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２.農村“瞎指揮生產風”的一些情況

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

作者：惠文

２。農村“瞎指揮生產風”的一些情況

“瞎指揮生產風”有這樣一些突出表現：

一、不因地製宜、不按行之有效的傳統耕作方法搞生產

就本地傳統習慣而言，種小麥一般是窩播，肥施於窩中，既不浪費肥料，又可以集中肥力促進禾苗生長，還易於薅土鋤草、透風透光。這樣麥苗生長健壯，稈子粗，成熟時顆粒飽滿，不易倒伏，產量高。據老農講，上等土這樣種，畝產二、三百斤不成問題。如今上麵下死命令，要求畝產幾千斤，強迫社員改窩播為條播，而且認為越密越好。種子每畝最低不少於60斤，中等的一百多兩百斤，高的達到三百至四百斤。傳統的窩播方法，種子每畝隻用20～25斤就夠了。照現在這樣播種下去，麥苗長出來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的，細如毛發，又黃又瘦，完全是一包芊芊。長到四、五寸就枯黃而死了。即使未枯死，也如野草一般長不出麥穗來。隻有那些長在田邊地角稀疏之處的，才有部分長出麥穗，而麥穗上也隻有三、五顆麥粒，一畝也隻能收上十幾斤，收上二、三十斤的，就算是高產了。顆粒無收的比比皆是，其中有不少造成了一季莊稼的收獲量，比下種量少幾倍甚至少十幾二十倍。

種水稻，栽秧要求栽三寸見方，或以三寸為距，栽“胡椒眼”、“四葉菜”等花樣。上麵這時派人來監督，腰別一把尺子到田間丈量。達不到規格，就遭反右傾，被說成是不聽黨和政府的話，不服從上級領導，甚至遭到打罵；並且要把已經栽上的秧苗全部拔掉重新栽插。幼小的秧苗拔來拔去，幾經折騰當然活不成了，於是隻好重新播種育苗。在土多田少的地區找不到秧田了，隻好在包穀土的行間整土撒旱秧。誤了季節的旱秧苗長得又黃又細，根本比不上水田按季節培育出來的秧苗。即使再孬，也要栽插到田裏，因為一年接一年的生產是不能間斷的，它關係著人們的生存。然而季節不饒人，這種錯過季節栽插的水稻，收成是少得可憐的，有的甚至連種子都收不回來。而那些按照上級規格跟上季節栽插的秧苗，成活轉青後就封了林，難於薅翻、扯草、施肥，長得猶如野草似的，成熟時穀穗的顆粒很少，結果也造成大量的減產。

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9年按上級要求規格栽三寸間距的“胡椒眼”，栽秧時田間插竹片、牽繩子比著栽。生產隊的大人、小孩、婦女、學生全部出動，70畝水田栽了45天，才栽完計劃的三分之二。如果按老規矩栽，每人每天可以栽一畝多；按新規定，每人每天隻能栽一分左右，而且返工很大，誤工嚴重，管理不善，秧子沒栽完，秧盆就損壞丟失了二十多個。由於誤了季節，秋收時連種子都沒有收回來，造成社員生活無著，大量死人。1958年轉公社時，兩隊人口有246人，到1962年11月份隻剩下132人，有46.47%的人餓死了。兩隊主勞80餘人，隻剩下20餘人，餓死了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60餘人，隻剩下8人，餓死了86.97%。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力40餘人，隻剩下2人活著回來。社員痛心地說：“瞎指揮生產使我們辛辛苦苦白幹一場！”有的憤慨地說：“瞎指揮奪去了我們的口糧，把我們逼上了死路！”有的老農這樣說：“做什麽莊稼，簡直是在辦燈（胡鬧，像孩子玩燈火做遊戲，不負任何責任----筆者注），是亂球整，搞破壞！”“我們做了幾十年莊稼，從沒有這兩年糊塗。過去種得上好，現在種成了個啥！”

群眾普遍認為：1958年的莊稼種得好，普遍豐收[1]，根本不是什麽密植帶來的，而是按老辦法種的。上麵把1958年的豐收歸功於密植，是不實事求是的。從1958年下年種小春作物，才開始搞密植，瞎指揮生產風從此特別盛行。1959年繼續搞瞎指揮，生產連續歉收，群眾遭殃餓肚子。上麵把密植吹得那麽好，群眾是根本不相信的，甚至一些基層幹部也喪失了信心，隻是怕反右傾，才不得不貫徹。他們強調這樣幹是文件規定的、上麵開會布置的，隻有密植才脫得了手。密植在包穀等其它作物的種植上，也進行了死硬的貫徹，造成了同樣的惡果。

為了抵製瞎指揮生產、反對密植、應付上麵的檢查，社員和基層幹部動了很多腦筋：在大路、公路、鐵路旁的土裏密植，在背腳地稀種；在一塊大田大土中，邊上密植，中間種稀；上麵要檢查麥子播種一寸見方是否不少於60粒種子，他們就把三分之二的種子蒸熟（使它生長不起來），混同三分之一好種子一起播下，達到稀種的目的，以便獲得好的收成。

瞎指揮生產違反因地製宜的情況也很嚴重。在簡陽解放管區，沱江沿岸的大沙壩裏，長期以來是種甘蔗的。他們有種甘蔗和用土法製紅糖、白糖、冰糖的經驗。三、四十歲以上的人，很多因吃糖吃多了而壞了牙齒。據他們自己講，解放前和建國初期，自己熬糖。轉入公社前，土裏還種著很多甘蔗；轉入公社後，上麵強調經濟作物區的糧食要自給，得按上級統一規劃進行指令性計劃生產。於是，就把大麵積的甘蔗連根拔掉，換種糧食、棉花。不僅簡陽如此，聽說整個內江專區都是如此。社員們痛心地說，種製糖的毛甘蔗（小甘蔗）是十年一輪轉。種下的第一、二年產量不高；到第三年開始產量就高了；到八年以後產量又低下來。公社化拔甘蔗時，有很多正值豐收高產時期，廣大社員是不願意的，不少是流著眼淚去拔的。後來他們傷感地說：“過去甘蔗種的多，糖就多。客人來了勸著吃，算不了什麽。現在，連老年人、病號、嬰兒想吃糖都難買到。就是打了條子、帶上供應手續也買不到。過去內江地區的白糖多得很，出了名的，僅果脯就有兩百多種。現在連影子也看不到，失傳了。”農民本身是種莊稼、以務農為本的，他們對耕作技術特別關心。當我們向他們宣傳包產時，他們普遍要求說：我們莊稼人都想有個好收成。哪塊土該種什麽，幾時下種，幾時收獲，規格怎樣，我們自己明白，最好讓我們自己作主。公糧、統購沒有啥說的，我們保證完成。現在，上麵叫包產，如果由我們自己作主耕種，我們就敢包；如果按照上麵規定的辦法來種，我們就不敢包。當我們把十二條和毛主席指示信念給他們聽，說明今後技術問題可以自己作主時，他們興奮地說：“這就開了天恩，救了我們一條活命！”

二、經營管理上，不顧天晴下雨，隻強調行動一致、按時完成

在勞動力統調的情況下，生產隊得無條件地服從公社以及縣裏的安排。正當隊裏在幹某一種農活時，上麵突然來了電話命令，馬上得轉移去幹領導要幹的活。有的正在播種，剛打好窩子、淋上糞，將要下種，上麵來了命令隻得半途停止；有的正在田土裏駕牛犁耙，命令一來就得扛上犁耙牽著牛回去，到上級指定地點重新幹起。走攏新的工作地點，半天時間就白白地浪費了。再有，天下雨正好栽紅苕，上級偏叫去挖包穀土。下雨天，挖黏性的包穀土就像打糍巴，揉來揉去，太陽一出來，泥土幹成一坨一坨的，就像石頭一樣硬，用鋤頭腦殼敲打叮當作聲，敲都敲不碎。土質遭到破壞，莊稼咋也長不出來，哪還能長出好莊稼？不少社員說：1958年大鬧深耕就是一次破壞土質的運動。深挖三尺，把多年耕種施肥的上麵一層熟土翻到了下麵，又把下麵一層又硬又瘦、連石塊帶砂子的夾生土翻了上來。要讓夾生土變成熟土，非要幾年的工夫不可。在這樣的生土上種莊稼，莊稼根本無法長好，更何況要達到高產。有的社員說：無論田土作物，莊稼的根一般隻串到幾寸深，超過一尺的少得很。鋤頭、犁頭都是七、八寸深，深耕一尺左右就夠了。如果水田耕到三尺，就變成冷浸田、濫缽田了，不要說人下去，就是牛下去也被陷在田裏爬不起來。哪個還敢種這樣的田？搞大深翻三尺，是那些球屁不懂、從來沒有搞過生產的人亂想出來的，真是害人不淺！

三、推廣先進耕作技術很不慎重，指揮生產顛三倒四

1959、1960年種植棉花，在既無示範先例，又無相應物資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要求大搞燒火溫床培育幼苗，再把幼苗拔去一根根地栽到土裏。沒有燒溫床用的燃料，就把社員住的比較差點的房子的木料拆下來燒；再就是把遍山坡的樹木、竹子砍來作燃料。花了如此大的代價，棉苗長得夠快，而事前卻沒有任何準備，田土騰不贏，人力跟不上，怎麽也栽不贏快長的棉苗。沒辦法，上級突然又下了另一條命令：停止栽苗，改成種子點播。這樣一來，正值棉花播種時節，好種子已經用來溫床育苗浪費了，剩下的隻有次品了，有的地方甚至連殘次種子也沒有了。這不僅損失了一季棉花生產，還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更為甚的是被拆了住房的社員被弄得無處棲身，遍山坡的樹木、竹子幾乎砍光，使得集體食堂普遍缺柴燒。

1960年，民主大隊種下了兩千多斤胡豆，已長到一尺多高，苗架很好，可望獲得豐收。突然，上麵來了電話，叫把所有的胡豆苗鏟來作肥料。社員沒法，隻好含淚鏟胡豆苗。到第二年，要種胡豆，整個大隊卻沒有一顆種子。加上這兩年生活苦，吃得孬，餓死的人多，提起這些事，社員們很氣憤，很傷心，他們說：“這兩年無論在外頭搞生產，還是收工回到屋頭，都是過的眼淚水生活。”

四、莊稼還沒成熟，瞎指揮者就強迫社員去“搶收”

1960年要收棉花季節，棉桃還是青疙瘩的時候，上麵就下來了命令，強迫社員搶收棉花。他們叫社員把青棉桃摘回去，用鍋兒炒、碓窩舂、棒棒棰、連蓋打、用手剝，從一個個青棉桃中把棉花剝出來。有些棉桃太嫩，裏麵還是一包水，上麵就叫社員燒火把棉桃炕幹，再用簽子把棉花拗出來。日夜苦戰，剝出來、拗出來的棉花產量很低，質量更差，又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社員反映說：“這是盤古王開天辟地以來就沒有見過的事！”

麥子還沒成熟，上麵也叫去搶收，要日夜奮戰，把麥子全部收回去，並且還規定了“躍進任務”，每個人割多少畝、捆多少捆、打多少斤。不管日夜、晴雨，就是要完成任務。忙得社員隻好在田間吃飯，以致有的社員昏倒在田間，有的稍坐一會就躺下睡著了。不但把人累垮了，浪費也相當大：土裏掉了不少麥子；沒成熟的青頭打不下來，就給缺柴燒的食堂拿去當柴燒掉；嫩麥粒多，曬幹後顆粒不飽滿，產量低、質量差；特別是割回去堆著遭漚了的，天一下雨就生黴變質。上麵叫生火來炕幹。炕幹打下來的是黑麥子，人不能吃，隻好作飼料喂豬。

瞎指揮生產的事實多得很，這裏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196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