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１８.憂國憂民記時弊

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

作者：惠文

１８。憂國憂民記時弊

最近到處奔走，由於農村道路崎嶇、坎坷不平，偶不小心，扭傷了腳，劇痛難忍，不得不請幾天假休息。一靜下來，翻看報紙，感慨多端，思緒萬千，憂國憂民，情不自禁，便提起筆，聊記所見時弊，以作備忘之錄。

關於實事求是

現在，又在大力提倡實事求是這個問題，要求幹部“如實反應情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等等。

這是個好現象。廣大人民莫不高興。但是不說老實話的人，始終還是不說老實話。他們的宗旨是，要求別人說老實話，而自己則說欺騙話。在一些細小的地方、細小的問題上不說了，就是在一些大問題、原則問題上，至今還在欺騙人民群眾。這不能不是一個問題。如：

(一)近兩三年來無論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群眾的生活，都顯著地下降了，可是報刊上仍在閉著眼睛說瞎話，什麽“生產蒸蒸日上，生活逐年提高”，現在仍在“大躍進”和“持續躍進”等等。

（二）有不少地方土地成片荒廢，人口、牲畜大量死亡，主要原因是糧食連年歉收，農村人口生活無著。廣大人民群眾普遍認為，這是在農村大刮“五風”，人為的災害造成的，而偏偏把這個責任推給客觀，硬說是特大自然災害造成的。竟至連主次都不分，這哪裏有實事求是精神？

（三）最近在普查人口，搞得神神秘秘、鬼鬼祟祟，有些單位製造假數字，報喜不報憂，不反映真實情況。搞一陣人口普查，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根本不公布，連一些國家的主人翁都不知道。

什麽是馬克思主義？我認為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就是馬克思主義。那些撒謊說假話的人，能算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嗎？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恐怕曆史和人民群眾是不會承認的。

關於曆史的真實性

前代的古人，後代的子孫，和我們這一代活著的人，誰都料想不到，在中國要出現這一段幾千年來未曾有過的痛苦的曆史。

凡是與勞動人民同甘共苦、有感情、有良心的人，一想起心裏就難過，情不自禁地要掉下眼淚來。經過的很多辛酸事，就會一幕一幕地曆曆浮現在眼前，悲楚萬分。這就是1958年以來這幾年的曆史。

這段曆史的黑暗麵，將來要想在報刊上、圖書資料上，找到點反映出曆史本來麵目的資料，給寫曆史的人參考，從眼前的情況來看是萬萬不能的。因為這段時間的報刊雜誌，完全歪曲了曆史的真實性，說的都是假話。

在“輿論要一律”、“宣傳有紀律”的嚴格要求下，無論什麽刊物，都是轉載社論，定下基調，輾轉相抄，鸚鵡學舌，異口同聲，隨聲附和。無論什麽刊物上麵登載的，總是熱熱鬧鬧地宣傳“大躍進”、“大生產”、“大勝利”、“偉大成績”、“達到史無前例水平”等等之類。

但是，宣傳歸宣傳，輿論歸輿論，曆史本身卻與此相反。無論在哪個方麵，都是大後退、大破壞、大逆不道。

任爾說得天花亂墜，但也有一點是掩蓋不了的，那就是一些報刊和行文用的紙張，比正常年景揩屁股用的手紙還差。這又作何解釋呢？

生產力的大破壞

在“三麵紅旗高高飄揚”下，在“大躍進”、“持續躍進”的陣陣浪聲中，在“一天等於二十年”、“向大自然開戰”的呐喊聲裏，我們來看看它給生產力帶來的破壞性有多麽嚴重。

可以說對生產力的破壞是史無前例的。

這次破壞與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社會動亂的破壞不同，它是集中全麵、有組織、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的，而且，它是從生產力中最革命、最活躍、起決定性作用的勞動力的破壞開始的。

（一）勞動力的破壞

勞動力的破壞大致情況是這樣：在1958年大躍進中，他們把成千上萬的勞動者，以縣、鄉、村為單位，強迫其集中起來實行“三化”，即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行動戰鬥化。

所謂組織軍事化，就是把勞動力按軍隊的編製，編成班、排、連、營、團、師……完全和軍隊一樣，配以各級長官，規定軍紀，成立指揮部，施以軍令、軍法。如果誰不服從或違背軍紀，就實行打罵。

所謂生活集體化，就是集體勞動、集體吃飯、集體睡覺。以勞動的地方為轉移，當時實行“大兵團作戰”，在什麽地方勞動，就在什麽地方吃飯、睡覺和休息。由於農業勞動是在野外山坡或田土裏進行，所以提出了“田間勞動、田間吃飯和田間住宿”的口號。在勞動的田間“安營紮寨”，成立了田間的連部、營部、團部、師部等等。

勞動的一切行動，由田間司令部或指揮部統一下達命令。男男女女，都駐紮在營房。有的婦女還背上剛生下不久的奶娃娃一起露宿營地。這樣的娃娃，由於母親的過度疲勞，加之人多擁擠不堪，不是因哺乳不好遭拖死，就是睡著了被壓死。

這時的勞動強度特別大，深翻土地2～3尺，有的要求4～5尺深。每人每日要求深翻麵積5～8分，甚至一畝左右。

除了白天勞動以外，夜間還要加班苦戰。幾時休息，幾時睡覺，開初還有規定，由於指標訂得高，任務完不成，就逐漸地搞連續苦戰、夜戰。由於陰陽不分，人的精力耗盡，在連續苦戰中，眼睛漸漸睜不開了，頭不斷往下墜，堅持不了多久，便一頭倒在地上睡著了，如死一般。這些勞動力也就這樣漸漸地患了風濕症、浮腫病等。

所謂行動戰鬥化，就是一切行動隻要上級號令一下，就像在戰場上打仗一樣，行動要做到非常迅速、緊張、猛勇。搞農田水利建設、挖堰塘、擔土、翻土，要求一個緊跟一個，不得掉隊偷懶，並且要表現輕輕鬆鬆的樣子、麵帶笑容，以表示對勝利充滿信心。旁邊有首長督戰，不時有巡回的啦啦隊呐喊鼓動。工地上紅旗似海，迎風招展，四周的高音喇叭或手持話筒在不斷地表揚“好人好事”，頻傳“捷報”。

而在夜戰中，卻是另外一派景象：用竹筒裝進棉花，灌以植物油，或以紙條編成“草鞋板”，用竹棒撐著浸飽植物油，插在土中，或用部分人握著點上火，以作工地照明。照得田野十分明亮。遠望，宛若密布大地的繁星。而白天一到，看見田間一灘一攤的油。農村社員對此疾首痛心，很是難過，深感太浪費了：“我們平時吃的油都少得很，現在卻到處是油。真是敗家子！”這是社員觸景生情的感歎之詞。

這種夜以繼日的苦戰，數月之後，人們的身體就垮了：筋骨疼痛、渾身無力、手腳皮膚破爛，濕氣病、浮腫病發生了。廣大婦女由於和男人一樣光腳下田，在嚴寒冬天、打霜下雪也進行勞動，身體受到極大摧殘，連月不來月經，麵黃肌瘦，體質脆弱，出現小產、流產、子宮脫垂，浮腫病也隨之出現了。

以上現象出現以後，雖有一些休整，但勞動方式並沒有改變，1959～1960年，在“持續躍進”的號召下繼續著。

這個時期，同1958年比，如果說有所不同，就是生活下降了。1958年盡管勞累，但飯還是可以讓你吃飽的。當時在有些集體食堂的大門口，曾經貼上這樣的對聯：

鼓足幹勁生產

敞開肚子吃飯

橫批：“吃飯不要錢”或“共產主義好”。

從1959年開始，便逐漸降低了糧食標準和供應。

在一些二類地區，曾有兩斤豌豆吃六天，或者三兩米吃一天的。

由於自留地以“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名義全部收繳歸公，家家戶戶的鐵鍋被沒收去砸爛了大煉鋼鐵，不準私人在家裏開夥，隻準在集體食堂吃飯。

本來，每個人的供應已經夠少了，再加上有些基層幹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員揩油貪汙，廣大社員群眾的生活就愈來愈困難、浮腫病頻發，不能支持幹活。幹部便以食堂作手段規定：不勞動者不給食，不出工的就扣飯。社員生活不下去，就去搞小偷小摸，偷集體（公家）的東西。被幹部抓到了就嚴加拷打，進行罰款、抄家等等。這實質是進行殘酷的統治。

1959～1960年中，廣大農村勞動力因生活不落實，缺乏營養而得浮腫病死亡的比比皆是，不計其數。

在簡陽縣農村，可以說隊隊有之，院院有之，戶戶有之。一個生產隊往往死去數十人，一個大隊往往死去數百人。農村的醫療設施差，醫務人員少，幾乎所有的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動員起來，都醫治不贏，無濟於事，難以搶救那些生命垂危的社員，隻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社員痛苦地死去。

例如，簡陽縣平泉區有一個生產隊，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時40多個主要勞動力，到1961年隻剩下3個。紅塔區黃連公社是二類地區，該公社五耕作區六小隊死的人占全隊人口的47％。禾豐區青龍公社1958年轉社時，人口為11000餘人，到1961年底隻有7000人左右。

這樣一來，農村生產力的決定因素----勞動力，就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大損失、大破壞。

（二）生產工具的大破壞

與勞動力遭到大破壞的同時，生產工具也遭到史無前例的大破壞。破壞的方法有以下幾種：

⒈大刮共產風，打亂所有製，以集體名義亂拿社員的生產工具。許多農具，如犁、耙、風車、礱子、鋤頭、糞桶、扁擔、撻鬥、圍席、櫃子、石磨等等，凡是生產上能用的東西，不管是何人的，隻要“集體”認為需要，隻要知道哪家哪裏有，便直接去拿來用。一用就不還，隨用隨丟，任何人不得幹涉，不敢說個“不”字。如有顧惜的表示，或未給拿者以便利，便會被扣上“右傾保守”、“留戀私有製”、“對大躍進不滿”等大帽子，推到大會上去“辯論”，即是遭批判、挨鬥爭。此後，政治上就抬不起頭，處處受打擊。這樣一來，農村裏的家家戶戶免不了遭受洗劫，祖祖輩輩、一代一代遺留下來的一些大小型生產工具，便被搜抄，損失殆盡。

⒉搜抄來的工具在大兵團作戰的工地上，無人專管，任其亂扯亂丟亂扔，搞壞誰也不修，遍地拋棄，一任日曬夜露、風吹雨淋，即使是新製的工具都會散架，何況這些無人愛護的工具，不散架才是奇跡呢！集體食堂缺柴禾，這些散了架的工具，正好被炊事員拖去當柴燒。老農民見了此狀，沒有不搖頭、歎息、痛罵的。

山林竹木大破壞

在大量農具遭到破壞的同時，對製作農具的原材料山林竹木也給予毀滅性的砍伐。無論是森林、山坡林、墳場林，還是住家院子周圍的掩蔭竹木，以及千百年來留下的街鎮、廟宇、橋頭、祠堂邊的名貴大樹、風景古木都無幸免，被濫砍濫伐一掃而光。

如此發瘋似地砍伐，是拿它們作大煉鋼鐵的燃料（據說，1958年全民大辦鋼鐵運動，上山砍樹子的，有九千萬人，實際上並不隻此，因為很多人雖未上山，但也在平壩自己居住的附近砍伐竹木），或作田園化耕作搭棚子、做繩索牽引機（木頭做機器，竹子做繩索，要60斤竹子才能做一根牽引機繩）、做雞公車、蹦蹦車（大黃桷樹、大黃楝樹砍來做車輪，青杠樹、柏樹、雜樹砍來做車架），或做溫室、溫床的燃料，等等。

把山青水秀、風景優美的錦秀河山破壞得滿目瘡痍，到處一片光禿，使人目不忍睹。這樣的結果，給1960年耕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勞力減少，工具缺乏，要製作新的工具，又沒有原材料，真是難上加難。1961年夏天，我們在簡陽縣解放公社民主大隊和社員在一起收割小春時，整個生產隊找不到一個拌桶（又叫撻鬥）、一把叉頭掃帚、一床曬席。麥子收回來後，隻好往凳子上一把一把地打麥粒。沒有曬席，就隻好放在未經碾整的泥地壩上曬。一遇天下雨，要把曬的麥子攢成堆堆收回去，沒有掃帚，就用手捧，或用爛衣服來代替掃帚。工效很低，隊長急得雙腳跳。

有一次，大雨來得又快又猛，平地起水把糧食衝跑了不少。我急中生智，拿了一塊大門板來推。這樣還起了不小的作用。由於地麵很滑，我用力過猛，一跤摔下去，身體往前撲，嘴唇正猛撞在斷門扣上，下嘴唇撞了很大一個口子，兩塊破肉突起老高，血流不止。我急忙捏住嘴唇壓住流血，跑到就近的公社找工作團的醫生縫了兩針，加上藥物醫治，花了半個月的時間方始治愈。

沒有曬席，曬油菜子和芝麻就更難辦了。如果曬在泥土地壩，既不幹淨，也很難收起來。在這種困境下，隻好動員社員把床上的墊單、篾席借來墊著曬了。

由於原材料缺乏，生產生活上很多需要的工具，拿錢到市場上也難買到，即使有少量能買到的而價又很高。

1961年從損壞社員私人農具退賠的價格比較中，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的價格情況。（見表1）


表1：農具的退賠價與市場價比較表
品名 單位 退賠價
（牌價） 實價
（市場自由議價） 備　注
竹子 1斤 0.02元 0.15元
尿桶 1挑 3.20元 5.50元
小籮篼 1挑 2.00元 6.00元
木料 1斤 0.03元 0.14元
曬席 1床 5.00元 30.00元
拌桶 1個 10.00元 60.00元
風車 1架 12.00元 70.00元
磨子 1副 9.00元 50.00元


土地的大破壞

在勞動力、勞動工具、山林竹木遭受破壞的同時，土地也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其破壞的辦法是：

⒈實行大深翻。組織大批人力，實行“大兵團作戰”，把常年耕作、施肥、種熟了的好土質深翻幾尺（要求土質越好的翻得越深。最淺的一尺五到二尺，一般的三尺，最深的四、五尺）。這樣，便把好土翻到了底下，而把常年耕種不到的底下瘦瘠、帶石子、粗硬的孬土翻到了上麵，使整個土質大大變壞。根據老農經驗，農作物生長之根，無論田土作物，隻在一尺左右，深翻幾尺，完全是勞民傷財的愚蠢作法，是一種破壞行為。土質變壞變瘦瘠了，含水能力減小，含水量也減少了，而滲透力強大了，需要更多的水分和肥料。當時無論農家肥還是化肥都缺，肥料供應不上，便使農業大幅度減產。

⒉實行三圃製。所謂三圃製，就是把常年種植的耕地麵積劃成三等分，用三分之一種糧食作物，三分之一休耕種牧草，三分之一綠化種花果。種農作物和種牧草的土地進行輪作，三年一循環。種花果、種“萬紫千紅的觀賞”植物的這一部分，是“美化中國”、“實行大地園林化”。提出這種耕作法，完全是建立在浮誇風基礎上的自欺欺人的。1958年全國農村，到處放高產“衛星”，一個比一個高，糧食畝產量由過去幾百斤上升到幾萬斤。簡陽縣火盆公社比起全國其他各地算是唱低調的了，畝產小麥“已達到”7300斤，水稻畝產20000斤，紅苕畝產24000斤，棉花畝產200斤。既然畝產幾倍地翻番，全國的土地就多出了幾倍的麵積可以不耕種了，就可以“少種高產多收”，種三分之一的麵積就足夠了。由中央傳到地方，有這樣的說法：我們的糧食已經過關，現在中國人不是愁沒有糧食吃的問題，而是愁糧食多了不知怎麽辦的問題。於是中央那個腦子最發熱的決策人，提出了“三圃製”，把它寫上文件。這個文件一貫徹，就遭到農村不少幹部和群眾的懷疑和抵製。但是，有一部分地區是貫徹執行了的。凡是貫徹執行了的，糧食是幾倍地減產，絕大多數土地荒蕪、野草叢生、土質變壞，長不出莊稼，這些地區餓死的人就更多了。

⒊打破傳統耕作常規：坡土填平溝，壩土填平渠，小土變大土。據說，這樣可以搞“田園化”耕作，江山如畫，更美麗好看。結果，造成的卻是很大的損失和破壞。如簡陽縣的解放管區民主大隊，公社化以前，從山坡到江邊有好幾條大幹渠，加上縱橫的大小溝排水，幹渠邊和江邊還種植了芭茅保持水土。那些芭茅及其根子像築的長堤一樣抵抗著水災，防止水土流失。1958年轉入公社，打破地界，連根拔除了芭茅，填平了溝渠。結果，兩三年來，一下大雨，山坡的洪水滿土流，沙石俱下，衝爛很多土地和莊稼；平壩低的田土，水排不出去，又被水澇；江邊肥沃沙土，由於沒有芭茅擋護，被洪水衝走100多畝。被洪水衝爛的土地，高低不平，成堆的泥沙、石塊浮於地麵，土質嚴重變壞，使農作物大大歉收。

家禽、牲畜、耕畜等養殖業的大破壞

在轉入人民公社時，由於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刮得很厲害，要開什麽現場會、經驗交流會等等，就亂捉社員的家禽來殺，不付任何代價。很多農民養的雞、鴨、鵝、兔、豬、羊等，怕刮走了錢財兩空，感到自己辛辛苦苦飼養了，給別人大吃大喝，不如自己受用。於是，橫下一條心，趕快處理，拿到街上廉價出賣；賣不掉，剩下的就自己殺來吃。有的社員，一個晚上就殺六、七隻雞，煮一大鍋，深更半夜把大人娃兒從床上叫起來啃雞肉。比較大的牲畜，如豬、羊等，也牽去賣，市場上一時出現了“毛豬生產過剩”的現象，售價很低。這個高潮一過，牲畜就強行集中起來在小隊、大隊飼養場內養，大量的是放在公社飼養場養。由於集中飼養，人力有限，管理不善，再加上“大膽革新”：用馬糞、牛糞、人屎、野草、生飼料飼養，造成大量死亡。死亡率低者30%左右，高者50%左右。簡陽縣解放管區，屬一類公社，發展生豬算全縣好的單位，在整風整社期間，毛豬已下放飼養（尚留有部分）的情況下，死亡率還占37.8%。這個公社在1958年轉社時有毛豬8000多頭，到1960年底下降到1571頭，到1961年底也隻有1576頭，可見其下降的幅度和破壞的程度了。

由於大量生豬沒有糧食飼養，以野草、禾稈作飼料飼養，搶去了耕牛的飼料，便影響了耕牛等耕畜的發展；加之集中飼養，管理不善，使用時又不愛惜，造成耕畜大量死亡。1958年公社化前，一個生產隊普遍有耕牛四、五頭，多的有十多頭。到1962年上半年，有的生產隊隻有一頭耕牛，有的連一頭都沒有，有兩頭耕牛的生產隊少得很。就是這極少的耕牛，其體質還很差，有的走路都打偏偏，如遇吹大風，難免不被吹倒！這是我親眼看到的。

1958年轉社前喂的肥豬，200斤以上的很多，膘厚的達四、五指，而現在喂上100斤左右就算好的了，膘厚有兩指的就算上等肥豬了。不達標準（毛重130斤）宰殺的很普遍，往往皮厚肉少；肉也是綿扯扯的，下鍋沒有油質，費了柴禾老煮不火巴。這是“鍋邊轉”們所公認了的。“沒有糧食給豬吃，喂禾稈、野草，還沒有多的，怎麽喂得出肥豬來！”這是豬場一些飼養員經常說的話。的確如此。解放公社解放管區解放大隊二小隊社員劉孝章，1961年隊上下放一頭豬給他喂。聽飼養員說，這是1958年生的仔豬，養到1962年2月份，豬嘴兩邊已經長出長長的獠牙，形狀兩頭尖，頭額皺著深溝老皮，毛硬如刺，根根直立著，重量估計隻有20斤。因長期出不了槽才喂到現在，人們叫它為“黴古子”。其軀體雖小，可資格老，被群眾笑喻為“四朝元老”（即花了喂四槽肥豬的時間還沒有把它喂肥出槽）。沒有見過此種豬的人，聽起來似乎是件新聞，可我確是親眼看見了的。解放管區集體養豬場，1962年1、2月份喂的母豬有18隻受孕，有14隻流產，而產下的仔豬成活率很低，幾乎死去一半，主要原因就是無糧喂養。

豬喂得少，很多社員兩三年沒有打過一次牙祭（吃肉），隻有交了收購任務，有返回肉的生產隊在1962年過春節時，每人才配給了二至三兩肉。有的社員說：“這不知是啥年頭，豬肉比金銀還稀奇，拿著錢也買不到肉吃。”當時市場上確實很少見到肉，間或有少量的出售，每斤賣到8～10元。在這種情況下，社員的生活怎麽會不苦，農家肥哪裏有來源，糧食怎麽會不歉收？

政治上的左傾路線

現在看得很清楚，實際生活中執行的是一條左傾路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條左傾路線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有其發展過程的。早在1954～1956年掀起互助合作運動中，搞強迫命令就開始了。在生產力（主要是生產工具）還沒有多大變化，生產提高不顯著的情況下，卻由互助組急轉為低級社，由低級社急轉為高級社，進而轉為人民公社。短短的數年之內，多次由小公到大公，不斷改變生產關係。這種改變，連財務上轉移帳目都來不及，造成經濟帳目的極大混亂。在人類曆史上，每一種生產關係向另一種生產關係轉變，一般需要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時間。現在用行政命令在幾年甚至幾個月內就要完成，真是左得出奇！

在我國推翻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進行的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按照曆史規律，什麽性質的革命，革命勝利後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就是什麽社會。毫無疑問，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來的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和權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第一屆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1953年中宣部頒發的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提綱》、1954年通過的我國第一部憲法的精神是吻合的，同我國現實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相適應的，同我國國旗圖案的含義是一致的。《宣傳提綱》明確規定：在三年經濟恢複之後，大約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實現“一化三改”（即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對資本主義工業、商業和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段時間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屬於過渡時期，社會也屬於過渡性質的社會。然而，1956年在“三改”中，便用行政手段、搞群眾運動的辦法，生硬、簡單、粗糙地完成，一化還沒有實現，就采取了機會主義的態度，改變了說法。說什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標誌著新民主主義的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我國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性質。這樣一來，那個《新民主主義論》的基本觀點和一係列權威性文件，就一下被否定了。經過近三十年的革命所建立起來的一種新社會，就一句話抹掉了。接著，又在經濟條件不成熟、生產力水平很低、產品還不是極大豐富、人們的覺悟還不高的情況下，1958年草率成立人民公社，宣布進入“共產主義”，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義。這是一種嚴重的左傾，其實質是小生產者熱衷於追求的平均主義，根本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給予了批判。已經死去了的東西，竟然在中國大地上得到了複活，而且是打著共產主義的旗幟搞平均主義。這樣作，是對曆史的捉弄。它必然損害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降低它的標準和威信，到頭來隻能損害黨的事業。人既然捉弄曆史，曆史也將回過頭來捉弄人；人違背了客觀規律，規律也將回頭來懲罰人。困難時期廣大人民遭受苦難、過著悲慘生活，就正是規律對人的懲罰，是左傾路線帶來的危害！

農民是勞動者，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對他們的財產是不能剝奪的。農村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毫無代價地硬性拿走他們的東西，這不正是一種剝奪行為麽？這不正是左傾的表現麽？

在農業生產中，搞揠苗助長，搞越密越好，搞瞎指揮、高指標、放衛星，搞日夜苦戰趕進度，等等，不一而足。這一切不正是左傾的表現麽？總之，農村大刮的五風及其一係列政策，無一不是左傾路線的產物。

反右傾運動造成的內傷

在廣大農村，為了製服那些對“三麵紅旗”，特別是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兩麵紅旗有不同看法、反對刮“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生產風、打人罵人風、幹部多吃多占風）的人，曾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開展了反右傾運動。在這次運動中，講不出多少道理，對群眾提出的很多正確意見，解釋不清，說服不了，便惱羞成怒，對群眾實行慘無人道的新型鎮壓，給他們帶上“思想嚴重右傾”等大帽子。是群眾的，就在社員大會上給予批鬥；是幹部的，就根據其級別和“情節”，弄到大隊部、管區、公社，或者區、縣召開的幹部大會上去，又打又鬥。有的被打後養了很久的傷才恢複，有的因此致殘，有的被打後抬回家去臥床不起而喪生……經過這一運動之後，直到現在，無論農村幹部或社員，隻要一提起反右傾，就會不寒而栗、渾身發抖，給人們心靈留下了嚴重的內傷。從此以後，有些領導幹部向下布置任務時，就拿這樣的話來嚇唬人：“如果不按時完成任務，謹防反你的右傾！”基層幹部聽了此話，印象極深，相當重視：想方設法去完成任務，完不成就說假話，用虛報數字、成績、進度來“完成”。它說明，下麵說假話，完全是上麵壓出來的，是左傾路線逼出來的。當時說假話、搞浮誇成了風，層層都有，隻要蒙混過了關，誰去追究？因此，有的人就利用這樣的手段，受到上級的重視，得到了提拔重用，升了官、晉了級。經這運動一整，再老實的人也不敢說老實話了。怕說了脫不到手，要挨整挨鬥，於是他們沉默寡言，叫他幹啥就幹啥，唯唯諾諾，畢恭畢敬；甚至幹了活沒有吃的，辛苦一年反成了超支戶，得不到收益反而要向隊裏交錢也不敢吭聲。漸漸地認為沒有活頭了，有病也不去求醫，就坐在床頭等死亡。農村不少的人，就這樣倒下去，停止了呼吸。這些人當中，很多人在三座大山高壓下沒壓垮，有的在戰火彌漫的年代挺過來了，有的在與拿槍的敵人搏鬥中撕殺出來了，可是，他們卻在這“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年代倒在饑餓、迫害之中！他們是多麽的不幸，多麽的無辜！他們能夠死而瞑目嗎！

文化教育大滑坡

中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四千年的優秀文化傳統。每個曆史時期，都有自己的文化發展特色；每個朝代，都重視文化教育，尤其重視曆史，重視文學藝術。這為我們這個偉大民族保留下來大量曆史文化典籍，值得後人借鑒。這些文化遺產在思想上產生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富有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這個光榮的傳統，在困難時期也遭到了破壞。其表現是文化教育大滑坡。

就以簡陽來說，困難時期文化教育大滑坡是比較突出的。簡陽縣在困難時期前有18所中學，困難時期停辦了7所，將近40%的中學停辦。小學停辦的數字就更大得多了。這樣，使得很多應該入學的青少年失去了讀書的機會。沒有停辦的學校，則大量削減招生數量；教學計劃中又廢除了曆史課，不重視語文課。學校教育設施差，教學內容、課程安排、教學方法、教師質量、師資來源及學校管理等方麵，都存在不少問題。總的是，質量低劣，培養出來的不少人，錯別字成堆，讀不懂簡單的古文，哪裏還談得上繼承我國古代的文化遺產！在道德品質方麵，不少人不愛惜公共財產，寡廉鮮恥，道德敗壞，隻長於喊空洞的政治口號，不善、不會做具體實事，滿口髒話，粗魯野蠻，不講道理，人倫喪盡。常聽一些人抱怨說：“真不知現在學校培養的是什麽學生！”

對原有質量比較高的知識分子，卻又大加摧殘、踐踏，政治上歧視打擊他們，每次運動都列為挨整、鬥爭對象；經濟上壓低價格，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收入，比一個看們的勤雜工的收入還低；社會上，大受提拔重用的，是些一登上台就拍胸口，宣稱自己是“黃泥巴腳杆”、“大老粗”的人。他們大多是1957年反右鬥爭以來，每次運動中的寵兒，反別人右傾的佼佼者----實際上是“鷹犬”、“打手”之類。這些人，在心理上，既嫉妒、懷恨知識分子，又不得不依賴、使用知識分子。嫉妒、懷恨，是因為知識分子有知識；依賴、使用，也還是因為知識分子有知識。他們有的就深有感觸地說：“知識分子像塊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還是蠻香的。”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們不得不利用知識分子為他們草擬各種文件、代寫發言稿、寫總結匯報材料、整理先進模範事跡，甚至犯了錯誤還要幫忙代寫檢討書等等。總之，被他們控製使用和充當往上爬的墊腳石。如果有哪點不將就、不順從、不如意，就給小腳鞋穿。知識分子工作又苦又累，還受折磨，甚至還要遭到人格侮辱。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各種因素交叉的壓力點，都集中在知識分子的身上，造成他們不少人未老先衰；有的遭受心靈的創傷，在受到迫害時抱頭痛哭，千悔萬悔，恨自己讀了書，悔不該當知識分子：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認為讀書是個大錯誤，在社會上總是低人一等，當工人多好。

再則，加上新培養出來的，又是那麽個樣子，這就更加深了社會上那些輕視知識分子的人更輕視、歧視知識分子了；這也就造成了農村很多家庭撫養子女成長，父母最關心的不是他們的讀書，而是去幹什麽工作、生活是否落實。

理論方麵的錯誤

近幾年來，國家有這麽大的困難，中華民族遭受如此巨大的災難，人民經受著這麽大的痛苦，主要是理論方麵的錯誤導致了實踐方麵的錯誤。

由於政治上推行了一條左傾路線，社會生活一切領域、一切方麵都執行左的政策，因而提出的理論也必然是為這條左的路線和政策服務的。理論方麵的錯誤，就其大的方麵來講，比較明顯的有這些：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把唯物論和辯證法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而現在卻把二者分割開來，要麽強調辯證法就丟掉唯物論；要麽強調唯物論又拋棄了辯證法。這就使哲學倒退到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那裏去了。如搞農業合作化運動，就丟掉了生產力、生產工具這些物質方麵的內容，丟掉了唯物主義；講到發展，就一個勁地隻講發展、變化，不斷地改變生產關係（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注意了形式，忽視了內容，大講辯證法，不講唯物論。在另外一些問題上，如對犯錯誤的人、有曆史問題的人、出身不好的人，就抓住曆史上的老問題不放，每次政治運動一來，就根據老問題、曆史問題、成份問題來分類排隊整人，根本不看現實，不看發展變化。這又是丟掉了辯證法，片麵地去強調唯物論。總之，在哲學理論上，是一個曆史的大倒退，不是搞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就是孤立地去搞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

二、在曆史唯物主義方麵，否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既不承認中國應有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階段，又不承認中國革命勝利後有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同時，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社會曆史階段，也否認其質的差別和規定性，隻強調二者之間的聯係，混淆了它們之間的區別，大講不斷革命論，丟掉革命發展的階段論。

三、在唯物辯證法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講對立與統一、量變與質變、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規律。從事物發展的源泉、動力、形態、道路、方向等不同側麵來全麵完整地揭示和闡述事物的發展變化，並用五對基本哲學範疇作補充和助手來深刻揭示事物發展的規律。現在，卻不講事物的發展有從量變到質變等問題，隻強調和片麵地講“對立統一”這個基本規律。而在這一個規律中，又隻強調對立，不講統一，隻強調“一分為二”；不承認甚至批判社會生活中和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合二而一”。分與合、對立與統一，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辯證統一體，人為地硬把它們分割開來，實際上是在搞形而上學，這哪裏有辯證法的氣息？堅持這種錯誤理論，主要是為了人為地製造矛盾、鬧對立、搞分裂，為階級鬥爭和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服務。

四、過分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因而導致了唯意誌論。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不是人們的社會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社會的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意識是客觀事物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正確反映了客觀事物，提出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方針去付諸實踐，就是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叫做“主觀對客觀的能動作用”，或者叫“主觀能動性”。這種主觀能動性首先是建立在承認客觀第一性、決定性的基礎上的。而現在卻把主觀能動性誇大、上升到第一性、決定性的程度。把真理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真理就變成謬誤[7]。從北京郊區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到全國各地農村，都強調：“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辦不到，隻怕想不到”等，就是明顯地提倡唯意誌論。唯意誌論很強調“心”的作用，從而導致了唯心主義。

五、提出用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思想認識來劃分階級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是根據生產資料、社會財富占有的多少，剝削和被剝削的情況來劃分的，現在卻用政治態度、思想認識來劃分。1957年反右鬥爭是如此，1959年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是如此。這種理論現在在全國廣泛推行，危害很大，把一個人的階級當成一個經常變幻莫測的東西。所謂政治態度和思想認識，就是要跟他一模一樣，一唱一和，亦步亦趨，在思想和行動上“緊跟”。

如果你今天同他一樣，你就是好樣的，是無產階級，是革命的；明天，你同他不一樣，你就是資產階級，是反革命，是敵人。以此劃分階級，進行階級鬥爭，整倒了很多的好人，造成無數的冤案。本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階級也就基本消滅了，而這種理論一提出，社會主義卻變成了“階級消滅了，但階級又存在著”的社會。按照這種理論演繹，在今後的曆史上，階級這個概念將不是一個曆史範疇，而是一個永遠消滅不了的未知數。由於“階級”劃分的變幻莫測，人們將要用很多精力，付出很大的代價去對付它。

六、提出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相統一、相一致的理論。由於人們的知識水平、社會經曆、社會實踐的情況不同等多方麵原因，人們對同一事物的認識必然在思想方法上，在認識程度上有所不同，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這是很自然的、正常的。可是，現在在社會領域、在一些政治問題上，思想認識就不準有差異。不管你思想認識是否正確，隻要你同上級領導的說法不一樣，你就是階級立場有問題。然而，有個前提，上級領導代表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這是固定不變的；反過來，你就必然是資產階級，或者說是反動階級，因為你的思想認識同上級領導不一樣，你就代表了反動階級說話，所以你也就是反動階級。為什麽？階級立場和思想認識是一致的、相統一的嘛！

七、提出以政治掛帥為主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物質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人越窮越革命，即物質是次要的，精神才是主要的，也就是立場堅定、思想先進、有共產主義覺悟才是主要的。在這種理論原則指導下，幹部提職提級不提薪，工人增強了勞動強度多幹了活不增加工資，農民增加勞動強度日夜苦戰可以不增加口糧。進而也就隻講工作，不講工作條件；隻抓生產，不抓生活，或者實行“先生產、後生活”的原則；隻重視生產，不重視安全、衛生；隻重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重視生活福利的改善等等，使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很差。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人們的生活不是越過越好，而是越過越苦，越過越窮。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理論上之所以出現如此多的問題，鬧出這麽多的笑話，主要是搞孤家寡人、個人一手壟斷理論的惡果。身居深宮禁院，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隻聽好的，不聽孬的，憑主觀想象在那裏研究理論，提出理論來指導實踐。國家科研單位、高等學府的大量理論家，隻準他們附和宣傳解釋，不準他們提出自己的理論觀點。誰要提出，誰就要遭到像楊獻珍、馬寅初、胡風等人那樣的下場。隻準自己發展理論，不準別人發展理論。所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實際是“一家獨鳴，一家獨放”，大家隻能跟著隨聲附和。

實踐上的錯誤

錯誤的理論必然導致錯誤的實踐。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叫做“先搭架子，後充實內容”。所謂“先搭架子”，就是先掛牌子，宣布名稱，大傳喜訊，發動群眾鑼鼓喧天地慶祝新生事物產生；所謂“後充實內容”，就是後作實際工作。如清理財產物資、轉移帳目、調整組織機構等等。全國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就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叫做“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把人民公社稱之為新生事物、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實踐。這樣的“偉大”實踐先不試點，也不作社會調查，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都不具備，農民普遍沒有思想準備。這根本不是什麽“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不是廣大農民自覺的要求。所有的歌頌讚美誇耀之辭，完全是主觀強加給客觀和群眾的，是虛假的、不真實的。如此建立起來的組織，具體問題多如牛毛，很多問題解決不了，其生命力到底有多強，還得讓以後的曆史作證。

農村人民公社既然如此草率成立，必然會在工作上、思想上遇到種種問題和障礙，而且由科學文化知識、理論水平普遍差的基層幹部，去貫徹執行如此重大的任務，並提出假、大、空、快的要求，必然促使他們去大刮“五風”。可以這樣說，“五風”是人民公社產生的一群怪胎產兒，是當前農村基層幹部素質，包括工作作風、思想作風和生活作風的具體表現。

有人會說：中央文件並沒有叫農村幹部去大刮“五風”，刮“五風”是農村基層幹部自己幹的。的確，中央文件並沒有規定下麵要刮“五風”，而且，中央文件從理論、邏輯、用詞、語句等方麵都說得很好。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不能隻從言詞上、聲明上去看問題，要從實際行動、客觀效果去看問題，要尊重事實。上麵沒有風眼，下麵怎麽會形成風口呢？如果真是單純的下麵產生的問題，又何必大動幹戈，花去這樣大的精力、動用如此多的人力、耗費這麽大的財力、用上這樣長的時間，在全國範圍內搞這場運動呢？現在看來，隻有上麵的問題解決了，下麵的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1962年3月2、3、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