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在豬圈邊找豬食吃，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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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美國中國問題專家中的專家的哈佛教授費正清，去世前最後一本著作取名《中國新史》，則是他研究中國問題的總結。

他在書中說，如果沒有日本侵略和毛的革命---- 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當時的中國在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領導下，本來可以 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因而毛打敗了蔣，則是建立了一個比劉邦等任何中國流氓皇帝都更殘暴的政權。

關於文革，連毛澤東自己都認為是失敗的。

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

文革造成二百萬中國人喪生，

七百萬人傷殘，

七萬個家庭被毀，

是一場中國曆史從未有過的大災難。

除了對國民黨人的殘殺，文革中的百萬人喪生，毛澤東在五十年代發動的那場大躍進，導致六十年代初大饑荒，即使按國內學者的評估，至少也有四千萬中國人被餓死。

而按照西方學者的研究和推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毛澤東統治的短短 27 年間，就造成可能多達八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死於饑餓，槍殺，迫害等）。它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總額。

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大規模反右運動給中國人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以天津作家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為代表，摘錄如下：

從酒泉出發，乘車駛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個裏程碑處，左拐，再向北走數公裏，有一片連綿的沙丘，散落其間的，是一些半截的土牆框。這裏就是夾邊溝，那些零散的牆框，就是當年右派們住的地窩子。

夾邊溝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科級單位，它的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原本就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勞改農場。

1957年反右之後，勞改犯被轉移別處，夾邊溝農場變成勞教農場，專事收容右派分子。

這些右派來自甘肅省的機關、企業和學校，他們是反右中揪出來的極右分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或者曾有過其它錯誤的右派分子、大鳴大放期間有右派言論的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當中因右派言論而獲罪的壞分子。

1957年，甘肅省共揪出右派一萬兩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開除公職並判以勞教的極右分子約有三千人。

陸陸續續地，他們從全省各地（主要是蘭州市）先後來到了這個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荒涼之地。

除了風大沙多，夾邊溝有限的農田多為鹽堿荒灘，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隻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隻能養活這麽多人。

夾邊溝農場貧瘠而嚴重鹽堿化的土地的收獲物，根本無法使2000多勞教分子果腹。從省上到張掖地區到農場，堅決貫徹執行的是對勞教分子的改造與懲罰，這兩三千人的生存條件如何，以夾邊溝的 土地麵積、生產條件，能不能讓2000多勞教分子憑靠種田養活自己，從以後的結局看，那時並沒有人想及。

和鳳鳴和愛人王景超反右前同為甘肅日報編輯，王景超被打成極右分子，和鳳鳴則是一般右派。

1957年4月，夫婦倆同一輛火車被押送勞教，和鳳鳴去的是十工農場，王景超則到了夾邊溝。

三年後，王景超在夾邊溝活活餓死，和鳳鳴則僥幸躲過一劫。

右派們到了夾邊溝後，迎接他們的，是勞累、寒冷和饑餓。

對於打入另冊的右派而言，隻要在夾邊溝一天，勞動，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他們已經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幹部，不是優秀團員，他們隻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

管教人員大多出身行伍，他們對西北地區的農業生產所知了了，於是一年四季裏，幾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體能的農活，同時輔以生產競賽，讓那些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右派們每天勞動12小時甚至16小時，拚盡全力，以致於累得在地上爬。

直接威脅夾邊溝右派生命的，除了勞累和寒冷，更為致命的是饑餓。

夾邊溝農場從1957年4月開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搶救人命，三年半時間裏，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饑餓史。

據幸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十六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

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隻有七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

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

就在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

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麵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紮求生。

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裏，盡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

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隻能煮幹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隻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一天的放牧結束後，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麵，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內髒被饑餓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的《賊骨頭》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場景：……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

他研究怎麽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跡：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麵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裏嚼，咽進肚子。

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穀和草灘上搜集獸骨……就是這位俞兆遠，被非人的環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樣學會了偷東西。

在夾邊溝農場，對於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其中群體性的偷盜就是播種時偷吃種子。吃麥種不能在幹活時吃，管教幹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隻能是休息時候，幹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著麻袋躺著，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裏。他們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裏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裏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咽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遠後來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他成了難友中偷術最高的右派，成了一個賊骨頭！倉庫裏的糧食、食堂裏的窩頭、豬圈裏的豬食、野地裏的花生秧、管教幹部扔在房頂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標。

直到1961年他回到蘭州，回到自己家裏了，他還要偷家裏的玉米麵生吃，氣得老婆要和他離婚。偷盜和吃生食，這就是夾邊溝農場三年勞教教給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裏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裏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還有一名右派，趁麥收時吃了過量的生麥子，又盡飽喝了些開水，到了夜裏，胃腸裏的麥子發酵膨脹，劇烈的疼痛使他在鋪上翻滾不已，喊叫了一夜，終於在痛苦的掙紮中死去。

第二天，農場管教幹部在他的屍體邊上召開現場批判大會，罵道：這種人硬是不服改造，同黨頑固對抗，直到自取滅亡。你們都好好把這人看看，你們自己願意走這條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現場，她不能也不敢放聲大哭，隻能啜泣不已。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甘肅省勞改局的計劃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調人，在高台縣明水那片荒灘上建成一個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麵積50萬畝。

這是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下又一個政治工程。因為倉促上馬，其他農場沒有按計劃調人，隻有一向表現積極、寧左勿右的夾邊溝農場調過去了1500多人。

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隻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

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衝出的兩道山水溝裏的地窩子和窯洞裏。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後，右派們開始大麵積出現浮腫。

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

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麽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鍾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發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

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

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梁步雲：死幾個犯人怕什麽？幹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鬆了嗎？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肮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裏，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

據和鳳鳴回憶，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於草率，屍骨暴露於荒野，累累白骨綿延兩裏多路，後來當地的農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髒被取出。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了中共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

1960年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采取措施搶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場被撤銷。

就在右派被遣返後，農場的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他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1500名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

1500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饑餓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饑餓二字。

關於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的真相，盧躍剛著的《大國寡民》中有如下的文字：

1959—1961年，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是不是自然災害？

國內一批著名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曆年的水文氣象資料編製了一份《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清楚地記錄下了1895—1979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

作家金輝先生又根據此表編製了《部分年度全國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結論是，1959—1961年間，中國大地上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相當正常。

也就是說，三年自然災害得不到科學數據的支持。

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少30％以上\'的成災麵積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

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害。它顯然不是什麽自然災害。它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1959—1961年到底因饑荒非正常死亡多少人，一直沒有官方正式數字，至今仍是一個謎。

一大批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此作了大量的考證和推算，沒有定論。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一千萬。

美國學者麥克法誇兒和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說：據估計，這幾年增加的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數為1600至2700萬。

叢進在《曲折發展的歲月》中說：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

金輝在《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中推算：全國在1959—1961年的兩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60萬，僅農村就可能達3471萬。

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在其文《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的計算則是2158萬人。

外國學者還有五花八的統計結果。

人類曆史上單位時間裏死亡如此多的人是絕無僅有的。中國曆史上曾有過幾次長期戰亂和連年饑荒使總人口銳減上千萬至數千萬的記載，但其時間跨度是十幾年幾十年至一兩個世紀。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了五年，死亡840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了七年，全世界總共有4000～6oo0萬人死亡。

八年抗戰，中國人死亡2100萬人，平均每年死亡也不過隻有262.5萬人。

沒有戰爭，風調雨順，卻有千萬人的饑饉餓孬，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空前悲劇。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的一位老戰友問：你們四川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到底多少人？張國華伸手做了一個八字手勢。8萬？張國華搖搖頭。80萬？張國華又搖搖頭。？……對方駭然了。張國華低聲道：800萬！

據安徽阜陽地委宣傳部長介紹，原有800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害中竟餓死200餘萬人。當年整頓時，安徽向國家主席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餓死150萬人；而文化大革 命中揭發的數字是240萬人。

一位作家在一篇報告文學中說，三年災難中，僅河南信陽地區就餓死近100萬人，釀成了所謂信陽事件：。

一位信陽籍的幹部回憶說，當時人餓得走不動路，出不得屋，婦女出去挎一個筐，裏麵放一把鐮刀，看見剛餓死在路邊的人，便割肉拎回家。那時，隻要看見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與四川、河南、安徽等省比較，陝西總體上沒有上述省那麽嚴重，但也損失慘重。

20世紀，陝西發生過兩次大饑荒，一次是民國18年至民國20年（1929—1931年），一次是三年自然災害。前者是天災，真正的三年自然災害；後者是人禍，由
大躍進導致的三年人禍。

三年困難時期，《陝西省農業合作簡史》記載：由於輕率地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由於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過程中大刮\'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瞎指捧風），因而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很大摧殘，農
村普遍出現了\'三少三瘦\'（農村勞動力、耕地、牲畜減少，人瘦、地瘦、牲畜瘦）的嚴峻情況。

全省勞動力比1956年減少20.4％（78.7萬人）（注：勞動力減少，什麽意思？死亡？逃荒？疾病？語焉暖昧）。

大牲畜1962年比1956年減少55.9萬頭，其中能使役的牲畜還不到60％，比1956年下降16.5％。

有的地方每頭牲畜負擔耕地達六七十畝，甚至一百多畝。不少地方出現了人拉犁、人拉車、人推磨的現象。

1958年糧食放\'衛星\'，實際上當年秋收因大批勞力被抽去大煉鋼鐵而搞得十分粗糙，損失不小，豐產未能豐收。

1959年以後幾年，全省糧食總產量逐年下降，到1961年下降到75.6億斤，比1958年減產27.5億斤。

棉花總產量由1957年的232.4萬擔，到1962年下降到90萬擔，減少1424萬擔。

油料總產量由1957年的126.7萬擔，到1962年下降到38.9萬擔，減少87.8萬擔。

生豬由1957年的274萬頭，到1961年下降到2133萬頭，減少60.7萬頭。

農業大幅度減產，導致整個國民經濟失調，造成市場供應全麵緊張，物價不斷上漲，使城鄉人民的經濟生活都處於十分困難的狀態。

當時，全省的棉布計劃供應由每人每年24尺減少到4尺。

城市居民的肉食供應，由過去一月1斤，減少到除節日供應外，平時根本不供。

食油供應由每 人每月1斤減至2兩。


農村的困難情況更加嚴重。

當時全省農村人均曰糧由430斤左右下降到230斤左右。

就連八百裏秦川的\'白菜心\'——高陵縣，農村人均口糧也隻有260多斤。農村有相當一部分農民處於饑餓和半饑餓狀態。

據1960年的不完全統計，全省有浮腫、幹瘦病人4萬多人。有的地方（如安康地區和山陽縣）還發生有餓死人的嚴重情況。有的社員全家餓死，有的一家8口餓死5口，其情節之慘，令人目不忍睹。

造成這些千古罕見的曆史性的災難、事實，給億萬中國人帶來如此深重災難的毛澤東，至今卻仍被視為英雄、偉大領袖，他的遺體竟然還要繼續浪費中國納稅人的金錢給以保存，要中國人瞻仰。

古往今來的一切統治者，沒有一個像毛澤東這樣，還繼續深刻的影響、統治著中國人的心靈。這真是所有中國人必須予以徹底反思的！

希特勒殘殺了六百萬猶太人，斯大林的集體化以及肅反，也殺了一千多萬。那些個冤魂在陰曹地府裏多少算出了口氣，希特勒自不必提，斯大林也清算了，假設地府裏真有另一個世界，他們下地獄肯定抬不起頭來。

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想必吵得他倆不得安寧，盡管吵他倆的洋鬼加起來還沒有老毛送去的土鬼一半多。

然而這邊國情不同，這些土鬼還在陽界時就不配享受民主待遇，到了陰間也未必有那些洋鬼調皮。

也許老毛對他們揮揮手：人民萬歲！他們才敢齊聲歡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何以如此呢？因為我們有五千年延續不斷的文明傳統，不像那些洋鬼子，都隻有半截文明。因此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非此即彼地想事，我們對曆史人物都得曆史地看待，無論三千萬還是五千萬冤魂，不過一個指頭的問題，另外九個指頭是沒有問題的。隻有這樣，丁是丁卯是卯，才能顯示我們的公正、大度、斯文、體麵。至於那些想不開的活人或冤魂，套用一句使中國人傷心但卻絕對經典的話語：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

極權統治者的死亡，將帶來一個國家天翻地覆的變化，斯大林死後的蘇聯是一個明證：一九五三年死，一九五六年就遭到鞭屍般批判，一夜之間，蘇東各國的斯大林塑像被通通拉倒。

然而，中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極權統治者者毛澤東已死去整整三十年，他的形象仍然屹立在天安門城樓，遺體還供奉在紀念堂，供人瞻仰崇拜，令年輕的一代又一代，腦袋被洗空，側目於物質追求，陷於曆史和政治的無知與盲從，不得不說是個異類，非常值得中國人去思考！

但是，一個偉大民族的良知不會泯滅，嫉惡如仇的浩然正氣不會斷盡。

對於一代極權人物毛澤東的理性批判，在近三十年中，雖然舉步為艱，但仍是持續不斷，得以薪火相傳，不絕於途。

期望中華民族能夠盡早的提前擺脫毛澤東這個幽靈對中國人民的思想浸淫，使中國人早日踏上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