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黃金十年 (圖)

轉貼：中國的黃金十年

　　古曰：“詩言誌”，作為 20世紀巨人的毛澤東，他所創作的絕大多數詩篇都與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有密不可分的聯係，1966年6月毛澤東寫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這樣一首政治詩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複雜運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降臨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剛剛改組的“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迅速傳向全國。2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聶元梓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響所及，北京及幾個主要城市的大學首先陷於動蕩之中。繼北大的陸平、彭佩雲被宣布為“反革命黑幫”之後，北京和各地眾多大學的書記與校長紛紛倒台。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依照曆次政治運動的傳統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隊。在他看來，這是新一輪的反右運動，隻是運動的規模要大大超過1957年（參見劉少奇：“批轉中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的指示”），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都對這場來勢凶猛的運動有些摸不著頭腦，他們都惦記著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同時，他們也不清楚毛澤東對這場新運動的具體想法。但作為中央一線的領導人，劉少奇必須承擔起指導的責任。

　　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二號人物，對黨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決策知之有限，這是很不尋常的。半年前的 1965年12月上旬劉少奇忽接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直飛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匆匆趕到上海的劉少奇下榻於錦江賓館，但毛澤東、林彪均不住此。劉對即將召開的會議內容一無所知，竟向賀龍打聽，對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麽會知道？很快，謎底終於解開，這是毛臨時決定為解決羅瑞卿的“問題”而召開的會議。同樣的情況幾個月後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當劉少奇偕夫人出訪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等國，於4月20日趕往杭州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時，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實。進入5月，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又命劉少奇在京主持解決“彭羅陸楊”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卻由康生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在這次曆時23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扮演的隻是一個會議召集人的角色，對會議的議程、全會通過的文件，無任何置喙的餘地。6月1日，又是在劉少奇事先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毛澤東又命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由於對許多重大決策並不知情，劉少奇等急於想了解毛澤東對運動的意見。 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澤東請示。然而，毛說話卻模棱兩可，讓劉等相機行事。（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4頁）劉少奇對這種情況並不陌生，多年來，經常是這樣。有時，毛會具體指示什麽，有時又深藏不露，說的話上下幾千裏，全靠劉自己去領會、揣測。為了確保準確執行毛澤東的指示，劉少奇還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澤東書麵匯報工作一次。

　　 1965年國慶節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8日然返回北京，在外地長達9個月，為毛曆次巡視時間最長的一次。在這次南巡期間，毛以杭州為基本居住地，來往於上海、南昌、長沙、武漢之間，所思所行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醞釀“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毛才離開杭州，經南昌轉往長沙。

　　 1966年6月18日，毛澤東在極秘密狀態下，住進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後待了11天。根據隨毛住進滴水洞的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耀祠回憶，在這十餘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毛“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喜歡戶外活動的毛這次僅讓張耀祠等人用輪椅推著離開洞口不過三百米，而毛的習慣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38－40頁）

　　形跡隱秘的毛澤東在滴水洞陷入深深思考。 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漢給江青寫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斷，這封信的基本內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這封信以外，毛在這段期間有無其他抒發胸臆的文字？對此外界長期不得而知，直到1996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集”是人們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還寫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談他對“文革”感受的，隻是毛未注明寫作此詩的地點。

　　毛澤東“七律 .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鬆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欄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細細閱讀毛澤東的這首七律，再來看他在 1965年前後的思與行，大致可以觸摸到毛發動“文革”的初衷。作為一位“堅定的革命家”（按：何種革命家？），毛終身信奉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鬥爭哲學”。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他仍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為此，不倦地領導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毛執著地相信，惟有不間斷地推進革命和階級鬥爭，才能推動中國的進步，並永葆中國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經濟困難造成嚴重後果，他個人的領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損害。從60年代初開始，毛已退入“二線”，毛的同事們雖然繼續尊敬他，但過去的某些過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進行了轉換。正是在這時，敏感的毛判定，神州開始“有事”了。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巴盧庫、卡博時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他“已經看出問題了”。後來幾年，毛越來越感到，劉等所做的一切都背離了他的“路線”，“革命”越來越像博物館的某種陳列（參見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第32－33頁）。1964年2月毛澤東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1000萬人，毛計算了一下：在6.5億人口中，這種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個（1964年2月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曹英等著：“特別別墅——紅牆以外的紅牆”，第268－270頁，改革出版社，1998）毛斷定革命正在衰退。劉少奇等注重生產、常規和秩序的務實做法，與毛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漸產生矛盾，這愈益激起毛的革命危機感，也促使他萌生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念頭。

　　對於毛澤東的這套思路，劉少奇在主觀上還是努力緊跟的。雖然劉傾向於常識理性，但他更知必須維護黨的團結。 1963年後，劉支持和具體貫徹毛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幾百萬，劉迅即部署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此舉以後又被毛指責為“形左實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創造出“兩種勞動製度”，“兩種教育製度”。在那幾年，毛、劉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並不明顯，可是毛為何對劉的不滿與日俱增？根本的原因是劉少奇“不聽話”，“另搞一套”。劉是全黨公認的理論家，但在中國，惟有毛才是共產黨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造者。如果僅僅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改了錯誤，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煩的是，劉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樣，毛頓時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而這才是真正“有事”之因。1964年12月，劉和毛就“四清”問題發生爭論，劉因在毛講話時打斷他的話頭，雖然事後劉向毛作了自我批評，但此事在毛眼裏，非同小可，是彼欲“取而代之”意圖的流露。毛認為，這不是什麽“尊重”和“不尊重”的問題，用毛的話說，對於原則問題，他說不會作出任何讓步的。毛將幾年來這些分散的現象加以綜合化，得出的結論是，自己的話在中國已經不管用了，劉少奇等要把自己變成“拍撫”。

　　 1964年12月26日，毛71歲生日這一天，他難得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設下宴席，請中央領導和一線勞模出席，事先他就準備在這個宴會上給劉少奇等一個突然襲擊。據當年毛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那天毛的女兒希望參加生日宴會，但是遭到父親的拒絕。毛對女兒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1964年末，毛澤東又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麵，訓斥劉少奇：“你有什麽本事，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現在毛要“反潮流”，要像孫悟空那樣，攪它個“周天寒徹”。

　　 1965年10月，毛澤東離開了讓他沉悶的北京（毛澤東在文革前經常說：“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慮皆是“反擊修正主義”的大事）。

　　 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氣：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可以造反。在毛的想象世界中，違背他意見的“修正主義者”，早已盤根錯節，非用大力不能摧毀。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隻是一個試探氣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麵為吳晗講話。毛不動聲色，將其一步步誘入包圍圈。1966年2月，在武漢東湖，毛與專程前來匯報“二月提綱”的彭真等談笑風生，彭真等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將大批判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但是一個月後，毛在杭州徹底否定了“二月提綱”。5月，更挖出“彭羅陸楊定時炸彈”，正所謂“青鬆怒向蒼天發”，毛之發怒挾以雷霆萬鈞之力，猶如摧枯拉朽，“修正主義者”、“不聽話”者，則“敗葉紛隨碧水馳”（1967年2月日，毛在北京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好幾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幾百萬，那是空話，他們不聽話嘛”，““人民日報”奪了兩次權了，就是不聽我的話”）。

　　依毛澤東的邏輯，“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對康生、陳伯達說，彭真已“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西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階級鬥爭，不鬥不倒”。他也一再告誡人民：“敵人是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的。反動派、敵人者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壞右，如今又增添了一個新品種：“反革命修正主義者”。隻說要讓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還需要堅強的意誌和高超的鬥爭藝術。對於這些，毛從來是高度自信的。那之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鬢雪飛來成廢料”，那是揶揄，也是對將其視為“牌坊”的劉等的一種憤怒。毛不僅精神旺健，身體也極為健康。他像戰爭年代指揮軍事作戰那樣，精心策劃每一個戰術計劃。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強軍隊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保衛工作（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領導班子改組）。1966年初，江青組織召開軍隊文藝座談會，用迂回的方式發起進攻。毛讓江青去找林彪，隨後又三次修改座談會紀要，並在座談會紀要上親筆加上“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的標題，林彪則將這份文件報給劉少奇等，經劉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發向全黨。劉少奇知道除了奉命惟謹，別無其他任何選擇（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巴盧庫、卡博時說，當時在北京“增加了兩個衛戍師”）。

　　 1966年5月，“彭羅陸楊”倒台後，高級幹部群情惶惶然，在驚嚇之餘同時又緩了一口氣，他們為黨中央挖出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慶幸，卻再也不敢往下想了。進入6月各省紛紛揭露出“三家村”一類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傳部部長，文化、教育廳長，高校校長，匡亞明、李達等都是在這期間被所在的江蘇、湖北省委“挖”出來的。然而毛卻壯懷激烈，為自己的下一步目標而思慮和振奮。

　　下一步的目標是誰呢？或曰：反、防修，深挖修根。隻是毛澤東從不喜歡無的放矢，反修防修須有目標，無此具體目標，一切大嗡大轟皆流於形勢，現在毛到了下最後決心的關鍵時刻：是否趕劉少奇下台？

　　 1970年，毛澤東對斯諾說，在1965年1月製定“二十三條”時，他已決定，劉少奇必須下台。但這是事後所言，無從證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這個問題上思路變化的過程。事實是，1965年1月，在劉少奇向毛澤東檢討後，毛似乎寬諒了了劉，盡管可以看到的線索是毛在為倒劉做精心的準備。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複雜多變，在作出決定後，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貫風格，這也是為何毛會獨自一個人長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澤東的隱蔽的世界，他的同事們很難裁度，隻有極個別的人才多少有些領悟，但他們都不敢在這微妙敏感的時刻去影響他的決定。毛的那些高級同事們雖然知道一年來毛對劉少奇不滿，然而十餘年前高崗反劉的下場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們謹言慎行，誰也不願涉足兩個主席間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讀書雜記中告誡自己，勿忘“古策”，在“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毛主席怎麽說，我就怎麽做”。康生在這類問題上也是“九段高手”，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必恭必敬， 60年代初，還主動請纓，要為劉編“選集”，即使在他個人大出風頭的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也顧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頌毛的同時，也不忘檢討自己在曆史上犯下的反劉少奇錯誤。長期在中樞行走的陳伯達，一直在兩個主席間走鋼絲，生怕稍有閃失，就會墜入萬丈深淵。確實，扳倒劉少奇，將是中國政壇上的一場8級大地震，畢竟從1945年中共七大始，劉就一直是黨的第二號人物。可能劉也意識到這一點，盡管他知道毛對自己有不少意見，但他顯然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質（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等在會見越南胡誌明主席時表示，“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已經挖了出來），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為工作隊員，進駐清華大學。

　　從 6月20日後，7月13日、19日、22日，圍繞派工作組的問題，中央上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笑臉相迎的康生、陳伯達，在會議上突然發生了頂撞，這是過去從未有的情況。

　　毛澤東在為自己下一步的設計而振奮，打倒“彭羅陸楊”，這不算什麽，在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黃張周”？中國要使世界震驚的何止是揪出幾個人，而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新人，創建共產主義革命的新形勢和新文化，這才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將來，“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毛澤東在南方 6月的瀟瀟雨中，想得很深很遠，他堅信，他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是人類曆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因為毛是在與人類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點“私”作鬥爭。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圍下，一些共產黨人對發展生產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發揚革命精神的興趣，而在發展生產的背後，則是與資產階級精神相通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適，追求物質，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這種“退化”作鬥爭，他相信，“公字當頭”的新社會是可以設計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當然，這場革命最後能否勝利，現在還難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將來的革命是否也將取得勝利，現在更不知道，然而這一切都阻擋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誌，那些顧慮暫且放在一邊，也許幾百年後，人們會認為今天的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後的事（參見1965年1月9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眼下要考慮的是具體問題，即這場革命將以何種方式來展開？

不久，毛澤東找到了領導革命的具體形式，這就是在黨的垂直機構之外，通過重組黨的宣傳媒介，再建立一個領袖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新渠道。在這個新形勢中，將實現領袖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新渠道。在這個新形式中，將實現領袖與人民直接交流。毛將暫時把黨的機構擱置一邊，在他的眼中，黨組織已被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牢牢控製，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設計加以過濾和改造，使之適合於他們的需要。毛已不願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領導的第一線，他所掌握的力量將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遠無法掌握的，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集合名詞“人民”。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說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 6月思索的果實很快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表現了出來。1966年7月16日，一聲驚雷震驚中國和全世界，73歲高齡的毛在武漢橫渡長江，突然在人民中現身，在響徹雲霄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毛與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終於找到了領導這場革命的具體形式。幾個月後，他說，通過三件事，吹響了“文革”的號角；批準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8月一日寫給紅衛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毛在6月的思考終於點燃起衝天的“文革”烈焰。由毛共製造的又一個曠古之災，終於正式發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