老一點的、有部隊實際工作經驗的同誌作骨幹。他好像是與那位幹事一起研究工作，沒有絲毫批評和指責，那位幹事本想提出調動工作的要求，但是聽了這一席語重心長的話，認識到機關工作的重要，感到領導的信任，便不再提個人的要求了。 為了提高１１５師政治工作的效率，並且能從實際出發，有的放矢，羅榮桓強調政治幹部不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軍事、懂業務，了解戰爭，熟悉部隊。他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戰室去閱讀和研究軍事情況的報告，還時常督促師政治部的部長們，到司令部看軍事文電，及時掌握各部隊的作戰情況。他常常派政治機關的幹部下部隊任職，到前線鍛煉，同時又從部隊抽調幹部到政治機關工作。 與此同時，羅榮桓要求軍事、供給、衛生等部門的黨員幹部，增強黨的觀念，尊重黨的工作機關。在他的倡導下，１１５師規定，旅長、團長調動工作，除條件不允許者外，都要到政治部組織部來談話和辦手續。所有黨員對政治機關提出的政治學習、支部工作等各項要求，都要積極響應，認真完成。所有黨員都要參加組織生活，向組織匯報自己和周圍群眾的思想狀況。黨員交納黨費、轉組織關係，都要自己去辦，不允許由秘書或通信員代替。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１１５師在抓政治工作的同時，特別重視幹部的教育問題。特別是羅榮桓對此事抓得非常緊。早在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羅榮桓在《關於鞏固、嚴密及審查部隊黨組織的指示》中便指出：“提高文化水準須認為是提高政治水準的重要手段，不能識字要識字，不能閱讀要閱讀，不能書寫要書寫，不能作文要作文。因此，提高文化水準不僅限於在一般黨員中……還應包括上級幹部，須按個人現有程度提高。” 羅榮桓經常對幹部說：“雖然現在是戰爭環境，但是我們必須從緊迫的時間裏再擠出些時間來，多讀點書，多學點東西，以適應未來革命的發展。”在他的倡導下，１１５師和山東縱隊規定，隻要情況許可，幹部每天都要擠出兩小時進行學習。為了提高幹部的理論水平，羅榮桓還給師直屬隊的同誌係統地宣講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他要求廣大幹部戰士都要懂得，除了爭取抗戰勝利之外，革命還有更遠大的目標，那就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則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 羅榮桓在簽發《關於鞏固、嚴密及審查部隊黨組織的指示》文件之前，專門對師直部分幹部的文化水準作了調查。當他得知教導大隊長李梓斌在文件上簽名將“斌”寫錯了時，便派人將他請到師部，和藹地問道：“你讀過書沒有？” “我是平江山溝裏的放牛娃出身，小時候聽說附近廟裏有個教書先生，可學堂的門朝哪開我還不曉得呢。”李梓斌回答。 羅榮桓被他逗得笑了起來：“啊呀，我還不曉得呢，你後來是怎麽識字的？” “我當連長開始學的。以前當班長、排長的時候，連鍾表也不認識，搞不清幾點鍾。夜裏換崗都是點根香，以香為準，一刮風，那崗就換得快了。當連長後，上級來了通知，我連‘通知’這兩個字也不認識，就讓文書給我念，念完後，通信員叫我在通知上畫個‘知’字。我不會畫，文書就教給我。因此，我頭一個會認的字就是這個‘知’字，以後再一個一個地學。” 羅榮桓頗有興致地聽他講完，然後問道： “聽說你簽名有時還要文書代筆，是嗎？” “是的。” “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那怎麽行呢？”羅榮桓皺起了眉頭。 李梓斌辯解道：“現在我有圖章了，到時候蓋個章就行了，不用簽名。” “唉，”羅榮桓搖了搖頭，“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識多少字啊？” “我不曉得。不過一般文件都能看下來，可字潦草了不行。陳光代師長的簽名一筆一劃寫得認真，我能認得。不過，有的字筆劃多，就秀才認半邊，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羅榮桓語重心長地說：“偶爾念個把白字，也在所難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導大隊好比是一所學校，你這個大隊長就好比是校長，你都當了校長了，不提高文化水準不行，字不但要會念，還要會講、會寫、會用。” 李梓斌問道：“那我該怎麽學呢？” “用到什麽，你就可以學什麽，慢慢地積少成多。比如唱歌，遊擊戰，敵後方，堅持反‘掃蕩’……你不僅要會唱，而且要會講，會寫、會用。” 說到這裏，羅榮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一支鉛筆邊寫邊說： “比如這個‘遊’就是遊來遊去，活動的意思……” 羅榮桓在逐字講解了歌詞後，問道： “你回去打算怎麽辦啦？” 李梓斌激動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學習。” 李梓斌回去以後，買了紙、墨、筆、硯，裝進自己縫製的布袋，走到哪裏，寫到哪裏，有時反“掃蕩”上了山，就用大石頭當桌子，堅持練習。幾個月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業在“八一”軍政大檢閱時被展覽出來，得到領導和群眾的讚揚。 １１５師抓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質的活動，得到了中央軍委的肯定。１９４１年７月，中央軍委政治部印發的第三號《宣教通報》介紹了１１５師幹部教育的成果。通報中說：“１１５師半年來幹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麵收到了比較明顯之成績。主要表現在一般幹部都知道對根據地的工作應作長期打算，表現在違反政策以及各種不良傾向的減少，有個別幹部受訓前常犯錯誤，受訓後則（判）若兩人。文化教育的收獲表現在工農幹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幾個旅團級幹部過去識字很少，現在能自己起草電稿和寫信……有幾個團能做到全體幹部作日記。有幾個連隊由於幹部文化學習的推動與影響，戰士們學習情緒提高，有（的連）全連９４個戰士能記日記。” 要想提高政策理論水平和文化素質，運用報紙和刊物是重要的手段。羅榮桓很重視運用報紙對部隊進行宣傳教育。開始《戰士報》是油印的，每期兩版，隻能登２０００餘字。可有的編輯寫文章，語句囉嗦，拖得很長，一期報紙登不了幾篇稿子。有一天，羅榮桓親自參加《戰士報》社的座談會，他針對報紙存在的問題，要求寫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詞，簡單明了，使文化水平較低的幹部戰士能一目了然。為此，他要求編輯、記者深入部隊，深入實際，熟悉連隊，熟悉戰士。羅榮桓還經常親自審改《戰士報》的社論和重要文章，有時自己動手寫社論。 為了加大報紙的容量，提高報紙的印刷質量，羅榮桓積極主張將油印改為鉛印。他聽說在湖西活動的教導４旅有印刷機，便吩咐去教導４旅檢查工作的組織部長梁必業，把印刷機帶回來。梁必業帶了裝運印刷機的船隊過微山湖東來，羅榮桓派教導２旅第５團幹部帶了幾百名戰士去接。印刷機運到後，《戰士報》即改為鉛印。這時、羅榮桓又教育印刷廠的幹部和工人，在物質條件有了改善的情況下，仍然要繼續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 由於當時的經費比較緊張，有時報社不是缺這個就是少那個，羅榮桓總是想一切辦法解決。印報的紙張沒有了，供給部不撥給報社買紙經費，印刷廠的負責人向羅榮桓匯報，羅榮桓說：“走，你跟我去找供給部。”他對供給部長說：“為什麽不給報社經費呀？你們不要輕視報紙工作嘛，有時一個鉛字比一顆子彈還重要！” 為了活躍部隊的文化生活，１１５師組建了戰士劇社。因為是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進行工作，宣傳隊員們組織了戰鬥班，扛起大槍，經常跟著戰鬥部隊一同反“掃蕩”，一麵行軍打仗，一麵搞宣傳工作。 關於戰士劇社的建設，羅榮桓同樣給予重視。他鼓勵戰士劇社編演戰鬥性強、群眾喜聞樂見的小節目。當時戰士劇社的王汝俊編了一個關於發動婦女參加抗日的小戲，叫《老太婆的覺悟》。劇社社長朱明男扮女裝演老太婆，非常逼真。 羅榮桓一共去看了３次，給作者和演員以熱情的鼓勵。在１９４１年“八一”舉行的軍政檢閱時，這個小戲被評為文藝一等獎，並發給５元錢的獎金。 雖然是戰爭年代，但是在１１５師，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員不但不受歧視，反而在某些方麵還受到優待。有一次，羅榮桓得知宣傳隊員們有時煙不夠抽時，就囑咐管理科長說：“劇社的教員都是文藝工作者，寫作、演出常常熬夜，還要同大家一樣行軍打仗。凡是會抽煙的，今後每人每月發給一斤黃煙。” 打進根據地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明顯感到兵力不足，後方空虛。為了更多地掠奪中國的人力、物力，支持其日益擴大的侵略戰爭，就改變其策略，把以軍事進攻為主，改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加緊對中國抗日軍民的政治進攻，企圖借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動搖群眾的自信心，挑起中國各抗日力量之間的矛盾。 在山東的八路軍，密切注意日軍作戰思想上發生的變化。特別是作為主要領導人的羅榮桓，仔細地研究了敵人的陰謀，指出日軍的政治進攻的危害，絲毫不亞於軍事進攻，告誡所屬部隊，認真加以對待。在加緊政治進攻的同時，日軍在濟南建立了各種名為“公館”的特務機關，專門對八路軍進行偵察和破壞活動。對此，八路軍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但還是有空子可鑽，一個日本人就在此時打進了八路軍的根據地。 此人叫水野清，來到魯中的邊沿區活動。他自稱是日本共產黨員，想與八路軍建立聯係。一次他送來了敵人將要“掃蕩”的消息，隨後又提供了另外一些情報。事後證實，這些情報都是真的。在敵人“掃蕩”時，此人還掩護過八路軍的個別失散人員，營救了幾個被俘人員。他學著說中國話，嘴上常常掛著一些進步名詞，甚至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也極為稱讚。從這些表現看，水野清不像是個壞人。因此，他漸漸贏得八路軍和根據地一部分人的信任。水野清和邊沿區的許多老百姓，甚至還有一些幹部，都混得比較熟了，就常常給老百姓看病，送點藥給群眾，不少人都認為他是進步人士。 後來，水野清說日本憲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據地來了。因他是“進步人士”，因此大家對他常住根據地也不太在意。但他的一些言行卻與他的“進步人士”身份越來越不相符。他認為共產黨、八路軍對日軍的做法“太硬”了，群眾也很難接受。他還向八路軍建議，在邊沿地區設立一個“實驗區”，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實驗區裏不駐日偽軍，也要求八路軍不要去，完全用“中國人辦中國事”，開醫院，辦學校，以做到中日人民“合作一體”，“共存共榮”。據他說，這種方法如果推廣到全華北和全中國，中國的問題便解決了。 羅榮桓很早就注意到水野清這個奇特人物。他以一個普通幹部的身份，在敵工部幹部陪同下，親自與水野清談了一次話。羅榮桓察顏觀色，詳細地詢問了水野清的身世和來曆，從談話中發現了許多疑點。談話結束後，羅榮桓指示敵工部，要一麵給水野清做工作，一麵仔細觀察，從多方麵了解此人。 就在這次談話後不久，濟南的日偽報紙，痛罵水野清“叛國”。後來，活動在邊沿區的武工隊，又得到一封日文寫的密信，是濟南日本軍部寫給水野清的。信中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軍工作，說他的薪水照發，家屬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長期的敵後工作經驗，使羅榮桓能夠作出準確判斷。 不久，羅榮桓又了解到，水野清要辦的那種“實驗區”，在各地均有發現。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政治謀略人員策劃的一種政治陰謀。他們籠絡了一些中國青年，搞了個“中國革新同誌會”，鼓吹用“和平”、“革新”道路，“打開中國事變的僵局”，“建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這個組織得到日本軍方的津貼，實際上是日本侵略者在軍事進攻受挫之後發動的一種政治進攻。當得到這一情況後，羅榮桓迅速指示有關部門，向延安和各地發出電報和信件，並通過黨在濟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水野清的麵目，最後終於證實水野清是日本特務機關的間諜。 在此之前，水野清曾打友鄰國家共產黨的招牌，進行過破壞活動，使用過許多假名字，水野清隻不過是他的最後一個化名。當水野清的真實身份被確認之後，羅榮桓對其進行了審訊，在大量的證據麵前，這個狡猾的特務不得不認罪伏法。 就這樣，羅榮桓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粉碎了這個日本人破壞八路軍抗戰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