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誌是揭開四川迷霧的第一個關鍵人物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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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章內容不代表本人立場。

3。廖伯康簡曆：

　　廖伯康——原四川省政協主席。

　　1924年出生。1947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係。

　　1953年4月廖伯康被選進重慶市團市委，任副書記；後又任重慶市團市委書記兼重慶市市委辦公廳副主任。

　　1963年8月10——19日，重慶市團市委召開四屆十一次委員（擴大）會議，對團市委書記廖伯康等個別領導同誌犯有的“階級立場、政治方向的嚴重錯誤”進行了批判。

　　1983年2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發出《關於轉發重慶市委<關於肖澤寬、李止舟、廖伯康三同誌的平反決定>的通知》，給予徹底平反。

　　1985年2月17日後，廖伯康曆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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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伯康：耀邦同誌是揭開四川迷霧的第一個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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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伯康：耀邦同誌是揭開四川迷霧的第一個關鍵人物


1962年6月19日共青團中央在北京召開三屆七中全會，我是1957年共青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團中央委員的，也通知我參加這次中央全會。

　　這次全會召開之前不久，即在1962年初黨中央召開了以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為主旨的黨內最大的一次幹部大會，參加者達七千人，故稱之為七千人大會。這是當時的曆史背景。

　　至於對大躍進的評價，正如黨中央在第二個《曆史問題決議》中所說：是毛澤東同誌、中央和不少地方領導同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大躍進實際上演化成了大倒退。在這一場遍及全國的巨大災難中，四川是全國最突出的重災區。　

　　四川問題如此嚴重，要不要利用這次開會的機會直接向胡耀邦同誌反映實情呢？我在去北京之前，曾經思之再三。

　　因為當時四川省委的第一書記李井泉既以左傾著名，又以整人厲害著稱，一些同誌言出而禍隨，我是親眼目睹的。

　　但同時也浮現出我1961年到長壽縣渡舟公社親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鄉的人群因饑餓而周身浮腫、氣息奄奄。什麽叫‘家徒四壁\'、‘田園荒蕪\'、‘野有餓殍\'，我也是親眼目睹的。

　　人民群眾生活如此悲慘，四川死人如此嚴重，我豈能知情不報？林則徐曾自勉：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作為共產黨人，我實在不能作其他的選擇。　

到北京後，我首先見到的是原來在重慶團市委工作後調團中央的曾德林、羅玉清、向洛新、陳家俊等人。

　　曾德林說：你們四川是怎麽搞的？不斷有人寫信說吃不飽，腫病多，要求寄糧票給他們。在北京工作的四川人幾乎都收到這樣的呼籲和求助的信。

　　我說實際情況比你們現在所了解的要嚴重得多。你們現在所說的困難，多半是城裏人的困難。真正嚴重的問題是在農村，農村不僅是腫病流行，而且是大量餓死人的問題。

　　這引起了時任團中央侯補書記兼辦公廳主任曾德林的注意。他隨即向胡耀邦同誌作了反映，這就引起了耀邦同誌的深深憂慮和高度注意。　

團中央這次全會開的時間很長，從6月19日開到7月9日結束，超過了二十天。會議開始時黨中央建議這次全會在討論原定議題之前，用三天時間讓大家充分反映黨中央在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在各地的執行貫徹情況。

　　在三天的討論中，我基本未發言，這更引起了耀邦同誌的注意。他知道，過去在團的曆次會議上，我是屬於喜歡發言有話直說的人，他也知道我對四川的嚴重問題深感不安，可為什麽在這次會上又不發言呢？一定是有難言之處。於是他提出要單獨找我談談四川的情況與問題。

耀邦同誌一貫重視調查研究，過去找我們匯報重要問題時，常常是秘書、速記員、部門的同誌一起聽匯報。而這次他卻隻身一人來到我們住地前門飯店，神色凝重手裏拿著厚厚的一疊稿紙和一大把削好了的鉛筆。　

　　在前門飯店一個很大的會議室裏，就隻有我們兩個人，是真正的單獨談話，顯得十分慎重。我一向對耀邦同誌非常敬重，不是因為他的職務，而是因為他的卓越才識、他的道德人品、他的求真務實作風和他那一顆為人民為革命的赤子之心，因此我十分願意向他傾訴積鬱在胸的一切。

談話時，我向耀邦同誌反映：四川在大躍進中是突出的重災區，目前仍困難重重，難以度日，幹部議論紛紛，憂心忡忡，不知道中央是否了解四川的真實情況？

　　由於李井泉在一係列問題上推行左傾政策倒行逆施，致使農村生產力遭受極大破壞，糧食嚴重減產，卻又上騙中央浮誇虛報。

　　由於糧食實在沒有那麽多，隻得壓低群眾口糧來充數。

　　北京的幹部每月口糧是三十斤，而四川的幹部口糧每月隻有十九斤。

　　至於農民每天的口糧隻有十六兩秤的四兩至六兩的原糧穀子（相當於十進位的二兩多），許多地區連這點吊命的糧食也得不到保證，因而農村人口普遍浮腫，大量餓死。

　　為了強行推行他們左傾政策，李井泉還幾次在農村中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在幹部中又大搞反右傾鬥爭，打擊一大片講真話的同誌。

　　61年時全國形勢已經開始有所好轉，而李井泉仍繼續推行其左傾政策不回頭，致使四川地區困難還在不斷發展。在這千百萬人民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廣大幹部憂心如焚，惶惶不安，切盼黨中央、毛主席能了解下情，采取緊急措施以解民於倒懸。

耀邦同誌聽匯報時神態專注，邊聽邊記。接著，我向耀邦同誌談到我是怎樣知道四川農村的有關情況的。

　　我說，1960年11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按《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對各地農村進行整風整社。當時重慶所三個縣：巴縣、長壽、綦江也分別組成整風整社工作團下到農村。市委組織部長肖澤寬是巴縣工作團團長，市委副秘書長李止舟是長壽工作團團長，我是市整風整社的辦公室主任，專管匯集了解三個工作團的情況。

　　我自己也到長壽渡舟公社作過實際了解。有的生產隊已經遍地荒涼，滿目瘡痍，十室九空，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慘狀。

　　左傾政策造成的災難，實在令人震驚，發人深省。

　　更令人震撼的是我從省委下發的一個文件的附表中了解到四川1961年的人口數字隻有6200萬人，我又查了《全國的戶籍年報》中四川在1957年的人口是7200多萬，兩數字相減，四川人口減少了上千萬人，這不是戰爭年代，是和平建設時期；主要不是天災而是人禍造成人民群眾大量死亡，左傾思想、左傾作風、左傾政策竟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　

　　這幾年四川的問題是死抱著左傾不放，把左說成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認為左比右好。再加以大抓階級鬥爭，對幹部實行過火鬥爭，搞得幹部人人自危，不敢講真話，也不敢向上級和中央反映真實情況。

　　而且一搞鬥爭就要把敢於講真話的幹部鬥垮鬥臭，就是查曆史、查成份、查社會關係、株連家屬，對生產隊的不脫產的基層幹部也大搞抄家抓人。搞得不僅農村社員視當幹部為畏途，連家屬也不讓親人去當幹部，免得鼓掌送上台，棍棒打下台，而且怕全家遭株連。

　　過火鬥爭不僅破壞了黨內民主，更滋長了專製主義、命令主義，弄得幹群關係、黨群關係、上下級關係十分緊張。

　　平時李井泉對中央要求民主，強調四川特殊，對下麵則搞奴隸主義，強調絕對服從。李井泉說，你執行省委的決定，錯了有省委負責；如果不執行省委的決定，即使事實證明你是對的，也犯了組織錯誤。這樣，誰還敢提不同意見反映真實情況？

　　尤其不準談餓死人的問題，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的脆弱性、動搖性。　

　　李井泉的左傾的指導思想在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上表現得很突出。匯報時我舉了幾個例子：

1、1959年4月毛主席為了糾正當時農村中的一些左的作法，寫了一個《黨內通信》的六條指示，李井泉在四川就沒有貫徹執行，李井泉說，為了怕毛主席的《黨內通信》發下去起副作用，便在毛的指示前加上自己的批語：要從積極方麵去理解，不準地市再往下發，接著又要求各市地把毛主席的指示通通收回。四川不少地方的幹部甚至還不知道有這個文件。後來四川發生的許多問題都與扣壓了毛主席的這一文件有關。

2、1959年毛主席提出的養豬方針是公養私養並舉兩條腿走路，接著又進一步補充為公養私養以私養為主。李井泉則篡改了這一方針，說生豬是生產資料隻能公養。在現實生活中農民養豬利用家中的老弱等半勞力打點豬草就可以把豬養肥，到年底殺了豬過年有錢有肉還可增加市場供應，這本是公私兩利。但李井泉卻違背中央指示，又不關心群眾疾苦，堅持不讓社員自己養豬。
3
、1959年6月，中央專門發了一個《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指出在大集體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許這種小私有，實際上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並不是什麽發展資本主義。而李井泉硬是把這一指示扣壓下來，不準下發，這是造成四川死人多的原因之一。

4、1959年後，毛主席多次提出不得在農民中搞反瞞產私分，1960年黨中央又專門發出文件重申此令，可謂是三令五申。可是一直到1961年李井泉還在四川各地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造成違法亂紀的嚴重惡果。

5、1961年下半年毛主席指出：公社分配以大包幹為好，不要搞三包一獎，說搞三包一獎是煩瑣哲學。可是李井泉卻說，我搞的三包一獎是從南充的火花公社的經驗總結出來的。在四川隻能搞三包一獎，不能搞大包幹，並且說不按照省委這個辦法搞，就是藐視省委。

6、李井泉在工作中主觀臆斷、獨斷專行、搞了許多瞎指揮。如他不顧有無條件硬性規定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冬水田放不幹，種了小麥也欠收；待第二年小麥收割後，如果老天爺不及時下雨，田中無水，秧苗也插不上，既誤了農時，水稻也減產，結果是小麥水稻兩頭失落。

向耀邦同誌匯報四川的問題是我此次來北京的一大願望。當時我心情有點激動，但努力控製住自己的情緒，我平靜地說，他冷靜地聽，不斷地記，隻是不時有些插話，　說某個問題河南有，某個問題安徽也發生過。我突然覺得耀邦同誌好像在為李井泉辯解似的。麵對四川如此嚴重的問題，他既未發表明確看法，又未提出解決的意見，更沒有一個結束語，長達三個小時的匯報，似了猶未了就結束了。耀邦同誌可能也覺察到我的情緒，似乎未能暢所欲言。　

　　　但隨後卻出現了我意想不到的事。原來是耀邦將我和他談話所作的記錄交給了團中央另一位書記胡克實同誌，由胡克實同誌專門整理成一份簡報直接報送黨中央書記處。

　　與此同時，耀邦又親自向黨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黨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口頭匯報，並建議尚昆同誌直接找我談談。

　　耀邦同誌說，廖伯康談了四川的許多嚴重情況，但似乎言猶未盡。尚昆同誌問如果黨中央書記處找他談話，他會不會談呢？耀邦說，那樣他肯定會全盤托出的。這樣就確定了要我到黨中央書記處直接匯報四川的嚴重情況。

　　直到這時，我才領悟到耀邦同誌和我變話時為什麽要采取那樣的態度，隻是冷靜地聽，不斷地記，而不隨意評論是非對錯。

　　因為我反映的不是一般情況，而是中國人口最多的一個大省的嚴重情況，這些問題又主要涉及到一位在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個大區、大省的第一書記，作為團中央書記的第一書記，當著那個地區來的幹部，他能公開評說什麽？譴責什麽？提出什麽解決的辦法和意見？他的穩重沉著正是他在黨內久經磨煉，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的風範，說明他在聽取匯報時他那顆為黨為民的赤子之心就已成竹在胸早有打算。而我卻未能理解。

　　像四川這樣嚴重的問題，隻能由黨中央直接出麵才能得以解決。而正是由於耀邦的安排我才得以去到黨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那裏作了翔實的匯報和反映。

　　這便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下冊190頁中記載：6月28日下午約重慶市青年團二同誌來談話，談農村工作問題，由3時到6時半。　

　 耀邦同誌是一個思考周密的人，既然要了解情況，又要保護幹部，因此才獨自一人找我談話，以免發生人還未回到四川，棍棒早已高高舉起。

　　同樣，去到黨中央書記處匯報，為了掩人耳目，也是由團中央出麵向我所在的小組請假，說要我去參加會議文件的起草。然後再由團中央候補書記兼辦公廳主任曾德林陪同我和重慶團市委副書記於克書去到中南海。從安排的具體作法看來，有點像搞地下工作似的。這也反映出當年黨內民主生活的實際情況。　

在中南海匯報的地點是黨中央辦公廳小會議室，參加的人有尚昆同誌、中央辦公廳群工組組長以及另外兩個秘書，三個人作記錄，加上我們去的三人一共七個人。匯報的方式采取問答對話形式，內容雖然和我向耀邦所談大體相同，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卻更加深入具體。

　　　如問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數字是怎樣來的，尚昆同誌還將中央得到的幾個數字提出來作比較，並深入研究四川為什麽會死人上千萬，究竟是在哪些政策上出了問題，我們都一一作了回答。　

　　最後結束時，我說今天所反映的隻是問題的一部分，建議中央派人去四川作進一步了解。

　　尚昆問派什麽樣的人去，我說派部長級的幹部去，省裏會有大批人陪著，很難了解到真實情況；派處以下的一般幹部去，對大的方針政策性的問題又不容易搞清楚，最好是派司局級的幹部，尤其是四川籍的司局級幹部，以回家探親訪友的方式可以直接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　

同年7月2日，黨中央書記處開會，由鄧小平同誌主持，李先念、李富春、譚震林、楊尚昆等人參加，楊在會上將我們向他匯報的四川情況以及我們建議中央派人去四川的要求作了匯報，並得到黨中央書記處的同意。　

根據黨中央書記處的決定，楊尚昆會同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在中南海西樓召開了中直機關各部委一把手的會議，文化大革命中把這次選派來川幹部的會議，稱之為西樓會議。

　　會後，從各部委中選派了十六位四川籍的司局長。另外，楊尚昆和毛主席的秘書、中辦副主任田家英又單獨派了中辦財貿組副組長肖風來川了解情況，肖風原來是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他以記者的名義來川調查，返京後所寫的四川調查情況材料也是直接交到田家英和楊尚昆那裏。

　　來川的這些司局級幹部直接找我們了解的除肖風外，還有二機部原子能局副局長鄧照明、二機部辦公廳主任牟愛牧，間接接觸的有中央調查部辦公廳主任徐淡廬。他們都作了深入的調查，回北京後都向中央寫了書麵報告，使中央對四川的實際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上述一係列活動，終於使四川情況從一團迷霧中得以真相大白，而耀邦同誌則是揭開四川迷霧的第一個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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