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３.打罵之風傳奇聞

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

作者：惠文

３。打罵之風傳奇聞

“打人罵人風”是困難時期農村大刮的“五風”之一，它是“三麵紅旗”的產物。“五風”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聯係、互相影響、互相作用、互相推動的。因此，這些歪風才會在這一時期愈演愈烈、愈刮愈大。

“三麵紅旗”中的總路線、大躍進都是強求速度。當時提出了“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五年趕上美國”（後來又提出“五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等口號。

在農業生產上，

一方麵弄虛作假，大放畝產幾萬斤的所謂“衛星”[2]；

另一方麵，又搞瞎指揮，規定密植規格，限定一個人一天挖土多少畝，播種多少畝，收割多少畝，等等。

無論作什麽事，口號喊得很響，指標定得很高。如果達不到，就是右傾，就要遭反對。

中央一級，毛主席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右傾，理論上還講了很多大道理，他由遠及近，由曆史到現實，由政治到經濟，由經濟到“軍事俱樂部”，由世界觀到人生觀，由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由曆次路線鬥爭到廬山會議上的鬥爭都講了，還有什麽“關於枚乘《七發》”、“關於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曆及其他”等等。

參加開會的很多人起初有些模糊聽不懂，後來他具體講了，說彭德懷向他上書反映農村情況，是右傾機會主義，同彭德懷的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等等。這下大家才明白了。

從而使很多人轉變觀點，由批左轉為反右，由讚同支持彭德懷轉向批判彭德懷。農村基層幹部文化低，理論差，講不出道理。反右傾火辣辣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用粗暴的打罵來解決問題。

建立人民公社，打破所有製界線，搞平調，把農民長期、甚至祖祖輩輩積累下來的家私搜刮一空、毀於一旦，有的連住的老窩都遭搗了。

當然，他們是不願意的甚至是抵觸的。這種不願意、抵觸情緒，就被指責為留戀資本主義，是私字作怪。

當時認為，公字是集體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核心，與此相反的私字就是資本主義思想的核心。要反對資本主義，就要打掉私字。在偏激情緒的作用下，進而就打罵有私心的人。

社員對瞎指揮有意見，不按瞎指揮那套去做，也被扣上右傾的帽子，不是遭到反對，就是遭受打罵。生產搞孬了社員沒吃的，有的往外跑，抓回來就遭反右傾----挨一頓打罵。

在困難時期，農村的“反右傾”、“拔白旗”、“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就是行使打、罵人的代名詞。

由於這一套整苦、整怕了社員，聞之膽顫心驚，所以，農村基層幹部在開會布置完任務之時，總要強調：“這個任務是硬任務，到時非完成不可。如果完不成，就反你的右傾，拔你的白旗，割掉你的資本主義尾巴。”

我們到基層後，還多次聽到基層幹部如此訓斥人。基層幹部在講不出道理時，就罵人，罵不解決問題就打人。

社員們聽慣了粗話、髒話、醜話，一般的罵是無所謂的。然而，打卻觸及皮肉，他們是怕的。幹部深諳此法之妙，也就喜歡采用此法。

因此，打就成了他們的絕招和法寶。罵僅是輔助手段。

然而罵，得要罵個狗血淋頭、不堪入耳，以激起打人的勁頭來。幹部打群眾，而基層幹部又遭上級幹部打，真是打人成“瘋”。

打人的方法，無奇不有。在此略舉一二，立以存照。

簡陽縣紅塔區解放管區（公社），困難時期是經常打人的。本地社員把管區稱之為“閻王殿”。

他們打人的辦法是：把幹了的棉花稈捆成把把，用利刀把椏叉剔成尖尖，專門用來打人。

管區召集生產隊的幹部來開會，匯報生產進度、研究生產問題，如果有人說了與極左那套不合的話，就認為是右傾，就要挨打。不是亂打周身，就是打屁股。

打屁股往往是“以毒攻毒”，即把要打的“右傾”者喊出來，命令其趴在寬板凳上，指定一人按頭，一人按腳，一人用捆成把的棉稈鞭打。如果按不住，或者打輕了，又是“右傾”，就讓另一幫人來打。如是輪流打和被打就是“以毒攻毒”。

被打的人，有時打了走不回去，隻得找人扶回家或抬回家。哪個基層幹部晚上去管區開會，其家屬總是提心吊膽的，倚門而待，坐臥不安，不能入睡，不知自己的親人是否能平安回家。隻有待親人無恙歸來，全家才鬆了一口氣。

該管區民主大隊六生產隊有個姓劉的隊長，晚上叫去開會，匯報種小麥的進度。由於他說了真話：進度不如其他隊，就被指責為右傾，遭了一頓大打，屁股打得稀爛，被抬了回家。回家後，痛楚難忍，呻吟不已，全家慟哭。其妻在別人建議下，連忙用青布包著雞蛋清給他提血絲。就這樣，事後一年多他走起路來還有些瘸跛。一提及此事，他便揮淚痛哭不已。

該管區民和大隊五生產隊隊長吳居林，1959年11月份有一天在管區開會，正遇到外麵捉來一個偷了集體一根甘蔗吃的娃兒。會上有人提出把這個娃兒吊起來打，打了後再罰。吳居林在旁邊插嘴說：“吃根甘蔗是件小事，教育一頓，叫他以後不要偷吃就行了。”

誰知這就闖了大禍。隻聽得有人喊：“哪裏去找右傾？這不就是右傾！”吳居林還沒有轉悟過來，就被拉出來遭了一頓亂打，打得遍體鱗傷，走不動路，由兩人架著弄回家，並遭罰款120圓，並限期交清。家中湊不起現款，隻得將家裏的雞鴨捉去賣，再搜一些家具出去賣，湊足了被罰款數才被放過。直至整風退賠時為他作了甄別，這筆罰款才退給了他。

這類怪事，農村是不勝枚舉的。有的甚至用棍棒、扁擔、鋤頭打人，嚴重者有被打得臥床而死去的。

更有惡毒者，如草池區區委書記就把外逃的人弄回來打，打了還釘“活門神”，即是用門鬥釘把遭處罰人的兩手兩腳釘在大門板上，受罰的人被活活釘死。

他不僅如此處罰外逃的人，對其他群眾也同樣十分殘忍，民憤極大，在整風整社中不得不予以逮捕法辦。

196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