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首倡“三三製”

黃豆選舉和三三製政權


　　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大力宣傳和倡導民主政治的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製度，努力向國民黨政權爭民主並推動國民黨實行民主的政治改革，而且以身作則，在自己的工作和行動上積極探索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認真實踐民主政治的原則。

　　中共民主政治的實踐主要表現在邊區及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民主選舉和建立三三製政權方麵。

　　（一）民主選舉

　　1938年7月2日，毛澤東告訴到訪的世界學聯代表團：“邊區是一個什麽性質的地方呢？一句話說完，是一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毛澤東說：此乃邊區之最大特色，即把抗日戰爭與民主製度結合起來。隻要做到了這一點，總能有很大效果。“在這個製度之下，無論哪一種職業的人，無論從事什麽活動，都能發揮他們的天才，有什麽才幹的人都可以表現出來。”毛澤東指出：邊區這些政治改革，有一個良苦用心，那就是使陝甘寧邊區成為民主政治的模範區，成為民主共和國的標本。

　　實際上毛澤東所說的“民主政治的模範區”，不僅限於陝甘寧邊區，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都是“民主共和國的標本”。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就相繼進行了普遍的民主選舉，並由此產生了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各級人民政府和參議會。

　　早在1937年5月，陝甘寧邊區就製定了《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該條例共13章29條。關於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規定：“凡居住陝甘寧邊區區域的人民，在選舉之日，年滿16歲（後改為18歲）的，無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有三種人：有賣國行為經法庭判決者、經法庭判決有罪被剝奪公民權期限未滿者、精神病患者。行政首腦的產生不是直選：“鄉長區長縣長邊區長官，邊區法院院長由各級議會選舉，但須得出席議員2/3以上的同意。” 條例對選舉的比例、程序等都作了規定（1937年5月23日《新中華報》）。

　　1942年《陝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這是一本以和農民炕上談天的口吻寫成的法律文告，它親切且不厭其煩地陳述著選舉的意義和投票時要注意的每一細節，相信任何村夫農婦都能聽懂，而且愛聽。

　　例如條例第21條是競選注意事項，正文後補充了這麽一段活潑的解釋：

　　“競是爭的意思，各黨派各團體想自己提的候選人當選，都向選民宣布，要求選舉他的人。競選的好處就是擺出許多貨色（候選人）叫人民選擇，可以提高人民對政治的認識及興味，可以促起政治的改進，可以將民主更加發揚。怎樣競法？拿什麽東西來競？不是靠槍靠勢力，而是靠自己的主張。比如某鄉選舉鄉議會，那裏有國民黨有共產黨，共產黨要想自己的人當選，於是共產黨的該鄉支部，就提出競選政綱，說我們共產黨主張在本鄉如何如何，要我黨的人當選了，一定能做到。同時向人民介紹我黨提的候選人的能力與品質。當然國民黨或其他黨派、團體，都也提出人和政綱來，都撂在人民麵前，叫人民選擇。人民是不會受騙的，看得準確的，選出的總不會壞，競選的人如果失敗了，那隻怪你的貨色不中客意。準備你的貨色，下次再來吧！”

　　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也先後製定頒布了選舉條例，除根據自身情況有些具體規定外，基本精神和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一致。

　　對選舉，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都非常重視，每次都花大力氣組織動員，有的地方還專門成立了選舉委員會、選舉訓練班，對選舉的技術問題進行培訓。為了宣傳選舉，各個邊區都印行了大量的小報和宣傳品，僅晉察冀邊區就出了各種報刊100餘種，象阜平的《大家選》，曲陽的《民選》，定縣的《民主洪流》等等。各根據地組織了成千個村劇團、宣傳隊和歌詠隊，他們走村竄街，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宣傳選舉的重要性，如晉察冀邊區的戲劇《選村長》的巡回演出，形象地告訴了農民選上自己合意的人會帶來什麽好處。

　　投票選舉是全世界通用的選舉方式，但在抗日根據地，這種方式多用在比較上一級的選舉中，在鄉村，大多數選民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很多人不識字，所以鄉村選舉在技術上往往會加上一些變通措施。中國人富於智慧，人們想出了許多世界選舉史上聞所未聞的投票方式，如票選法、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投豆法、燒洞法、投紙團法、背箱子和乍胳臂等。

　　村選比較普遍的方式是紅綠票法和豆選法。

　　紅綠票：發給投票人額定的紅綠票，投票人對每個候選人隻能投一種顏色的票，紅票意味著同意，綠票意味著反對。候選人背對投票者坐在台前，每人背後一個票箱。當場投票，當場開箱驗票，紅票多於綠票者當選。

　　豆選法：發給投票人一定額數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候選人背對投票者坐在台前，每人背後放一海碗。投票人魚貫而過，認為信得過的，就在他的碗裏放下一粒豆子，豆多者當選。

　　當然，這種選舉法缺乏隱蔽性，常常會出現許多問題。為了不得罪人，投紅綠票的時候，一些投票人便將票搓成一個小紙團，讓人看不出顏色，也有的將紅票大張著，而綠票搓小或者幹脆丟掉。投豆的時候，故意穿長袖子衣服，從每個碗邊都劃過去，讓旁邊的人看不清到底投了誰的票。但是麵對一群識字無多甚至大多數不識字的農民（包括婦女和老人），這是所能采取的最適宜的選舉方式了。無論如何，選舉能否進行得好，關鍵不在於選舉的技術問題，而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實現自己的意誌，真正無拘束地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

　　關於鄉選，鄉長由鄉議會選舉產生。下麵以淮南邊區的安樂、殿發兩鄉的鄉級選舉過程為例簡要介紹一下：

　　第一項，由鄉黨支部開會組織“鄉選委員會”。委員會包括原鄉行政委員會、各村村長、群眾團體代表和鄉紳代表。

　　第二項，由鄉選委員會組織進行公民登記。村民有無公民資格，主要靠群眾評議，凡有公民資格的登記在紅榜上，沒有的登記在白榜上，而登在白榜上的人如果認錯表示痛改前非，還可以轉到紅榜上。

　　第三項，提出鄉代表候選人名單。先行由村幹部和群體團體負責人進行動員，群眾醞釀，提出候選人名單，候選人比應選人數多一倍。名單提出後，張榜公布，再次交由村民討論，討論無疑義，則確定下來。

　　第四項，村民直選鄉代表。首先發公民證，村民憑公民證入場選舉。選舉前由鄉選委員會講解投票方法，注意事項，確定唱票人和監票人，然後投票，投票完畢，當場唱票，當選代表宣誓。

　　最後一項，召開鄉代表大會選舉鄉政權。代表大會的程序是：1、開會。2、鄉選委員會報告。3、通過主席團。4、通過鄉行政委員會（即鄉政權）候選人名單。5、主席報告。6、原鄉長報告任內工作。7、區長講話。8、代表發言對鄉長工作報告進行批評評議。9、來賓講話。10、討論提案。11、選舉。

　　選舉是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民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通過參加選舉，人們認識到了自己的權利和尊嚴，所以參加選舉的積極性很高。根統計，陝甘寧邊區1937年第一次選舉中，參加選舉的選民一般占選民總數的80%，差一點的地區也在半數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選舉中，僅據曲子縣的統計，全縣選民共25175人，參加選舉的為20223人，占80.4%；另據吳堡第六區的統計，全區選民3505人，參加選舉的為2961人，占84.5%；總計全邊區參加選舉的選民占選民總數的80%以上。（宋金壽等編《陝甘寧邊區政權建設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243-244頁）

　　晉察冀邊區是模範抗日根據地，民主選舉參選率也很高。據統計，在1938年，晉察冀邊區有8000多個村莊進行了民選村長的運動，參選公民占40-50%，冀中邊區有3128個村莊進行了選舉和改選，占所屬村莊總數的68%.

　　在1940年的選舉中，北嶽區和冀中區的參選比例都達到了85%以上，個別縣如平山、阜平等甚至達到了98%以上，遊擊區也達到了70以上（《晉察冀軍區抗日戰爭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頁）。

　　1941年6月15日，晉察冀邊區首次在華北敵後開展了區、縣、邊區民主大選舉運動。選舉分四個階段進行：6月15日至7月10日為準備階段；7月10日至25日完成區代表會和區長選舉；7月25日至8月15日完成縣議會和縣長選舉，並同時完成國大代表的選舉；8月15日至8月底完成邊區參議會、邊區行政委員會、各職業團體的國大代表等項選舉。

　　在準備階段，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先後發布了《各級選舉的動員與組織工作》、《各級選舉準備會議決定》、《晉察冀邊區縣、區、村暫行組織條例》、《晉察冀邊區參議會暫行條例》、《晉察冀邊區暫行選舉條例》等指示和法規，發動村劇團、宣傳隊、歌詠隊深入鄉村、遊擊區、接敵區宣傳演出，布置各縣發行選舉小報10餘萬份，動員邊區群眾的參政熱潮。邊區各黨派、各階層、各民眾團體都積極推舉候選人，宣布竟選綱領，參加競選活動。

　　在這次民主大選中，晉察冀邊區各地參選民眾平均占選民總數的80％以上，中心區則達90％以上，遊擊區也達70％以上，婦女參選者達83.6％。在曆時3 個多月的大選中，邊區人民民主選舉產生了區代表會和區長、縣議會和縣長、邊區參議員、行政委員會委員以及出席全國國民大會的代表，初步建立了縣、區、村三級抗日統一戰線的民意機關和行政機關。

　　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據地人口共達九千萬，都建立了選舉產生的地方各級政府。

　　在縣和邊區的參議員選舉中規定可以競選，可以通過集會和媒體為自己拉票。

　　15歲投奔延安，16歲入黨的何方，親曆了1941年的第二屆邊區參議員競選。那次競選，他所在的抗大三分校和魯藝、自然科學院三個單位為一個選區，產生一個參議員。抗大提的候選人是校長郭化若，魯藝提的是周揚，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退出競選。因此參與競選的隻有郭化若和周揚。郭、周互不相讓，各有短長。

　　郭化若因參加軍委會議，委托俄文隊隊長曹慕嶽替他競選。周揚則是親自出馬，除談了自己的施政意見外，還批評郭化若缺席，說明他對選舉不夠重視，將來還能保證負起參議員的責任嗎？雙方的拉拉隊也是嚷成一片。魯藝的拉拉隊長是著名音樂家劉熾，他能出洋相，花樣翻新。他大喊一聲：“《安娜卡列尼娜》是誰翻譯的？”魯藝齊聲答曰：“周揚！”相形之下，曹慕嶽的名堂就不多。但選舉結果，由於抗大人數大大超過魯藝，結果還是郭化若當選。周揚上台講話說：其實他和郭化若都是共產黨員，不論誰當選，也都得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徐老最後上台說：他是鼓勵搞競選的，這也是將來和國民黨及其它黨派進行競選時的預演和操練。過了一陣，第二屆參議會開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個單位的選民作了傳達，其間還回敬周揚兩句，但周揚那次沒參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說他上次請假是不重視參議會工作，其實他是很重視這一工作的，而且保證一定做好，請大家監督，雲雲。

　　為專製找借口的人曾放言邊區百姓文化水平低,不可能實行民主。針對這種懷疑，1946年1月24日《新華日報》發表了力民的文章《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介紹了中共的民主選舉：

　　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新的創造。過去的辦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曬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隻碗上都貼著候選人的名字，選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豆子數粒，於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隻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來，不識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於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於弄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豆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實際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裏，除監選人在選民萬一記不清楚時從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準在場。但這種方法仍有缺點，因為碗是仰著放的，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多，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這樣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的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從碗邊上把豆子投進去。最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人數不多（鄉的選舉中候選人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民幾顆，顏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顆代表張××；黃豆一顆，代表李××；玉米一顆，代表趙××等，另外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誰的豆子用紙包上，放在碗裏，同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好。

　　以上隻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造證明了隻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信口誣蔑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不可否認，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民主選舉，還很不完善甚至有很大缺陷，如地域上的不平衡，陝甘寧邊區和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相對搞得好一些，華中及華南敵後抗日根據地搞得差一些；基層政權搞得好些，上層政權搞得差些；有些選舉流於形式等。盡管如此，這樣廣泛的民主選舉活動，對提高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無疑起著重要作用。當共產黨人誠懇、認真地教大字不識的邊區農民通過投豆子、舉胳膊，選舉出他們滿意的官員，這是比中國曆史上任何改朝換代都更加精彩和重要的一幕。

　　（二）三三製政權

　　1945年12月7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三三製：一黨專政的天敵》：

　　老百姓在解放區做了主人，就是說，解放區實行了民主。解放區實行了那些民主呢？解放區實行的民主有好幾方麵，比如今天要說的“三三製”，就是政治上實行民主的一種辦法，一種製度，用這種辦法、這種製度，好讓各階級、各黨派大家都有機會來參加政府、管理國事。

　　要知道什麽叫三三製政策，我們看一看解放區的老大哥——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個大概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完全是由陝甘寧邊區的老百姓民主選舉出來的。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稱他林主席，林主席本來是老同盟會員，革命幾十年，現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副主席呢？副主席是李鼎銘，大家稱他李副主度，李副主度曾經服務教育界好多年，精通國醫，是陝北的公正紳士，不是共產黨員。邊區政府的廳長，比如教育廳柳廳長，是救國會派人士；比如教育廳副廳長霍連果，還有建設廳副廳長霍子樂，都是地方名流，也都不是共產黨員。政府委員會，18個人中間，隻有6個人是共產黨員。

　　在陝甘寧邊區，除去邊區政府有非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以外，縣長、科長，以及鄉長、鄉文書以上的各級行政人員，也有很多是非共產黨員，統計起來，共有3580人；參加經濟文化工作的，也有2210人不是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與其他黨派、無黨無派的人在一起辦事，互相商量問題，實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設邊區，大家一樣，在政府中間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不管你是不是共產黨員，隻要你所提出的意見在討論的時候，得到多數人的同意，那就能夠實行。比如，在1942年冬季開始，陝甘寧實行“精簡政策”，最初提出這個政策的，還是非共產黨員李副主席。

　　邊區政府是由邊區參議會，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選舉出來的。邊區參議員，當中也有許多非共產黨員，有國民黨員，有地主紳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數民族的代表等等，他們又是從邊區各個階層、各個民族，各個黨派，以及各種不同信仰的人民當中，經過由下而上的普選運動，選舉出來的。

　　在參議會上，參議員們和衷共濟，不僅批評政府的工作，並且通過了許多議案，交給政府去做，還選舉出參議會常駐委員，在參議會閉會的時候來監督政府。常駐委員有9個人，其中隻有3個人是共產黨員。

　　各位聽眾！18個政府委員當中，隻有6個是共產黨員，參議會9個常駐委員當中，隻有3個是共產黨員，可見得，共產黨員在裏麵所占比例，都隻占1/3.

　　為什麽共產黨員隻占1/3呢？這就是因為實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三三製政策”，這個政策規定參加政府工作的共產黨員，人數不超過1/3，好讓更多的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參加到政府裏麵來。

　　過去，解放區裏的老百姓熟悉共產黨，常常選出許多共產黨員來為他們管事，自從共產黨規定無黨無派的人占得更多一些；如果共產黨員當選的不夠1/3，怎麽辦呢？那當然是選了多少，就算多少。

　　解放區為什麽采取三三製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共產黨主張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要廣大人民及愛國黨派、民主人士都來管理政權。中國人口很多，共產黨員占一小部分，為了要使黨外的廣大人民都有他們的代表來共同管理國事，所以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政權機關裏，自己約束人數，不超過1/3.

　　中國共產黨反對一黨專政，反對象國民黨那樣，由一個黨的少數人來包辦政府，主張各黨派、各階級都有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和全體人民，現在都在努力爭取實現全國範圍內的聯合政府。現在，全國範圍內的聯合政府還沒有實現，隻有解放區實行了三三製政府，這就是地方性的聯合政府。

　　這篇文章以陝甘寧邊區政府和參議會為例，對“三三製”作了詳細介紹，指出它是一種民主製度，“是地方性的聯合政府”。

　　“三三製”原則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黨內的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文中指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讚成抗日又讚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這種政權“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1/3.”“上述人員的分配是黨的真實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責。”（《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2頁）

　　“三三製”從1940年試行，到1941年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普遍推行。

　　在“三三製”政權中，共產黨處於絕對領導地位。在提出“三三製”之初，即上述1940年3月6日毛澤東起草的給黨內的指示中，毛澤東就強調：“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中再次強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5冊補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頁）事實上抗日民主政權也始終是在中共絕對領導之下的。

　　但“三三製”不是由共產黨一黨控製的，更不是由共產黨一黨包辦的。中共許多領導人都強調實行“三三製”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中共一黨專政。董必武指出：“三三製”“這個製度的目的是什麽呢？就是反對一黨包辦，反對一黨專政，而和各黨派、無黨派的各階級人士，更好地團結合作。中國共產黨是主張民主政治，反對一黨專政的。從共產黨本身起，就不做一黨包辦或專政的事。以上種種措施，保證人民有民主權利，保證政府是民主的政府。這是最好的民主製度。”（《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董必武選集》第110—112頁）

　　謝覺哉指出：“三三製是共產黨約束自己的一個製度，人民不選或少選共產黨員，共產黨無權去要求他選或多選。但當選的共產黨員若超過三分之一時，共產黨就得辭去一些。為甚麽要這樣？因要革命須要有堅強的領導的黨，而處於優勢的領導的黨，很容易走到把持包辦。把持包辦，不但廣大人民不滿意於當政的黨，黨的本身，也很不利。黨得不到群眾的擁護，其黨必歸於失敗。”（謝覺哉：《三三製的理論與實際》，《解放日報》1942年3月26日—27日）

　　那麽，中共如何實現對“三三製”政權的領導呢？中共對參議會和政府的領導，是靠“占1/3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頁）如果說服無效，“黨團意見未被參議會及政府通過時，必須少數服從多數，不得違反民主集中製的原則。”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5冊補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

　　可見，中共對“三三製”政權的領導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強製性的。這種規定名額的政權形式雖然還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權，但有相當大的民主性，在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中具有重大階段性意義。

　　由於實行了“三三製”，邊區和抗日根據地的“天”成了藍藍的天。在抗戰時期，許多中外人士考察根據地，他們大都認為根據地是中國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抗戰中,各種政治力量都在爭取知識分子,但結果是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不畏千難萬險,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他們來到這裏,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學習和工作,還要參加生產勞動,甚至要拿起武器直接參加戰鬥。知識分子不畏艱險來到這裏，正是因為這裏有著“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製度死亡！”的環境。

　　1940年前後，陳嘉庚比較了國共統治區的人民狀況後，下結論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後來的曆史果真被他言中。探求中共勝利的原因，我們發現正是共產黨實行的民主政治製度，獲得了人民的真正擁護，才實現了全民族的大動員，才能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趕走蔣家王朝。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當時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後來的勝利。

　　在位於河北阜平縣的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裏，有一組雕塑：在一張方桌前麵，一位農民打扮的人手指前方；另一個農民打扮的人在桌子上記錄著什麽；站在桌子旁邊的一些人包括抱小孩的婦女和小腳老婆婆，他們看著桌子上的碗和壓在下麵的字條。這就是著名的“黃豆選舉”的場景。

　　在當年那樣特殊的條件下，中國人進行了這樣偉大的創舉。它體現了那些住著窯洞、睡著土炕、啃著窩頭的共產黨人的一種自信。今天那些自稱當年窯洞裏那夥人的後代的人們，大多已住上高樓、坐上小車，但不知道自信心比當年增強了還是減弱了。一個事實是，今天對民主選舉是排斥的。即便是三年一次的村委會選舉，五年一次的縣級人大選舉，又有多少跟的上“黃豆選舉”的水平！真正體現了老百姓的意願？

　　現在有種導向，即把民主描述為洪水猛獸。從報紙上、電視中傳來的都是同樣的信息：民主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據說鬧不好要亡黨亡國。奇怪，在當年國土淪陷，民不聊生的條件下，我們不怕亡黨亡國，如今，我們黨員發展到7000萬，國力軍力大增，GDP已經上升到前幾位，我們倒前怕狼後怕虎，瞻前顧後了！

　　60多年前，中共高舉民主政治大旗，嚴厲鞭撻專製獨裁統治，表現了鮮明的反對專製獨裁爭取民主自由的精神。

　　我想這樣的雕塑不應當隻擺在阜平縣城那樣的山溝溝裏，應當擺在北京，應當擺在人民大會堂。

　　要把“黃豆選舉”的故事告訴每一個中國人，告訴他們，在60年以前、在那樣的山溝溝裏、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我們的農民已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了中國特色的民主選舉！

　　要把“黃豆選舉”的故事告訴每一個人民公仆們，告訴他們，共產黨就是通過山溝溝裏的黃豆碗走進了北京城，奪得了天下！

　　讓那些抱怨國人素質太低的人們閉上嘴巴，告訴他們，沒事兒多讀點書吧，免得被“黃豆選舉”所恥笑。讓那些反對民主的人睜開眼睛吧，延安民主自由精神的勝利和蔣介石獨裁專製的失敗說明，世界民主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終究要亡！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王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