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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奉孝憶北大反右往事

(2007-05-14 21:58:45)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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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奉孝憶北大反右往事

作者:金鍾 文章來源:開放雜誌 點擊數:1094 更新時間:2007-5-5

編者按:一九五七年北大才子,數學係三年級學生陳奉孝,是北大反右運動的核心人物,受害也最慘重。最近應邀訪港,接受本刊訪問。

問:您是北大學生右派中被整得最慘的一位。請談談當年反右的背景。

陳奉孝:我先介紹一下北大一九五七年反右如何開始的。校黨委號召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是五月十九日開始的,我在貴刊四月號文章已有說明。二十天之後,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甚麽?》的社論,開始反右鬥爭。七月份反右達到最激烈階段,由中共各係總支領導開會批判。當時校黨委書記江隆基主張說理批判,反對人身攻擊,中央嫌他“不得力”,調陸平替換他(編按:王友琴著《文革受難者》對江隆基有詳細介紹)。陸平是二機部長,搞學運出身,一上來就把反右加溫,我們都成了批鬥對象。開始學生會團委還和“百花學社”︹陳和譚天榮是負責人︺辯論,後來就一邊倒了。我要指出,當時反右的積極份子,北大的彭佩雲、吳唅、翦伯讚,上麵的周揚、劉仁,後來︹文革︺下場都不好。當時的團委書記是石幼珊,學生會主席是胡啟言。

問:處理右派是甚麽時候?

陳奉孝:北大右派正式定了七百一十五人,還有“中右”及“內控右派”,共達一千五百人(其中教師占十分之一),占全校師生超過百分之十五。其中“極右派”一百四十多名。宣布右派名單,全國統一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極右派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送去“勞教”,實際上是未判刑的勞改,包括張景中、楊路、錢如平、張世林、孫傳儀、譚天榮、王書瑤、沈澤宜、張元勳、張玲等,中右不送勞教,留校。林昭是反右後的一九五八年七月劃成右派的,她不是右派,是因為同情右派。

問:據說右派同學間留下不少恩怨?

陳奉孝:在黨團的分化戰略下,反右高潮中,第一個作公開檢查的是沈澤宜,他和張元勳合寫了〈是時候了〉的長詩,是五一九民主運動的第一炮。沈的檢查深受他當教授的舅舅的影響,沈幼稚、浪漫,宣布與張元勳絕交。不久前張元勳出版了《北大一九五七》,把沈的檢查公開出來,沈也有意見。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我出來調解,做仲裁工作。勸他們不必糾纏在五十年前的恩怨上,那個時代,大家都是受害者,沈澤宜的命運也不好,至今還是單身一人(編按:沈已寫成回憶錄,正在找出版社)。

問:您是怎樣被捕的?

陳奉孝:因為組織百花學社,又拒不做檢討,我估計會被捕。我發表聲明,承擔一切責任,準備下地獄。我說,右派,可以接受,但我沒有犯法,憲法保障有言論結社的自由。沒用。沒有希望。我決定逃跑。九月初,先打算躲到印度大使館,進不去;又找英國代辦,也不行。因南斯拉夫使館不在東交民巷,在後圓恩寺沒人知,便去試試,也進不去,圍牆邊有顆大樹,我爬上去,進到了使館,要求他們把我送出國,也被拒絕。他們用車把我送到動物園下車——三次找外交途徑都失敗了。

問:沒想過逃香港嗎?

陳奉孝:想過。但沒錢呀,來不了深圳。隻有一點錢可以好去天津,找外國船隻偷渡。我帶了救生圈,用臘紙包好我寫的大字報,準備在塘沽新港遊到外國船上去。那天已是晚上七八點,碼頭停電,一片漆黑,看不清哪是外國船。正在碼頭轉悠時,被兩個人抓住了,以為我是小偷,送到派出所。在一盞刺眼的煤氣燈下,審問我在碼頭轉甚麽?我說,看大海。不信。搜身,搜出我的學生證、大字報││原來是大右派陳奉孝!當時,北大批判我,已登報了。於是,當夜把我送到北京草嵐子看守所。這是九月十六日,我從此就被捕了。

問:學校對你被捕的反應是甚麽?

陳奉孝:我被抓了,在學校沒有實時公布,但我的宿舍被查封。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右派名單時,才貼出大標語:“北大破獲陳奉孝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跟著張元勳、譚天榮、劉奇弟等人也打成現行反革命,被捕判刑。

問:因為一個學生文藝團體,出了一本刊物而打了一個反革命集團,究竟發表了甚麽?

陳奉孝:我是“百花學社”的秘書長,主要工作是我做的。我們出的刊物叫《廣場》,隻出了一期,計劃在六月底印一萬本出版。送去工人日報出版社,不料竟遭工人圍攻,說是毒草,不讓印,原來是黨委搞的鬼。沒辦法,我們隻有自己刻臘版,手工油印五百份,在校內散發。反右後,被黨委收繳,燒毀。學社骨幹二三十個都打成右派。一九九四年,林希翎回國,在青島見到譚天榮和我,說要寫反右,一九九七年出版。我把手邊僅存的一份《廣場》送給了她,但她並未寫出有關反右的書。該雜誌還在她那裏。我估計,《廣場》北京應該有人還有,北大檔案中也應有存盤。今天看看,當然是絕無甚麽反動內容。而且,隻是青年學生的一點言論自由而已。

問:入獄之後,您經曆過審判嗎?

陳奉孝:關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判我現行反革命罪十五年徒刑,企圖叛國投敵。從草嵐子押送北京通縣監獄。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送黑龍江興凱湖農場,與譚天榮同車,勞改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農場有幾個分場,一二萬犯人。我在北安縣長水河農場,二、三、六分場待過。一九七一年又發配內蒙劄賚特旗烏蘭農場,在那裏刑滿。去龍江縣采石場打石頭,去大興安嶺當采代工,又回烏蘭農場。

問:可以說兩個難忘的故事嗎?

陳奉孝:人說“九死一生”,我是“十二死一生”。大多已寫入《夢斷未名湖》(陳奉孝自傳,二○○六年勞改出版社黑色文庫)。隨便說一點吧。一九七一年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前,一天晚上看電影時(農場二周一次),片前加放新聞片,毛五次接見紅衛兵,我和一個姓侯的在一起,看到林彪的背影說“林彪長有反骨,不知毛主席看不看得到?”侯是原誌願軍電報員,在朝鮮欲叛逃,被抓住判了十五年。我們的話被一個“曆史反革命”聽到,打小報告上去。領導開始詐供。我不承認,教導員說“侯已經交代了。”我說“他是陷害!”教導員說“你二十一歲就當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你休想混過去!”於是把我捆綁,吊起來打,我就不承認。把我關“小號”一個月。我想,這下可能活不下去了。後來突然把我放出來,卸掉手銬,回到大隊,三天後宣布林彪摔死了。如果林彪晚死一個月,我就完了。

問:勞改農場也搞文革?

陳奉孝:一樣搞。一九六八年,全國抓走資派,勞改隊也搞“四挖三查”,挖叛徒、特務。第一個受審查的是孫教導員。集訓時,我冷笑一聲說“明白人不說胡塗話”。結果把我揪出來鬥。教導員把我叫去:“你到底想死想活?這是一大迭檢舉你的材料!”我解放時才十一歲,當然知道這些材料是假的,就伸手去拿,教導員見狀不妙,就收回去,露出是一大摞白紙!於是腦羞成怒,叫人把我五花大綁,拴上四十八斤腳銬,七十二斤大牌,吊了五分鍾,我就昏死過去。又用煙頭燙我(陳揭開上衣顯示五處傷疤),沒反應,澆涼水。鬥我的是農場幹部子弟紅衛兵。七十多天後,槍斃犯人趙天正,拉了我去“陪斬”。那是在長水河農場三公場。我又逃過一次鬼門關。

問:請說說你們翻譯赫魯曉夫報告的事,這是不是一條罪狀?

陳奉孝:沒有列入罪狀。可能與中蘇關係當時還好有關。翻譯是在“五一九”之前。北大幾百個外國留學生,早已將此報告帶進來了。隻是中共當時不承認這個報告。我們是根據英國工人日報翻譯的,有任大熊、陶懋頎和我。任是數學係助教,也劃了右派,文革被槍決。那時準備《廣場》第二期全文發表。當時譯文,由我手抄一份。

問:經過人生的大災難,您現在寫文章、出國擔不擔心再被當局迫害?

陳奉孝:反右後我和上百萬的家庭受苦難,損失人生最美好的歲月,這是時代的悲劇。但我們的犧牲,也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種子,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是學生鬧起來的,可以說都是北大五一九民運的繼承者。我今年已七十一了,雖然身體不錯,但已做不了甚麽。隻想將曆史真相說出來,讓年輕一代去思考。如果當局連這點都不讓,要跟我們過不去,說真的,我個人沒有甚麽可怕的。但我現在已有一個溫馨的小家庭,我唯一擔心的是對不起我妻子,我們八○年在內蒙結婚,她不顧家庭反對嫁給我,和我共患難共命運,這份情義我永誌不忘。當然,我相信今天政府已不是五十年前的政府,時代畢竟進步了。像反右那樣以言入罪的事,已不太可能。

——《開放》雜誌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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