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三年大饑荒
作者：林牧
1960 年 8 月以前，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都在發高燒。胡思亂想，胡吹亂幹。
例如： 1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印發《關於 1960 年計劃和今後 3 月、 8 年設想的匯報提綱》。《提綱》〉指出， “ 提前 5 年實現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年趕上英國的口號。 ”“ 提前 5 年實現 12 年農業發展綱要。 ”“ 提前 5 年實現 12 年科學規劃綱要。 ” 今後 8 年， “ 基本實現我國工業，農業，科學文化和國防現代化，建立起獨立完整的經濟體係。 ”
3 月22 日 ，毛澤東在一個批示會上提出：“ 如果給我們 40 年時間的話，那時候 …… 我國則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 1 噸鋼，平均每人有 2000 斤至 3000 斤糧食和飼料。多數人民有大學的文化程度，那時人們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將提高到比現在高得多，整個社會很有可能在那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
我們這位偉大的領袖竟然不懂簡易的算術。從 1960 年再過 40 年是 2000 年，假如中國在 20 世紀末年產 13 億噸鋼，年產 13 億 —19.5 億噸糧食，中國有那樣多的水和肥料嗎？全世界有那樣多的原料能源和銷路嗎？
1960 年 3 月 -5 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召開兩次各省市文教書社會議。會議號召，要在哲學、社會科學、文藝各方麵批判修正主義，挖 18 世紀 19 世紀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 “ 老祖墳 ” ；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大破大立，建立起我國自己的一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體係。
如果要挖 17 、 18 世紀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 “ 老祖墳 ” ，那就要徹底否定西方文藝複興啟蒙運動的優良傳統，連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 —— 德國哲學，英國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思想都要否定了。如果各國都要各自建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思想體係，那就沒有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共同發展的規律了。
1960 年 7 月，毛澤東對李富春，薄一波，陳正人說： “ 辦鋼鐵要大搞小土群，小澤群 …… 今冬要動員 7000 萬人來幹。今年可能搞到 2200 萬噸，後年達到 3800 萬噸。第二個 10 年可能搞到 11 億噸。 ”
1960 年 8 月中旬，中共中央才發現情況並不美妙。 1960 年 8 月 14 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這個文件才承認 “1960 年以來，全國經濟發生了困難，一是工業生產下降：第二季度，在 20 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 18 種沒有完成產量計劃，其中 11 種甚至低於第一季度水平；二是基本建設戰線拉得過長， 7 月份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共 157 個，小型項目 51000 個，造成原料、材料、設備、勞動力和運輸緊張；三是農業方麵勞動力不足，部分地區的災情還在繼續，收成有比去年減產的可能。 ”
這樣遮遮掩掩 ，修修補補地拖了兩個多月， 11 月 3 日 ，中共中央才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這封信是周恩來主持起草的，共 12 條，主要是：（ 1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製度。（ 2 ）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 5 ）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 6 ）少扣多分，盡力做到 90% 的社員增加收入。（ 10 ）恢複農村集市。
11 月15 日 ，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文件要求，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 ，‘浮誇風’ ，‘命令風’ ，‘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 。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
“十二條”指示信和糾正“五風”的指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把責任推給下麵，尤其是推給公社以下的基層幹部，並且要求開展“整風整社”來解決這些由中共中央特別是由毛澤東個人所造成的大饑荒的嚴重問題。
11 月中旬，中共陝西省委召開了三屆一次黨代表大會，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新指示。會後，陝西省委決定派出以分管農業的書記處書記謝懷德為團長，以我為秘書長的工作團，到長安縣郭社公社進行農村整風整社試點。隨時將試點經驗通報全省，推動全省的整風整社運動。
這次整風整社，同 “ 反右傾 ” 中的整風整社不同，那一次是逆反民心，用專政手段打擊那些具有求實精神，抵製 “ 大躍進 ” 和 “ 人民公社 ” 中錯誤政策和荒謬做法的幹部和民眾。因此，民眾很難發動，也不敢講真話。
這一次是糾正農民深受其害以至饑寒交迫，家破人亡的 “ 五風 ” ，農民熱烈歡迎，而且群情激憤。可是，基層幹部卻遭到無妄之災。因為基層幹部強迫農民餓著肚子進行無償的，超負荷的無效勞動，以至沒收農民財物，打人罵人，都是上級下達的高指標，高征購和窮過渡逼出來的，就是多吃多占、小偷小摸也是饑餓逼出來的。
我們工作團當然要竭力維護上麵的責任，多數農民不知道或者不去想或者不敢講上麵的責任，隻是把一腔怒火發泄在基層幹部身上，因此對多數幹部有意見。我們隻在每一個生產隊和生產大隊選擇一兩個民憤最大的生產隊長或支部書記，交給民眾批判鬥爭，而且時刻說服群眾不要打人，不要虐待。
1961 年1 月1 日 ，中共中央批轉了《信陽地委關於整風整社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河南信陽地委1960 年底出現了大量餓死人的問題。毛澤東認為這是 “ 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
信陽地委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於 1960 年 12 月 12 日 寫出報告說： “ 信陽事件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是內部肅反鎮反不徹底，使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的錯誤，打著我們的招牌，進行大規模的最殘酷的連續多年之久的階級報複。 ”
報告還講到，信陽地區，除了遂平西平兩縣問題輕一點，其他各縣，從縣委縣政府到公社領導機構已經全部爛掉。地委領導群眾對這些縣，社進行了奪權鬥爭，把縣社領導人捆綁吊打，開除判刑，按反革命分子處理。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信陽地委的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都要照此執行。張德生領導下的中共陝西省委，以溫和穩健聞名，對信陽經驗持懷疑態度，請示中共中央西北局。
當時西北局第一書記還不像以後那樣 “ 左 ” 的喪失理性。他邀請了一批地委書記來共同商量，地委書記們都不讚成信陽的做法，西北局和陝西省委才決定：學習信陽經驗持慎重態度。
盡管如此，陝西省的整風整社運動也升溫了，全省都在對所謂三類社、隊開展對付敵人的奪權鬥爭。我們在整風整社的試點單位長安縣也舉行了千人、萬人的批鬥大會，批鬥了一批問題較多的社一級幹部。隻是沒有像信陽地區那樣捆綁吊打和逮捕判刑。
可是，全國範圍仿行信陽做法的省、區是不少的。這是毛澤東向已被打倒的地主、富農、曆史反革命（即國民黨黨政骨幹）推卸責任，並把一部分堅決執行他的錯誤路線的縣、社、隊幹部當作敵人對待，打成 “ 反革命分子 ” 。
當時，全國死人最多的是 “ 大躍進運動 ” 最為狂熱的河南、山東、四川、安徽、甘肅等省。
當時中共中央通報的數字是，以上這些省死人都在百萬以上。
可是，根據從四川調到西藏的張國華說：四川省死人 800 餘萬。全國餓死人的總數有多少？
上世紀 80 年代，胡耀邦講過三年餓死人約 2000 萬人， “ 文革 ” 中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有近 2000 萬人。
後來，農業研究單位和有關專家根據人口調查估算約有三千餘萬人。當時到陝西討飯逃荒的多是甘肅、河南、四川人。關中有許多青壯年以至中年農民，到四川、甘肅去 “ 辦人 ” 即討老婆。
我帶領的調查組，在長安，在楊淩都遇到過佩戴中學校徽的少女，攔路要求收留他們，做老婆或是當保姆，隻要有一口飯吃都行。
死人多，不僅是由於饑餓，而是餓著肚子還要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大搞豐產方，大辦養豬場，從事超負荷的體力勞動，完不成勞動任務的，還要大反 “ 右傾 ” ，大反 “ 懶漢懦夫 ” 的世界觀（毛澤東語）。
饑餓、奴隸式勞動，加上精神上的摧殘，才造成大量死人的現象。
甘肅省有一位到北京告狀的基層幹部，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沿路乞討，才走到北京的。
陝西省在大躍進中，雖然也是 “ 五風 ” 齊全，困難很大，但還不是重災區。 1961 年，國務院還從陝西調撥糧食支援甘肅。
有一段時間，周恩來通過分管西北地區的副總理習仲勳，要求陝西省每月給北京發一個車皮富強粉（即精粉），用於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以上領導幹部的生活補助。
盡管如此，陝南的安康縣，山陽縣、鎮安縣和關中的鳳翔等縣也發生餓死人的事件，山陽、鎮安出現了人吃人的慘象。
我們廳級以上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有特需供應，每月 2 斤豬肉， 1 斤油， 2 斤黃豆， 2 條紙煙，在機關可以吃飽。
但是，在農村參加生產和整風整社，就必須同農民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飯。每天上午 9 點下午 3 點吃兩頓稀飯，少半是糧多半是菜。
我們一到晚上，肚子就餓得咕咕叫。下鄉蹲點的幹部幾乎都得了浮腫病。關中地區的農民給公共食堂列出了 10 條罪狀：
1 、把眼熬咂了，就是說：農民不願辦食堂，幹部就開半夜會、通宵會，說服和強迫農民辦食堂。
2 、把會開咂了，就是說：為了辦食堂要開無數的會。
3 、把批評埃咂了，就是說：辦不起食堂，受到上級無數次的批評。
4 、把臉傷咂了，就是說：上級批，農民罵，把幹部的麵子傷透了。
5 、把上級哄咂了，就是欺騙上級。
6 、把群眾整咂了，就是說：對群眾，又要批判，又要讓大家餓著肚子，從事超負荷的勞動。
7 、把樹砍咂了，就是說：大煉鋼鐵要砍樹，大辦食堂也要砍樹。
8 、把鍋打咂了，為了辦公共食堂，把農民一家一戶的鍋都砸了。
9 、把牲口草燒咂了，就是用喂牲口的草來做公共食堂的燃料。
10 、把鬼日咂了。就是騙人和辦壞事。
咂，是關中古漢語，讀如紮，就是到了極點的意思。（我不會寫那個古漢字，用咂代替）。朱德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曾經用過關中農民對公共食堂這一套生動地描述，可見是有代表性的。
1961 年3 月22 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簡稱“ 農業 60 條 ” 以後， 6 月 19 日 發出 “ 商業 40 條 ” 和 “ 手工業 35 條 ” ； 6 月 28 日 製訂 “ 文藝 10 條 ” ，後來改為 “ 文藝 8 條 ” ； 7 月 19 日 發出 “ 科研 14 條 ” ； 8 月 15 日 發出 “ 高教 60 條 ” ； 9 月 16 日 發出 “ 工業 70 條 ” 。我們的工作，就是在製定這些條例以前，進行調查研究，為他們提供材料和意見；在這些條例發出以後，逐級開會，加以落實，統稱 “ 落實政策 ” 。
落實政策的工作，到 1962 年 1 月 11 日 至 2 月 7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達到高潮。
七千人大會，由中央，省、市、自治區，地區、縣級幹部參加。毛澤東宣布：這次會議的開法，是 “ 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 ” 所謂 “ 白天出氣 ” 是以省為單位開會，讓大家提意見； “ 晚上看戲 ” ，是每天晚上都有文娛晚會； “ 兩幹一稀 ” ，是每天吃兩頓幹飯，一頓稀飯； “ 大家滿意 ” ，出氣的目的是為了使大家滿意，至於實際效果，那就是有的滿意，有的未必滿意了。
這次會議產生了新的矛盾，是毛澤東同劉少奇分歧的激化，林彪進一步得到毛澤東的寵信。
據說：在常務會議上，毛和劉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毛澤東不同意劉少奇提出的 “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 的估計，他還要把造成困難的原因，歸咎於天災和國內外敵人的破壞。
劉少奇拍著桌子說:“ 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我們對人民是犯了罪的。 ” 在劉少奇的逼迫下，毛澤東不得不在 1 月 30 日 的講話中，作了幾句自我批評。他說： “ 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由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
還有，劉少奇在報告中提到彭德懷問題時說： “ 中共中央認為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寫的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在於 ‘ 長期以來，彭德懷同誌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 ’‘ 有國際背景 ” 所以不給彭德懷平反，這些話，也是毛澤東不愛聽的。
到會人員，在討論毛澤東講話的時候，對中央各部、各省、市委提出批評意見，也紛紛作了自我批評。
唯獨林彪作了一個為毛澤東推卸責任的、逆反會議精神的講話。
1 月 29 日 ，林彪講話說：現在這些困難， “ 恰恰是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 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澤東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誌不能很好地領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 “ 左 ” 邊拉，向右邊偏。 ”“ 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
當七千人都在批評錯誤、檢討錯誤，毛澤東也不得不做幾句檢討的時候，林彪卻逆潮流而動，對毛澤東大加吹捧，把責任推給不尊重毛澤東的人們身上，這種眾人皆批我獨捧的做法，自然會受到毛澤東特別的欣賞。
“ 文化大革命 ” 中，毛澤東在他的 “ 炮打司令部 ” 的大字報中，指責劉少奇 “1962 年的右傾 ” ，不僅是指 “ 三自一包 ” ，恐怕首先是指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逼他做了畢生唯一一次檢討。
不僅如此，這次大會後，中共中央還下發一個宣傳提綱，其中包括對困難的估計，對中央工作的檢討和毛澤東的檢討，要求全國地師級以上幹部，向所有單位宣講，我的任務是向陝西鹹陽地區機關幹部和幾個大學的師生宣講。
在 “ 文革 ” 中，按照中共中央宣傳提綱奉命宣講，也成為 “ 反對三麵紅旗 ” 的一條罪狀。
困難出智慧，憂患出人才，各地農民為了渡過饑荒，自發的提出來實行生產自救的辦法。
例如：安徽、廣西、河南、陝西、甘肅等省都出現了 “ 責任田 ” 、 “ 自留地 ” 、 “ 借地 ” 、 “ 包產到戶 ” 、 “ 大包幹 ” 、 “ 分田單幹 ” 等種種形式，也出現了一批有識有膽、為民請命的基層幹部和領導幹部。
例如： 1962 年 8 月 2 日 ，安徽省太湖縣委宣傳部幹部錢能讓向中共中央主席寫了《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
8 月 8 日 ，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向毛澤東提出《關於推行 “ 三包到組 ” 的生產責任製的建議》，主張由生產組向生產隊包工包戶包成本，超產全部歸生產組；同時主張在生產組中把少量的、技術性強的作物和留種地，包給個別有經驗的社員去負責管理。毛澤東批評 “ 胡開明，胡開明，開明是開明，就是胡開明。 ”
後來，在反 “ 單幹風 ” 中撤銷了胡開明一切職務。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在中央黨校講話時，提出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製，實行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對一些特殊的技術活，可以實行聯係產量超產獎勵的個人責任製。
7 月 9 日 和 11 日，陳雲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常委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產到戶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陝西省戶縣城關公社七一大隊幹部楊偉名等《三個黨員的萬言書》。
“ 萬言書 ” 立意和執筆出自楊偉名一人之手。他是一個隻讀過三年私塾的農民，是生產大隊的會計。他寫出的 “ 萬言書 ” ，經過七一生產大隊支部書記賈生才和大隊長趙振離討論並聯署，分別寄給中共中央、中共西北局和省、地、縣、社各級領導機關。
“萬言書 ” 的標題是《當前形勢懷感》。楊偉名從當時中國大陸麵臨的 “ 生產凋零 ” 、 “ 人民饑餓 ” 、 “ 農村經濟瀕於破產 ” 的形勢提出問題，認為 “ 一葉知秋，異地皆然 ” 。
在分析造成困難的原因時，楊偉名不像當時那些開明務實的領導人那樣，僅僅從 “ 大躍進 ” 、 “ 人民公社 ” 那些近期的錯誤路線上去找原因，而是看得更遠，從 “ 社會主義改造 ” 和 “ 計劃經濟 ” 、 “ 民主集中製 ” 方麵去找原因。
他說： “ 我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在這個既窮又白的薄弱基礎上，由 1949 年解放起到 1955 年合作化為止，僅僅用了六年左右的時間，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就真的完成了嗎？答複是否定的。 ”“ 新民主主義建設需要二三十年時間，由新民主主義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個長期性的轉化過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來，我們過去所作的顯然是拔苗助長，違反了客觀規律。 ”
依據這種分析，楊偉名建議中共中央 “ 把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精神用於當前形勢。 ”“ 退回去，完成新民主主義建設任務。 ”
在這個總的構想下，楊偉名提出了幾項具體建議：
一、對私人工商業采取 “ 改造 ” 和 “ 節製 ” 的不同政策。
對較大的工商業實行 “ 改造 ” ， “ 對一般中小工商業，隻宜采取 ‘ 節製 ’ 的方法 …… 使之不足以操縱國計民生，僅取其合法利潤。 ”
二、在農村，實行 “ 社會主義單幹 ” 。
這種單幹， “ 土地雖分到戶，地權仍歸集體所有，牲口、農具私有，但不能買賣，也不能出租，勞動致富，生產發家，剝削行為概不能有。
這就是 “ 包產到戶 ” ，就是 “ 家庭承包生產責任製 ” 。
三、收縮計劃經濟範圍，擴大非計劃經濟範圍。
楊偉名主張：計劃經濟應隻限於工業和商業，對於農業，除按照國家需要采取征購大包幹以外，其餘農產品的出售應采取 “ 自由選購 ” 和 “ 自由出售 ” 。糧、油、肉、蛋也可以自由交易。
“ 因各地區之間的物價參差而進行販賣從中漁利者，，應從積極方麵把它看成是促進物資交流的正當行為，不能同走後門式的投機倒把相提並論。 ”
楊偉名沒有搞過工業，自然不了解也沒有提出計劃經濟在工業方麵的弊病。
四、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
楊偉名認為：民主與集中，不是一半民主，一半專製；也不是群眾做一半主，幹部做一半主；也不是民主和集中的混合與折衷。 “ 就人民這一麵來說，我們的民主是百分之百不折不扣的民主。 ” 而集中，亦不是集中領導者的意見，而是 “ 高度民主集中體現出來的真正的民主。 ”
楊偉名的 “ 萬言書 ” ，不僅在內容方麵提出了當時中國大陸其他人沒有提出的創見。在表述形式方麵也顯示了過人的才華。
例如：他用 “ 一葉知秋，異地皆然 ” 。來比喻局部現象可以反映全局的形勢。他把 “ 統購統銷 ” 比喻為 “ 殺雞取蛋 ” ，把 “ 自由貿易 ” 比喻為 “ 養雞生蛋 ” 。他用 “ 解帶鬆腰 ” 來比喻放寬政策.
他說： “ 一個人勒緊腰帶，走起路來會感到緊湊輕便， …… 如果三條、五條地把他全身都綁起來，即使是一個走起路來健步如飛的人也動彈不得。再者，纏在腰裏的腰帶要鬆緊適度，過於鬆了固然不行，過於緊了倒會使人氣喘。 ”
他說： “ 目前我們國家的國民經濟是否存在著渾身捆著腰帶動彈不得的意味？隻有解帶鬆腰才能氣和神安；隻有腰間僅纏一帶，其餘盡解，才能手腳靈便。 ” 多麽深刻的思想！多麽形象生動地比喻啊！
楊偉名的 “ 萬言書 ”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然是不完善的。但在 44 年前那種嚴酷的年代，卻是振聾發聵、石破天驚的！
楊偉名的 “ 萬言書 ” ，在不同的政治氣候受到不同的對待。
從 1962 年 5 月 10 日 發出 “ 萬言書 ” 到同年 8 月 6 日 以前，各級領導機關都沒有加以指責，不少人還給予了不同程度的讚賞和支持。
例如：當年 5 月 28 日，原西安市市長劉庚向陝西省委轉送 “ 萬言書 ” ，並要求 “ 省委研究處理 ” 。
6 月 23 日 ，陝西省鹹陽專員王世俊讚賞 “ 萬言書 ” ，要求鹹陽行署複印若幹份 ，發給行署各主管部門研究。
6 月間，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派他的秘書候永去戶縣找楊偉名等三人談話，並把他們的《萬言書》刊載在西北局機關刊物《西北建設》上。
6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宣傳部未加批評的在《宣傳動態》上摘要發表。
1962 年 8 月 6 日 ，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 “ 形勢、階級、矛盾 ” 的著名講話中，嚴厲的批判了楊偉名的《萬言書》，說他是 “ 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 ] 資產階級的綱領 ” 。
他還針對《萬言書》講到的 “ 一葉知秋 ” 駁斥說： “ 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 …… 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寫信的同誌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幹的希望。對這三個黨員的來信回答了沒有？共產黨員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無動於衷。 ”
毛澤東批判了楊偉名以後，原來對《萬言書》持讚賞態度的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立即響應，批判楊偉名。
代表陝西省委參加北戴河會議的陝西省長趙伯平保持沉默，因為他思想不通，會後，中共陝西省委派出兩個副部長，會同鹹陽行署一個副專員和戶縣縣委書記找楊偉名三人談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是，由於中共戶縣縣委一再保護楊偉名，沒有對他進行組織處理。
“ 文化大革命 ” 中，中央局和省、地、縣各級領導幹部對楊偉名給予不同程度同情、肯定和保護的人，無一例外的受到批鬥，楊偉名本人經過殘酷鬥爭，以自殺維護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和人格尊嚴。直到 1979 年 4 月才得到平反昭雪。
作者：林牧
1960 年 8 月以前，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都在發高燒。胡思亂想，胡吹亂幹。
例如： 1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印發《關於 1960 年計劃和今後 3 月、 8 年設想的匯報提綱》。《提綱》〉指出， “ 提前 5 年實現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年趕上英國的口號。 ”“ 提前 5 年實現 12 年農業發展綱要。 ”“ 提前 5 年實現 12 年科學規劃綱要。 ” 今後 8 年， “ 基本實現我國工業，農業，科學文化和國防現代化，建立起獨立完整的經濟體係。 ”
3 月22 日 ，毛澤東在一個批示會上提出：“ 如果給我們 40 年時間的話，那時候 …… 我國則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 1 噸鋼，平均每人有 2000 斤至 3000 斤糧食和飼料。多數人民有大學的文化程度，那時人們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將提高到比現在高得多，整個社會很有可能在那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
我們這位偉大的領袖竟然不懂簡易的算術。從 1960 年再過 40 年是 2000 年，假如中國在 20 世紀末年產 13 億噸鋼，年產 13 億 —19.5 億噸糧食，中國有那樣多的水和肥料嗎？全世界有那樣多的原料能源和銷路嗎？
1960 年 3 月 -5 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召開兩次各省市文教書社會議。會議號召，要在哲學、社會科學、文藝各方麵批判修正主義，挖 18 世紀 19 世紀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 “ 老祖墳 ” ；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大破大立，建立起我國自己的一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體係。
如果要挖 17 、 18 世紀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 “ 老祖墳 ” ，那就要徹底否定西方文藝複興啟蒙運動的優良傳統，連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 —— 德國哲學，英國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思想都要否定了。如果各國都要各自建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思想體係，那就沒有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共同發展的規律了。
1960 年 7 月，毛澤東對李富春，薄一波，陳正人說： “ 辦鋼鐵要大搞小土群，小澤群 …… 今冬要動員 7000 萬人來幹。今年可能搞到 2200 萬噸，後年達到 3800 萬噸。第二個 10 年可能搞到 11 億噸。 ”
1960 年 8 月中旬，中共中央才發現情況並不美妙。 1960 年 8 月 14 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這個文件才承認 “1960 年以來，全國經濟發生了困難，一是工業生產下降：第二季度，在 20 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 18 種沒有完成產量計劃，其中 11 種甚至低於第一季度水平；二是基本建設戰線拉得過長， 7 月份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共 157 個，小型項目 51000 個，造成原料、材料、設備、勞動力和運輸緊張；三是農業方麵勞動力不足，部分地區的災情還在繼續，收成有比去年減產的可能。 ”
這樣遮遮掩掩 ，修修補補地拖了兩個多月， 11 月 3 日 ，中共中央才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這封信是周恩來主持起草的，共 12 條，主要是：（ 1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製度。（ 2 ）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 5 ）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 6 ）少扣多分，盡力做到 90% 的社員增加收入。（ 10 ）恢複農村集市。
11 月15 日 ，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文件要求，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 ，‘浮誇風’ ，‘命令風’ ，‘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 。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
“十二條”指示信和糾正“五風”的指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把責任推給下麵，尤其是推給公社以下的基層幹部，並且要求開展“整風整社”來解決這些由中共中央特別是由毛澤東個人所造成的大饑荒的嚴重問題。
11 月中旬，中共陝西省委召開了三屆一次黨代表大會，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新指示。會後，陝西省委決定派出以分管農業的書記處書記謝懷德為團長，以我為秘書長的工作團，到長安縣郭社公社進行農村整風整社試點。隨時將試點經驗通報全省，推動全省的整風整社運動。
這次整風整社，同 “ 反右傾 ” 中的整風整社不同，那一次是逆反民心，用專政手段打擊那些具有求實精神，抵製 “ 大躍進 ” 和 “ 人民公社 ” 中錯誤政策和荒謬做法的幹部和民眾。因此，民眾很難發動，也不敢講真話。
這一次是糾正農民深受其害以至饑寒交迫，家破人亡的 “ 五風 ” ，農民熱烈歡迎，而且群情激憤。可是，基層幹部卻遭到無妄之災。因為基層幹部強迫農民餓著肚子進行無償的，超負荷的無效勞動，以至沒收農民財物，打人罵人，都是上級下達的高指標，高征購和窮過渡逼出來的，就是多吃多占、小偷小摸也是饑餓逼出來的。
我們工作團當然要竭力維護上麵的責任，多數農民不知道或者不去想或者不敢講上麵的責任，隻是把一腔怒火發泄在基層幹部身上，因此對多數幹部有意見。我們隻在每一個生產隊和生產大隊選擇一兩個民憤最大的生產隊長或支部書記，交給民眾批判鬥爭，而且時刻說服群眾不要打人，不要虐待。
1961 年1 月1 日 ，中共中央批轉了《信陽地委關於整風整社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河南信陽地委1960 年底出現了大量餓死人的問題。毛澤東認為這是 “ 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
信陽地委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於 1960 年 12 月 12 日 寫出報告說： “ 信陽事件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是內部肅反鎮反不徹底，使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的錯誤，打著我們的招牌，進行大規模的最殘酷的連續多年之久的階級報複。 ”
報告還講到，信陽地區，除了遂平西平兩縣問題輕一點，其他各縣，從縣委縣政府到公社領導機構已經全部爛掉。地委領導群眾對這些縣，社進行了奪權鬥爭，把縣社領導人捆綁吊打，開除判刑，按反革命分子處理。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信陽地委的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都要照此執行。張德生領導下的中共陝西省委，以溫和穩健聞名，對信陽經驗持懷疑態度，請示中共中央西北局。
當時西北局第一書記還不像以後那樣 “ 左 ” 的喪失理性。他邀請了一批地委書記來共同商量，地委書記們都不讚成信陽的做法，西北局和陝西省委才決定：學習信陽經驗持慎重態度。
盡管如此，陝西省的整風整社運動也升溫了，全省都在對所謂三類社、隊開展對付敵人的奪權鬥爭。我們在整風整社的試點單位長安縣也舉行了千人、萬人的批鬥大會，批鬥了一批問題較多的社一級幹部。隻是沒有像信陽地區那樣捆綁吊打和逮捕判刑。
可是，全國範圍仿行信陽做法的省、區是不少的。這是毛澤東向已被打倒的地主、富農、曆史反革命（即國民黨黨政骨幹）推卸責任，並把一部分堅決執行他的錯誤路線的縣、社、隊幹部當作敵人對待，打成 “ 反革命分子 ” 。
當時，全國死人最多的是 “ 大躍進運動 ” 最為狂熱的河南、山東、四川、安徽、甘肅等省。
當時中共中央通報的數字是，以上這些省死人都在百萬以上。
可是，根據從四川調到西藏的張國華說：四川省死人 800 餘萬。全國餓死人的總數有多少？
上世紀 80 年代，胡耀邦講過三年餓死人約 2000 萬人， “ 文革 ” 中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有近 2000 萬人。
後來，農業研究單位和有關專家根據人口調查估算約有三千餘萬人。當時到陝西討飯逃荒的多是甘肅、河南、四川人。關中有許多青壯年以至中年農民，到四川、甘肅去 “ 辦人 ” 即討老婆。
我帶領的調查組，在長安，在楊淩都遇到過佩戴中學校徽的少女，攔路要求收留他們，做老婆或是當保姆，隻要有一口飯吃都行。
死人多，不僅是由於饑餓，而是餓著肚子還要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大搞豐產方，大辦養豬場，從事超負荷的體力勞動，完不成勞動任務的，還要大反 “ 右傾 ” ，大反 “ 懶漢懦夫 ” 的世界觀（毛澤東語）。
饑餓、奴隸式勞動，加上精神上的摧殘，才造成大量死人的現象。
甘肅省有一位到北京告狀的基層幹部，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沿路乞討，才走到北京的。
陝西省在大躍進中，雖然也是 “ 五風 ” 齊全，困難很大，但還不是重災區。 1961 年，國務院還從陝西調撥糧食支援甘肅。
有一段時間，周恩來通過分管西北地區的副總理習仲勳，要求陝西省每月給北京發一個車皮富強粉（即精粉），用於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以上領導幹部的生活補助。
盡管如此，陝南的安康縣，山陽縣、鎮安縣和關中的鳳翔等縣也發生餓死人的事件，山陽、鎮安出現了人吃人的慘象。
我們廳級以上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有特需供應，每月 2 斤豬肉， 1 斤油， 2 斤黃豆， 2 條紙煙，在機關可以吃飽。
但是，在農村參加生產和整風整社，就必須同農民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飯。每天上午 9 點下午 3 點吃兩頓稀飯，少半是糧多半是菜。
我們一到晚上，肚子就餓得咕咕叫。下鄉蹲點的幹部幾乎都得了浮腫病。關中地區的農民給公共食堂列出了 10 條罪狀：
1 、把眼熬咂了，就是說：農民不願辦食堂，幹部就開半夜會、通宵會，說服和強迫農民辦食堂。
2 、把會開咂了，就是說：為了辦食堂要開無數的會。
3 、把批評埃咂了，就是說：辦不起食堂，受到上級無數次的批評。
4 、把臉傷咂了，就是說：上級批，農民罵，把幹部的麵子傷透了。
5 、把上級哄咂了，就是欺騙上級。
6 、把群眾整咂了，就是說：對群眾，又要批判，又要讓大家餓著肚子，從事超負荷的勞動。
7 、把樹砍咂了，就是說：大煉鋼鐵要砍樹，大辦食堂也要砍樹。
8 、把鍋打咂了，為了辦公共食堂，把農民一家一戶的鍋都砸了。
9 、把牲口草燒咂了，就是用喂牲口的草來做公共食堂的燃料。
10 、把鬼日咂了。就是騙人和辦壞事。
咂，是關中古漢語，讀如紮，就是到了極點的意思。（我不會寫那個古漢字，用咂代替）。朱德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曾經用過關中農民對公共食堂這一套生動地描述，可見是有代表性的。
1961 年3 月22 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簡稱“ 農業 60 條 ” 以後， 6 月 19 日 發出 “ 商業 40 條 ” 和 “ 手工業 35 條 ” ； 6 月 28 日 製訂 “ 文藝 10 條 ” ，後來改為 “ 文藝 8 條 ” ； 7 月 19 日 發出 “ 科研 14 條 ” ； 8 月 15 日 發出 “ 高教 60 條 ” ； 9 月 16 日 發出 “ 工業 70 條 ” 。我們的工作，就是在製定這些條例以前，進行調查研究，為他們提供材料和意見；在這些條例發出以後，逐級開會，加以落實，統稱 “ 落實政策 ” 。
落實政策的工作，到 1962 年 1 月 11 日 至 2 月 7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達到高潮。
七千人大會，由中央，省、市、自治區，地區、縣級幹部參加。毛澤東宣布：這次會議的開法，是 “ 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 ” 所謂 “ 白天出氣 ” 是以省為單位開會，讓大家提意見； “ 晚上看戲 ” ，是每天晚上都有文娛晚會； “ 兩幹一稀 ” ，是每天吃兩頓幹飯，一頓稀飯； “ 大家滿意 ” ，出氣的目的是為了使大家滿意，至於實際效果，那就是有的滿意，有的未必滿意了。
這次會議產生了新的矛盾，是毛澤東同劉少奇分歧的激化，林彪進一步得到毛澤東的寵信。
據說：在常務會議上，毛和劉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毛澤東不同意劉少奇提出的 “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 的估計，他還要把造成困難的原因，歸咎於天災和國內外敵人的破壞。
劉少奇拍著桌子說:“ 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我們對人民是犯了罪的。 ” 在劉少奇的逼迫下，毛澤東不得不在 1 月 30 日 的講話中，作了幾句自我批評。他說： “ 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由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
還有，劉少奇在報告中提到彭德懷問題時說： “ 中共中央認為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寫的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在於 ‘ 長期以來，彭德懷同誌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 ’‘ 有國際背景 ” 所以不給彭德懷平反，這些話，也是毛澤東不愛聽的。
到會人員，在討論毛澤東講話的時候，對中央各部、各省、市委提出批評意見，也紛紛作了自我批評。
唯獨林彪作了一個為毛澤東推卸責任的、逆反會議精神的講話。
1 月 29 日 ，林彪講話說：現在這些困難， “ 恰恰是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 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澤東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誌不能很好地領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 “ 左 ” 邊拉，向右邊偏。 ”“ 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
當七千人都在批評錯誤、檢討錯誤，毛澤東也不得不做幾句檢討的時候，林彪卻逆潮流而動，對毛澤東大加吹捧，把責任推給不尊重毛澤東的人們身上，這種眾人皆批我獨捧的做法，自然會受到毛澤東特別的欣賞。
“ 文化大革命 ” 中，毛澤東在他的 “ 炮打司令部 ” 的大字報中，指責劉少奇 “1962 年的右傾 ” ，不僅是指 “ 三自一包 ” ，恐怕首先是指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逼他做了畢生唯一一次檢討。
不僅如此，這次大會後，中共中央還下發一個宣傳提綱，其中包括對困難的估計，對中央工作的檢討和毛澤東的檢討，要求全國地師級以上幹部，向所有單位宣講，我的任務是向陝西鹹陽地區機關幹部和幾個大學的師生宣講。
在 “ 文革 ” 中，按照中共中央宣傳提綱奉命宣講，也成為 “ 反對三麵紅旗 ” 的一條罪狀。
困難出智慧，憂患出人才，各地農民為了渡過饑荒，自發的提出來實行生產自救的辦法。
例如：安徽、廣西、河南、陝西、甘肅等省都出現了 “ 責任田 ” 、 “ 自留地 ” 、 “ 借地 ” 、 “ 包產到戶 ” 、 “ 大包幹 ” 、 “ 分田單幹 ” 等種種形式，也出現了一批有識有膽、為民請命的基層幹部和領導幹部。
例如： 1962 年 8 月 2 日 ，安徽省太湖縣委宣傳部幹部錢能讓向中共中央主席寫了《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
8 月 8 日 ，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向毛澤東提出《關於推行 “ 三包到組 ” 的生產責任製的建議》，主張由生產組向生產隊包工包戶包成本，超產全部歸生產組；同時主張在生產組中把少量的、技術性強的作物和留種地，包給個別有經驗的社員去負責管理。毛澤東批評 “ 胡開明，胡開明，開明是開明，就是胡開明。 ”
後來，在反 “ 單幹風 ” 中撤銷了胡開明一切職務。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在中央黨校講話時，提出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製，實行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對一些特殊的技術活，可以實行聯係產量超產獎勵的個人責任製。
7 月 9 日 和 11 日，陳雲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常委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產到戶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陝西省戶縣城關公社七一大隊幹部楊偉名等《三個黨員的萬言書》。
“ 萬言書 ” 立意和執筆出自楊偉名一人之手。他是一個隻讀過三年私塾的農民，是生產大隊的會計。他寫出的 “ 萬言書 ” ，經過七一生產大隊支部書記賈生才和大隊長趙振離討論並聯署，分別寄給中共中央、中共西北局和省、地、縣、社各級領導機關。
“萬言書 ” 的標題是《當前形勢懷感》。楊偉名從當時中國大陸麵臨的 “ 生產凋零 ” 、 “ 人民饑餓 ” 、 “ 農村經濟瀕於破產 ” 的形勢提出問題，認為 “ 一葉知秋，異地皆然 ” 。
在分析造成困難的原因時，楊偉名不像當時那些開明務實的領導人那樣，僅僅從 “ 大躍進 ” 、 “ 人民公社 ” 那些近期的錯誤路線上去找原因，而是看得更遠，從 “ 社會主義改造 ” 和 “ 計劃經濟 ” 、 “ 民主集中製 ” 方麵去找原因。
他說： “ 我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在這個既窮又白的薄弱基礎上，由 1949 年解放起到 1955 年合作化為止，僅僅用了六年左右的時間，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就真的完成了嗎？答複是否定的。 ”“ 新民主主義建設需要二三十年時間，由新民主主義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個長期性的轉化過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來，我們過去所作的顯然是拔苗助長，違反了客觀規律。 ”
依據這種分析，楊偉名建議中共中央 “ 把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精神用於當前形勢。 ”“ 退回去，完成新民主主義建設任務。 ”
在這個總的構想下，楊偉名提出了幾項具體建議：
一、對私人工商業采取 “ 改造 ” 和 “ 節製 ” 的不同政策。
對較大的工商業實行 “ 改造 ” ， “ 對一般中小工商業，隻宜采取 ‘ 節製 ’ 的方法 …… 使之不足以操縱國計民生，僅取其合法利潤。 ”
二、在農村，實行 “ 社會主義單幹 ” 。
這種單幹， “ 土地雖分到戶，地權仍歸集體所有，牲口、農具私有，但不能買賣，也不能出租，勞動致富，生產發家，剝削行為概不能有。
這就是 “ 包產到戶 ” ，就是 “ 家庭承包生產責任製 ” 。
三、收縮計劃經濟範圍，擴大非計劃經濟範圍。
楊偉名主張：計劃經濟應隻限於工業和商業，對於農業，除按照國家需要采取征購大包幹以外，其餘農產品的出售應采取 “ 自由選購 ” 和 “ 自由出售 ” 。糧、油、肉、蛋也可以自由交易。
“ 因各地區之間的物價參差而進行販賣從中漁利者，，應從積極方麵把它看成是促進物資交流的正當行為，不能同走後門式的投機倒把相提並論。 ”
楊偉名沒有搞過工業，自然不了解也沒有提出計劃經濟在工業方麵的弊病。
四、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
楊偉名認為：民主與集中，不是一半民主，一半專製；也不是群眾做一半主，幹部做一半主；也不是民主和集中的混合與折衷。 “ 就人民這一麵來說，我們的民主是百分之百不折不扣的民主。 ” 而集中，亦不是集中領導者的意見，而是 “ 高度民主集中體現出來的真正的民主。 ”
楊偉名的 “ 萬言書 ” ，不僅在內容方麵提出了當時中國大陸其他人沒有提出的創見。在表述形式方麵也顯示了過人的才華。
例如：他用 “ 一葉知秋，異地皆然 ” 。來比喻局部現象可以反映全局的形勢。他把 “ 統購統銷 ” 比喻為 “ 殺雞取蛋 ” ，把 “ 自由貿易 ” 比喻為 “ 養雞生蛋 ” 。他用 “ 解帶鬆腰 ” 來比喻放寬政策.
他說： “ 一個人勒緊腰帶，走起路來會感到緊湊輕便， …… 如果三條、五條地把他全身都綁起來，即使是一個走起路來健步如飛的人也動彈不得。再者，纏在腰裏的腰帶要鬆緊適度，過於鬆了固然不行，過於緊了倒會使人氣喘。 ”
他說： “ 目前我們國家的國民經濟是否存在著渾身捆著腰帶動彈不得的意味？隻有解帶鬆腰才能氣和神安；隻有腰間僅纏一帶，其餘盡解，才能手腳靈便。 ” 多麽深刻的思想！多麽形象生動地比喻啊！
楊偉名的 “ 萬言書 ”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然是不完善的。但在 44 年前那種嚴酷的年代，卻是振聾發聵、石破天驚的！
楊偉名的 “ 萬言書 ” ，在不同的政治氣候受到不同的對待。
從 1962 年 5 月 10 日 發出 “ 萬言書 ” 到同年 8 月 6 日 以前，各級領導機關都沒有加以指責，不少人還給予了不同程度的讚賞和支持。
例如：當年 5 月 28 日，原西安市市長劉庚向陝西省委轉送 “ 萬言書 ” ，並要求 “ 省委研究處理 ” 。
6 月 23 日 ，陝西省鹹陽專員王世俊讚賞 “ 萬言書 ” ，要求鹹陽行署複印若幹份 ，發給行署各主管部門研究。
6 月間，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派他的秘書候永去戶縣找楊偉名等三人談話，並把他們的《萬言書》刊載在西北局機關刊物《西北建設》上。
6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宣傳部未加批評的在《宣傳動態》上摘要發表。
1962 年 8 月 6 日 ，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 “ 形勢、階級、矛盾 ” 的著名講話中，嚴厲的批判了楊偉名的《萬言書》，說他是 “ 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 ] 資產階級的綱領 ” 。
他還針對《萬言書》講到的 “ 一葉知秋 ” 駁斥說： “ 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 …… 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寫信的同誌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幹的希望。對這三個黨員的來信回答了沒有？共產黨員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無動於衷。 ”
毛澤東批判了楊偉名以後，原來對《萬言書》持讚賞態度的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立即響應，批判楊偉名。
代表陝西省委參加北戴河會議的陝西省長趙伯平保持沉默，因為他思想不通，會後，中共陝西省委派出兩個副部長，會同鹹陽行署一個副專員和戶縣縣委書記找楊偉名三人談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是，由於中共戶縣縣委一再保護楊偉名，沒有對他進行組織處理。
“ 文化大革命 ” 中，中央局和省、地、縣各級領導幹部對楊偉名給予不同程度同情、肯定和保護的人，無一例外的受到批鬥，楊偉名本人經過殘酷鬥爭，以自殺維護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和人格尊嚴。直到 1979 年 4 月才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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