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打手和替罪羊康生

轉貼說明：此文不代表本人立場，僅供參考。毛澤東的打手和替罪羊康生 延安整風中，毛澤東在劉少奇、康生等人的支持下，徹底清算了以王明為代表的留蘇派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右傾投降路線，周因認錯態度好而得以留在核心層內。　　到1944年後半年，毛認為“整風”的目的已經完滿達到：他的對手一個個身敗名裂，而他本人已經成為無可爭議且不容挑戰的領袖。於是，他又開始為達到下一個目的而拋出替罪羊——康生。 康生在中共內的仕途，起家於以王明為代表的“留蘇派”，但康在黨內的迅速攀升，是因為他背叛王明而甘做毛的主要打手。　　1937年11月，初到延安的王明，受到毛的親迎，並一時贏得延安知識界的擁戴，那時的康生還在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誌萬歲！”　　然而，當康生敏銳地嗅到毛要與王明翻臉時，他就迅速背叛王明而投入毛的懷抱。　　正如高華先生所言：“康生是因其望風轉舵，出賣王明，和竭力撮和毛與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擁有的蘇聯‘格伯烏’經驗，而得到毛的特別信任和重用，繼而成為毛手中的一把利劍。”（見《紅太陽是怎麽升起的》 康生為了討好毛，從1938年就變成批王明的急先鋒，康生在表麵上仍然與王明十分親近，經常到王明住處去，以親信的姿態與王明交談各種問題，但隨後便跑到毛澤東住處，報告王明的思想、言論和動向。　　同時，康生還把他過去和王明在上海臨時中央時一起幹的壞事，統統推到了王明身上。　　康生還在不同場合表現出對王明的“義憤”，和張聞天、劉少奇、陳雲等人一起發起擁毛倒王的運動。　　康生還力排眾議地支持毛與江青結婚，由此獲得毛的完全信任，他的仕途也隨之騰達。　　1939年2月，毛任命康生擔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報和政治保衛工作的頭目，自稱中共的“捷爾仁茨基”,為他在整風時期的濫用權力奠定了基礎。　　到了延安整風時期，康生幾乎成為毛最信任的前台打手，一躍而成為領導延安整風運動的二號人物，身上又有了更高的職位——中央黨校校長和中央書記處書記。 那時的康生，可謂威風八麵、霸氣十足。閑暇時，康生喜歡身穿俄式皮夾克、腳登長皮靴、手牽狼狗散步，身後還跟著多名保鏢；整風中，他變成了毛手中的狼狗，毛讓咬誰就咬誰！ 毛澤東把罪責推給康生 整風使恐懼和壓抑籠罩著延安，導致了黨內外普遍的不滿，甚至造成了黨內分裂。　　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張聞天、劉伯承、葉劍英、博古等受到整肅的黨內大老，————與————毛的整風打手劉少奇、彭真、賀龍、陳毅、特別是康生等人之間，已經積下了很深的恩怨：　　“這兩部分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他們互不信任，充滿猜疑，在有些情況下則公開敵對。雖然在表麵上，他們的觀點一致。（弗拉基米洛夫（蘇聯）《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內部發行版Ｐ169） 當毛通過整風取得黨內獨尊地位後，他必須出麵收拾殘局，消解普遍的不滿和怨憤，掃除恐怖和壓抑的氣氛，以便全黨能夠真心團結在他的周圍，為抗日勝利後與蔣介石的內戰作最後的準備。　　在毛的人事布局中，除了王明完全出局之外，其他的中共高官還將為他所用。所以，毛需要通過某種方式緩和矛盾、化解恩怨、加強黨內團結，他必須找出收拾整風殘局的辦法與前台打手——把整風的全部罪過推到的康生的頭上。 為什麽毛要拋出對整風居功至偉的康生？　　因為，毛的前台打手康生運用的秘密警察、刑訊逼供和公開批鬥等手段，製造出“除了恐懼，還是恐懼”的氣氛。　　翻看能夠找到的關於延安整風的回憶，無論是擁毛者還是批毛者，無人不表示出對康生的厭惡和憤怒。　　即便是對毛澤東無限忠誠的毛的俄文翻譯師哲，在憶及延安整風時，也把全部罪過推到康生頭上。　　師哲在口述回憶錄中，提到王明和康生兩人時說：“反正王明和康生的‘寶座’是中國人的屍骨墊起來的。”　　談到整風時期的“搶救運動”，他專門列出兩個小結，題目分別是“康生的‘專政’”和“康生的‘才能’”。　　他說：“康生的‘搶救運動’搞得‘特務’遍地，人人自危，各級幹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　　以楊家嶺為例：中央機關也在‘搶救’，柯慶施的老婆已經被逼自殺了，柯慶施還在沒完沒了地挨批鬥。”　　他還列出康生發明的整人手段：　　１，精神折磨，刑訊逼供；　　２，挑撥離間，互相揭發；　　３，審查檔案，無限上綱；　　４，布置人員，引蛇出洞；　　５，坦白光榮，備受優待；（見〈我的一生——師哲自述〉第三篇“革命聖地”第二節“整風和肅反”，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當時身在延安的蘇聯人弗拉基米洛夫對康生也極為反感，不僅是因為康生監視著弗氏的一舉一動，更因康生作為情報局頭子的殘忍無情。　　據弗氏說：“康生局裏的工作人員，有百分之八十承認自己是搞間諜活動的。” 　　“中央醫院的工作人員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間諜活動罪。”　　 “在許多機構中，揭出來的日蔣‘特務’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百，在其餘的機構中，也不少於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說了就算。”　　所以，弗氏在日記中甚至用“刑官”的稱謂代替“康生”之名。　　他說：“刑官的活動根本不是背著中共中央主席幹的，他們對所有的問題觀點一致，……”　　“康生的親信殘暴得無惡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懷孕的婦女。我不僅要想，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麽樣的道德品質呢？毋需詳細觀察即可看出，他們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衝動一樣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觀。他們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沒有什麽實際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的各個懲罰機關中擔負職務的，就是這些腐化墮落的無恥之徒。他們動輒行使暴力，製造偽證，把人處死，寫告密信，以此來保證他們慢慢地然而是穩步地升遷，尤其重要的是，這使他們有吃有穿。虛榮、卑鄙，總是與口腹聲色之欲分不開的。”（均見《延安日記》） 與此同時，莫斯科的態度具有決定性作用。　　鑒於整風可能造成中共內部的分裂，斯大林決定出麵幹涉，毛澤東收到來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絕密電報，時間是1943年12月22日。　　密電要求：　　1，堅持國共統一戰線；　　2，停止對王明和周恩來的整肅；　　3，擔憂中共的某些幹部對蘇聯抱有不健康的情緒。　　4，特別提到對康生的疑慮。　　電報說：“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麵目全非，這樣做隻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 毛接到季米特洛夫來電後，立刻開始三個層次的運作，　　1，向蘇聯表示忠誠，強調整風並非整肅“親蘇派”；表白整風的光明正大，讓任弼時、周恩來等人向蘇聯澄清關於毛整人的“傳言”。　　2，通過利誘和恐嚇王明施加更大的壓力，逼迫王明不得不違心認錯，以此來堵住莫斯科的批評。　　3，讓康生作整風擴大化的替罪羊。 毛澤東本人太知道康生的邪惡和殘忍已經招致太多的怨憤和黨內分裂，也知道“那些遭受野蠻迫害的人與康生和解，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拋出康生不足於平複黨心民意所遭受的巨大傷害。　　毛的這種先利用再拋棄的辦法，無非是老一套的權謀：我毛澤東發動的整風運動和製定的整風政策是完全正確的，達到了整頓黨風、統一思想和加強團結的目的，而整風中出現的過火現象則是由於康生等人的錯誤執行造成的，與我毛澤東無關。 如此權謀的成功實施，需要幾大步驟：　　１，毛本人出麵批康；　　　　２，動員毛的追隨者、也是康生的同黨起而批康；　　３，最重要的第三步，找到一個在整風中受整肅的黨內元老出麵，讓他不計前嫌地通過批判康生來為毛澤東開脫。　　４，盡管已經有了替罪羊，毛還是要做出承擔責任的高姿態，但康生承擔的是實實在在的責任，而毛承擔的是抽象的虛幻的責任。　　也就是說，當抗日戰爭即將勝利、國共兩黨的內戰即將登場之時，毛最需要的不再是黨內整肅而是全黨的團結。　　所以，盡快讓全黨擺脫整風陰影，不僅需要毛本人出麵指責康生，更需要一位有分量的前台打手，正如整風時期需要康生充當前台打手一樣。 雖然，人們對整風運動的怨憤非常普遍，但隻要毛澤東不公開表態，就無人敢於公開表達不滿和批判康生，隻能在私下裏發泄怨憤。　　所以，要舒緩人們積淤在內心深處的怨憤，隻有讓他們把對康生等人的私下指責轉變為公開批判，這也隻有毛本人親自開頭才有可能。　　作為旁觀者的弗氏在日記中說：“黨內這種新的精神狀態，使黨員自發反對整風采用的那種摧殘心靈和侮辱人格的作法。不過，毛澤東還是牢牢地掌握著大權，引導這種‘安排好的抗議’按照最適合他的方式進行。　　既然如此，就需要譴責整風的具體執行者，而且提醒黨的幹部做好戰鬥準備。這裏的人如果不知道毛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誰都不敢開口的，因為他們隻有在毛本人所規定的範圍內才享有政治上的自由。” 一旦毛決定拋出康作替罪羊，毛本人便開始公開指責康生，毛反反複複強調：在整風運動中，康生走的太遠了，使正確的整風出現了偏差。　　他指責康生濫用權力，煽動起整人運動、濫用各種整人手法，搞亂了很重要的工作，嚴重破壞了幹部政策。　　以前支持康生的人和參與整人的其他人，也學著毛的樣子，紛紛起來把罪責推到康生，在整風總結會上對康生群起而攻之。　　據蘇聯人弗氏觀察：“康生的集團在土崩瓦解。甚至那些最近還支持他，拍他馬屁和奉承他的人，都在拋棄他。”“事情反過來了。所有那些由於自己在整風運動中的表現而壞了名聲的人，都設法把罪責推到康生頭上，以保全自己。” 彭真也是整風運動中的主要打手之一，直接聽命於康生。　　但當毛開始批康之後，“彭真和下級工作人員公開拋棄他們的上司。他們害怕被譴責和孤立，盡量與被他們‘鞭撻’過的人、特別是與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同事們建立關係。這些人青雲直上，權力和影響不斷增大。” “新四軍司令員陳毅就是其中之一。陳毅直到昨天還是康生的忠實支持者，現在不僅不承認自己與康有任何私交，而且在談話中還說了些批評康和對康很不尊重的話。……甚至在同我的一次談話中，陳毅也忍不住和我說了一些挖苦康的話。”（《延安日記》P275、278） 讓周恩來充當批康生的先鋒 眾所周知，毛澤東和周恩來同為中共元老，遵義會議前，周在黨內的地位一直高於毛。而且，在延安整風前的黨史上，周、毛兩人先後在軍事、肅反、土地政策、抗日統一戰線等問題上……有過不小的分歧，直到經過了延安整風，兩人地位才徹底變為毛為君而周為臣。 在整風中，周成為毛的重要整肅對象之一，周不得不作檢討。自此以後，周便完全匍匐在毛的腳下，充當毛的得力奴仆。　　毛與周之間發生的衝突，大都不是因為周真的有意冒犯毛，而是由於毛的不講理和猜忌。周得以屹立不倒且享受身後哀榮的秘密之一，就是他非常善於在毛麵前進行自我作賤的表演。 在張國燾、王明等中共前要人的回憶中，在毛的私人醫生李誌綏的回憶中，在高文謙對晚年周恩來的研究和高華對延安整風的研究中……盡管他們對周本人的評價有所分歧，但在如下這點上則是驚人地一致：在霸主毛澤東麵前，周可謂最肯於放下身段、拋開自尊的典型，也是最善於作自我檢討的典型。 據高華先生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記載：1942年後，在經過整風洗禮的延安，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力和聲望已經達到“如日中天”，中共高層的各色人等懷著各自的目的，開始了一場向毛獻媚爭寵的效忠競賽，　　被毛澤東重點整肅的留蘇派王明、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人，　　被毛澤東批判的為“經驗派”周恩來、彭德懷等人，　　在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的壓力下，一個個都企圖借吹捧毛來度過整風的難關；“擁毛派”劉少奇等人更想借捧毛而更上一層樓。　　也就是說，延安整風主要由兩個方麵構成：　　一方麵是清算政治對手——王明、博古代表的教條主義和周恩來、彭德懷代表的經驗主義；　　另一方麵是發動中共曆史上的第一次造神運動，由劉少奇領銜。　　高華先生認為：在中共曆史上，此前從來沒有過頌揚領袖的傳統，對領袖進行大規模頌揚始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毛的同僚們率先對自己的同事毛澤東進行熱烈讚美，並迅速把毛捧為淩駕於中央集體之上的“尊神”。（見《紅太陽》P608） 當時，捧毛頌毛的行列幾乎囊括當時的中共高層，劉少奇、朱德、彭德懷、陳毅、羅榮桓、陸定一、康生、王明、張聞天、博古、鄧發、王稼祥等等，周恩來當然不會例外。　　而且，周捧毛的意義遠比其他人重要。高華分析說：“作為黨的幾個曆史時期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對毛表示心悅誠服，對其他老幹部將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如今周恩來都向毛澤東表示了忠誠，黨內還有誰不能低下他們高貴的頭呢？”（《紅太陽》P614） 在毛被捧為黨內獨尊後，由劉少奇鼓吹的“毛澤東思想”也就成為全黨的“聖經”。毛在日常事務中與黨內其他同僚拉開了距離，毛的演講已經變成了“主教兼先知的布道”，坐在下麵聽講的黨內高官們則是信徒。　　美國記者白修德於1944年10月訪問過延安，他親眼見到過這樣的場麵：“毛澤東發表演講，一班高級領導人聚精會神手執筆記本奮筆疾書，其狀況似一群恭敬的小學生在聆聽老師的教誨，而周恩來則坐在毛麵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舉持小筆記本，稍微有點晃動，引人注目地在記錄那篇偉大的講話，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能看到他對偉大導師的尊重。’”（《紅太陽》P614） 毛澤東不愧為玩弄陰謀政治的老手，他為平息眾怒和收拾殘局，選擇已經完全臣服的周恩來收拾整風殘局，讓周充當整肅康生的前台打手，再次顯示出毛澤東權術的老辣陰毒：　　首先，周在黨內的老資格和在整風中被整肅的遭遇，對於整風中那些倍受冤屈的老幹部極具勸誘力，可以利用周的威望收買眾多被整肅者的人心。　　其次，毛很了解周的人格弱點，已經完全屈從了的周恩來，自然最願意找機會在毛麵前表演忠誠，毛就恰逢其時地給周提供向毛獻媚的機會。　　所以，在糾正整風偏差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在其他與會者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周恩來突然站起來發言，高調對康生發難並公開指責整個整風運動。 弗氏的日記對此有具體的記載：“周到目前為止一直在積極執行整風的安排，還作過丟臉的講話，保證以後不犯類似的‘錯誤’，而現在卻突然要求起譴責整風的形式和方法來了！周得到中共中央主席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是毛用周作自己的傳聲筒，向黨員幹部呼籲：”你們受了冤枉罪！你們是無辜的！工作吧！不要害怕工作！‘當周恩來相信聽眾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時，就不要求譴責整風本身，而是要求把罪過歸到整風的具體執行者身上了。　　……周恩來的講話矛頭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　　……周恩來在講話中讚揚了毛的英明，接著就說康生嚴重違背了毛澤東製定的關於整風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主席為對黨員幹部進行審查，製定了九條規定，周恩來說，‘康生違反和無視這些規定，專橫地不管這些規定。’　　周恩來的講話還有另一方麵的目的。顯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澤東分開，把康生列入反對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間。他這樣做是想達到幾個目的。　　首先，他竭力不去傷害毛澤東，明確指出應對鎮壓負責的人，為毛洗刷，以此來討毛的歡心。　　其次，他力圖損害情報局頭子的威信。這樣做，不僅周自己感到滿意，而且所有在康生的淫威下吃過苦頭的人都會滿意。康生的失勢同時也就使他無法再報複了。　　“因為周恩來太清楚：在中共領導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但是，在公認毛澤東的權威，以及痛恨康生這點上，大家是一致的。”（《延安日記》P279-281） 就這樣，完全在毛的掌控下，通過對整風的糾偏和批判康生，毛的目的果然完滿達到了。對此，弗氏評論道：“事情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旨意發展。現在，中共中央主席想把整風發生‘偏差’的過錯全都推到康生頭上，自己落個一身清白。很多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例如，中共中央主席把情報局頭子寫的所有文章都交給博古（！）修改。博古是康的死對頭，他始終沒有跟康生講和，而且總叫康感覺到，自己是個不足取的人。”（《延安日記》Ｐ２７４）　　“毛澤東越來越有權威了（這種權威在中共黨內事實上是有爭議的）。他把犯了罪說成是立了功！事實上正是這樣。現在，他享有‘先知’和‘青天’的名字。人們感激他，讓他們重新工作，感激他尊重他們，以及公正地對待他們。”（同上Ｐ２７５－２７６）　　“黨員都高興了。他們認為１９４２和１９４３年的鎮壓是一種偏差，而應負全部責任的隻是康生及其一夥。對這種看法，毛聽任其發展。這是一種策略。他還是一身清白、英明、完美無缺。他是沒有過錯的。中央需要開展整風運動，但遺憾的是，這個運動被‘具體執行者’搞偏了。中共中央主席對整風的看法，隻能這樣來解釋。”（同上P２７２） 弗氏對毛拋棄康生的步驟有清醒的認識：首先，他為自己開脫而必須指出一個對整風偏差負有主要責任的人，這個人就是康生。“這是對康生的狠狠一擊”；其次，他宣稱：整風運動本來計劃得好好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他非常嚴厲指責整風出現的偏差，他說：“清洗黨的幹部運動的方法是錯誤的，有害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專橫的。又是一擊！”再次，當大多數人把憤怒集中在康生頭上時，毛澤東作出高姿態，在全黨的大會上主動向台下的臣子們脫帽致歉，贏得愚忠者們的感恩和掌聲；最後，“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將有一些領導人作報告，毛在分配任務時，竟把情報局頭子給‘忘了’，不讓康生作任何報告。又是致命的一擊！”（同上Ｐ２７４） 同時，毛開始啟用那些在整風中遭到整肅的“親密戰友們”，如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博古、聶榮臻和葉劍英等人，而冷淡康生等人。　　本來，康生充當毛的打手的陰險和殘暴，已經使他在大多數黨員幹部中喪失威信，人們“尊敬”他僅僅是因為他背後有毛澤東，與其說是“尊敬”，不如說是恐懼。而毛一旦拋棄他，他也就失去了在整風中所擁有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　　前兩年還有權有勢、威風八麵的康生，現在變成了人人喊打、人人鄙視的替罪羊。正如弗氏所言：“中共領導內部政治上的均勢已大為改觀，對於情報局頭子很不利，這是越來越清楚了。　　隨著親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實力派的興起，康生有利於孤立了，這樣說並不錯。”（同上Ｐ２７８）麵對毛澤東的突然發難，“康生不知所措了。他沒有料到他所崇拜的恩主會來這一手。”（同上Ｐ２７４） 康生也因毛的態度而故意低調了一段時間。雖然他仍然是書記處書記，但他卻幾乎推掉所有拋頭露麵的機會；即便不得不參加中央會議，他也很少講話。時間一長，他的深重罪孽也逐漸被人們淡忘了。 拋出康生來收拾整風殘局，安排周恩來作為批判康生的打手，而一手發動並全盤操控整風運動的毛澤東本人，卻顯得大度而謙遜，知恥而後勇，以四處道歉來收買人心。　　據師哲記述：“毛澤東親自到中央黨校、行政學院等單位，向被審查的同誌們承認錯誤，他明確承認‘搶救運動’搞錯了。他說：”同誌們受委屈了，有些怨氣是不是？搶救運動是把敵人的力量估計過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計過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務如麻，傷害了許多好同誌。事情不是我直接幹的，但是我要負總的責任。這場運動好比是夜間演習，沒有用真槍實彈，用的是[石灰包].夜間看不清楚，分不清敵我，打在了自己人身上，留下了石灰印。天亮一看，原來打的是自己人，打錯了。這時，把石灰印拍掉，向你行個禮，賠個不是。現在我就向大家行個‘脫帽禮’，請大家原諒！大家要是不原諒，我就不戴帽子。’說著，摘下帽子，深深鞠躬。在場的人早已感動得淚流滿麵，向毛澤東報以熱烈掌聲！“（〈我的一生〉Ｐ１８２） 然而，這些被毛的脫帽鞠躬所感動的老革命們，在體驗過跟隨毛登上天安門的喜悅之後，接下來的就是更殘酷的“延安整風”的不斷重演，從捧毛最賣力的劉少奇、林彪到對毛忠心耿耿的陳伯達、羅瑞卿，一個個全都死無葬身之地。　　而這時，毛澤東也在奴才們的萬歲聲中進入了“無法無天”的化境，無論鬥死整死多少人，也無論那些被整肅的人多麽“勞苦功高”，毛再不會、也不用脫帽鞠躬道歉了。 善終的康生也被鞭屍 這樣的毛澤東對康生這樣的得力打手，是不會置於死地的，沒準以後的哪一天還用得著。所以，毛在康生完成了替罪羊的任務之後，又暗中保護康生過關。雖然，中共七大沒有安排康生的發言，但也沒有讓反思整風運動和批判康生變成七大的主題之一。更有甚者，在七大上，他還被選為中央委員，緊接著的七屆一中全會上，他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49年後，康生沉寂了一段時間後，先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大批彭德懷，繼而在毛、劉之爭最激烈的七千人大會上力挺毛澤東及其大躍進。　　於是，1962年，毛澤東再次重用康生，讓他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蘇論戰時期，毛欽定康生負責“九評”的撰寫，派康生率中共代表團赴國外參加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會議。毛對“九評”很滿意，康生升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書記處書記。　　在文革中，康生再次成為毛的前台打手，在打倒劉鄧路線上格外賣力，成為“準政治局”中央文革的一員。　　在1969年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在隨後的毛、林衝突中，再次看毛澤東的眼色行事，進一步贏得了毛的信任，在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康生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上，康生繼續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雖然，在毛還活著的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了，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許多領導人送的花圈，也算是政治上的“善終”。　　但隨著毛的死亡和文革結束，在鄧小平領導的否定文革和平反昭雪的運動中，康生與四人幫一起再次成為毛的替罪羊之一。　　1980年10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康生被列為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的雙料要犯之一，被指控為“陰謀家”和“反革命兩麵派”。　　會議專門作出關於康生的決議：中共中央鑒於他犯下的嚴重罪行，決定開除其黨籍，撤銷其《悼詞》，公布其罪行。隨後，康生遭到全國性的批判，變成遺臭萬年的惡棍。 由此可見，從延安時代開始，中共內部權爭的曆史，事實上是完全以毛的意誌為轉移的曆史。所謂權爭，絕非某位高官敢於向毛的權力挑戰，而隻不過是所有高級奴才向他們的唯一主子毛澤東競爭寵幸而已。 2006年12月27日（首發《觀察》2006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