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1953年來我為共和國經管糧倉的24年

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1953年來我為共和國經管糧倉的24年

中華網新聞 國 內 國 際 社 會 財 經 文 史 專 題 社會圖庫 文史圖庫 滾 動

史海鉤沉：1953年來我為共和國經管糧倉的24年
2005-03-09 16:52:54 　 炎黃春秋
【評論】【中華網BBS】【進入聊天室】【 推薦給朋友 】【大 中 小】【關閉窗口】

1953年來我為共和國經管糧倉的24年

　　作者：趙發生

　　1953年6月，我從江西省商業廳調到武漢工作，任中南局商業局局長。在武漢召開的一次中南局軍政委員會財貿委員會的會議上，來了30多人，都是中南局軍政委員會領導和財貿口的負責人，在座的我認識的有林彪、葉劍英、鄧子恢、曾傳六、牛蔭冠、牛佩宗等人，他們大多是我的老上級。先念同誌主持會議，中心議題是關於解決目前湖北省糧食緊張的問題。

　　先念同誌講話一開頭就直奔主題，他說：“現在湖北省糧食問題吃緊，全省缺口達300萬斤。本來希望中央調撥一些糧食以解燃眉之急，看來是不可能了，全國都在告急！全國糧食收支已經出現40億斤的赤字。今年小麥受災，又減產70億斤，形勢相當嚴峻。全國財經會議的糧食組也感到糧食供銷形勢問題很大，辦法不多，難以為繼。今天特請大家來，共同出謀劃策，看看如何解決我省的糧食缺口問題。”

　　先念同誌講完，大家開始議論紛紛，會場氣氛凝重。有的說，今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隨著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城鎮人口增加，吃商品糧的人數大大增加，造成商品糧消費的急劇增加。有的說，在糧食自由市場上，一些糧食投機商利用產需矛盾，興風作浪，搶購糧食，與國營糧食部門爭奪市場，也是造成糧食形勢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聽來聽去，大家確實把糧食緊張的原因都擺出來了，但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還是沒有找到。

　　會議休息時，在延安時期的老首長葉劍英向我走來和我打了個招呼，還問到：“黎浩可好？”我曾經當過劍英同誌的政治秘書，當時妻子黎浩在延安魯藝工作，和他也熟悉。一晃十來年沒有見到葉帥了，我這次見到他還是那麽精神抖擻，依然風度翩翩。

　　休息之後繼續開會，大家還是一籌莫展，就連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林彪也沉默著，自始至終一語未發。眼看快到中午了，我要求發言，先念同誌頷首。我說：“我是剛剛從江西調來的，對江西的糧食情況比較了解。江西這兩年風調雨順，全省連續獲得半收，征購大於銷售，市場穩定，儲備糧食比較多。我和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領導同誌比較熟悉，我想我去向江西省借幾百萬斤糧食，估計問題不大。”

　　先念同誌興奮地點著頭，說：“那好，借糧的事情就由你去辦，具體問題你可直接找我。”

　　我向江西省委借糧的事，得到邵式平省長的大力支持，很快辦妥。1954年，先念同誌從湖北調到中央工作，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1955年10月我調到北京，先後任農產品采購部部長助理、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受先念同誌的直接領導。

　　1958年7月24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任命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副部長，在那張淺褐色的委任狀上，蓋有藍色的周恩來總理的簽名章。從此，我開始了長達20餘年的糧食工作生涯。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的糧食部，經周恩來總理提名，民主人士章乃器被任命為首任中央糧食部部長。副部長有陳國棟、陳希雲、黃靜波、聶洪均、喻傑、周康民等人。當1958年我被任命為糧食部副部長時，黃靜波同誌已經調離糧食部，陳希雲同誌去世，章乃器已劃為右派，部長一職由沙千裏擔任。

　　我到糧食部時，實際主持糧食部工作的是第一副部長陳國棟同誌。他記憶力好，工作能力強，為人正派，和藹厚道。在工作上他堅決執行國務院對糧食工作的方針政策，但在廬山會議後被認為“思想右傾”受到批評。在“文革”中他受到很大衝擊，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

　　從1958年到1982年退居二線時，我在糧食部工作20多年，基本上是在業務工作第一線，負責全國糧食的購、銷、調、存工作，這是一項上掛中央、下連全國人民的工作。那時周恩來總理和李先念同誌親自抓糧食，連毛澤東主席也時時牽掛著糧食問題。

　　一旦總理辦公室來了電話，我便立刻起來趕到中南海開會或匯報情況。

　　周恩來的記憶力非常好，他對國務院各個部、委上報的報表都要親自過目，筆筆核算，任何微小的差錯都逃不過他的慧目。周總理對國務院各部委的領導幹部要求很嚴格，必須做到心中有數。管業務的副部長要把報上來的報表裝在心裏，當他問到任何數字，回答要脫口而出，不能錯。這樣，副部長們對自己主管的業務親曆親為、兢兢業業才能達到要求。中央要求必須“三三製”，就是主管業務的同誌每年要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大約八、九個月到外地，下基層，三分之一在北京。那時，我經常出差，為糧食工作幾乎跑遍全國，行李簡單，提起一隻棕色小皮箱，說走就走。對曆年來各個省的糧食產、供、銷、調、存情況都能做到心中有數，我與各個省市的糧食廳、局的幹部很熟悉，當周總理過問全國糧食工作情況時，就能夠應答迅速。

　　1956年，陳雲和周恩來等領導開展反冒進，把過大的建設規模降下來。

　　進入1958年，批評反冒進的鬥爭升級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召開的一係列會議上，周恩來、陳雲受到了點名批評。批評了反冒進，各地紛紛為經濟上的冒進加熱、升溫，從而形成了貽禍慘烈的“大躍進”狂潮。

　　周恩來總理領導的國務院各部委工作如同走鋼絲，不能不小心翼翼。我不敢掉以輕心，工作上尤其要兢兢業業，仔細慎重，隻有在考慮成熟時，才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像在“統購統銷”的60年代，我初次提出收購議價糧食的建議，得到周總理、陳雲和李先念的積極支持、推廣，在全國糧食工作會議上，得到經濟專家薛暮橋的讚同。可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批判為“資本主義路線”而無法實施。

　　從解放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人均糧食產量長期徘徊在600斤左右，難以適應國家建設發展速度和軍需民食的要求，統籌安排全國糧食的供需平衡，是非常困難的。

　　特別是在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和“文革”十年動亂中，糧食供應方麵的困難是最突出的，直接關係到億萬人民的生存和社會的穩定。糧食工作幾乎天天牽動中央領導人的心，消耗他們的精力。

　　那時，周總理為全國理財當家，夜以繼日。先念同誌勤勤懇懇地工作，他每天起得很早，到中南海岸邊散步回來，就審批文件，翻閱有關糧食方麵的報表，了解糧食的產、供、銷、調、運等方麵最新動態。到大家上班時，他已批完一大摞。碰巧上午請部長們來開會，他拿出已經批過的文件，有的部長還沒看呢！

　　在那些年月裏，我作為主管糧食業務工作的副部長，幾乎每天要同周總理或先念同誌見麵，有時甚至一天要見兩三次。

　　在解放後國家糧食比較緊張的頭30年中，江西、江蘇、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為全國的糧食調撥作出過巨大貢獻，其中以江西作出的貢獻最為突出。在糧食部有這麽個說法：“隻有江西是個‘不倒翁’。”為什麽呢？別的省糧食是有出有進，惟有江西是隻出不進。解放後它每年至少要向國家調撥8—10億斤糧食，包括在自然災害最嚴重的三年裏，這對於新生的共和國來說是了不起的貢獻。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除新疆、西藏以外各省都有成千上萬的百姓離家舍土，逃荒要飯，尤以安徽、山東、河南居多。

　　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看到一些羸弱婦孺在南昌、九江沿街乞討，心中很是惻然。他指示省民政廳長、獨腿的老紅軍謝象晃：不論他們來自哪個省，都是中國的老百姓，不能讓他們餓死在江西境內，一律要給他們飯吃。謝象晃遵照省委指示，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開設了粥棚，每日為災民免費提供賴以活命的米粥。據不完全統計，江西的粥棚救助的災民達數百萬人次。

　　解放後江西為什麽能很快把農業搞上去呢？一是因為江西省狠抓了農田水利建設；二是在1958年經過“頭腦發熱”後冷卻得比較快，農業生產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麵。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江西的糧食產量仍然穩定，總產量居全國第二位。

　　1961年9月17日，周恩來總理從廬山開完中央工作會議，帶著一批省市委書記，由楊尚奎陪同來到南昌，在省委舉行的招待便宴上大家紛紛向敬愛的總理敬酒。總理笑著說：

　　“要敬就敬三杯！但我有個條件，幹一杯酒，要增加你們省外調糧食一億斤，好不好？”

　　三杯酒就是三億斤糧食。楊尚奎明白，總理不到萬般無奈之時，也不會給江西壓下這三億斤的外調任務。

　　頭年四、五月間，他到北京開會時，總理就特地來到他的房間求助說，去年全國有好幾個產糧省，包括四川這樣的糧食大省都遭了災，估計今年生產形勢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糧食問題上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北京、天津、上海的糧食庫存現在已經挖空了，調進的糧食不夠市場供應。如果不馬上調一批糧食救急，這樣的大城市一旦發生糧荒，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總理言辭懇切地說：“江西已經調出了十億斤糧食，作出了很大貢獻，而且你們自己也有困難。但是，和別的省比起來，你們還是好的。所以今天我特來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調兩億斤，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

　　楊尚奎向總理匯報了江西的情況，說：“災情嚴重的地方，已經出現大批浮腫病人，個別縣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公共食堂煮的‘飯’，基本上是紅薯葉子呀！”楊尚奎流著眼淚說：“在豬肉、食油、禽、蛋之類都少到幾乎沒有的時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樣。幹部直喊餓，我們不讓喊，不讓發牢騷。他們嘴一閉，牙一咬，挺下去。”可是，楊尚奎看到總理心事重重，眉宇間深藏著憂鬱，答應回去統一一下認識，再勒緊一次褲帶支援中央吧！

　　總理高興地笑了：“我就知道老表的風格高！謝謝你，尚奎同誌，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謝謝你！”1961年，江西人民克服困難，仍外調了15億斤糧食。

　　共和國不會忘記江西人民的貢獻。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的糧食問題十分吃緊。華中重鎮武漢缺糧到了最緊張的時候，全市糧店的糧食隻夠銷三天，居民的基本定量口糧每月都得分成幾次供應。武漢鋼鐵廠職工在饑餓的陰影下，折騰超聲波蒸食物使其體積膨大了糊弄腸胃。糧庫告罄，市裏已經沒有存糧，各單位還在告急。

　　情急之下，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看到長江裏有一條從重慶開往上海的過境大船，船上約有一千萬斤供出口的大米。他眼睛一亮，當即決定扣船，卸下大米以應武漢之急。他也不管出口貨物是一環扣一環的，這船大米務必按與外商簽訂的合同規定時間內運到上海港口，裝上外輪，否則要罰以重金，是外匯，損失可就大了，而我國當時外匯十分緊缺。“外事無小事”，此事驚動了中央。

　　周總理說：“要嚴厲查處這件事！”總書記鄧小平說：“要撤王任重的職！”省長張體學以省委的名義給李先念掛電話，淚流滿麵地懇求：“請盡快撥一些糧食給我們。天災人禍，人民在挨餓呀！我沒做好工作，給我什麽處分都沒意見，隻請求中央支持我們糧食！”

　　李先念急不可待地要我：“你能不能再向江西借點糧，幫助他一下？”

　　我立刻乘飛機到漢口，一下飛機就見到王任重親自來接我。在去賓館的路上，他讓司機把汽車開慢點，指著大街說：“你看，所有的糧店都關了門，外地人來漢口，有錢都吃不上飯。我們向鄰區告借，隻得杯水車薪。萬般無奈才出了‘截船’的下策，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我沒話可說，可老百姓在餓肚子啊！”

　　到了賓館，我立即撥長途電話給江西，得到江西大力支持，他們同意借調三千萬斤糧食給漢口，並約定當年秋後還給江西。另外我又從中央糧庫調三千萬斤糧食存在漢口。我告訴王任重：“這是中央的機動糧，如果你們急需時可經國務院批準借用。但要有個賬，你們秋收後如數歸還才行。”王任重同意了。他有了糧食，先還一船大米給上海出口，趕上了船期。我向他提出幾個建議：“開些高價飯館，主食賣貴點。一角多錢一斤的糧食可以賣三、四角一斤，不收糧票。”王任重都采納並立即付諸實施。我在武漢三天，他整整陪我三天，我給他解決了緊急的糧食問題使他如釋重負。

　　回到北京，我向陳雲和先念同誌作了匯報。他們認為飯館采取收糧票的辦法好，采納了我的意見。後來陳雲和先念同誌作出指示：全國的飯館一律收取糧票。這在當時對於節約用糧和保障社會供應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大躍進”的年代，各地都瘋狂地大搞浮誇，虛報瞞產，把一畝地的糧食產量吹成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一時間中國的糧食似乎多得不得了。各地興起大辦食堂的風，居然號召“敞開肚皮吃飯”，根本拿糧食不當回事。

　　我是做全國糧食工作的，眼看著1958年的“大躍進”、大辦食堂和嚴重的自然災害給糧食工作帶來的困難，憂心如焚。

　　1958年本是個風調雨順的好年景，

　　但在那年全國一折騰，

　　青壯年農民去修水利、

　　大煉鋼鐵，

　　莊稼熟了爛在地裏，

　　卻是增產不增收。

　　以後遇到延續三年的大旱，糧食產量連續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年產量3073億斤，比1957年減產21.2%，人均占有量減少170斤。

　　這時國家庫存糧食已經越來越少，各地也庫存無多，都紛紛向中央告急。為了平衡地區間糧食餘缺，保證城鄉糧食供應，惟有加強全國糧食的統一調度。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糧油棉調運指揮部，由李先念掛帥，把糧食緊急調給脫銷地區。當時還搞了“以早濟晚”和“以晚濟早”的季節性調劑，即每年夏秋季節，先把南方收獲較早的小麥、大麥、早稻等調運到東北，接濟東北秋糧登場前的市場供應；然後又在冬春季節裏，將東北的晚熟糧食返調給關內缺糧地區度過春荒。這種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不過對保證軍需民食還是起過一定的作用。

　　糧食產量下降，副食品供應匱乏，糠菜不濟，饑饉波及城鄉各地，特別是農村。

全國糧食問題越來越嚴重。1960年9月，中央發出指示，要求搞“低標準、瓜菜代”，降低口糧標準，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當時由中國科學院建議，由中央推薦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麥根粉、玉米稈麵粉、橡子麵粉、葉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　　　　

　　這些設想基本上是在實驗階段，數量很少，起不了什麽作用。

　　由於糧食緊張情況加劇，人們營養不良，浮腫病大範圍出現，農村餓死人的事時有發生。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動員家在農村的城市職工返鄉，大約有一千萬左右，以減少吃商品糧的人數；動員幹部自報減少糧食定量。

　　在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廬山會議上批判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李先念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的名義寫給中央的報告，實事求是地指出：“把預算、信貸、物資的全麵情況綜合起來”看，真實情況是：財政結餘並不存在，國家預算出現了赤字。當時參加廬山會議的張聞天到先念同誌處了解有關情況，先念同誌把情況和數字告訴了他，因此也被批評為“思想右傾”，並被指責“為張聞天提供‘炮彈’”。這使黨內生活更不民主，人人噤若寒蟬，下情不明，給中央指導經濟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黃克誠晚年回顧廬山會議的教訓時，不無悲愴地說：“這個事件對我國曆史發展的影響巨大深遠，這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悲劇，而是我黨的悲劇。從此，黨內失了敢言之士，而遷就、逢迎之風日盛。”

　　1960年進入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二年，糧食問題愈加嚴重，一些官員的浮誇之風還在通行無阻。他們順著中央某些領導人的口味向上報告說“形勢大好”，“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對日益嚴重的水旱災害，　餓死人　等不是隱情不報，就是避重就輕。

　　在河南，1958年全省的糧食產量隻有281億斤，省委卻吹估為702億斤，

　　結果導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購，“反瞞產”。

　　一些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被扣上“小彭德懷”的帽子，進行“反瞞產”。

　　因向農民逼糧食而實行捆、綁、吊、打、捕等現象，屢見不鮮。

　　農民處境異常困難，

　　一些地區逃難的、乞討的、浮腫病泛濫，

　　幾致十室九空。

　　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等省一些地方受災及　餓死人　的情況陸續反映到中央，引起了重視。

　　我到蘇皖調查，沿途時常遇見結隊逃荒要飯的、扒火車的。

　　徐、淮地區的幾個收容站住滿了逃荒要飯的乞丐、盲流。

　　看著這些饑饉的老人、目光呆滯的婦女和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心如刀絞。我向柯慶施匯報時，提出要去淮南考察，他表現得很傲慢而且不耐煩，說：“華東的情況我們清楚，淮南沒有問題。”

　　為了解決極為困難的糧食問題，1960年，李先念副總理提議進口一部分糧食，這是要承擔一定風險的，因為“自力更生”是基本國策，毛主席又有“不吃進口糧”的指示。可是糧食連年減產，庫存見底，救民如救火。

　　周總理、陳雲都支持這個提議，認為進口糧食對穩定國民經濟、克服糧食緊張、保護農民積極性有利，因此得到了黨中央、毛主席的批準。

　　在進出口糧食的實踐中，我們發現，國際市場上大米價格是小麥、玉米的1—2倍，出口1噸大米可以換回1.7噸小麥或2噸玉米。如果出口換匯率較高的大米、大豆、雜糧，進口小麥、玉米，在外匯平衡的情況下，將多進口許多糧食，先念向總理提出後得到批準。實施後，我們國家獲益巨大。

　　出口糧食換匯最好的時候是1973年，1噸大米換回2.7噸小麥，我們那年出口300萬噸大米，占世界第一。

　　1971—1976年5年間進口糧食比出口糧食多187億斤，進出口平衡後，另增加外匯收入7億多美元，用於進口糧食工業的鋼材及支援外貿。

　　60年代末，隨著糧食產量逐年增加，糧食的經營和庫存數量持續上升，倉庫建設遠遠趕不上糧食儲存的需要。那時國民經濟尚未完全恢複，資金材料非常缺乏，糧庫連做露天糧屯的席子也難以買到。

　　這時，黑龍江省明水縣發明了用一把草、一把泥建設的糧倉——“土圓倉”。它不需要鋼材、木材、水泥等緊俏材料，造價低廉，技術含量不高又很實用，引起了我們的重視。1969年6月召開的全國糧食工作改革經驗交流會上，推廣建設“土圓倉”的經驗。

　　大量建設“土圓倉”，緩和了糧食倉容不足的困難。它代替用席穴露天保管糧食，改善儲糧條件，對促進糧倉機械化起了一定作用。

　　隨著經濟情況好轉，糧食入庫量大幅度增長，“土圓倉”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在沿海港口和一些交通樞紐地區建成一批現代化的立筒庫；北京、天津和東北三省建成了大批以磚和鋼筋水泥結構的磚圓倉；南方發展拱頂高房倉；上海建起樓房倉；還有的地區建起小型鋼板倉；還有大量的露天儲糧貨場。糧倉機械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文革”中糧食部受到的幹擾比較大，第一副部長陳國棟等人被“打倒”靠邊站了。經周總理提議，毛澤東批準，由國家計委副主任餘秋裏、國家經委副主任穀牧和林乎加組成“小計委”搬進國務院工作。國務院管業務的部委也在周總理的安排下組成“小班子”。

　　在糧食部建立兩套班子：大班子是以造反派為首的大多數人參加搞運動的所謂“抓革命”。其他的副部長有的被“打倒”，有的“靠邊站”，搞業務的就剩下我了，於是組成以我為首的“促生產”小班子。

　　我為什麽能在“文革”中僥幸不被打倒呢？

　　第一，我1932年參加紅軍，赤貧出身，造反派抓不到我的“把柄”；

　　第二，生活上我不搞特殊化，與職工和基層幹部關係融洽，在抓“走資派”時他們保護了我；

　　第三，在兩派群眾鬥爭中，堅持“不表態”，說我是“泥瓦匠”。

　　“文革”十年，不僅搞亂了經濟，更是擾亂了人心。加上管理不善，一些缺乏有效監督機製的部門就很容易被鑽了政策上的空子。

　　1977年糧食係統淨虧損猛增到70億，比往年增加了20個億。這些虧損不是由地方負擔，而是由中央財政負擔。這20個億是從中央財政部反映出來的，引起了中央領導人的極大重視。

　　1977年11月的一天，華國鋒、李先念把商業部主管糧食工作的負責人找去開會。那年各省市糧食廳局資金都有虧損，幾千萬、幾億元的都有，其中以黑龍江省虧損最大，一年虧損竟達10億！

　　華國鋒說：“你們打算怎麽辦？”

　　我說：“給我兩年時間，一定要把虧損扭轉過來！”

　　華國鋒聽了我的表態，有點意外，說：“你們如果真的能在兩年時間內扭轉虧損，我給你們放鞭炮！獎勵你們2000萬元鞭炮錢。”

　　第二天，我就帶了一個工作組奔赴黑龍江，這年我已經62歲。鄧飛副部長帶了一個組去吉林。幾天過去了，糧庫領導隻是提及造成糧庫虧損的表層原因。工作組分析，這些因素確實可以造成某些虧損，但不是造成重大虧損的根本原因。僅僅在肇東糧庫，就虧損近億元人民幣，究竟原因在什麽地方？我帶領工作組直接進駐糧庫。

　　一天，我從糧倉旁邊走過，順手抓了一把糧食，回到辦公室一看，是一把帶著冰碴的葵花子。我心裏一沉：這灘水不就是政府用來購買糧食的錢嗎？原來國庫中無數的錢就是這樣化成了水！基層糧食部門從農民手中收購農產品是有質量標準的，其中之一是含水量，在一定含水量以下適合於保存，不生蟲、不黴變。就是超過標準含水量在糧食表麵也不應見水分，當然不會成為冰碴。外行也不會用糧食價格去購買冰碴(水)的。基層糧食收購部門連這樣不合格的農產品都收購，還收進縣糧食倉庫，實在是嚴重的失職！

　　且不說葵花子表麵上的冰碴，它本身的質量如何呢？我一一嗑開葵花子，30%空殼，70%是癟籽，成熟飽滿的竟然沒有一粒！我憤怒了。我幹糧食工作這麽多年，走遍了除去西藏以外的全國糧庫，還沒有見過一個糧庫收購、儲存這樣的農產品的，這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

　　我在北國邊陲小縣一個糧庫的憤怒震撼了黑龍江全省，省委書記潘複生也把目光轉向了肇東縣，省糧食廳和各縣糧食局兩級領導都趕到肇東糧庫來了。省委副書記率領一個專門的調查組開始進行全麵調查，接著全省糧庫都開始對庫存糧食質量進行認真的檢查，結果發現庫存糧食60%都有肇東糧庫的問題。

　　經過兩個月的調查研究，工作組認為造成糧庫虧損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用工浪費，臨時工很多，冬天是冰天雪地，無法晾曬糧食，他們就沒事做，直到來年6月；

　　二是材料浪費，糧庫裏堆了許多幾年用不上的席子、苫布、木料等，造成浪費。為了解決糧食高水分問題，采取先收購，付部分款，但不入庫，由農民在家裏炕上烘烤。

　　第二年春天，糧食係統在遼寧省召開東北三省糧食局長會議，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省在糧食工作上及其它工作上都有了根本變化，黑龍江隻用了一年就實現了扭虧為盈。全國糧食收購虧損20億的問題，也隻用了一年多時間就扭轉過來，比我當初承諾的二年扭虧提前實現。

　　華國鋒親自給糧食部批了2000萬的鞭炮錢兌現了。這類款項我們不能隨便動用，最後還是進了大財政。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又是一個人口大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糧食收、購價格長期比較低廉，從原則上講這沒有什麽錯誤。

　　中國那時隻能“以糧為綱，綱舉目張”，泱泱大國，“無糧不穩”嘛！

　　但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由於工業產品價格比較高，而農產品價格低廉，在短期內實行還可以應付，時間長了就一定會加大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傷害農民的積極性。

　　穀賤傷農，中央也考慮到這一點。於是出台了一個“提高糧食收購價，銷售卻維持原來的價格不變”的政策。作為應急措施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從根本上說卻違反了經濟規律。

　　國家對糧食收購進行補貼，農民雖然高興了，市民也不吃虧，隻是苦了國家。這叫“政策性虧損”，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成為國家財政上的沉重包袱。盡管它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一旦成為“既定方針”，誰也不敢多說什麽。糧食工作人員隻能看在眼裏，急在心裏。但是人民把“糧食”這份家當交給我，我不能不為之籌謀。

　　1962年在糧食計劃會議上，我提出收購議價糧問題，就是用高於平價糧的價格收購農民手中的餘糧，提高農民出售餘糧的積極性；同時將這批糧食高價供應市場，這叫“高進高出”，減少國家補貼。現在看來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在當時卻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經濟學家薛暮橋認為我的意見合理可行，周總理、陳雲和李先念同誌也認為有道理，糧食部多數副部長也表示讚同。但是更多的人不同意，害怕部分提價會造成社會不穩、人心不定，這個提案當時被否決了。隨著社會向前發展，人們的思想開始變化，才逐漸接受了議價糧的觀念。

　　議價糧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打開的一個小小的缺口，它既調動了農民出售餘糧的積極性，使農民增加了收入；又帶動了市場經濟，為工業和民用糧食打開了更多的貨源渠道；對於國家來說既能多收購糧食，免除這部分的糧食補貼，還能略微增加一些收入。糧食係統從單純賠錢變為有賠有賺，積極性也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