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家的平凡事

平凡人家的平凡事

作者：陳賢慶

作者身份：中學語文高級教師；中華詩詞家聯誼會會員，廣東省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廣東省嶺南詩社社員、廣東省楹聯學會會員、中山詩社理事，中山市作家協會會員，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會員等。 筆名觀潮、嶺南才子、黃圃客等。


　　……到了1959年，情況開始轉壞，商店裏的貨品日見稀少，市場上的農
副產品日見缺乏，到飯店裏吃上一頓飯已不容易，我很清楚地記得，那時，
父母親不時要帶我們到街上的飯店吃飯，才能吃到一些魚肉之類，去得比較
多的是廣大路與中山路交界的華北飯店，那吃飯的情景終生難忘：當我們去
到飯店時，一般是沒有座位的，我們必須站在某一張桌子別人的背後，看著
別人吃，等著別人離開，然後才有座位；而當我們自己吃飯的時候，我們的
身後也站著別的人，他們在看著我們吃，等著我們離開。這是一種十分尷尬
的吃飯形式，然而，饑餓之中的都市人，也顧不得麵子了。即使這樣的吃飯
形式，不久也盼不到了，飯店而沒有飯菜供應，這並非天方夜談。而在農村，
人民公社的大飯堂從飯菜任吃到無飯可吃，那畝產千斤萬斤的“衛星”已無
力再放上天了。在鄉下的我的姑姑、舅舅、堂叔等家庭，不時寫信或來人求
救，他們已處在餓死的邊緣，而且真有兩位嬸嬸已病餓而死去！這一目了然
的嚴峻的形勢，有人就是視而不見，不肯認錯！廬山會議時，政治局委員、
國防部長彭德懷上書黨主席毛澤東，說了真話，如果這個時候糾正錯誤，還
可以挽救千萬人的性命，然而，曠古奇冤的大悲劇卻上演了，勇為人民“鼓
與呼”的錚錚鐵漢，卻被自認為代表人民願望的毛澤東定為“反黨集團”的
頭目，被撤消一切職務！我在年少時即對解放軍的將帥無限崇拜，家中貼有
一張“十大帥”的畫像，想不到，我所敬仰的彭老總，一夜之間變成了“階
級敵人”，當時隻有11歲的我，是無論如何也參透不了其中的奧妙的。

　　1960年，中國人民陷入了極其苦難的深淵。還是後來劉少奇總結得對，
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時，糧食奇缺，以我們在廣州為例，每人每
月隻有十幾二十斤米；油料奇缺，每人每月隻有4兩；豬肉和魚每人每月都
不足半斤，肥皂要證，牙膏要證，草紙要證，火柴要證，而數量都是少得不
能再少；最記得還是布料，每人每年是一丈三尺六寸，不夠成年人做一套衣
服！然而，最大的問題還是吃的問題，這關乎到生命是否能延續。現在的人
生怕吃得肉多吃得油多而膽固醇增高，那時的人，恐怕渾身也找不出一點膽
固醇來，街上所見到的，多是骨瘦如柴或渾身水腫的人。為了自救，人們隻
有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了。街道的大姐們，發明了“雙蒸飯”，即把飯煮熟
後，再加一次水去煮，飯自然就變得“多”了，這發明立即被推廣，人們居
然也接受了這自欺欺人，更無營養的“雙蒸飯”！不久，又有人發明了“米
糠糕”、“蔗渣餅”；不久，又有人發現了“黃狗頭”、“小球藻”、“番
薯葉”、“香蕉心”可以吃，於是，也弄來吃，而上述那些東西，都是我吃
過的！我還曾跟隨母親到下塘一帶挖過一些還能入口的野菜，也順便割一些
青草回家喂那隻自家養的兔子。當那兔子長到有兩三斤時，父母親合力把它
宰殺了，它那血肉化成的營養，應在我們體內保持有兩三周時間吧。除了兔
子，我們還養過一種動物叫葵鼠，並非當寵物飼養，養他們是為了吃他們，
救我們自己。我們生活在廣州市，還能勉強活得下去，鄉下人尤其是窮山區
以及安徽、山東、河南等省份的百姓，要吃到樹皮、草根、觀音土等，據有
關部門書籍提供的數據，1959至1961年，中國每年都餓死一千多萬人！那麽
，最終使我們家能度過難關的是什麽？還是那讓人背上黑鍋的“海外關係”，
那“香港同胞”。從父親的交代中可知，我的九叔解放前夕在海南讀書，解
放軍渡海，他被迫隨國民黨軍去了台灣；而我四叔則是在解放時去了香港。
有這種關係，過去是十分糟糕的，起碼有敵特之嫌，父母親也從不向我們談
起他們倆，但是到了最困難的時候，父親也不得不求救於四叔他們了，因為
除了我們，還有遠在雲南的大哥，以及鄉下的親戚們，更需要豬油生油等救
命！正因為有了一點油料、食品等的滋補，我們才得以活下去。想想那幾年，
父母該是多麽的艱難啊！

　　1961年，情況稍有一點好轉，原因是毛澤東不得不承認幾年來太過於冒
進，欲速而不達，不得不讓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收拾殘局，
於是，他們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適當給農
民分點自留地，適當放寬農民的種養政策，適當開放農貿市場，這樣做，使
得農民能夠喘一口氣，城裏人也能見到一點農副產品。在離我們家比較近的
下塘，開辟了一個農貿市場，東西雖然貴，但能買到一點。一天，父親去那
裏，花了十幾塊錢買了幾條番薯回來。回家後，他大驚失色道：“我明明記
得是買了8條，怎麽現在手上隻有7條？------到底是7條還是8條？------”
他拿出木稱，稱了又稱，顯得又無奈又痛心。這是我們都牢記而母親又說了
多年的一件深刻往事。

　　那年，轉業在南京教書的二哥回廣州探親，那時商店裏已開始出現了一
種糕點，叫“高級餅”，其實隻不過是純用麵粉做的罷了。既然叫“高級餅”，
價錢當然貴，似乎十幾二十元一斤，但起碼有得賣。二哥帶我和妹妹上街，
我和妹妹站在那櫃台前，眼睛緊盯著那些餅，口水都快要流到那玻璃櫃台上！
這事，已小學畢業的我當然有記憶，而二哥更是記憶猶新，他後來也忍痛買
了一斤回家，讓大家開開洋葷。某日，二哥帶我們全家到北園酒家吃飯，那
時酒家已有一點東西可吃了，但非常貴，我們吃了三四十塊錢，還隻是半饑
不飽，回家後，仍要煮一鍋粥吃，這事，也令母親有了一個多年可講的話題。
到了那年的年末，大哥從雲南回來探親，他那眼睛深深，胡子長長，穿一身
舊棉襖的樣子，絕對比現在從河南安徽等地來廣東行乞的老乞丐好不了多少。
農場方麵讓他回來探親，大概也怕他餓死在那裏。次日晚，我帶路把大哥引
到長堤及南方大廈。那時南方大廈也有了一些東西賣了，以致大哥很感慨地
說：“走完南方大廈，就好象走完了一個城市。”我想，那時雲南省赤貧得
更是可怕了。如果不是大哥已決心留在廣州，如果不是父母堅決支持，大哥
再返回雲南，後果將不堪設想！

　　1962年起，中國的經濟情況才真正的漸有好轉。天災結束，人禍也得到
遏止，“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漸見成效，糧食多了，副食品
多了，輕工業品多了，人們變得健康些了，臉上也有一點笑容了。

　　……

　　摘自陳賢慶 ：“平凡人家的不平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