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鬆濤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全會通過，任命羅瑞卿為公安部部長，楊奇清為公安部副部長。11月1日，公安部啟用印章，開始辦公。11月5日，公安部在西交民巷銀行工會大會議廳舉行成立大會，到會的有辦公廳、各業務局排以上幹部、公安幹校和新生公學營以上幹部300餘人。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是在原中央軍委公安部的基礎上擴建的。1949年7月6日，軍委公安部成立時，為給公安部調配幹部，中央軍委於8月9日致電各野戰軍前委，電稱：軍委決定由一、二、三、四野戰軍各抽調軍級政治幹部一人，來公安部擔任局長。與此同時，薄一波同誌向中央推薦六十一軍政委徐子榮。薄一波同誌說，徐子榮既懂軍事又懂政治，既能做組織工作又能做群眾工作，還能寫一手好文章。中央接受這一建議。
徐子榮來到公安部後，羅瑞卿部長委他以辦公廳主任兼人事局局長的重任。兩年以後，在羅瑞卿部長的舉薦下，1952年2月7日，中央任命徐子榮為公安部副部長。同年9月，又被任命為公安部黨組副書記。此後，徐子榮擔任了公安部常務副部長，除分管辦公廳、人事局的工作外，還兼管治安行政、勞動改造和警衛等業務局的工作。
我隨羅瑞卿、郝治平夫婦進北平後，就留在公安部工作，先在人事局，後在政治部幹部處工作，擔任處長。我考慮到自己受黨這麽多年的教育和培養，應當為黨多做一些貢獻。可子榮總以不出頭露麵的革命前輩鄧大姐、蔡大姐為榜樣，讓我在公安部甘當普通一兵。有一次我碰到薄一波同誌，他半開玩笑地說：“小孟，怎麽你同徐子榮結婚後就沒有什麽作為了！”
我感到很委屈，就向子榮傾訴。我說：“這幾十年來我好比一隻大石龜，在你這個大石碑下壓住了，永世不得翻身。”就向他表示要到中組部請求調動工作。誰知子榮卻先給安子文部長打了電話，仍將我留在公安部。每次調職提級，子榮總是先向政治部打招呼，說公安部的老同誌多，要照顧其他的女同誌，就不用考慮孟鬆濤了。就這樣，在子榮的關照下，我這個1937年就擔任縣委書記的縣處級幹部，直到1966年“文革”前，仍然還是一名處長。
八、“文革”慘遭迫害
“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不久，子榮便無端地被打倒了。萬惡的林彪、“四人幫”以及康生、謝富治之流，利用他們竊取的權力，搞陰謀，施詭計，把反革命的罪惡矛頭直指公安機關，他們指使一些人，以極其野蠻殘暴的法西斯手段，瘋狂迫害政治戰線的老領導彭真、羅瑞卿同誌。子榮和公安部的其他領導同誌一夜間便都成了“反革命”。1967年1月5日晚上，造反派抄了我們的家，把子榮綁架走了。
子榮一走整整兩年半的時間音信全無。我們沒有一天不在思念親人，他在哪裏？他生活得怎麽樣？我們一無所知。
1969年6月18日，三個穿軍裝的人突然通知我說：“徐子榮病了，經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批準同意家屬探望”，接著又厲聲厲色地說：“探望有三條規定：第一，徐子榮罪行嚴重，你們必須和他劃清界限；第二，看到徐子榮不許動感情；第三，你們看到的一切包括在哪個醫院都要嚴格保密，不準向任何人泄漏。否則不準探望。”
聽了這番話，我的心立刻緊縮起來。兩年半了，我無時不在想念子榮，盼望著和他的團聚。但這突如其來的通知，不由得使我想起子榮被抓走前對我說的話：“他們是絕不會讓我生還的。”
我悲痛地感到不祥之兆臨頭了。第二天上午，在兒子清漳的攙扶下，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走進醫院的“隔離室”。十幾個人早已等候在那裏，先是一位女“大夫”，手裏拿著兩頁紙向我們介紹“病情”和治療情況。接著，一群人帶著我們走進一道掛著大鐵鎖的門，又進一道帶監視孔的門，才到子榮的房間。這是什麽樣的“病房”啊！釘著密密的鐵欄杆的窗子，遮住了全部光線，房間裏又陰又暗。空空蕩蕩的一個小屋，沒有桌子、椅子，甚至連一張床也沒有，我們唯一看到的就是一個穿著囚衣，胡須很長，兩眼深陷，骨瘦如柴的人躺在水泥地的一塊木板上。我簡直不能想信自己的眼睛，這是子榮嗎？我不敢認也無法認。見此慘景不覺使我毛骨悚然，悲憤塞心。當時我不顧一切跪下去喊：“子榮，我是鬆濤，毛主席對你很關懷，知道你病了，讓我和孩子看你來了。”
隻見子榮幹裂的嘴唇動了一下，沒有聲音，也沒睜眼。我又說：“你要好好治病，把心放寬，相信黨相信群眾，問題會弄清了的，把病治好後將來還要為黨工作，毛主席會給你出路的。”講到這，子榮深沉地歎了一口氣，從他那深陷的眼睛裏禁不住地流出了滾滾熱淚。子榮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還從未見他這樣流過淚，可是……。我忍著肝腸痛斷的悲戚，仔細地端祥著子榮，撫摸著他的額頭，感到子榮神態清醒，反應靈敏，體溫不高，腹部沒有腹水，但就是不能說話，不能睜眼。看到子榮幹裂帶有血絲的嘴唇，我請求給他喝點水，但沒有被允許。整整30個月沒有見到子榮了，可我和孩子在子榮身邊呆了還不到10分鍾，就緊催我們離開。我想著子榮為黨為人民一生鞠躬盡瘁，想著我與子榮一生患難與共，想著他蒙受的不白之冤……我多麽想在子榮彌留之際在他身邊多呆一分鍾啊！我多麽想分擔他的痛苦和憂慮，憑借我全部的力量來安慰和照顧他啊！我悲痛萬分，欲哭不能，欲怒不敢，強忍著剜心割肉的巨大苦痛，被迫離開了自己的親人，就這樣我和子榮作了最後的訣別。
6月20日下午，辦案人員通知我：“徐子榮今天中午12點20分死了。”
這句話就像電觸雷擊，刹那間我感到天旋地轉。我和孩子來到停屍房向子榮的遺體告別。隻見子榮戴著一頂破帽子，帽簷耷拉下來，蓋住了眉毛和眼睛，穿著又爛又髒又臭的一身黑色囚服，悲憤孤寂地躺著。這就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中共公安部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部長徐子榮嗎？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一生的忠誠戰士，就這樣被草菅了生命，年僅62歲。子榮啊，子榮！你這個在國民黨酷刑麵前壓不垮，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打不倒的錚錚硬漢，如今卻倒在了林彪、“四人幫”一夥屠殺老幹部的血泊中。
第二天，徐子榮的遺體被當作“無名屍體”火化了。林彪、江青和康生、謝富治之流迫害徐子榮致死還不罷休，竟然喪心病狂地還要泯滅他的骨灰。他們向我們宣布：叛徒、特務分子的骨灰，一不準進八寶山；二不準進公墓；三不準放在公安部院內；四不準留在家裏。在有960萬平方公裏的廣闊國土上，竟容不下一盒黨和國家的忠臣良將的骨灰，天理何在？！當時，我一氣之下，想把子榮的骨灰撒到北海裏，讓子榮清白來，清白去，落得個幹幹淨淨。但兒子清漳堅決不同意，他說：“我陪伴爸爸的骨灰到老！”在他被趕出北京的時候，偷偷將父親的骨灰打在背包裏，從北京背到四川，又從四川背到天津，輾轉幾千裏才僥幸保存下來。
子榮被害謝世後，我極度悲憤，我發誓要帶好兒女同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之流作拚死鬥爭。我的良師益友走了，我無比悲痛，幾乎整天沉浸在這場浩劫的憂憤和痛失親人的悲傷當中，終日不語，日夜難寐。在公安部汪金祥副部長又突遭逮捕的時候，我腦子倏忽一種錯覺，內心極度不安，有著難以支持和不願被侮辱的恐怖、反抗的心理，在一種難於自控的情況下，用刀紮壞了自己的喉管，皆倒在血泊中。
在醫院的急救中，“造反派”聲稱“對叛徒的老婆，隻能保命，不能治療。”從而使我留下了插管呼吸的終身殘疾。經北京醫院和同仁醫院的會診，診斷我患了精神分裂憂鬱症，經過在安定醫院半年的醫治，我的神態才逐漸恢複了。
我的病體稍稍好轉，又被“造反派”視為“叛徒的老婆”逐放到黑龍江筆架山勞改農場強迫勞動。我喉部插著管子，在“造反派”的監視、蔑視和粗暴的喝斥下，每天淩晨3時起床，在冰冷寒天裏掏廁所，晚上6時才息工，晚飯後還要接受批判。在這樣寒冷、緊張和超負荷的勞動中，我的喉部傷口感染了，接著軟骨塌陷，炎及胸骨、疼痛，發高燒。“造反派”是不會讓醫生為我治療的，但我不能等待死亡，在這山窮水盡之時，我想起在老家曾用梅花針製止感染的土辦法。於是，我求好心的人替我買了包繡花針，製成“梅花針”，按著穴位，每天不斷地紮。真是好人天佑，7天以後奇跡出現，不那麽紅腫了。總算又渡過了險關。
1975年，鄧小平同誌出來主持中央工作。我感到黨有救了，國家有希望了，徐子榮等老一輩同誌的平反也有望了。由於惡劣的環境、緊張的勞動和精神的變化，我的精神分裂憂鬱症又複發了，經公安部領導的批準，我被轉回北京治療。經過一段時間治療後，病情有了好轉。長期埋在我心裏的話，實在憋不住了，我在與人的交談中引發了對江青的議論。接著，我又就“六十一人”的問題向鄧小平同誌寫了申訴信。據說，鄧小平同誌講，這個問題不看信就知道是冤枉，看了信更覺是冤枉。
1976年4月5日，在北京暴發了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總理、怒斥“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同誌蒙受江青之流的誣陷，又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我對此很不理解，說了些鄧小平同誌是我黨難得的優秀領導人，有了他中國就有希望的話，並明確表示對撤銷鄧小平同誌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不理解。因此，我又被“造反派”新老帳一起算，打成了“翻案老手”和“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被軟禁在公安部第十八號樓，由“造反派”專案組審查。專案組長對我宣布：“不許回家，不許家屬探望。”我針鋒相對，提出質疑。後來，專案組對我作了宣判，專案組長宣布：“孟鬆濤是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解回原籍執行。”後來，“四人幫”被粉碎了，同年11月6日，我又不明不白地被釋放了。
九、冤案平反昭雪
197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為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真梅等5位同誌，召開了平反昭雪追悼會。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了追悼會，中共中央秘書長胡耀邦致悼詞。糾正了過去對徐子榮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肯定了徐子榮同誌一生為黨為人民所作的無私奉獻，在全黨全國範圍內為徐子榮同誌恢複了名譽。至此，徐子榮同誌多年沉冤得到了昭雪，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子榮雖然含冤謝世了，但公安部的同誌們沒有忘記他，全國公安戰線的同誌們沒有忘記他。1990年5月在王芳同誌主持下，公安部黨委在決定編寫《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同時，為緬懷徐子榮同誌輔助羅瑞卿同誌創建新中國公安部的功績而決定編寫《徐子榮傳》。薄一波同誌親自審閱書稿，接見撰寫組成員並給予重要指示，他還為《徐子榮傳》題寫了書名。陶駟駒同誌多次給予重要指示。俞雷、羅鋒同誌先後代表部黨委組織領導了這項工作。
公安部黨委還聘請席國光、姚艮、陸石同誌為編寫此書的顧問。劉複之、淩雲、李廣祥、王仲方等同誌，都曾經與子榮共事多年，對子榮的工作、作風和為人都非常熟悉，他們滿懷熱情地關心和指導《徐子榮傳》的撰寫工作，審閱初稿，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經過七年的時間，終於推出了一部描寫公安保衛工作卓越領導人的《徐子榮傳》，以告慰子榮在天之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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