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賀龍喝雨水,餓肚子,吃野菜——生前最後一餐也沒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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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報》專副刊-小說連載-第15版
紅牆見證錄（147）
尹家民
147 離開中南海
就在林彪反革命集團大肆加緊誣陷賀龍的同時，江青反革命集團也參與進來。林彪向來對江青吹捧之至，說江青“是我們黨內同誌中很傑出的同誌，也是我們黨的幹部中很傑出的幹部”。
１９６８年３月，林彪還使出招數，把江青的行政級別從九級提到五級。
是林彪一手將江青扶上台的，於是在陷害賀龍元帥的陰謀中，江青等人積極地進行配合。“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江青不顧中央關於對賀龍問題隻在小範圍內打招呼的精神，跑到清華、北大等地對紅衛兵頭頭們進行煽動。之後，又找到賀龍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兒子賀鵬飛，惡狠狠地說：“你爸爸犯了嚴重錯誤，我們這裏有材料，你告訴他，我可要觸動他了!”
在江青等人的煽動下，元帥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機密文件被搶走了，圍攻的人擠滿了庭院，“打倒賀龍”的大標語貼滿了庭院以及首都的大街小巷。
１９６７年年初，在“一月風暴”席卷下，“文化大革命”進入向“走資派”全麵進攻、全麵奪權的新階段。
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經毛澤東批準，在軍委副主席林彪主持下，中央軍委在京召開了碰頭會，然而身為軍委副主席的賀龍卻被剝奪了參加會議的權利。
林彪、江青在會上竭盡能事，對賀龍進行誣陷、誹謗。
林彪說：“全麵內戰現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勝。”
“兵壞壞一個，將壞壞一窩。賀龍到處搞奪權，他不是正派人。”
江青說：“零敲碎打是不行的，要宣布徹底革命，要選中打擊目標。”
林彪說：“賀龍搞鬼名堂，鞏固山頭，擴大山頭。搞鬼名堂是彭德懷、賀龍。一是兵痞、一是土匪，他們的總路線與我們不同，他們的靈魂深處是大陰謀家……”
“不要看他不搞政治，他同羅、鄧、彭結合起來就不簡單。”
“賀、羅、彭是一幫的。”
江青：“三結義現在直接跳出來了。”
林彪：“南昌暴動有了他成了拖累，不然仗就打好了……”
在林彪和江青的煽動下，賀龍和夫人薛明每轉移到一個新地方，就有人來揪鬥。麵對襲擊，賀龍憤怒地說：“這是搞的什麽名堂喲!我應該去見見他們。”薛明和他身邊工作的同誌十分擔心。他卻笑了：“難道我不了解群眾?!難道群眾不了解我?!”薛明不能讓丈夫出去，勸他道：“那也得請示總理呀!”賀龍隻得說：“那好，聽總理的。”
薛明和賀龍來到周恩來家裏，向他請示。周恩來關切地說：“你身體不好，不能見。有我頂著。”當時，周恩來總理叫秘書接通了賀龍家裏的電話，指示圍攻的人群撤走，並留賀龍夫婦住在自己的家中。
周總理親自為賀龍夫婦安排了住處。鄧穎超還叫秘書帶上信箋來說：想吃什麽就寫上，讓廚房的同誌做。周恩來對賀龍一家無微不至的照顧，使賀龍深深感動了。他萬分感激地說：“總理你真是教育了我們兩代人啊!”
周恩來多麽想把賀龍留在中南海啊，但是這顯然不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動下，中南海也鬧了起來，許多中央一線領導都受到了衝擊。
１月１８日，周恩來與賀龍正式談了一次話，還約了江青。江青不但不來，還指使人在約定時間，把宣傳車開到中南海牆外，高喊“打倒賀龍”。
在刺耳的呼號聲中，周恩來對賀龍說：“毛主席都和你談過了嘛!”接著又不無遺憾地說， “我本想讓你住在中南海，但現在中南海也有兩派，連朱老總家的箱子也被撬了。
為了你的安全，我另外給你找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來。”
周恩來又說，“我估計你一下子還不會適應，你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讀讀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練一練毛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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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見證錄（148）
尹家民
148 朝夕相處
賀龍牢牢地記住了總理囑咐，並讓薛明幫他記下來。然而，這卻是他聽到的總理的最後一次談話，這次晤談，竟成了兩位共同戰鬥了４０年的戰友的永別。
１月１９日這天，一輛米色伏爾加轎車開出了中南海，向西郊方向馳去。
中南海裏，就在“伏爾加”出發的那幢住所前，一個瘦削的身影佇立在門下。他半側著身軀，右手已握成了一個拳頭。
半晌，他似乎決定了什麽，轉身走進屋裏。“崇碧同誌，”他對衛戍區司令傅崇碧說，“我想了又想，你還是趕緊到西郊去一趟，親自把賀龍送到八大處。不這樣我不放心!”
“總理，我保證把賀老總安全送到。”
臨走，周恩來又補充了一句：“賀老總到了以後，你立即來個電話。”
米色伏爾加迎著風雪疾馳。在它的後座上，坐著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和妻子薛明。當轎車行至翠微路時，司機卻沿著環形車道拐彎向東，朝北京站方向馳去。“同誌，不是去西山嗎?怎麽……”賀龍疑惑地問。
“賀老總，這是總理親自安排的。”司機回答道。
一路紅燈，轎車走走停停，最後突然轉進一條岔街，鑽進一條胡同，停在一輛黑色上海牌轎車後麵。
“賀老總，我隻能送到這裏了。”司機十分抱歉地說，“請老總坐那輛車子繼續走。”
“哦!沒關係，沒關係。”元帥說著，跨出車門與妻子一道上了上海牌轎車。轎車的引擎響了一聲，滑出了胡同口……原來，為了賀龍夫婦的安全，周恩來要求嚴格保密，還特意安排中途換車。
周恩來安排賀龍夫婦住的地方，是建在山腰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警衛戰士，隻有賀龍夫婦二人。
賀龍與薛明共同生活的幾十年中，長時間住在一起還是頭一次。戰爭時期，賀龍戎馬倥傯，少有短暫相聚，多是長久離別。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賀龍率部進軍豐鎮、集寧，經過延安的柳樹店薛明和兒子的住處，如不是警衛員提醒，賀龍也許就疾馳而過了。薛明抱著兒子在路邊等他，他在卡車上伸出手和兒子握握，隻說了句：“長大了當兵。打完仗再見!”然後就驅車遠去。
解放後，黨和國家賦予賀龍的責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於繁重的軍政工作。平時常常是清晨匆匆離去，夜晚遲遲歸來，要不就是長時間外出開會、視察。在這個半山腰的平房院落，賀龍夫婦倒也能朝夕相處了，然而卻是躲避林彪、江青的迫害。
住是住下來了，但適應這樣的生活卻很不容易。一連幾天，剛直不阿的賀龍不是在屋裏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減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時突然說：“要回去，能幫助主席、總理做一點事多好啊!”
一個烈火般的性格，一個在激烈的戰鬥和緊張的工作中度過了大半輩子的老戰士，驟然離開了群眾，離開了工作，與世隔絕，是多麽難受啊!但想到總理的囑咐，他漸漸平靜了下來。
一個多月過去了。３月的一天，賀龍把經過一個月學習、深思寫好的材料交給周恩來總理並轉呈毛主席。
３月１１日，周總理派人來看望賀龍夫婦。來人轉達了總理對賀龍健康的關懷，並告訴賀龍夫婦，除了小女兒賀黎明外，孩子都已經找到了，讓他們不要惦記。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夥把黑手伸到了賀龍的住處，加緊了對賀龍的迫害。
他們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賀龍，怕被人發現，讓不明真相的人把窗簾拉上，不許賀龍他們見陽光；接著又把兩人床上的被褥、枕頭全部收去。
夥食上也開始刁難了，
吃的飯裏沙子很多，
而且沒有煙抽。
繼而，又以水源困難為由，竟連續４５天幾乎斷絕了水的供應。
就這樣，因為缺水，
賀龍有時竟靠喝雨水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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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見證錄（149）
尹家民
149 染病在身
夏去，秋來。樹葉由綠變黃了。賀龍時常自語：秋天到了，總理該接我出去了……可是回答他的隻有屋外漸起的風聲。
９月間，賀龍已被列為專案審查對象，和周恩來的聯係被徹底切斷，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幫”的魔掌。賀龍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
一天，賀龍特別專注地讀起了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指著這篇文章，無限感慨地對薛明說：“看，講得多好!要是都按照書上寫的去做，那就好了。”
稍停，他歎了一口氣，心情沉重地說道，“不對頭啊!現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亂了，把自己的同誌都當成了敵人，‘洪洞縣裏沒有好人’嘍!”他的話音越來越緩慢了。繼而，要說什麽，已發不出聲音了。
薛明馬上把賀龍送進醫院。可是，醫生說他是“詐病”，不但不認真救治，還進行虐待。
賀龍語言能力恢複後，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個星期後的晚上，一輛吉普車把賀龍送回西山。夜深人靜的時候，談起醫院的情況，他告訴薛明，有一個看守他的戰士對他說，又有幾個部隊的領導幹部被點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從胸腔裏深深地歎了口氣，說道：“都成反革命了?看來問題更複雜了，他們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接著，他深情地談到了朱老總，談到陳帥、葉帥、徐帥、聶帥，他說，這些開國元勳若被打倒了，還靠誰呢?
他還深情地說到了鄧小平，說他“對黨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強，處理問題果斷、利落，過去批判他，我們這些人實在沒有法跟他劃清界限啊!”
在談到這些老同誌時，他有時激動得無語凝噎。
在那些日子裏，賀龍養成了看名單的習慣。報紙上一報道什麽大的活動，他就戴上老花鏡，逐個看那長長的名單，每當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嘴角就掛上笑容。發現哪個過去和他一道戰鬥過的老幹部不見了，他就歎口氣：“怕是又叫他們關起來了!”而且，幾乎每次總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連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幫他說上句話就好了!”
建軍４０周年那天，賀龍突然興奮起來，並且自豪地向薛明講起了軍隊的曆史。從南昌起義談到井岡山毛主席與朱老總會師；從抗日戰爭談到解放戰爭；從抗美援朝談到保衛社會主義建設。
他說：“這個軍隊太可愛了!隻要這次不被他們害死，將來打起仗來，我們這些老家夥還能出把力!”他又說，“這樣的軍隊，有人想利用它搞陰謀，那是辦不到的，是要倒黴的!”
有一天夜裏，聽到雨聲，他像過去一樣對薛明說：“叫哨兵到走廊裏來，別淋著了。”當他知道戰士早已在走廊裏了，連聲說：“好，進來了就好!”
賀龍在擔任國家體委主任期間，嘔心瀝血，開拓了我國社會主義體育事業，使新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部刷新了舊中國的運動紀錄，打破了不少項目的世界紀錄，獲得多項世界冠軍。為增強人民體質，振興中華做出了重要貢獻。
１１月中旬，當賀龍看到報紙上發表的一篇把體育係統說成是長期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無產階級政治，鑽進了不少壞人，成了獨立王國的“大批判”文章，說：“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全國體育戰線一大批幹部和群眾的事。”並擔心地說，“這樣，不知道又要有多少體育戰線的好幹部、教練員、運動員挨整了!”
受林彪等人的指使，賀龍和薛明被軟禁在北京郊區的西山達８７２個日日夜夜，這對患難夫妻麵對接踵而來的種種迫害，相互寬慰，相互支撐著。
老實說，如果不是他們夫妻關在一起，憑賀龍那樣的性格和他那樣每況愈下的身體，早就離開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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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見證錄（150）
尹家民
150 幹渴的摧殘
那些年的夏天和政治形勢一樣，熱得出奇。
軟禁處的人以水源困難為由，連續４５天限製賀龍和薛明的飲用水供應，
每天隻給一小壺水維持生命。
為了能讓年老多病的丈夫有水喝，薛明臉不洗，口不漱，自己忍著幹渴，有時實在支持不住，就偷偷喝上幾口他們在下雨時接的雨水。
賀龍發現後，十分不忍。
一天，薛明請一位戰士買來一角錢的茶葉末，高興地給賀龍泡了一杯茶。
賀龍品了一口，讚道：“好喝!還有茉莉花味哩!你嚐嚐。”薛明接過杯子抿了一口。
賀龍隨意地說：“頭口煙，二過茶嘛!二過更好喝，你把頭一過喝了。”薛明又喝了兩小口。
這時，她突然明白了，這是丈夫在用這個辦法讓自己多喝點開水，於是馬上把杯子遞了過去。賀龍沒有接茶杯，深情地望著薛明說：“你勞累，又好出汗，能不渴?你又要喝你的雨水去?”薛明聽了，百感交集，鼻子一酸，淚水奪眶而下……
一次，賀龍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１８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動，大便也解不下來。薛明拿來氧氣筒上的導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為他灌腸，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黏膜都燒壞了。
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裏，薛明為了照顧好賀龍，長時間地睡在地板上，不梳頭，不洗臉，耳朵裏竟然結了一層蜘蛛網……
整人者還用限製營養的辦法進行摧殘。
當時，他們給賀龍夫妻規定的夥食，不僅質量差，而且數量也少，兩個人常常餓肚子。
開飯時，他們麵前擺的那個兩格圓形的飯盒，其中一格盛著飯，多數都不給盛滿；另一格是菜，經常是清水煮白菜、糠蘿卜，再不就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
後來，薛明說：“每次吃飯，都是我犯愁的時候。他患的這種病，副食就是他治病的醫藥，就是他的生命，總得讓他多吃點菜呀!我把筷子伸到菜盒裏，蘸一點鹹水放在嘴裏吮吮，盡量省下菜來給他吃。
這個動作被他發現了，他拿起筷子從中劃開，要‘各自包幹’。這我也有辦法，瞅他不注意，把‘分界線’悄悄地挪動一下。”
賀龍身患糖尿病，需要的是飲食的調養、藥物的控製和精神上的鬆弛。然而，林彪、江青一夥卻利用賀龍所患病的特點，對他施行了慘無人道的摧殘。
夥食這時就更差了。此外，醫療條件也越來越差，連每天必需的極普通的降糖藥也沒有保證了。
他們還在暖氣上做文章，在嚴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氣關掉了。
一天，賀龍用手杖敲著林彪的頭像，憤怒地說：“你這個卑鄙的家夥，為什麽不準我革命?你這個家夥，心虛得很，怕別人攥著你的把柄!黨內出了奸臣，這個奸臣就是你。”
又轉身對薛明說，“江青也是個整人的家夥。你看報紙上那一套都是他們搞的。他們是要把老同誌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邊沒有人了，他們好大換班!還有林彪的老婆葉群也不是個好東西。過去你在延安整風時揭發了她那麽多嚴重問題，她能饒得了你?”
薛明點點頭：“可能由於我這個問題牽累了你。”
賀龍搖頭：“你不要這樣想。不是由於你的問題，他們要打倒我，是因為我妨礙他們篡黨奪權，他們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牽累了你。”他們又談到康生，說這個人老奸巨猾，做盡了壞事。
賀龍的身體在殘酷的摧殘和折磨下更加衰弱了。
沒有蔬菜，
有時 賀龍夫婦 甚至吃起了院子裏長的 野菜。
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導致他們二人身體虛弱。
５月上旬的一天夜裏，賀龍久久不能入睡，薛明掙紮著起來想找醫生要些安眠藥，剛出房門，就暈倒在走廊裏。
賀龍爬起來找她，找到後拉也拉不動，隻得去找人幫忙，結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頭栽倒了。
過了很長時間，哨兵發現了，才把他們攙進屋裏扶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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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見證錄（151）
尹家民
151 含恨離世
一天半夜，賀龍醒過來，聽到有人在哼一首歌。原來是哨兵在窗外輕聲地唱：“洪湖水呀，浪呀麽浪打浪，洪湖岸邊是呀麽是家鄉……”
賀龍思念洪湖。他萬萬沒想到，在山穀深夜的這幾句歌聲，竟是他最後聽到的關於洪湖的歌。賀龍的身體越來越差，那個不幸的時刻無情地到來了。
６月３日，開始出現食欲不振的症狀。
６月８日，早上聽完廣播以後，賀龍連續吐了三次，呼吸急促，開始出現上腹痛、惡心、嘔吐等糖尿病酸中毒症狀。薛明立即去找醫生，但這個“醫生”卻外出了，中午１２時才回來。
下午３時，“醫生”為賀龍打了一針“止吐針”，但並未止住嘔吐。
這時，有人送來了一碗黃瓜湯。
薛明把碗端到賀龍麵前說：“你能吃一點嗎?”
賀龍看了看湯：“你看那湯。”
薛明拿筷子一挑裏麵全是老黃瓜皮。
結果，
這生前最後一頓飯也沒吃一口。
下午５時，賀龍血壓降低，上腹部劇烈疼痛。
搶救的醫生來到，並在治療中使用了隻能加重病情的葡萄糖。在忙著輸液的工夫，醫生大聲地說：“病人昏迷了。”其實，賀龍的神誌仍然清楚。
趁他們出去的時候，他拉著薛明的手說：“他們都跑了，要小心，他們要害死我!”盡管他的呼吸短促，還是聽得清楚，“我不能死，我還要活著和他們鬥下去!”
６月９日，天亮之後，醫院來了醫生接他去住院。賀龍表示不願去，他說：“我沒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但醫生仍然堅持要住院，並且聲稱是“組織上的決定，非去不可”。
組織觀念一向很強的賀龍不再吭聲了。屋裏頓時亂起來，來人拿進一副擔架，七手八腳地把賀龍抬上擔架，送上救護車。
賀龍入院之前，林彪的親信邱會作就指示醫院：“如果專案組找醫院，叫我們派醫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醫生就可以了。”
因此，盡管醫護人員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於按邱會作指令醫院負責人沒有做搶救的準備，更沒有組織有經驗的專家到場，賀龍上午８時５５分住院，１０時２５分才開始治療。
１４號病房裏，幾個醫務人員圍在病床前緊張地忙碌著，病房的窗簾遮得嚴嚴實實，外麵的走廊裏，幾個身著軍裝、麵無表情的人不停地踱來踱去。
醫護人員對外稱患者姓王名玉，係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誰也想不到，這個被稱作王玉，年過七旬、骨瘦如柴的老人，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賀龍元帥。
病房裏陰森森的，沒有一個親人，隻有一名住院軍醫和幾位助手在忙碌著。元帥冷漠地看著這一切，很想馬上逃離出去。
會診時，他們不讓專家接觸病人，不讓他們知道病人是誰，隻知道是一個叫“王玉”的老者。
會診之後的一個半小時，這個曾使敵人聞風喪膽的開國元勳，就這樣含恨離開了人世。
１９７８年，薛明將她寫的反映賀龍被害情況的報告《向黨和人民的匯報》送給鄧穎超看了。
一次在李井泉家，鄧穎超對薛明說：“如果恩來看到這個材料，會哭死的。賀總去世時，恩來很難過，是他通知黃永勝讓你們去三○一醫院與遺體告別的。”
賀龍逝世後的第二天，６月１０日上午，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召集專案組人員開會。授意說：賀龍的死亡報告“要寫得詳細，某年某月治過病，(讓人們)知道我們做過許多工作”，“專門有醫生照顧，人家一說，我們盡到了責任”。
這樣，專案組在６月１１日寫的報告中，對收繳藥品、拖延搶救時間和進行反治療等一概不提，隻說“經多方全力搶救終於無效而死”，隱瞞了真相，欺騙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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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見證錄（152）
尹家民
152 平反
賀龍逝世後的一天下午，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說：“還有薛明，她對我們的情況很了解，要把她送得遠遠的。”
“一不能讓她死，二不能讓她逃，三不能讓她胡說八道。”
於是，薛明被押送到貴州的一個大山溝裏。無論是走路、吃飯、勞動，還是上廁所、睡覺，都有幾個人看管，還讓她每天來回步行二十多裏，到茶田裏幹重活。
林彪摔死後，又以準備打仗練習行軍為由，叫她半夜裏打起背包，在狹小陰暗的房間裏轉來轉去，就是想把她折磨死，殺人滅口。
當周恩來派人從貴陽機場附近的村莊找到薛明並把她接回北京時，她已經被折磨得滿頭白發，身體虛弱得連飛機都不能乘坐了。
薛明回到北京以後，江青的親信遲群對她說：“你回來了，好嘛!賀龍的問題不談了，我不感興趣，說說你自己吧，主要是說說你和葉群的關係，你們是什麽關係?”薛明又處在江青的監視之下。
１９７３年２月底，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對張春橋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賀把他殺了……我有缺點，聽一麵之詞。”
但是張春橋沒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
這年的５月１日，賀龍元帥一家終於結束了５年零４個月的監禁、流放、住招待所的畸形生活，可全家歡欣不起來，一家之主的冤案尚未平反，全家的精力集中到申冤這件大事上來了。
林彪的罪行一件件被揭發出來，林彪餘黨的坦白交代暴露出事實真相。薛明和子女十分憤怒，同時也看到平反的希望。
１２月２１日，毛澤東再次指示要為賀龍平反。
他說：“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
“當時我對他講，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麵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
“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
“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的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這真是一言九鼎啊！
１９７３年最冷的時候，薛明一家得到了最大的溫暖，但是，又不無憂慮，那幾個整過賀龍、還掌握著一部分大權的人，還會作梗。
事情正如薛明所料。毛主席雖然說了話，但在為賀龍平反和如何平反的問題上，正義與邪惡經曆了１０個月的鬥爭。
由於毛主席、周總理和鄧小平的多次指示，中央終於在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９日發出了《關於為賀龍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即“中發[１９７４]２５號文件”。
當時江青反革命集團還在台上，這次平反是不徹底的。
薛明回顧說：“那個時候，江青、康生一夥人在中央還很有勢力，所以，那個文件沒有提賀龍是被害死的，說成是病故；還說‘審查是必要的’。這樣，就把江青、康生陷害賀龍的罪惡掩蓋過去了。”
１９７５年６月９日，是賀龍逝世６周年紀念日，黨中央選擇了這一天為賀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江青又說什麽“這是用死人壓活人”，不準一切公開宣傳，要盡量降低規格，甚至不讓在醫院中的周恩來知道。
但是，周恩來還是知道了，他以羸弱之軀趕到八寶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沒有通知周總理，沒有料到總理會來參加儀式。
她和親屬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傳來周總理的聲音：“薛明在哪裏?”薛明撲到總理懷裏，總理沉痛地說：“薛明哪，我沒能保住他呀!”
賀龍的女兒賀曉明看到總理太悲傷，便上前說：“周伯伯，您要保重身體呀!”周恩來說：“我的日子也不長了!”
休息室裏一片哭聲。哀樂響起，周恩來起身到賀龍遺像前深深地一連鞠了７個躬。
由於壓低了規格，儀式由軍委主辦，原定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致悼詞。
葉帥看見總理到會，便趁機把悼詞遞給周恩來：“請總理致悼詞!”
葉帥巧妙的這一招，就把軍委主持的儀式變成了中央主持。江青雖然不滿，卻也奈何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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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報》專副刊-小說連載-第15版
紅牆見證錄（147）
尹家民
147 離開中南海
就在林彪反革命集團大肆加緊誣陷賀龍的同時，江青反革命集團也參與進來。林彪向來對江青吹捧之至，說江青“是我們黨內同誌中很傑出的同誌，也是我們黨的幹部中很傑出的幹部”。
１９６８年３月，林彪還使出招數，把江青的行政級別從九級提到五級。
是林彪一手將江青扶上台的，於是在陷害賀龍元帥的陰謀中，江青等人積極地進行配合。“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江青不顧中央關於對賀龍問題隻在小範圍內打招呼的精神，跑到清華、北大等地對紅衛兵頭頭們進行煽動。之後，又找到賀龍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兒子賀鵬飛，惡狠狠地說：“你爸爸犯了嚴重錯誤，我們這裏有材料，你告訴他，我可要觸動他了!”
在江青等人的煽動下，元帥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機密文件被搶走了，圍攻的人擠滿了庭院，“打倒賀龍”的大標語貼滿了庭院以及首都的大街小巷。
１９６７年年初，在“一月風暴”席卷下，“文化大革命”進入向“走資派”全麵進攻、全麵奪權的新階段。
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經毛澤東批準，在軍委副主席林彪主持下，中央軍委在京召開了碰頭會，然而身為軍委副主席的賀龍卻被剝奪了參加會議的權利。
林彪、江青在會上竭盡能事，對賀龍進行誣陷、誹謗。
林彪說：“全麵內戰現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勝。”
“兵壞壞一個，將壞壞一窩。賀龍到處搞奪權，他不是正派人。”
江青說：“零敲碎打是不行的，要宣布徹底革命，要選中打擊目標。”
林彪說：“賀龍搞鬼名堂，鞏固山頭，擴大山頭。搞鬼名堂是彭德懷、賀龍。一是兵痞、一是土匪，他們的總路線與我們不同，他們的靈魂深處是大陰謀家……”
“不要看他不搞政治，他同羅、鄧、彭結合起來就不簡單。”
“賀、羅、彭是一幫的。”
江青：“三結義現在直接跳出來了。”
林彪：“南昌暴動有了他成了拖累，不然仗就打好了……”
在林彪和江青的煽動下，賀龍和夫人薛明每轉移到一個新地方，就有人來揪鬥。麵對襲擊，賀龍憤怒地說：“這是搞的什麽名堂喲!我應該去見見他們。”薛明和他身邊工作的同誌十分擔心。他卻笑了：“難道我不了解群眾?!難道群眾不了解我?!”薛明不能讓丈夫出去，勸他道：“那也得請示總理呀!”賀龍隻得說：“那好，聽總理的。”
薛明和賀龍來到周恩來家裏，向他請示。周恩來關切地說：“你身體不好，不能見。有我頂著。”當時，周恩來總理叫秘書接通了賀龍家裏的電話，指示圍攻的人群撤走，並留賀龍夫婦住在自己的家中。
周總理親自為賀龍夫婦安排了住處。鄧穎超還叫秘書帶上信箋來說：想吃什麽就寫上，讓廚房的同誌做。周恩來對賀龍一家無微不至的照顧，使賀龍深深感動了。他萬分感激地說：“總理你真是教育了我們兩代人啊!”
周恩來多麽想把賀龍留在中南海啊，但是這顯然不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動下，中南海也鬧了起來，許多中央一線領導都受到了衝擊。
１月１８日，周恩來與賀龍正式談了一次話，還約了江青。江青不但不來，還指使人在約定時間，把宣傳車開到中南海牆外，高喊“打倒賀龍”。
在刺耳的呼號聲中，周恩來對賀龍說：“毛主席都和你談過了嘛!”接著又不無遺憾地說， “我本想讓你住在中南海，但現在中南海也有兩派，連朱老總家的箱子也被撬了。
為了你的安全，我另外給你找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來。”
周恩來又說，“我估計你一下子還不會適應，你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讀讀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練一練毛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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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見證錄（148）
尹家民
148 朝夕相處
賀龍牢牢地記住了總理囑咐，並讓薛明幫他記下來。然而，這卻是他聽到的總理的最後一次談話，這次晤談，竟成了兩位共同戰鬥了４０年的戰友的永別。
１月１９日這天，一輛米色伏爾加轎車開出了中南海，向西郊方向馳去。
中南海裏，就在“伏爾加”出發的那幢住所前，一個瘦削的身影佇立在門下。他半側著身軀，右手已握成了一個拳頭。
半晌，他似乎決定了什麽，轉身走進屋裏。“崇碧同誌，”他對衛戍區司令傅崇碧說，“我想了又想，你還是趕緊到西郊去一趟，親自把賀龍送到八大處。不這樣我不放心!”
“總理，我保證把賀老總安全送到。”
臨走，周恩來又補充了一句：“賀老總到了以後，你立即來個電話。”
米色伏爾加迎著風雪疾馳。在它的後座上，坐著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和妻子薛明。當轎車行至翠微路時，司機卻沿著環形車道拐彎向東，朝北京站方向馳去。“同誌，不是去西山嗎?怎麽……”賀龍疑惑地問。
“賀老總，這是總理親自安排的。”司機回答道。
一路紅燈，轎車走走停停，最後突然轉進一條岔街，鑽進一條胡同，停在一輛黑色上海牌轎車後麵。
“賀老總，我隻能送到這裏了。”司機十分抱歉地說，“請老總坐那輛車子繼續走。”
“哦!沒關係，沒關係。”元帥說著，跨出車門與妻子一道上了上海牌轎車。轎車的引擎響了一聲，滑出了胡同口……原來，為了賀龍夫婦的安全，周恩來要求嚴格保密，還特意安排中途換車。
周恩來安排賀龍夫婦住的地方，是建在山腰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警衛戰士，隻有賀龍夫婦二人。
賀龍與薛明共同生活的幾十年中，長時間住在一起還是頭一次。戰爭時期，賀龍戎馬倥傯，少有短暫相聚，多是長久離別。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賀龍率部進軍豐鎮、集寧，經過延安的柳樹店薛明和兒子的住處，如不是警衛員提醒，賀龍也許就疾馳而過了。薛明抱著兒子在路邊等他，他在卡車上伸出手和兒子握握，隻說了句：“長大了當兵。打完仗再見!”然後就驅車遠去。
解放後，黨和國家賦予賀龍的責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於繁重的軍政工作。平時常常是清晨匆匆離去，夜晚遲遲歸來，要不就是長時間外出開會、視察。在這個半山腰的平房院落，賀龍夫婦倒也能朝夕相處了，然而卻是躲避林彪、江青的迫害。
住是住下來了，但適應這樣的生活卻很不容易。一連幾天，剛直不阿的賀龍不是在屋裏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減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時突然說：“要回去，能幫助主席、總理做一點事多好啊!”
一個烈火般的性格，一個在激烈的戰鬥和緊張的工作中度過了大半輩子的老戰士，驟然離開了群眾，離開了工作，與世隔絕，是多麽難受啊!但想到總理的囑咐，他漸漸平靜了下來。
一個多月過去了。３月的一天，賀龍把經過一個月學習、深思寫好的材料交給周恩來總理並轉呈毛主席。
３月１１日，周總理派人來看望賀龍夫婦。來人轉達了總理對賀龍健康的關懷，並告訴賀龍夫婦，除了小女兒賀黎明外，孩子都已經找到了，讓他們不要惦記。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夥把黑手伸到了賀龍的住處，加緊了對賀龍的迫害。
他們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賀龍，怕被人發現，讓不明真相的人把窗簾拉上，不許賀龍他們見陽光；接著又把兩人床上的被褥、枕頭全部收去。
夥食上也開始刁難了，
吃的飯裏沙子很多，
而且沒有煙抽。
繼而，又以水源困難為由，竟連續４５天幾乎斷絕了水的供應。
就這樣，因為缺水，
賀龍有時竟靠喝雨水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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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見證錄（149）
尹家民
149 染病在身
夏去，秋來。樹葉由綠變黃了。賀龍時常自語：秋天到了，總理該接我出去了……可是回答他的隻有屋外漸起的風聲。
９月間，賀龍已被列為專案審查對象，和周恩來的聯係被徹底切斷，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幫”的魔掌。賀龍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
一天，賀龍特別專注地讀起了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指著這篇文章，無限感慨地對薛明說：“看，講得多好!要是都按照書上寫的去做，那就好了。”
稍停，他歎了一口氣，心情沉重地說道，“不對頭啊!現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亂了，把自己的同誌都當成了敵人，‘洪洞縣裏沒有好人’嘍!”他的話音越來越緩慢了。繼而，要說什麽，已發不出聲音了。
薛明馬上把賀龍送進醫院。可是，醫生說他是“詐病”，不但不認真救治，還進行虐待。
賀龍語言能力恢複後，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個星期後的晚上，一輛吉普車把賀龍送回西山。夜深人靜的時候，談起醫院的情況，他告訴薛明，有一個看守他的戰士對他說，又有幾個部隊的領導幹部被點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從胸腔裏深深地歎了口氣，說道：“都成反革命了?看來問題更複雜了，他們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接著，他深情地談到了朱老總，談到陳帥、葉帥、徐帥、聶帥，他說，這些開國元勳若被打倒了，還靠誰呢?
他還深情地說到了鄧小平，說他“對黨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強，處理問題果斷、利落，過去批判他，我們這些人實在沒有法跟他劃清界限啊!”
在談到這些老同誌時，他有時激動得無語凝噎。
在那些日子裏，賀龍養成了看名單的習慣。報紙上一報道什麽大的活動，他就戴上老花鏡，逐個看那長長的名單，每當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嘴角就掛上笑容。發現哪個過去和他一道戰鬥過的老幹部不見了，他就歎口氣：“怕是又叫他們關起來了!”而且，幾乎每次總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連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幫他說上句話就好了!”
建軍４０周年那天，賀龍突然興奮起來，並且自豪地向薛明講起了軍隊的曆史。從南昌起義談到井岡山毛主席與朱老總會師；從抗日戰爭談到解放戰爭；從抗美援朝談到保衛社會主義建設。
他說：“這個軍隊太可愛了!隻要這次不被他們害死，將來打起仗來，我們這些老家夥還能出把力!”他又說，“這樣的軍隊，有人想利用它搞陰謀，那是辦不到的，是要倒黴的!”
有一天夜裏，聽到雨聲，他像過去一樣對薛明說：“叫哨兵到走廊裏來，別淋著了。”當他知道戰士早已在走廊裏了，連聲說：“好，進來了就好!”
賀龍在擔任國家體委主任期間，嘔心瀝血，開拓了我國社會主義體育事業，使新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部刷新了舊中國的運動紀錄，打破了不少項目的世界紀錄，獲得多項世界冠軍。為增強人民體質，振興中華做出了重要貢獻。
１１月中旬，當賀龍看到報紙上發表的一篇把體育係統說成是長期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無產階級政治，鑽進了不少壞人，成了獨立王國的“大批判”文章，說：“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全國體育戰線一大批幹部和群眾的事。”並擔心地說，“這樣，不知道又要有多少體育戰線的好幹部、教練員、運動員挨整了!”
受林彪等人的指使，賀龍和薛明被軟禁在北京郊區的西山達８７２個日日夜夜，這對患難夫妻麵對接踵而來的種種迫害，相互寬慰，相互支撐著。
老實說，如果不是他們夫妻關在一起，憑賀龍那樣的性格和他那樣每況愈下的身體，早就離開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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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見證錄（150）
尹家民
150 幹渴的摧殘
那些年的夏天和政治形勢一樣，熱得出奇。
軟禁處的人以水源困難為由，連續４５天限製賀龍和薛明的飲用水供應，
每天隻給一小壺水維持生命。
為了能讓年老多病的丈夫有水喝，薛明臉不洗，口不漱，自己忍著幹渴，有時實在支持不住，就偷偷喝上幾口他們在下雨時接的雨水。
賀龍發現後，十分不忍。
一天，薛明請一位戰士買來一角錢的茶葉末，高興地給賀龍泡了一杯茶。
賀龍品了一口，讚道：“好喝!還有茉莉花味哩!你嚐嚐。”薛明接過杯子抿了一口。
賀龍隨意地說：“頭口煙，二過茶嘛!二過更好喝，你把頭一過喝了。”薛明又喝了兩小口。
這時，她突然明白了，這是丈夫在用這個辦法讓自己多喝點開水，於是馬上把杯子遞了過去。賀龍沒有接茶杯，深情地望著薛明說：“你勞累，又好出汗，能不渴?你又要喝你的雨水去?”薛明聽了，百感交集，鼻子一酸，淚水奪眶而下……
一次，賀龍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１８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動，大便也解不下來。薛明拿來氧氣筒上的導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為他灌腸，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黏膜都燒壞了。
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裏，薛明為了照顧好賀龍，長時間地睡在地板上，不梳頭，不洗臉，耳朵裏竟然結了一層蜘蛛網……
整人者還用限製營養的辦法進行摧殘。
當時，他們給賀龍夫妻規定的夥食，不僅質量差，而且數量也少，兩個人常常餓肚子。
開飯時，他們麵前擺的那個兩格圓形的飯盒，其中一格盛著飯，多數都不給盛滿；另一格是菜，經常是清水煮白菜、糠蘿卜，再不就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
後來，薛明說：“每次吃飯，都是我犯愁的時候。他患的這種病，副食就是他治病的醫藥，就是他的生命，總得讓他多吃點菜呀!我把筷子伸到菜盒裏，蘸一點鹹水放在嘴裏吮吮，盡量省下菜來給他吃。
這個動作被他發現了，他拿起筷子從中劃開，要‘各自包幹’。這我也有辦法，瞅他不注意，把‘分界線’悄悄地挪動一下。”
賀龍身患糖尿病，需要的是飲食的調養、藥物的控製和精神上的鬆弛。然而，林彪、江青一夥卻利用賀龍所患病的特點，對他施行了慘無人道的摧殘。
夥食這時就更差了。此外，醫療條件也越來越差，連每天必需的極普通的降糖藥也沒有保證了。
他們還在暖氣上做文章，在嚴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氣關掉了。
一天，賀龍用手杖敲著林彪的頭像，憤怒地說：“你這個卑鄙的家夥，為什麽不準我革命?你這個家夥，心虛得很，怕別人攥著你的把柄!黨內出了奸臣，這個奸臣就是你。”
又轉身對薛明說，“江青也是個整人的家夥。你看報紙上那一套都是他們搞的。他們是要把老同誌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邊沒有人了，他們好大換班!還有林彪的老婆葉群也不是個好東西。過去你在延安整風時揭發了她那麽多嚴重問題，她能饒得了你?”
薛明點點頭：“可能由於我這個問題牽累了你。”
賀龍搖頭：“你不要這樣想。不是由於你的問題，他們要打倒我，是因為我妨礙他們篡黨奪權，他們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牽累了你。”他們又談到康生，說這個人老奸巨猾，做盡了壞事。
賀龍的身體在殘酷的摧殘和折磨下更加衰弱了。
沒有蔬菜，
有時 賀龍夫婦 甚至吃起了院子裏長的 野菜。
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導致他們二人身體虛弱。
５月上旬的一天夜裏，賀龍久久不能入睡，薛明掙紮著起來想找醫生要些安眠藥，剛出房門，就暈倒在走廊裏。
賀龍爬起來找她，找到後拉也拉不動，隻得去找人幫忙，結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頭栽倒了。
過了很長時間，哨兵發現了，才把他們攙進屋裏扶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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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見證錄（151）
尹家民
151 含恨離世
一天半夜，賀龍醒過來，聽到有人在哼一首歌。原來是哨兵在窗外輕聲地唱：“洪湖水呀，浪呀麽浪打浪，洪湖岸邊是呀麽是家鄉……”
賀龍思念洪湖。他萬萬沒想到，在山穀深夜的這幾句歌聲，竟是他最後聽到的關於洪湖的歌。賀龍的身體越來越差，那個不幸的時刻無情地到來了。
６月３日，開始出現食欲不振的症狀。
６月８日，早上聽完廣播以後，賀龍連續吐了三次，呼吸急促，開始出現上腹痛、惡心、嘔吐等糖尿病酸中毒症狀。薛明立即去找醫生，但這個“醫生”卻外出了，中午１２時才回來。
下午３時，“醫生”為賀龍打了一針“止吐針”，但並未止住嘔吐。
這時，有人送來了一碗黃瓜湯。
薛明把碗端到賀龍麵前說：“你能吃一點嗎?”
賀龍看了看湯：“你看那湯。”
薛明拿筷子一挑裏麵全是老黃瓜皮。
結果，
這生前最後一頓飯也沒吃一口。
下午５時，賀龍血壓降低，上腹部劇烈疼痛。
搶救的醫生來到，並在治療中使用了隻能加重病情的葡萄糖。在忙著輸液的工夫，醫生大聲地說：“病人昏迷了。”其實，賀龍的神誌仍然清楚。
趁他們出去的時候，他拉著薛明的手說：“他們都跑了，要小心，他們要害死我!”盡管他的呼吸短促，還是聽得清楚，“我不能死，我還要活著和他們鬥下去!”
６月９日，天亮之後，醫院來了醫生接他去住院。賀龍表示不願去，他說：“我沒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但醫生仍然堅持要住院，並且聲稱是“組織上的決定，非去不可”。
組織觀念一向很強的賀龍不再吭聲了。屋裏頓時亂起來，來人拿進一副擔架，七手八腳地把賀龍抬上擔架，送上救護車。
賀龍入院之前，林彪的親信邱會作就指示醫院：“如果專案組找醫院，叫我們派醫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醫生就可以了。”
因此，盡管醫護人員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於按邱會作指令醫院負責人沒有做搶救的準備，更沒有組織有經驗的專家到場，賀龍上午８時５５分住院，１０時２５分才開始治療。
１４號病房裏，幾個醫務人員圍在病床前緊張地忙碌著，病房的窗簾遮得嚴嚴實實，外麵的走廊裏，幾個身著軍裝、麵無表情的人不停地踱來踱去。
醫護人員對外稱患者姓王名玉，係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誰也想不到，這個被稱作王玉，年過七旬、骨瘦如柴的老人，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賀龍元帥。
病房裏陰森森的，沒有一個親人，隻有一名住院軍醫和幾位助手在忙碌著。元帥冷漠地看著這一切，很想馬上逃離出去。
會診時，他們不讓專家接觸病人，不讓他們知道病人是誰，隻知道是一個叫“王玉”的老者。
會診之後的一個半小時，這個曾使敵人聞風喪膽的開國元勳，就這樣含恨離開了人世。
１９７８年，薛明將她寫的反映賀龍被害情況的報告《向黨和人民的匯報》送給鄧穎超看了。
一次在李井泉家，鄧穎超對薛明說：“如果恩來看到這個材料，會哭死的。賀總去世時，恩來很難過，是他通知黃永勝讓你們去三○一醫院與遺體告別的。”
賀龍逝世後的第二天，６月１０日上午，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召集專案組人員開會。授意說：賀龍的死亡報告“要寫得詳細，某年某月治過病，(讓人們)知道我們做過許多工作”，“專門有醫生照顧，人家一說，我們盡到了責任”。
這樣，專案組在６月１１日寫的報告中，對收繳藥品、拖延搶救時間和進行反治療等一概不提，隻說“經多方全力搶救終於無效而死”，隱瞞了真相，欺騙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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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見證錄（152）
尹家民
152 平反
賀龍逝世後的一天下午，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說：“還有薛明，她對我們的情況很了解，要把她送得遠遠的。”
“一不能讓她死，二不能讓她逃，三不能讓她胡說八道。”
於是，薛明被押送到貴州的一個大山溝裏。無論是走路、吃飯、勞動，還是上廁所、睡覺，都有幾個人看管，還讓她每天來回步行二十多裏，到茶田裏幹重活。
林彪摔死後，又以準備打仗練習行軍為由，叫她半夜裏打起背包，在狹小陰暗的房間裏轉來轉去，就是想把她折磨死，殺人滅口。
當周恩來派人從貴陽機場附近的村莊找到薛明並把她接回北京時，她已經被折磨得滿頭白發，身體虛弱得連飛機都不能乘坐了。
薛明回到北京以後，江青的親信遲群對她說：“你回來了，好嘛!賀龍的問題不談了，我不感興趣，說說你自己吧，主要是說說你和葉群的關係，你們是什麽關係?”薛明又處在江青的監視之下。
１９７３年２月底，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對張春橋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賀把他殺了……我有缺點，聽一麵之詞。”
但是張春橋沒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
這年的５月１日，賀龍元帥一家終於結束了５年零４個月的監禁、流放、住招待所的畸形生活，可全家歡欣不起來，一家之主的冤案尚未平反，全家的精力集中到申冤這件大事上來了。
林彪的罪行一件件被揭發出來，林彪餘黨的坦白交代暴露出事實真相。薛明和子女十分憤怒，同時也看到平反的希望。
１２月２１日，毛澤東再次指示要為賀龍平反。
他說：“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
“當時我對他講，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麵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
“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
“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的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這真是一言九鼎啊！
１９７３年最冷的時候，薛明一家得到了最大的溫暖，但是，又不無憂慮，那幾個整過賀龍、還掌握著一部分大權的人，還會作梗。
事情正如薛明所料。毛主席雖然說了話，但在為賀龍平反和如何平反的問題上，正義與邪惡經曆了１０個月的鬥爭。
由於毛主席、周總理和鄧小平的多次指示，中央終於在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９日發出了《關於為賀龍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即“中發[１９７４]２５號文件”。
當時江青反革命集團還在台上，這次平反是不徹底的。
薛明回顧說：“那個時候，江青、康生一夥人在中央還很有勢力，所以，那個文件沒有提賀龍是被害死的，說成是病故；還說‘審查是必要的’。這樣，就把江青、康生陷害賀龍的罪惡掩蓋過去了。”
１９７５年６月９日，是賀龍逝世６周年紀念日，黨中央選擇了這一天為賀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江青又說什麽“這是用死人壓活人”，不準一切公開宣傳，要盡量降低規格，甚至不讓在醫院中的周恩來知道。
但是，周恩來還是知道了，他以羸弱之軀趕到八寶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沒有通知周總理，沒有料到總理會來參加儀式。
她和親屬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傳來周總理的聲音：“薛明在哪裏?”薛明撲到總理懷裏，總理沉痛地說：“薛明哪，我沒能保住他呀!”
賀龍的女兒賀曉明看到總理太悲傷，便上前說：“周伯伯，您要保重身體呀!”周恩來說：“我的日子也不長了!”
休息室裏一片哭聲。哀樂響起，周恩來起身到賀龍遺像前深深地一連鞠了７個躬。
由於壓低了規格，儀式由軍委主辦，原定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致悼詞。
葉帥看見總理到會，便趁機把悼詞遞給周恩來：“請總理致悼詞!”
葉帥巧妙的這一招，就把軍委主持的儀式變成了中央主持。江青雖然不滿，卻也奈何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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