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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金案”有一個證人，但他卻消失在“紅色的起點”上。他究竟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一個“情聖”？還是一個“瘋子”？他的失蹤或死亡，究竟是一樁“情案”，還是“賄賂案”？抑或是“構陷案”？他為什麼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作者重新鉤沉了被“正史”遺棄的鏡頭，從“歷史的廢片”中，發現了新意義：從毛澤東與楊開慧父女的關係、新民學會解體，到湖南“自治運動”右轉；從遠在巴黎的“二八學潮”，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都有一個共同的源頭……其中道理，就像亞馬遜河上一隻蝴蝶搧動翅膀，影響到地球另一邊的金融風暴、皇冠落地！
從這部重構的歷史中，您將發現，一個意念的閃動怎樣主宰著人的行為；一個人如何影響一個時代的歷史，乃至一個國家的命運？這個不平常的人——毛澤東正是從這裏，走上了他的“不歸路”。
作者：陳小雅，1955年生於湖南長沙。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八九─六四”研究專家。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歷史係，當過工人、幹部、編輯記者。已出版著作有 《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 、《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地下的熱泉──過渡文化的十年（選章）》、《搖籃與墓地──嚴複的思想和道路》、《漢尼拔》等；主編有《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門運動十五周年紀念文集》、《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籍大辭典‧政治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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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共19件評論
August 2nd, 2006 at 11:35 am
分章提要：
第一章 欲罷不能
“毛澤東截取留法勤工儉學捐款，是為了他自己嗎？”從這個問題開始，深入到毛澤東攫取“第一桶金”之後的行蹤與用度，發現曆史“證詞”中留下的懸疑：毛澤東究竟“得金”多少？為何此事一直得以掩蓋？
第二章 人 證
誰是章士釗與毛澤東金錢交割中的“人證”？被具名的蔡和森不在現場的證據；“金主”為何出現二人？“時間”為何出現三種“記憶”？從徐鑄成帶來的“麻煩”，到章士釗的“嗜痂癖”，作者將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複。但那個“在場者”是誰？
第三章 一個失蹤在“紅色起點”的人物
信息搜索聚焦到一個失蹤在“紅色起點”的人物。他與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關係密切；在一次與毛難得的“推誠相見”後，從曆史上消失了……這個“在場者”瘋焉？死焉？隱焉？
本章提出一個“三段式”推理的疑問：一個反對自殺的人如果死亡，要麽死於意外，要麽死於謀殺；而一個“瘋子”如果自殺，是不會隱藏自己的屍體的；彭璜為什麽“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第四章 毛澤東為何“發呆”？
尋找嫌疑人：彭璜失蹤後，毛澤東變得神不守舍、意馬心猿。因為這個原因，他精心經營的新民學會匆匆解體；他擔任記錄的中共“一大”史料變得殘缺不全……
第五章 情 案？
毛澤東與彭璜矛盾的性質是什麽？他晚年對《雲中落繡鞋》的評論是否包含“謎底”？毛彭演義的“雙鳳求凰”劇情重構；彭璜的“瘋變”是否促使毛澤東與楊開慧同居？而陶毅的決絕是否把毛澤東推上“革命”路？
第六章 彭璜為何精神失常？
毛澤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彭璜為“錢”而“瘋變”。但這不僅僅是指向毛沒有接濟會員。在毛澤東給彭璜“最後一封信”中，留下了一個包含此案全部線索的“啞謎”，而這個時間的關節點，要從“兩年半以前”說起……
第七章 毛澤東的“不歸路”
“兩年半以前”，為了搞錢，毛澤東接受蔡和森做“惡人”的思想，鼓動留法勤工儉學的“人災戰略”，企圖迫使政府賑濟；楊昌濟在經濟責任壓力下向章士釗力薦毛、蔡，出具“取款介紹信”。“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信條，使毛澤東走上“不歸路”。
第八章 譚延闓的“政治賄金”
在湖南“驅張運動”中，毛澤東發揮“煽動輿論”特長，緊盯“米鹽公款”去向，為譚延闓主政鋪平道路；作為回贈，譚延闓讓毛發了一筆“意外之財”；這個“統戰”經驗，成為後來毛支持“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內在動力。
第九章 玩弄的代價
毛“得金”後，放棄“廢督軍”和“人民製憲”的初衷，宣布譚政府為“革命政府”，將“湖南改造運動”撥向右轉。新民學會會員批評他操控組織、鼓蕩輿論、輕忽人權，服務於“討飯碗”。內心留下的道德陰影，迫使毛後來“凡事左三分”，斷送了“大革命”的成果。
第十章 構陷案？
有人散布謠言：勤工儉學捐款被貪汙，蕭子升代毛澤東受過。巴黎儉學生處境惡化；蔡元培采取“急就章”，蔡和森唯恐天下不亂；激變“二八風潮”——毛澤東“金案”迫出對法大借款案、儉學生槍擊駐法公使案……
第十一章 知情人留書藏“天機”
在曆史掩卷之前，有人在《大公報》連載匿名文章，詳述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及其籌款和巴黎“二八風潮”內幕，為毛澤東的“金案”懸疑揭秘。毛澤東以向左、再向左予以回應……
在毛坐上龍庭之日，留書人隱居烏拉圭，死於毛澤東同年。
第十二章 毛澤東是怎樣被塑造成“孝子”的？
毛澤東為了從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牟取利益，置重病母親於不顧，長期在外滯留。收留了毛的母親的親戚，為取悅於毛，試圖把毛塑造成一名“孝子”，以此作為利益交換條件……
August 2nd, 2006 at 11:36 am
目 錄
第一章 欲罷不能………………………………………………………………
三味書屋的“偶遇”……
博訊刊文：兩萬大洋的去處？
關於“龍伯堅回憶”的懸疑
第二章 人 證 ………………………………………………………………
誰是毛澤東“金案”中的“人證”？
徐鑄成回憶帶來的“麻煩”
章士釗的“嗜痂癖”
第三章 一個失蹤在“紅色起點”的人………………………………………
耀眼的流星
毛澤東與彭璜的密切關係
難得毛澤東“推誠相見”
瘋焉？死焉？隱焉？
一個“瘋子”的最後自白
第四章 毛澤東為何“發呆”？………………………………………………
“一大”史料何難覓？
意馬心猿毛澤東
毛澤東決心雪恥
第五章 情 案？…………………………………………………………………
毛澤東對《雲中落繡鞋》的評論
毛彭矛盾的潛台詞：“雙鳳求凰”？
“毛彭情案”的重構
《賀新郎》的兩難境地
第六章 彭璜為何精神失常？………………………………………………………
關於“錢”的會員通信
留法川資的三個來源與分配
毛澤東的“啞謎”
第七章 毛澤東的“不歸路”………………………………………………………
楊昌濟的尷尬
蔡和森決心做“惡人”
第八章 譚延闓的“政治賄金”……………………………………………………
驅張運動，毛澤東緊盯“米鹽公款”
一筆“意外之財”
毛澤東的政治老師——譚延闓
第九章 玩弄的代價…………………………………………………………………
湖南改造運動的“右轉”
會員的“微詞”
馬林的“爪哇經驗”
毛澤東“借腹懷胎”
第十章 構陷案？……………………………………………………………………
蕭子升蒙冤
巴黎來鴻：“富人夢”與“貧民窟”
謠言激蕩的“二八風潮”
第十一章 知情人留書藏“天機”…………………………………………………
《大公報》連載的用意
藏頭掖尾的“知情人”
綿長的餘音
第十二章 毛澤東是怎樣被塑造成“孝子”的？…………………………………
兩種毛澤東文筆
《祭母文》“注解”引發的問題
封毛為“孝子”背後的“貓兒膩”
附錄
陳小雅談毛澤東研究及背景………………………………………多維記者 高伐林
思想筆記：關於“毛澤東熱”…………………………………………………陳小雅
未來思潮誰引領？——文化“三環”解析……………………………………陳小雅
從“一花獨放”到“三分天下”——當代中國文化格局的嬗變……………陳小雅
陳小雅關於《中國“牛仔”》的答問錄……………………………………… 張偉國
August 2nd, 2006 at 11:52 am
陳伯達與毛澤東、林彪的關係——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
陳小雅：陳曉農，你好！今年正逢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毛澤東逝世30
周年，也剛好是你60歲——一個甲子的輪回。在這樣一個時間裏，我相信，你對自己的人生
會有很多的感歎；對那場你父親也曾參與，然後又被它打倒的、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
也給你自己的命運帶來“戲劇性”轉折的事件，會有很多的反思。你去年出版的《陳伯達最
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已經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曆史
資料，但讀者還有一些感到不滿足的地方。譬如，關於陳伯達的人格；陳伯達三十年代首倡
的“新啟蒙運動”，究竟是怎麽回事？又譬如，你父親和林彪、四人幫被當作了三十年前的
那場浩劫的責任承擔者，而在林彪集團那裏，一直極力撇清與四人幫的關係，你本人似乎也
認為陳伯達與林彪集團不存在“結幫”的關係……諸如此類問題，作為讀者和曆史研究者，
我很想聽聽你對這些問題的解釋。當然，我更感興趣的是，作為人子，你對你父親有一個什
麽樣的看法？這些看法，前後有沒有什麽變化？在你的心目中，父親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鐵血黨紀與基督教哲學雙重鍛造的人格
陳曉農：陳伯達仍有舊式知識分子身上常見的一些弱點。譬如他懦弱、古板，性格木訥，
拙於口才。一些寫批判文章的人譏諷他“像個腐儒”，可說他“同誰也合不到一塊兒”，卻
不盡然。父親不會籠絡人，也從來沒有提拔過跟前的人。但他平等待人，盡量按情理解決問
題，這就能團結人。毛澤東晚年批判父親時，說他是“北京軍區華北地區的太上皇”，那當
然是誇張之辭，但也說明他並非落落寡合之人。他在處理有關問題時，能聽取當地領導人的
意見，努力平息紛爭，穩定局麵，使生產較快恢複和發展，盡管其工作也難免有缺點錯誤，
但正如北京軍區原政委陳先瑞在回憶中說的：“陳伯達來河北，基本解決了河北安定團結的
問題，使河北省順利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如果這算問題，那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嗎？”
（見舒雲《九屆二中全會後的李雪峰》）。所以，父親是在不經意間團結了人，由此引起一
些人的不安，是他想不到的。
從對待人生的態度來說，父親除了受到黨的紀律教育和革命人生觀教育，也曾受到過基
督教哲學的某些影響。他對於厄運，頗能逆來順受，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聖經和中國儒家
的影響。他年輕時在教會學校教過書，解放後又重讀過聖經。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
“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
去。”父親在有些事關大局的問題上能獨出己見，譬如，在主張“百家爭鳴”，提出“電子
中心”論，反對“血統論”，提出“反九大”的生產力路線……（詳見陳小雅采訪錄《無所
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節選之一、之二）》、）表現出倔強的
一麵，但其性格裏也確有軟弱、服從的“迂”的一麵，這正是舊知識分子性格上的矛盾處。
中國儒家也強調服從、順從。宋代張載的《西銘》，很受程顥、程頤和朱熹的推崇，被很多
文人當作座右銘。解放初，父親因二十多年沒用毛筆，重練毛筆字，此時他把《西銘》全文
抄寫了一遍。《西銘》中有這樣的話：“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將明知要被晉獻公處死卻不逃走的申生，和甘願被聽信讒言的父親放逐的伯奇，
視為道德的典範。《西銘》結尾的話是：“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其以順從為人生準
則，與耶穌的精神是一致的。父親在代人受過、被強加罪名時，很少為自己分辨，而總是逆
來順受，為顧全大局而忍辱自汙。他1980年在監獄裏對工作人員說：“我的精神、肉體，都
是屬於黨的。黨對我怎麽處理都行。”（ 見蕭思科《超級審判》下冊630頁。）這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受到上述人生哲學的影響。
陳小雅：我注意到陳伯達說過，聽天由命，“黨就是我的‘天’”，黨怎麽安排，他就
接受怎樣的命運。這裏，令我非常感歎的是：所謂“君臣關係”，並非完全是一方麵強加給
另一方麵的，而是雙方在一種共同認定的政治倫理規則內互動的結果。有這樣的臣，固然因
為有那樣的君；而有那樣的臣，年深日久，也必然有那樣的君！有這樣的黨員，也就有這樣
的黨。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這個看法？我讀葉永烈寫的陳伯達的傳記也好，讀你編輯的
《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也好，總有一種感覺，他和毛共事的時候，人性總是得不到舒張，
而他和所謂“林彪集團”搞到一起去——盡管你否認這種描述——以後，人性是舒張的，他
的人格似乎也變得無畏和勇敢些，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看法，而原因又是什麽？
陳伯達為何出任中央文革組長？
陳曉農：說到父親和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關係。父親說過，他與
他們幾位是工作關係，沒有太多的接觸。
陳小雅：我聽邱會作的兒子說，他們家原來有一幅你父親題寫的大掛軸，每個字都有小
臉盆那麽大，內容是：天地馳驅客，英雄清靜身；留心千古事，不厭一寐塵。
邱路光說，他那時還不知道“寐”字怎麽讀，所以讀成“床”字。廬山會議陳伯達倒黴
後，他不得不把這幅字撕了。但那木軸的質地很堅硬，他用斧子劈也劈不斷。
陳曉農：我問過我父親對他們的印象怎麽樣。父親說：“林彪說話不多，他生活好像很
簡單。有一次我有事去他那裏，見他一個人在過道吃飯，飯菜很簡單，也沒有人陪他。”
“黃永勝他們幾位，我覺得都比較老實。他們和我議論過江青、康生、張春橋。有一次黃永
勝說，康生這個人，血壓那麽高了，還在忙著整人，連命都不要了。那時候有一種感覺，要
搞倒我，主要是江青和康生。我後來寫過一份材料，我說真正的四人幫是康生、江青、張春
橋和姚文元，是這四個人。過去說王、張、江、姚，其實，除了那三個，另一個應當是康生，
而不是王洪文。”
最近我看到程光《1970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裏麵有一些新的事實。作者寫道：
“陳伯達一直擔任中央文革組長，為什麽倒是他主動‘停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動？為什麽江
青等人對陳伯達有著近乎‘刻骨’的恨？這些費解的事一經點破內幕，頓時令人恍然大悟。
陳伯達即便作為‘徒有虛名’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也不能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擠
打擊，曾幾次流露出不想再幹的念頭，都被林彪勸止。‘九大’前很早的時候，林彪對想辭
去中央文革組長一職的陳伯達說：”你不占住這個位子（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她（江青）
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多。‘“
父親一直想辭職，卻未能有個了斷，看來重要的原因是林彪對他辭職進行了勸阻，目的
是為了不讓江青的圖謀得逞。我覺得林彪和父親在防止江青等人篡權的問題上有些意見交流，
是正當的。在這個問題上，父親同周恩來也有所交流，在《陳伯達遺稿》第115頁中已有記
錄。這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大局而同兩位主要領導人進行的工作交流，而並非在搞私人同盟。
至於陳伯達與林彪沒有結盟關係，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提出了幾點證據：其
一，是九屆二中全會上“稱天才”的語錄，不是事先準備好的，是臨時讓秘書找的。會上唯
一違反常規的事情，是“揪張春橋”，但那是汪東興提出來的。其二，至少在華北，陳伯達
的行為被民間看成是與林彪對立的。其三，廬山會議毛澤東發動“批陳”以後，林彪曾對其
下屬說，“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受騙。”林彪的下屬們果然照辦了。（見蕭思
科《超級審判》下冊630頁。）如果有同盟關係，不應有這種落井下石的事。其三，“九一
三”事件後，在一係列批林材料中，是毛澤東親自將“林陳反黨集團”改為“林彪反黨集
團”。
陳伯達與毛澤東的關係：為帝王師？
陳小雅：我在讀葉永烈寫的陳伯達的傳記時，覺得主人公有一種“為帝王師”的舊式知
識分子情結，你認為有沒有？是不是作家對他的行為詮釋傳達了錯誤的信息，或者我這個讀
者有一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陳曉農：這個問題我沒有細想過，但我覺得“為帝王師”可以說是儒家的一個傳統。孔
子、孟子都是“帝王師”，他們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自然也都是要“為帝王師”的。接近帝
王的，可以直接對帝王進行說服開導，不能接近帝王的則以其策論、奏章等間接對帝王進行
開導。儒家是主張積極參與政治的。本來，政治乃天下之公器，人人可以過問。但是中國的
實際情況是，一方麵幾千年來都是中央集權製，政治決定權高度集中，這本來也是儒家的主
張；另一方麵儒家又鼓勵士人參與政治，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興亡，
匹夫有則”；結果，參與政治，“治國平天下”的最佳方式就是“為帝王師”了。從這一點
來說，“為帝王師”是普遍現象。但我感覺父親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儒家的影響，但總的來說，
他祇是“記室”，也就是秘書，而不是“帝師”。有人把他和陳布雷相比較，是有些道理的。
陳布雷也祇是“記室”，而不是“帝師”。
哥哥陳曉達自殺原因：失戀還是工作失誤？
陳小雅：關於你哥哥陳曉達自殺的原因，你能不能談一下？你父親對他和李敏的戀愛持
何種態度，生活中有沒有流露過支持或反對的意見？你認為陳曉達是因為失戀而自殺，還是
因為工作失誤而自殺？
陳曉農：這件事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已經寫過了。我父親那時很忙，而且我
哥哥與李敏來往最多的那個時期，即1958年冬和1959年春，我父親不在北京。他那時正在福
建和廣東的農村搞調查，所以他是在他們分手後才知道情況的。那個年代，青年人談戀愛，
不會先向大人聲明是在談戀愛。我哥哥自小與李敏熟悉，他們有來往本來是自然的。至於我
哥哥自殺的原因，我在書裏也談了，我認為是多種因素的結果。
我哥哥小時候是個任性的孩子。中國民主法製出版社的《先驅者的後代》，有篇講陳昌
浩兒子陳祖濤的文章，裏麵有這樣一段：“飛機就要起飛了，陳伯達和他愛人也在送行人的
行列中，陳伯達的兒子小老虎（陳小達）被保姆抱著在飛機上玩耍，無論如何不肯下來，並
且大哭不止。最後周恩來祇好說，那就都去吧。就這樣，飛機載著四個小夥伴，孫維世、陳
祖濤、高毅、陳小達起飛了。”父親也說起過這個情況，可見哥哥的任性。前兩年，哥哥在
蘇聯時的一個同學跟我說：“你哥哥學習非常好，他得了金質獎章。極少有人能獲得金質獎
章。他後來又順利考上了莫斯科大學。”哥哥的人生道路太順利了，任性而又順利，這使他
在連續的挫折麵前失去了承受的能力。
文革中的父子來往
陳小雅：以前我們談過，你父親在你的教育、升學與擇業問題上的幹預。下麵，我還想
請你談談你們父子之間的交流情況。父親經常對你有指導嗎？文革大潮中，你們有什麽交往？
陳曉農：文革前，父親在外地出差的時間往往比在家裏的時間長，所以很少有與子女交
談的時間。偶爾談話時，他也從來不跟我們談政治，更不讓我們看他桌子上的文件，不像有
些高幹，隨便把文件拿給子女看。（詳見陳小雅采訪錄《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
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節選之一、之二）》。）
我一生祇收到過父親的三次信，都是我去內蒙後寫給我的。其中1966年7月我因公回京，
在離家與同事會合將返內蒙時，父親寫給我的一封，已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引用過。
原文如下：
小農：聽說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時來看你，不遇，甚憾。你繼續到下麵去，很好，
很好。要真正向貧下中農學習，作一個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勞動者，並且要隨時拿這一點
來考察自己，不斷教育自己。要拜群眾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不要經常以為自己是一個什
麽幹部的子弟，就覺得自己有點特殊的樣子。黨和人民把你養成人了，此後一切，每時每刻，
都是要想怎樣才能報答黨和人民的恩惠。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最最害人的東西。
永遠永遠不要讓個人主義盤踞你的腦子，這樣，才能看得寬，看得遠，才能前進，才有前途，
才會使自己成為人民血肉的部分。不管怎樣，我們總祇是群眾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
點，決不能學。但是我總認為，我的生是屬於人民的，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這是毛主
席的教訓，黨的教訓，希望你永遠記著。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 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時
還有兩封，是我1965年8月到農村以後時間不久收到的，其中9月22日的信內容如下：
小農：你以前來的兩次信，都收到了。你給嶺梅的信，也看過了。我和媽媽最近都有些
事，遲遲未複，讓你心裏著急，這是我的不是。
你決心到鄉裏去做普通勞動者，這是值得高興的事。一個年青人，如果不同勞動群眾打
成一片，熟悉群眾的各種事項，知道他們的心，而同群眾格格不入，將來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希望你在勞動方麵多多注意，要學習各種技能。睡覺最好要有八點鍾時間。這樣，對勞
動和其他工作，都會做得更好。如果睡覺太少，第二天精神不佳，就必然會影響勞動和其他
工作，實際會降低質量。對這點，如有機會，可同領導者和同誌們商量一下，看看怎樣辦才
有利。
初到鄉村，一切不熟悉，當然會有些困難，但持之有恒，困難可以逐步克服的。家裏一
切都好。媽媽有病（幾天內可好），近日到醫院住，所以不能給你回信，但她是很關心你的。
小英考上了護士，很高興，嶺梅，弟弟，都好，請放心。有些事，由嶺梅給你寫詳細點，我
不多說了。祝平安！
此信發出後，10月9日叔宴媽媽給我寫了信，父親又在該信後麵附寫了以下的話：
小農：媽媽的話說得很對，你要記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靜思索，要同群眾商量，有
什麽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熟悉群眾，熟悉勞動，不論在什麽條件下都要很好地生活下去，
堅持下去，就會成一個有用的人。
匆匆，祝好！
父親在信中表示支持我到農村去做一個普通勞動者。他知道我遇到了一些困難後，鼓勵
我克服困難，努力堅持下去。
然而，一年後，文革開始了。因我的身份是公開的，總有人做文章，我難以應對，我的
身體也不好，有高血壓，於是我向內蒙古安置辦公室提出希望更換勞動地點，將身份保密，
得到了同意，可當時的混亂局麵使事情無法落實。1967年冬，我向父親秘書王保春談了情況，
他安排我先到醫院檢查治療，就和父親商量讓我到工廠去當工人。起初委托天津的同誌幫安
排，沒幾天，受委托的同誌被江青點名打倒，父親祇好轉而委托李雪峰同誌幫助在石家莊安
排。
唯一的一次“走後門”，為的是去當工人
陳曉農：1968年初的一天，父親領我去了李雪峰家。父親對李雪峰說：“麻煩你安排他
到工廠當個工人。絕對不要讓他當幹部。讓他當個學徒工，從學徒做起。”這樣，我就到石
家莊製藥廠針劑車間當了學徒工，學徒期是兩年半。1970年父親倒台後一個月，正是我學徒
期滿轉為一級工的時候。從此我就與父親失去了聯係，直到1979年12月才有了第一次探監的
機會。
我在工廠時，身份是保密的。父親倒台後，1970年底，省裏已將我的情況通知廠裏，但
表麵仍一切照常。那時，父親的一個秘書、原8341部隊幹部繆俊勝給我寫過信，告訴我不能
回家，信裏沒有解釋任何原因。1971年新年過後，我很苦悶，不知究竟出了什麽事，想自己
回家看看，就跟班組領導說了。車間書記馬上找我談話，說省裏通知，我不能離開石家莊，
並說這樣做是對我好。我才明白父親完全倒了，而且倒得很奇怪，很神秘。10月份傳達林陳
反黨集團文件後，廠領導和軍宣隊負責人找我談話，說我的身份公開不公開由我自己決定。
我想這時候了，不公開別人也都知道了，還有什麽必要，就在車間會上公開了身份。一些朝
夕相處的工人直到此時才知道我的情況。
……
父親平時說他是個“小小老百姓”，他對子女當然也這樣要求。他倒後，“小小老百姓”
這句話也被人加以種種罪名。其實，這句話不過是吐露了他希望離開官場，過百姓生活的心
情。他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言，說自己是“劉盆子”。“劉盆子”是東漢末年一個放牛娃，
因是皇室遠親，被起義軍強拉出來當了傀儡皇帝。父親自比“劉盆子”，以表明接受任職的
不得已。
父親本人尚且不願滯留官場，又如何肯讓子女再入官場呢？父親平生沒有為任何親屬謀
過一官半職。專案組調查了多少年，也沒查出他謀私利、用私人的證據，他的所有本家親屬
都是老百姓，祇不過他曾走後門為兒子謀過一個學徒工的位置。
一個人總有他的本色。就像許世友征戰幾十年仍在多方麵不失僧人本色一樣，父親為中
共中央服務幾十年也仍持有書生本色。
欲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
陳小雅：從陳伯達一生的行為軌跡看，他確實實現了儒家倡導的信條：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
陳曉農：作為書生，父親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福建讀書人自古就有亦官亦民、棄官為民
的傳統，官民界限看得淡。朱熹為閩學的開山祖師，一生多次棄官為民。朱熹字元晦，又字
仲晦，父親的書法即取“仲晦”為筆名。明代泉州人李卓吾，別號李溫陵，也是棄官為民。
清代主持泉州清源書院的陳壽祺，是父親曾祖父的老師，也是辭官講學者。父親希望像前輩
鄉賢那樣回歸民間，即便得不到許可，也自視是百姓，與其自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不無關係。
我下鄉前，1965年春夏間，父親對全家人說過，他正式向中央提出過下放的請求，但沒
有得到批準。父親晚年說：“毛主席知道我想離開，想了很多辦法留住我。他提出辦《紅旗》
雜誌，也是想留住我。”
所以，在五十年代後期，父親提出過下放的請求。六十年代，他又提出過退休的請求，
受到了劉少奇的批評，《陳伯達遺稿》第142頁有父親對此事的記錄。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父親覺得累了，想換個環境或退休為民，應當是不難理解的。
陳小雅：據你看，陳伯達提出下放也好，退休也好，是因為什麽原因？
陳曉農：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曾述及他在建國前後起草過《七大政治報告》、
《共同綱領》、《憲法草案》、《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等重要文件，以及他第一個提出在
文化科學上應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第一個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問題”（毛澤東
在“人民內部”後麵加了“矛盾”二字）；以及在八大決議中提出發展生產力是首要任務，
即所謂的“唯生產力論”；等等。
據近來看到的材料，父親還第一個提出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經濟上應實行“國家資本主義”
（見《黨的文獻》1989年第5期所載劉少奇1948年9月13日講話《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
題》）。這個政策對五十年代初迅速恢複和發展經濟起了重大作用。
總之，父親的工作量很大，為完成這些工作他已瘁心竭力，疲憊不堪，所以希望休息。
一般人都知道軍人征戰不易，較少想到文政同樣艱難。正確的內外政策和根本大法，對於新
政權的穩固至關重要，所謂“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
陳小雅：除了“疲倦”，還有沒有失望的成分在其中，覺得若不能實現理想，不如退而
“獨善其身”？我知道，他年輕時代是很有雄心壯誌的，譬如他給自己取的筆名叫“伯達”，
實際上是斯巴達克思的音譯；他還發起過三十年代轟動全國的“新啟蒙”運動，你能否向讀
者介紹一下這個被曆史湮沒了的“鏡頭”……陳伯達如果對照他的晚年，是不是距離這些理
想目標太遠了？
陳伯達首倡的三十年代“新啟蒙運動”
陳曉農：關於新啟蒙，應由曆史學家根據原始文獻來研究。概括地說，新啟蒙運動有兩
大主題：抗日和民主。其綱領是“繼續並擴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啟蒙運動，……喚起廣大人
民之抗敵和民主的覺醒。”（見陳伯達《哲學的國防動員》1936年9月10日）
新啟蒙運動主張團結文化界一切忠心祖國的分子，組織救亡民主的大聯合，號召“組織
全民族的抵抗，來挽救民族大破滅的危機”，並強調民主和思想自由。我父親在《哲學的國
防動員》、《論新啟蒙運動》、《我們還需要“德賽二先生”》、《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
想》、《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無罪》等文中對新啟蒙運動作了論述。
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還有張申府、艾思奇等，響應者比較廣泛。父親說，張申府當時在
清華大學講授西洋哲學，他們曾多次見麵，商討新啟蒙運動的事。和艾思奇則是文字交流，
艾思奇那時在上海。新啟蒙運動的曆史作用如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一書所說：
“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凡是救亡運動所能波及的社會階層、團體或
個人，多受了它的影響。”（見該書1962年版第二卷330頁）
2003年初，李慎之在《不能忘記的新啟蒙》一文中說：“現在，翻檢中央黨史部門出版
的黨史中，根本沒有提到新啟蒙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為新啟蒙不是黨中央，不是毛澤東發
動的一場運動，……。然而它實實在在是起源於中國共產黨生死存亡之際，而一直影響到它
以後發展壯大終成大業的一件頭等大事。”（見2003年《炎黃春秋》第3期）
其實，官方史書不提新啟蒙的原因很簡單。父親倒後，新啟蒙是受批判的。代表性的批
判文章，我見到的有1974年第9期《學習與批判》上的《陳伯達尊孔反共的一生》和1978年
《社會科學戰線》創刊號上的《“國防哲學”就是投降哲學——評陳伯達的“新啟蒙運動”》
等。
1985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對新啟蒙運動重新作了肯
定性的評價。此後一些著作陸續有所介紹，但中央權威部門的出版物對這一運動仍是不提的。
無論是頭等大事化為不值一提的小事，還是父親提出的主張，有的在實行時走了樣，有
的祇被部分采納或未被采納，總之，父親挑擔子挑累了，想換個輕活兒或好好歇息，這是實
在的想法。此外，他感覺到與領導在思想上有分歧，也是想離開的原因。
父親想下放和退休的請求未被接受，此後他服從黨的紀律，繼續為中央服務，但是，與
過去不同的是，他基本不是積極主動，而是被推動著工作。對很多事，他是勉強、甚至是違
心的。他還時不時對一些重大問題提出異議。所以，毛澤東說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
沒有配合過”。周恩來1970年9月3日也指出：“陳伯達在中央核心內部長期不合作，他的問
題遲早要暴露的。”葉群同年10月13日在寫給毛澤東的檢查中也說“陳伯達動不動就撂挑
子”。這些說法，印證了父親與領導在思想上存在分歧的事實，印證了父親晚年確有離開中
央之意。至於他在中央的最後階段再度要辭職卻最終未能辭，原因在前麵已說過，是因接受
了林彪的勸阻，防止江青趁機攬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主要的，是父親提出並堅持“唯生產力論”，不肯認同“以階
級鬥爭為綱”，這一思想路線上的分歧是“從來沒有配合”、“長期不合作”和“動不動就
撂挑子”的根本原因。
當然，父親想離開中央，是希望能好來好去，好聚好散，“安得君恩許歸去，東陵閑種
一園瓜。”東陵侯被廢後學種瓜一類故事曾是他樂道的。可事情的發展卻不以他的意誌為轉
移，他“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在被關押十年之後又被判了十八年重刑，對此他祇能聽
憑擺布。
陳伯達與周揚的厄運
陳小雅：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一書中，你曾談到你父親和周揚1982年4月會晤的
情況，但以後兩人的間接交往情況沒有多談。最近，我看到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裏麵又
提到這件事。他的意思好像是，周揚犯錯誤，與他和陳伯達的交往有關。但在我們看來，那
是周揚的覺悟，當然，也與陳伯達的覺悟有關。你能補充一些這方麵的細節嗎？
陳曉農：1983年5月周揚發表關於異化和人道主義的講話，事先父親並不知道，報上刊
登以後，父親看了也覺得提法很新，隨後翻閱了一些文獻。不久，報上有一些商榷的文章，
語氣尚和緩。很快，周揚委托一位同誌來詢問父親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記得父親當時想了一
下，約略談了幾點：“‘異化’的提法，馬克思早期用得多些，晚年用得少些；他後來更多
地是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來解釋社會問題；這個問題還需要人們繼續研究。”9月底，
父親因腿疼加劇，住進位於小西天的解放軍262醫院，10月份，報上突然對周揚點了名，並
把周揚文章的觀點上綱為反對社會主義。父親很感意外，對我說：“糟糕，這樣一來，周揚
會很難過的。”我回答說：“不會吧，他過去大風大浪都過來了。”父親說：“那不一樣，
現在他年紀老了。”父親一時很焦慮，說：“不會是因為跟我的來往連累了他吧？原來約好
出院後和他再見一麵。看來祇好拖一拖了。”
父親再也沒有機會和周揚見麵了，他出院不久，周揚就病倒了。父親看了胡喬木寫的批
判周揚觀點的長文，對我說：“胡喬木為什麽要寫這篇文章？他過去基本上沒有寫過哲學方
麵的文章，對哲學問題不熟悉。”我說：“他過去好像寫過一篇評論尼赫魯的哲學的文章。”
父親說：“那不是哲學文章。”停了片刻，又說：“總之，這些問題是屬於比較高級的理論
問題，應當允許討論，不能這樣隨便下結論。”
前兩年聽說，胡喬木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命而作，究竟是怎麽個情況，我還不清
楚。
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曾說周揚和父親“先後輕重不一跌入俄狄浦斯厄運”。
俄狄浦斯是希臘神話中一位努力避免做壞事，卻偏偏躲不開命運的擺布，在無意中犯了殺父
娶母大罪的底比斯國王。俄狄浦斯知道真情後，刺瞎自己的眼睛，把自己流放出國，在雅典
附近的科洛努斯死去，在那裏被大地吞沒。這是古希臘最深刻的悲劇故事。古希臘最傑出的
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將其寫為劇本後，亞裏士多德稱該劇為“悲劇的典範”。你可以說周揚
和陳伯達這兩個文人有這樣那樣的大過，但應明白，那不是他們的本意，他們在特殊時期的
一些所作所為和他們自身的命運，本質上不由他們自己主宰。他們像俄狄浦斯一樣坦誠，也
像俄狄浦斯一樣以實際行動改過。
對父親的總印象
陳小雅：你是陳伯達諸多子女中，陪父親度過最後幾年時光的孩子。在訪談該結束時，
可不可以再概括說幾句？
陳曉農：父親原本是個教書匠，從17歲開始，先後在惠安和廈門的許多小學當教師。22
歲在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學校任政治教官。30歲在天津河北法商學院講授世界經濟，後到北平
中國大學講授先秦諸子，同時先後主編過《民族戰旗》、《華北烽火》、《長城》、《國防》
等抗日救亡刊物，其一麵為教育操心忙碌，一麵為救國呐喊奔走，如他年輕時一位鄉親的調
侃：“七文錢的麵孔，為國擔憂。”33歲到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馬列學院、中央黨校、
中國女子大學教書。建國後也曾主持馬列學院的教學和研究。他一生中教過的學生難以記數，
然而一旦以言獲罪，身陷獄中，則劃清界限者有之，毀師求榮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不
過也有一些態度迥異者。
史立德、張楠、王拓都是原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和一二九運動的老戰士，在父親去世後，
他們不顧年邁體衰，不避時忌，拄著拐杖來到告別室，在父親遺體前痛哭失聲，其情其景，
難以言表。而馬列學院的學生中，祇有洪禹一人到場。
偶爾我也遇到過老百姓中的父親的學生。1982年春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先在發行
科工作，不久，因圖書資料室缺人，領導讓我到該室跟一位老先生學古籍編目。老先生名鹿
輝世，解放前曾在輔仁大學教曆史，是陳垣校長的助手，後因病辭去教職，解放初病愈想重
新工作時，卻因曾是北京市的參政員，去有關部門登了記，結果被分配到外省教小學。他是
退休後被雜誌社臨時聘用的。鹿老先生一見到我就說：“我也是你父親的學生。那時我是中
國大學曆史係的學生，你父親是教國學係，但他講大課時我也去聽過。”
過了兩天，我想到“鹿”這個姓很少有，就問老先生：“您老家是哪裏？”老先生答：
“河北定興。”我又問：“那鹿傳霖……”“是我曾祖。”老先生應聲而答。
我倆的話馬上多起來。老先生問到我的高祖陳金城，談到他熟讀過陳金城老師陳壽祺和
壽祺之子陳喬縱的書，還說他自己跟吳承仕先生也很熟，當年還有人想介紹吳承仕的女兒跟
他談對象……。似乎世界一下就變小了。
說來奇怪，鹿傳霖是光緒年間的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陳金城祇是道光年間的刑部主
事，哪跟哪呀，可他們的後代碰到一起就覺得很投緣，也許就因為“同是天涯淪落人”吧，
我和鹿老先生成了忘年交。父親得知有這樣一位文史專家做我的老師，也很高興，叮囑我一
定要跟老先生好好學。可惜好景不長，不到一年，單位領導嫌老先生已年過七十，硬把他辭
退了。
回顧此生，我總會想起宋代陳與義的兩句詩：“多少人間事，天涯醉又醒。”人們總是
在事情過後才容易清醒些。想來，將來的人們，會比現在的人更清醒些。
陳小雅：在這方麵，我倒是認為，將來是既可以進化也可以退化的，關鍵看我們今天怎
麽做。無論如何，非常謝謝你能夠接受我的訪談！相信許多讀者都會對此感興趣的。
（2006年5月16日第一稿；2006年6月8日第二稿）
August 2nd, 2006 at 12:12 pm
非常感謝高博轉達我等對作者一、二句文字而產生的看法，同時及時將作者的解釋反饋了過來。
August 2nd, 2006 at 6:34 pm
哈哈，中國人真是人才輩出，又出了一張戎，又多了一個曆史學家。
September 2nd, 2006 at 11:06 pm
紅太陽的殞落－－毛澤東逝世30周年
劉放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詩經•魏風》
“被太陽燃燒，當血紅的海奔流。” ――俄羅斯電影《毒太陽》
又是九月九。中國人與九月九，有著特殊的因緣。但中國民間的九月九，是農曆的九月九。農曆九月九是重陽節，民俗是登高的日子。古人結伴登高，在山上飲酒高歌，並有在頭上插花的習俗，“菊花須插滿頭歸”，是何等的喜慶歡樂。現代人則在重陽日登高求轉運，希望有一個好的開端，吉利的開始。
陽曆的九月九，是另一個日子，與農曆的九月九無關。但在近代史上也是極其重要的日子。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九，八年抗戰勝利，日本在對華投降書上簽字，向中國政府正式遞呈《降書》。
三十年前的九月九，即公元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病逝。這個日子對中國人民來說，其重要性不亞於日本投降。
我清楚記得，三十年前的這一天秋高氣爽，風清雲淡。鄉間的稻禾已經吐穗，但仍是一片青綠。這是難得幾天的秋閑，也是在那個年代裏難得的幾天清靜日子。沒有大批判會，也沒有戰天鬥地的大規模生產活動。也不知為什麽，下午生產隊裏沒有排工，男人女人都在自留地幹活，牛兒也不用犁地，悠閑地在田埂上吃草。
誰也沒有料到今天會發生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下午四點多鍾，村裏的大喇叭突然響了。通常，這個時候是沒有廣播的。先是一點沙沙聲，接著，隱隱約約傳來哀樂聲。我心裏動了一下，但也沒有什麽大的震驚。隻是想，又不知誰逝世了。這年頭，哀樂不斷，領導人死了一個又一個。先是一月八日周總理逝世，後來是七月六日朱德逝世。這回會是誰呢？人們猜測著。
哀樂停了。接下來的中共中央《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公布了讓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極度震驚的消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逝世。
在田間地裏的人們都不約而同地放下了手中的活，站了起來。人們在震驚的同時，第一個反應就是，是否聽錯了？
在此之前，人們隻知道毛主席身體健康，紅光滿麵，神采奕奕。毛主席萬歲的標語口號到處都有，鋪天蓋地。絕大多數中國人對他的健康狀況一無所知。在許多人心目中，他就是神。
但是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這個消息。哀樂過後是訃告，訃告過後是哀樂。千真萬確，毛澤東主席逝世了，紅太陽殞落了。
由於過度的激動，我象受到電擊那樣整個人都麻木了。有那麽幾分鍾，連思想也停止了。我不說不動，什麽也不想做，就這樣站著，聽著，也不知道廣播在什麽時候停止了。
就在這一刻，我已經完全意識到他的逝世對曆史將意味著什麽。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天道將變了。而且將大變，天翻地覆的那種變。我不是什麽先知先覺者，這麽淺近的道理，我相信在當時的中國有許多人心裏都明白。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隻能在心裏想。說不得，道不得，萬萬說不得。
也並非所有人對紅太陽的殞落都沒有一點預感。早在“四•五”天安門運動時，北京民眾就已經在那些詩詞中發出了“秦皇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的警示。在這些人心中，這個神已經死了。一般而言，這一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的逝世，已讓許多中國人心裏蒙上陰影，隱隱約約有種人去樓空，時移事易的傷感，“四•五”運動更是某種變數的前兆。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家中接見了巴基斯坦總理布托。這也是他一生最後一次接見外賓。消息見報時，附上一張接見時的照片。我是在第三天讀到的《人民日報》。一看到這張照片，我就驚呆了。他老人家坐靠在沙發上，麵容憔悴，表情麻木，連頭都快耷拉下來了。很明顯，已是風中殘燭，將滅之燈了。
此時我父親正好回鄉休假。他也看到了我手中的報紙。他先走到門口，警惕地望望四周，然後關上門，小聲對我說：“不行了，快了。天柱都倒了（意思是脖子都支撐不住腦袋了）。”又再三囑我不能在外亂講。
此後幾天，我看見村裏的幾個老者也在拿著報紙指指點點偷偷議論這件事。幾個年青夥伴也曾試探著跟我談論此事，我隻是搖搖頭不置可否。我們家鄉號稱文化之鄉，教育相當普及，農民大都能看書報。所以知道此事的人不少。
據說當晚的電視也播放了這則新聞，但當年即使在城市也極少有人有電視機，所以能看到的人少而又少。多年之後，才知道各地都有人對這個新聞議論紛紛，有的人因此而被治罪。例如，有兩個中學老師也是在看到新聞後談論此事。其中一個說，主席接見外賓時直流口水，看來身體有病。另一個說，報紙登出來的照片，看來是身體不好。就這樣的話被揭發出來，給扣上了攻擊偉大領袖的罪名。
他們被日落前的餘暉所灼傷。
這個新聞在鐵幕中撕開一道小小的縫隙，讓人們窺見了封鎖極其嚴密的毛澤東健康的真相。這件事再也難於隱藏了。
與此同時，民間也出現大量有關毛的流言。這些流言似是而非，似真似假，帶有中國特有的濃厚的神秘文化色彩，至少，這也反映了一定的人心民意。散布這些流言在當時有殺頭的危險，但奇怪的是民間總是還有人通過一些渠道四處傳播。而此時，告密者也比前大為減少――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共同關注，使人們重新走在一起。
首先，有傳聞說，根據毛澤東姓名的筆劃推算（毛澤東三字的繁體字加起來剛好二十八劃），他在位有二十八年，從一九四九年登基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剛好結束。
另一個傳聞則說，以共產黨的“共”字推算（毛是黨的主席），“共”字拆開是廿八。毛澤東在位也是二十八年。這些流言象是簽語，預示著一切都已是不可逆轉，是不可抗拒的天命。
這一年三月八日夜間，在東北吉林地區降落了一次世界曆史上罕見的隕石雨。隕石雨散落的範圍達五百平方公裏，現場雷聲隆隆，滿天火光，如世界末日。其中有三塊隕石的重量超過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塊重達一千七百多公斤。
這次隕石雨也引起許多流言，說這是天人感應，三塊大隕石是顯示有三個大人物去世。最大那塊隕石則預示毛將去世。中國傳統神秘文化從來將人間帝王將相對應天上星宿，曆代史官對重要的流星隕石都有記載，並作測算。
七月六日，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開國元勳朱德元帥逝世。朱德與毛澤東雖然早已疏遠，但其與毛早年的合作關係親密無間，故其特殊的曆史地位無人能比。井崗山時代的紅軍，為朱、毛共同創建，時稱“朱毛軍”。因此，朱德的逝世又引起許多流言。如說：“朱毛朱毛，豬（朱）死毛脫。豬（朱）之不存，毛將焉附？”意示毛澤東也將不久人世。
七月二十八日淩晨三時四十二分，河北唐山發生七點八級大地震。一道藍光閃過，雷鳴滾滾，地動山搖，唐山這座城市瞬間夷為平地。至少二十四萬人失去生命。天降劫世，舉世哀傷。這是世界地震記錄四百年來最慘重的一次災難。這次災難加上上述幾次事件的累積，人們震驚之餘，普遍感到將有什麽大事要發生，人心躁動，大家都焦慮不安。社會上更是流言四起。傳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要改朝換代了。
中國人的這種心理，主要是受傳統文化影響。在史籍記載中，每有朝代更迭，必是天有異象。其中記載最多的是地震，及水旱災害。無非都是什麽山崩地裂，洪水泛濫之類（七、八月間，河南也發生特大洪水，據傳有十數萬人死亡）。這一年的“種種不祥，非止一端”，確是很奇怪的。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經過十年文革動亂，國民經濟已頻臨崩潰，社會停滯不前。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一場又一場的階級鬥爭，打倒劉少奇，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宋江，武鬥，上山下鄉等等，人們飽受精神困擾與煎熬，已經感到精疲力竭，無所適從。許多人理想已破滅，信念已動搖，對前景充滿悲觀。此時人心思變，向變。人們自然而然的希望終結這場噩夢，徹底改變現狀，期望著有一個新的美好的開端。然而，不破不立，所有這一切，都必須是在破除舊秩序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當然，至於日後發生的巨變是否人們所期許的，則是另外的事情了）。
也可以說，此時人心已與天意暗合。因此，毛的逝世是我意料中的事。但臨到真的發生，還是覺得有點突然。
有意思的是，據多年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此時在中南海裏的毛澤東，也同樣對頻頻出現的異象十分敏感。他自己也隱隱感到大限臨頭，時日無多了。事實上，從“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後，毛的精神心理已受到沉重打擊，導致大病一場，生命一度出現危險，是被搶救過來的。此後很長時間裏，他的健康狀況都不好。到了一九七六年，情況更是每況愈下。他的身上已不得不經常插著幾條管子。早些時接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女兒、五月接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都是在貴賓進門前幾分鍾才拔去輸氧管的。隻是，這些情況都被嚴密封鎖，大牆外的十億中國人對此一無所知。如前所述，人們都以為毛主席身體健康，紅光滿麵，神采奕奕。
當吉林天降隕石雨及唐山大地震時，他都心情惆悵。毛澤東通讀經史，對這些事太熟悉了。他一生反迷信，並不表示他自己不迷信。針對這些異象，他向身邊的工作人員孟錦雲、張玉鳳解釋“天人感應”，談論天命。 朱德逝世時，他也非常傷感，對張玉鳳說，朱毛朱毛，朱去了，我也不久了。又引用一句民諺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個去（按虛歲計，他是八十四歲）。下回該是我了。
他對生死有時表現得很達觀，有時也表現出脆弱的一麵。他畢竟也是人。而且是疾病纏身的老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據說一次在小電影廳放映革命戰爭題材的影片《難忘的戰鬥》，放到一半時，他觸景傷情，竟嚎啕大哭，以致在場的全體工作人員都一起痛哭，電影也就無法放下去了。
九月十八日，毛澤東主席的追悼大會在北京舉行。全國各地大小機關都設靈堂，舉行全民追悼。農村則以生產大隊為單位設靈堂追悼。
我們大隊的靈堂設在小學校操場的一個土台上。這操場與土台平時也是群眾集會的地方。土台後麵布幕上掛著圍住黑紗的主席遺像，一條長長的黑色橫幅寫著“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的白字。遺像兩旁擺滿了花圈和長青鬆柏。幾個荷槍實彈的青年民兵表情嚴肅地站立在土台兩邊。
大會開始了，人們早早就來到小學操場。大家的左臂上都戴著一個黑色袖圈，是由生產隊統一買來的黑布臨時剪開的。會場莊嚴肅穆，全場鴉雀無聲。連小孩子也乖乖地伏在母親懷裏不敢出聲。這在農村的會場中是罕見的。追悼會氣氛凝重，緊張得有些叫人喘不過氣來。
有人在擦眼淚，也有些人哭起來。事實上，全國每一個追悼會場都有人在哭泣。而數年後，北朝鮮領袖金日成逝世，平壤勞動廣場幾十萬人哭聲動地，更見哀切。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許多北朝鮮人冒死外逃，此後更出現一批批的難民潮。
哀樂過後，黨支書記致悼詞。 然後，是向毛主席像行三鞠躬禮，與毛主席告別。人們以生產隊為單位，排著長隊從土台一側台階上去，依次走到台中央向遺像彎腰三次，向毛主席鞠躬。首先是由大隊書記、大隊幹部帶頭，也是作為一個示範，讓大家跟著這麽做。
人們一個個走上土台，又一個個鞠躬。這些事都做得很認真，很仔細，生怕出一點差錯。而且，必須是一個人一個人單個的做，不能幾個人一起做，不能濫竽充數。這也不是你願不願意做的問題，你沒有選擇。幹部們、民兵們就在台上看著，台下也是眾目睽睽。在這個非常時期，任何的差錯都將帶來難於意料的後果。按當時的宣傳口徑，這個時候是階級鬥爭最尖銳複雜的時刻，全國軍隊也已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在以後的一段時間，不時有法院布告貼出，一些階級敵人在主席逝世期間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汙蔑毛主席，被判處徒刑，其中有些人被判處死刑。這些人都成了紅太陽殞落的殉葬品。
輪到我時，我也機械地、麻木地彎腰，鞠躬。但我還是用眼睛的餘光瞥了一眼領袖的遺像，他依舊微微笑著。我知道，這也是最後一次，我向他彎腰了。按現在的話說，是拜拜了。
操場的另外一側，黑壓壓地跪著全大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他們的頭低得很低很低，在向毛主席請罪。基幹民兵們手拿竹枝做成的鞭子，不時地抽打著那些頭抬得稍高的人。這些賤民們大都有一定文化，他們也許意識到了，也許沒有意識到，這是他們最後的苦難了。隻須再熬一熬，就到頭了。
而那些“黑五類”的子女，則被集中在學校的一個教室裏，接受訓話。他們既沒有資格向毛主席鞠躬，也沒有象他們的父母那樣跪地請罪。他們從娘胎裏一出來，就莫名其妙地成為低人一等的賤民。他們處處受到歧視，沒有政治權利，連結婚成家也成為問題。他們一般受教育到小學畢業，初中就很難有機會上了。而他們中，有許多人都天資聰明，勤奮好學。但他們的文化程度都低於他們的父母，整整一、兩代人成為文盲或半文盲。一九七七、七八年恢複高考，我們地區沒有一個地富子女考上大專院校。
巨大的變化比我們想象的還要來得快。
十月六日，以葉劍英、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消息傳來，舉國歡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是毛澤東的親信，江青是毛的妻子。粉碎“四人幫”的實質意義不言而喻。由於中國的特殊國情，三十年後，這層紙至今還是無法捅破。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鐵樹開花，枯木逢春。至少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正式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與此同時，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全國展開，大量的冤假錯案陸續得到平反。
一九七七年冬季，全國恢複高考，共有五百七十萬學子報考，這一年招收了二十七萬多名大專生。其間發生多少動人故事。我也是在七八年考上大學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五十五號文件，宣布給四十多萬右派分子平反。除個別人外，這些打進地獄二十多年的受害者全部恢複名譽，安排工作。但許多人已沒有等到這一天。僅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一地，即有數千右派分子因饑餓、折磨而死。後來又有消息說，右派分子實際人數有三百多萬。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全國幾百萬地主、富農分子，以及數以千萬計的地富子女，從此不再是賤民，不再是鬼，成為真正的“人”。同樣，他們中許多人沒有等到這一天，早已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成為冤鬼。其中土改、文化革命被打死殺死最多，最保守的估計被殺死幾百萬。在文革中，有的縣、公社將他們及其家屬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斬光殺盡。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宣布人民公社全麵解體。八億中國農民擺脫桎梏，得到土地（雖然隻有使用權），重獲自由。
這期間還發生了其他許許多多的事。如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大返城，後來的出國潮。再後來的資本家堂而皇之地加入共產黨。等等。
天翻地覆，乾坤扭轉，滄海桑田。所有這一切變化，都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發生。倘他在世，這種變化就根本不可能。一人之心，萬人之心。億萬人的生死安危，係之於一人之身。有史家認為，中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應是結束於一九七六年。
顯而易見，如果毛的逝世推遲，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也將推遲，中國將錯過若幹年寶貴的改革時機。
對國民個體而言，受到影響的程度則輕重不一。比如說，如果毛晚一年或兩年逝世，就意味著有些人將因超過年齡而失去上大學的機會。這些人中包括張藝謀等一大批優秀人才。他們也將遺恨終生。
轉眼間，毛澤東逝世已三十年。卻是蓋棺仍未定論。千秋功罪，誰與評說？然而無可否認，幾千萬人失去生命都與他有關。同時，他對中華傳統文化、道德體係的全麵破壞負有直接責任。但把這些問題孤立起來簡單地歸咎他的個人行為也不盡客觀。
不管愛他的人，恨他的人，都無法改變這一事實：毛澤東是曆史巨人，他的曆史痕跡無法抹去。
不管是肯定他的人，還是否定他的人，都必須承認這一現實：盡管還掛著他的像，打著他的旗號，而實質上他的思想、方針、路線、政策已經被完全否定，今天的社會與他那一套早已是南轅北轍。
三十年後，社會的劇變異變帶來新的矛盾產生新的危機，也使有些人重新思念他。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死不會複活，時光不會倒流，這樣的曆史不會再重演。
September 2nd, 2006 at 11:16 pm
毛澤東不是“巨人”是“巨石”
—— 向劉放先生討教
鐵流
劉放先生在《紅太陽的殞落－－毛澤東逝世30周年》一文結尾中說“毛澤東逝世已三十年。卻是蓋棺仍未定論。千秋功罪，誰與評說？然而無可否認，幾千萬人失去生命都與他有關。同時，他對中華傳統文化、道德體係的全麵破壞負有直接責任。但把這些問題孤立起來簡單地歸咎他的個人行為也不盡客觀。不管愛他的人，恨他的人，都無法改變這一事實：毛澤東是曆史巨人，他的曆史痕跡無法抹去。”
本人無論從客觀事實與感情上都不能苟同。我認為曆史巨人應有功於民族、國家、杜會、人民，而毛澤東給予我們民族、國家的是徹頭徹尾的毀滅：曆史毀滅，文化毀滅，道德毀滅，人與人真，善，美情感的毀滅，直到今天，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道德規範：忠、孝、仁、智、禮、義、廉、恥，己不存在，這是多麽痛心疾首萬劫不複的事實；他給予我們社會、人民的又是什麽？血淋淋的爭鬥與殺戮，漫長可怕的掠奪和饑鋨，多少無辜善良的幾千萬甚至上億的中國人民，都死在他的暴政下和各種政治運動中，曆史留給社會的各種資源，遭他破壞殆盡，僅“大躍進”砍伐的森林，到五十年後的今天也未恢複。
橫看世界，縱覌曆史：秦始皇沒有他暴，斯大林沒有他毒，希特勒沒有他狠，墨索裏尼沒有他壞，他能是巨人嗎？如果硬要說他是“巨人”，那麽他就是 “整人最多，殺人最多，鋨死老百姓最多，毀滅文化古跡最多”的 “巨人”。難道不是嗎？為什麽直到今天他的罪惡還未得到清算？就是他所領導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實難以做到。正如佛教打倒了釋迦牟尼，還有什麽佛教呢！這就是今天中國難以進行政改的原因。盡管我們國家在經濟上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而在政治體製上卻難以實現民主自由，其根本原因就是這個“巨人”陰魂不散。
最近從老百姓口中聽到一首民歌，歌曰：暴君霸囯獨稱雄，血雨寃魂遍國中，歌女那知民眾恨，聲聲猶唱東方紅。簡言之，毛澤東是橫亙在我們國家前進道路上的一塊“巨石”（注意不是巨人，是巨石），不搬掉它，中國還會有新的災難發生，這就是毛偉人“存在決定意識”的不變真理。用他的話說叫“不破不立，不止不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兩者之間，隻能選其一：要麽是“巨人”，要麽是“巨石”。
記得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命歸西天那個時候，我在四川省新華勞改硫磺長當“二犯人”（即就業員），那氣氛是多麽的緊張與酷烈啊！場部立即發告示：在此期不準笑，不準唱歌，不準喝酒，不淮穿喜慶色彩的衣服，違者堅決予以打擊。但民心如鏡，是非是鉄，善惡公論，你能阻擋得了嗎？我立馬在心裏寫下一首詩，應該說不是寫下，是刻下，是深深地銘刻在骨頭上的詩。這首詩如果當時被揪住，準是百分之一百地砍腦袋，縱是在今日陽光下的中國，也沒有任何一家報刋登載。這首曆史的詩，我不敢說寫得好，卻可以說是當時曆史的一個橫斷麵。現抄錄於下，作為本文結束語。
九月九日感時
喜聞雪崩冰山倒
似看春色三外驕
有歡不敢呈臉上
臂勒青紗亦嚎啕
September 7th, 2006 at 9:30 pm
《多維月刊》陳小雅專稿／我的“杯子”是空的，所以能不帶成見地思考。《皇帝的新衣》裏那個小女孩，能看見“皇帝什麼也沒有穿”，並不需要更多的知識，隻需要常識。極權社會的暴力壓製、輿論壓製、利益權衡等等因素，都會造成不尊重常識的現象。在我的《中國“廢片”》中，毛澤東給彭璜最後那封信的自我剖白，可以用來佐證我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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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月刊》編者按：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澤東離世三十週年。
在二十世紀歷史上，能這樣深刻影響十億人口的命運和中國的變化走向者，毛澤東可以說絕無僅有；而他離世三十年來，蓋棺卻未定論，圍繞其千秋功罪的爭辯一刻也沒有平息。雖然關於他的所作所為尤其是造成深重災難的史料不斷公佈，為數相當可觀的民衆卻始終不改崇毛信念，民間甚至掀起三波“毛澤東熱”。隨著中國當前社會矛盾激化，不少人又重溫毛澤東解決中國問題的思路和舉措。
中國大陸政治學者陳小雅近年集中研究與毛澤東有關的問題，兩年來連續出版三部專著《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明鏡出版社，2005年）、《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香港共和出版公司，2005年）和《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明鏡出版社，2006年），受到學界和讀者的重視。
在最近出版的第三本書中，陳小雅以“答多維記者問”形式，寫下四萬多字對毛澤東問題的種種思索作為該書附錄。值此毛澤東忌日，本報選摘部分文字，以饗讀者。
◆如何看“可以傳世”的評價？
陳小雅著《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封麵。（明鏡出版社提供）
多維：聽說《中國“牛仔”》一出，汪道涵就打電話到香港託人買書；黨史專家王年一認為《中國“牛仔”》“可以傳世”，李銳則說你是“體製外立場”，你怎樣看待這些評價？
陳：我知道“牛仔”這個概念會被社會接受，並認為它將來也會被歷史接受。不過，儘管我很敝帚自珍，卻絲毫沒有想過“傳世”的問題。我對王友琴說過，我隻是企圖解答自己讀書過程中留下的疑問，才產生了這本書。而一本《中國牛仔》又打不住，於是有了第二本《中國丈夫》，第三本《中國廢片》……
我想，每個人的評價，都有自己的專業立場。汪道涵的事情，我後來問過上海的朋友，他們說，汪老確實有這個嗜好，看到有什麼喜歡的書，就推薦給別人，甚至自己買多幾本，用來送人。他是我母親在新四軍時期的領導，可惜他很快就去世了。他的熱心令我感動。但我更注重來自專家的評論。我訪問過李銳和王年一兩位專家。他們兩位，在某些領域，按號召力和代表性，都是“旗幟性人物”；按專業角色，都是“綱領性人物”。《牛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這兩麵旗幟之下，對他們提出的綱領性問題作出的註解。當然，也有越出他們的地方。當時，李銳先生還沒有看過《牛仔》，因此無法評價，從他耳聞的內容，他認為《牛仔》是“體製外”立場。我說是“新一代”立場。後來他大概翻了一遍，對幾個老人說，有些心理分析很有意思。
陳小雅推出新著《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明鏡出版社供稿）
在李銳先生送給我的一大摞書中，我發現他和肖特有一段很有趣的對話：李銳說，你一個外國記者，幹麼去寫一本毛傳？肖特說，你隻給我骨頭沒給我肉。——他希望有更多的內容，而不滿足於隻做“道德評判”。兩人時而海闊天空，時而錙銖必較；互相尊重又劍拔弩張……有趣極了！當然，李老並非隻給骨頭不給肉的“吝嗇鬼”，沒有人比他給的肉更多和更早了。但較之於他給的“骨頭”——那是一副巨大恐龍的骨架，肖特顯然不滿足。如果都滿足了，就不需要高華、單少傑和王若水了。我體會，人們的研究各有側重，也是在互相切磋中推進認識的。大概我有些越出李老“骨架”的地方，他自然就覺得我是“體製外”立場了。但我想，至少肖特不會老望著盤子，作毛澤東式的埋怨了（毛澤東退居“二線”時，曾埋怨“一線”領導請他審批的材料隻有骨頭沒有肉）。
王年一先生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文革研究專家。哈佛一直在邀請他訪問。多年來，麥克法誇爾或南茜每次來中國都重複一句：“對你的邀請依然有效啊！”但他們單位一直不批準。他自己又半身不遂，所以，他是在極其困難的處境下支持我的。聽說，1980年中共討論《若幹歷史問題決議》時，有中顧委的人提出重新評價林彪案，鄧小平說，這是要林彪還是要毛澤東、要共產黨的問題。二十年後，中共黨內也有人說，不應該那樣對待法輪功，江澤民也說，這是要法輪功還是要共產黨的問題。王先生認為，這套邏輯就有問題。
◆“杯子”是空的方能不帶成見
北京學者陳小雅。（多維記者攝）
多維：王年一在《中國“牛仔”》第二版序言中極力讚揚了你的發現，說填補了黨史研究的一些空白，是世界上第一個對毛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的人；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對林彪1971年9月8日的“手令”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的人。
September 7th, 2006 at 9:32 pm
陳：這顯然是一種專業視角的評價。其實，比我質疑得早的人可能很多很多，但是沒有人去論證。他認為，最難得的是《“九一三”主謀》這一章中，對於所謂林彪“九八手令”中那個“盼”字的解讀，這個連小學二年級學生都認識的字，人們為什麼三十年來熟視無睹？這恐怕與人的聰明、博學和膽量均沒有關係。
多維：你自己認為奧妙在哪裡呢？
陳：用“禪”的語言說，我的“杯子”是空的，所以能夠不帶成見地思考。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裏那個小女孩，能看見“皇帝什麼也沒有穿”，並不需要更多的知識，隻需要常識。我認為，極權社會的暴力壓製、輿論壓製、利益權衡等等因素，都會造成不尊重常識的現象；一個人學問太大了，或主觀的東西太強了，異化程度太深了，也很容易忽視常識。王先生指出這一點，對於揭露極權製度下文化學術界悲哀的現狀，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這本《中國“廢片”》中，我例舉了毛澤東給彭璜的最後那封信，其中他有一段自我剖白，可以用來佐證我的論點。
（未完待續。即將出版的《多維月刊》九月號詳細介紹了陳小雅新書《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敬請關註）
September 7th, 2006 at 9:33 pm
在這本《中國“廢片”》中，我例舉了毛澤東給彭璜的最後那封信，其中他有一段自我剖白，可以用來佐證我的論點。毛澤東在信中說：
北京學者陳小雅推出新著《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明鏡出版社供稿）
“弟有一最大缺點而不好意思向人公開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謂我意誌強，實則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誌！我平日態度不對，向人總是齗齗討人嫌惡，兄或謂為意強，實則正是我弱的表現。天下惟至柔者至剛，久知此理，而自己沒有這等本領，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
毛澤東這樣剖析自己的內心的信是很少見的。所以，我把它與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相提並論。可惜，那個見過毛澤東真麵目的人，從此就不知所終了。
◆毛澤東永遠以自己為中心
通過書寫，我發現，在毛澤東心目中，他自己永遠是中心。他的“仁人愛民”假象的背後，是玩弄民意於股掌，操控民意如手杖，踐踏民意如敝屣。我發現，他在“仁政”方麵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許多事情，表麵看來是玩火不慎而失火，但歷史地看，他應該有經驗，因此可以被視為“有預謀”，是佛教所特別戒的“努”。不僅如此，我發現了他對知識階層的懷恨和他對第二個妻子的背叛，可能存在同一原因；發現他每次辯論，都是因為把現實問題偷換為哲學問題而取勝的；而其粗陋哲學奪得的每一次辯論的“勝利”，都會為現實生活帶來巨大的災難！
1920年5月8日，新民學會會員在上海半淞園合影。左起：第一，蕭子暲；第七，毛澤東；第八，彭璜；第十，魏璧；第十一，勞君展。（陳小雅提供）
此外，我發現他曾以“教訓共產黨”為由，倡導“武鬥”；他曾言之灼灼，贊同給群眾組織發槍；他的“借刀殺人”術，來自他為逃秦始皇千古駡名的僥倖心理……更加證據確鑿的是，他發動的兩次“整風”(延安整風和1956－57年整風)和“文革”，不論從手段和目的上，都具有非常的相似性。而他反手鎮壓“整風”和“文革”(前者如“搶救運動”、反右，後者如“一打三反”)則充分證明，他遵循民意是假，利用民意是真。正是延安“整風”的“成功”，使他到1957年想再次利用這個形式打倒政敵，但不幸這一次玩砸了，就像一個下輸了一盤棋，還執意要再贏回一盤的人，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和手段，就如複製那些揭杆為旗、斬木為兵的“遊戲”，從來不把自己的統治視作是對有生命、有著和自己一樣權利的“人”的統治……
過去，我認為毛澤東的手段，主要是改造人的思想，所以他的邪惡主要是這種思想的邪惡。但通過《廢片》所揭示的“命案”、“構陷案”，我開始相信他的陰狠！聯繫到袁文才的命運，西路軍的命運，那恐怕真不是一種偶然的，用“失誤”、“失察”所能解釋得通的現象。
最後，我也開始審察，毛澤東所說的那些“犯錯誤”或“反革命”或被稱為“病”的罪名，究竟是依據什麼理由成立的？或者是出於什麼需要而做出的定論？那個被他賦予最高權威的、處於“天條”——高於法律——地位的“群眾意願”究竟在什麼意義上代表群眾？我發現，在專製極權製度下，最高統治者往往是“思想最解放的人”；在人民沒有諸項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情況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意；所有表現為公開“民意”的東西，都是受禦用宣傳工具引導或組織化壓迫培育出來的，而不是從良知和生活中生發出來的需要；因而，在專製極權製度下，所有公開的“民意”都是“聖意”。所有自以為“自由”、“自主”和“自立”的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虛妄中；隻有失去自由，或深刻意識到不自由者，才具有自主和自立的清醒。
當然，我這裏使用“發現”這個詞，僅僅是指，我意識到那些問題時，它們給我帶來的驚訝和震撼！
（即將出版的《多維月刊》九月號詳細介紹了陳小雅新書《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敬請關註）
September 16th, 2006 at 1:14 pm
德國之聲采訪李銳全文
本網9月9日毛澤東去世30周年之際曾刊登專訪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摘要，很多讀者來信希望看到采訪全文。現刊出全文以饗讀者。 采訪中李銳的精彩語錄：“我認為比爾蓋茨就是最好的共產黨員，中國還沒有這樣的共產黨員”；“鄧小平是毛澤東最喜歡的兩個人中間的一個”；“胡錦濤比江澤民控製得還緊啊”；“毛澤東這個人物你還得研究幾百年”；“中國的情況，隻要經濟不亂來，慢慢發展”。
在北京一個約定地點，年近九旬的李銳老先生如期而至，一個小時的訪談中始終精神飽滿，思路活躍，聲如洪鍾，向德國之聲記者講述了他對毛澤東和當下時局的看法。以下是根據采訪錄音紀錄整理，個別不準確處由本網編輯部負責：
專製社會主義
什麽叫社會主義，現在世界上社會主義多得很，好幾十個吧，甚至上百個社會主義。大體上我們講社會主義呢，一個就是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的特色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製，中國嘛，還更厲害一點，人民公社啊，那是完全興無滅資嘛，這是一種社會主義；另外一種社會主義就是第二國際的開始－社會黨，歐洲很多國家，特別是北歐西歐，也很多；再有一種社會主義我也搞不清楚，就是非洲也有一些，拉美也有一些，或者叫做民族社會主義吧。
我們這種社會主義叫什麽社會主義呀？講得難聽一點叫做專製社會主義，或者暴力社會主義。現在我們要公平，要富裕，這是鄧小平提出來的。實際上中國富裕談不上，中國經濟的發展現在問題很多，當然比過去好得多，從ＧＤＰ的總量來講，現在中國占全世界第五位，但是你一人均就沒了，一人均就是世界上很後麵了，所以說富裕這個東西很難講。
而且我們現在經濟的總量來講，它付出的代價很大，資源的浪費很大。我們的ＧＤＰ是全世界的百分之四點幾，不到百分之五。我知道一個數字，我們用掉的煤炭是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五，這個數字不得了；另外還有一個問題――腐敗。
權貴社會主義
所以很多人說中國我們現在的社會叫做權貴社會主義，這個也不是沒有道理，現在有權的人他就便於腐敗，官商結合，權錢結合，這個現象我是住在家裏麵年紀也大了，不知道，是從報紙上看到一點，另外看的是鳳凰衛視。美國之音我現在也不聽了，耳朵也不行。
就是我們自己的報紙上看，這個問題也非常嚴重，腐敗的問題非常非常嚴重，所以你要說中國現在的社會是什麽社會主義這談不上，首先把什麽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所以我倒相信鄧小平講的話，不要問姓社姓資，最重要的把經濟搞好，大家有飯吃，大家小孩子能夠上學。
我大學讀書有革命，沒有共產黨自己成立共產黨，我正式入黨的時間是１９３７年２月，老資格吧，這轉眼快７０年了。革命，要革命，那個時候論革命蔣介石是不行的。共產黨在革命的階段之所以取得１９４９年的勝利，打的旗號是什麽呢，就是建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和富強的新中國。毛澤東還有理論嘛，叫《新民主主義論》，後來還有《論聯合政府》。
毛澤東與斯大林的不同
但是１９４９年以後，這個全國人民政權到手之後，實際上走的是什麽道路呢？就是從中國人過去所說的“打天下，坐天下”，我天下怎麽打下來的，我就怎麽統治這個天下。那個時候毛澤東有文章，叫做一邊倒，就是倒向蘇聯。蘇聯這個社會主義，現在大家清楚，它垮掉了，它從列寧到斯大林發展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就是領袖專政。斯大林比列寧更厲害了，他是真正消滅異己，全部殺掉。
我們呢，從體製上來說和蘇聯是一樣的，政治的體製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專政。共產黨專政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專政，而且最後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我是文化大革命時給關起來了，很多細節我不熟悉，但是這個我知道：林彪那個時候叫什麽“大海航行靠舵手，早請示晚匯報”，而且傳達不能過夜，而且那個時候叫做什麽社會主義下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而後來就說共產黨裏麵有資本主義，要專政嘛，而毛澤東這個專政比斯大林還不同一點，甚至還厲害一點，這是他搞思想控製，要控製人的思想。而這個東西他在早年就有這個思想。林彪不就說嘛，四個偉大：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他後來說呢，那三個偉大沒什麽味道，我就是要“偉大導師”。所以這一點和蘇聯專政還不同，他真正把人的思想都控製住，“一句頂一萬句”，“早請示晚匯報”。
那時投入文化大革命的人，對毛澤東五體投地呀！美國也有紅衛兵呀，法國也有啊，法國鬧得很厲害，影響到國際，所以毛澤東的厲害就是這一點。要麽就完全擁護他，要麽心裏有意見我還不敢講，而且還作違心的檢討。
現在有一本高文謙寫的書叫做《晚年周恩來》。周恩來心裏不明白嗎？他不了解毛澤東嗎？他不知道毛澤東做的這一套對還是不對嗎？他心知肚明，但是他沒有辦法，他隻能當丫頭，你要我幹什麽我幹什麽。
我們有三個壟斷
其實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而且這樣一個現象隻有在中國才能產生，西方不可能。因為西方的曆史發展和中國不同。法國也搞過一百多年，亂過一百多年，當時有孟德斯鳩呀，有盧梭啊，還講人權啊，自由啊。中國幾千年就是皇帝重要，三綱五常。毛澤東是比什麽皇帝都厲害，要你思想上服從他，這一點世界上和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做不到的。就是劉少奇講的，共產黨人做馴服工具。學雷鋒是什麽呢，雷鋒就是當螺絲釘，當螺絲釘，就是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獨立的思想，任何人都要服從，而且心裏麵思想上服從。有一點頭腦的人也要講假話，培養偽君子，所以這一點中國的特色，世界上任何國家做不到這一點，毛澤東隻能在中國產生。
現在我們經濟上是變化了，政治體製沒有變化。我們有三個壟斷，一個政治的壟斷，一個經濟的壟斷，一個文化思想的壟斷。現在經濟上是鬆了，現在的局麵是政治的壟斷和思想的壟斷。我的書“李銳講毛澤東”為什麽在香港出呢，這不是很簡單嗎，我是老革命，我過去是中央委員，我還是中共委員，現在把我的書全部禁止，我的有關廬山會議的書都不讓出版了。所以毛澤東的陰影就是這個，為什麽造成這個局麵？這裏麵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像西方叫中國是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ＴＥ，黨國嘛，黨在國家之上，什麽東西都是黨領導。
中國的土壤是什麽
中國的土壤什麽呢？具體來講，第一是農民。嚴格地講農民是一個從人類曆史社會上來講一個落後的階層。中國的農民基本上是文盲，而且農民們是眼睛向上邊，靠一個人來管，還需要一個皇帝。中國的農民戰爭每次就是打倒一個皇帝又出來一個新皇帝。劉邦也是這樣，朱元璋也是這樣。毛澤東非常欣賞朱元璋，毛澤東實質上他的作為就是個農民領袖，他自己講得很清楚，他就喜歡痞子運動，農民他隻能靠痞子運動。破壞－痞子運動就是破壞性的。
另外還有一個土壤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史以來都是孔子的東西，從思想來講受孔子的影響，也受專製體製的影響，士農工商。一當官以後你就不自由了，你就在那個體製裏麵活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西方的知識分子不同，就是很難有自己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的發展，不維護自己的獨立思想和有獨立行動，沒有這個傳統。稍微有一點，成不了大氣候。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沒有：曆史上，明朝末不就是由東林黨麽，也有個別的。解放以後也有個別的，你們知道有陳寅恪，他原來是中山大學的教授，解放之前，他不去台灣，留下來了。他的父親是陳三立，祖父是湖南的巡撫陳寶琛。這麽一個有名的家庭出身，解放以後，郭沫若就給他寫信，讓他到社科院當曆史研究所所長，他就回一封信說－這是錢鍾書告訴我的－我當這個所長可以，但是我這個所不需要馬克思主義，而且請你請示毛澤東劉少奇，經過他們批準了我就來。頂呱呱的一個人。錢鍾書算比較獨立了，但是他也隻能告訴我，他沒辦法。郭沫若(獻媚)到那個程度大家都知道。在黨內，像我們這樣的人，愛講點怪話，就把你關起來了，沒什麽辦法。所以這就同西方不同，就像魯迅講的，中國人習慣當奴隸，當奴才，這個局麵現在沒有改變。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有了一個轉變
這個會議的決議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了，一個是包產到戶，另一個就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這個會議從思想意識形態上，從毛澤東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總結起來就是否定文革的十年浩劫，這個是了不起的。這個決議的全部過程我參加了，那個時候我是能源組的組長，那個時候我是在能源委員會當副主任，管煤電油。我一直參加這個全過程，所以那個時候呢，對毛的評價不整齊，譬如什麽三七開呀或多少開呀。
我給你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方毅，科學院的院長，是老革命。他怎麽講毛澤東呢，說他就是一個暴君，這個說法很厲害了，像秦始皇麽，毛澤東就是一個暴君。
黃克誠大家知道麽？黃克誠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壓２０多年。他聽到方毅的說法就受不了，他馬上寫長篇文章維護毛。這個事情我的書裏麵也有。另外，朱老總的秘書揭發了一個事情：那個時候每逢五一和十一就要開紀念大會，紀念大會就要有一係列口號。１９５０年五一節的口號匯報給毛澤東看的時候，毛澤東在這個口號最後加了一條：毛主席萬歲。這是朱老總的秘書揭發出來的，後來我都寫到我的書裏去了。
當時參加討論對毛澤東評價的人中，像方毅、朱老總的秘書和我屬於一派意見。我對廬山會議的內情有個長篇的發言，２００００字，揭發了內情。另外一部分人黃克誠可以做代表。老同誌裏麵，受過那麽多年的打壓，但是他還要維護毛。
鄧小平是毛澤東最喜歡的
鄧小平是毛澤東最喜歡的兩個人中間的一個。毛澤東最喜歡的人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所以在文革時候，鄧小平是沒有被提名字的，當時叫做“打倒劉少奇，打倒黨內另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而且批鄧的時候還保留他的黨籍。毛喜歡鄧小平，鄧小平的左，在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黨反右派就是鄧小平主持的。所以鄧說“反右派擴大化”了麽，因為他不願意徹底否定，徹底平反，他不願意。所以那個時期鄧小平有一句話：“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曆史的清算，宜粗不宜細”。那個時候，大家覺得這句話有道理，因為你再爭下去很麻煩，搞不好黨內要分裂，而且很難統一。我聽說後來十年以後鄧小平在北大開過一次會還講過這樣的話，說“毛澤東的問題是我們這代人不可能徹底搞清楚的，等到以後的人來辦吧”。
那個時候我們這些人，例如我的好朋友、曆史學家黎澍，我們當時覺得這個決定趕快通過，這是好事情。那個決議是評價批判毛澤東的開始，來總結過去的曆史，來總結毛澤東，評價毛澤東，清算毛澤東的開始。
現在對毛澤東評價的書就很多了，兩麵的都有，維護他的，徹底清算的都有。我呢，好像就在中間，偏這邊一點，而不是很徹底的。
應該公開曆史檔案
你要把曆史搞清楚，首先你要把檔案公開。蘇聯現在檔案保密極少一部分，其它全部公開了。有一個同誌是研究曆史的，我和他很好。蘇聯垮台以後，他去過前蘇聯兩次。他回來跟我談，他看到這麽一個檔案，就是那個時候紅軍和白軍打仗，十月革命以後，紅軍往西邊趕白軍的時候，打到一個城市，紅軍不動了。為什麽呢？那個城市裏麵的妓女很多，都嫖娼去了。於是指揮官這一個電報給列寧，問怎麽辦？列寧回一個電報，誰也想不到他這麽回的：把妓女統統殺掉！這個檔案現在公開了，中國的檔案，毛澤東的檔案，多了。我去過檔案館，我是知道的。所以真正要把中國的我們共產黨的幾十年的事搞清楚，把毛澤東的問題搞清楚，檔案不全部公開，就不可能完全真實。
那本《晚年周恩來》是香港出版的，作者高文謙是負責寫周恩來的年譜和傳記的，他現在在美國搞文學去了。這本書中，關於文革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那些文革的內情啊，都寫得相當具體。我沒有細看，我翻了一下，他寫的符合事實。
我現在寫的就是我掌握的情況，我隻能根據我掌握的確確實實的情況來寫，我沒有看到的，我沒有事實根據的我也不好寫。所以曆史，真正要把曆史搞清楚，那還得後代，而且檔案不能毀，檔案毀掉了很麻煩，檔案我知道毀掉了一些。
我們現在的這個政府是怎麽來的？共產黨把蔣介石打倒了，新中國是這麽來的麽，人民政府這麽來的麽，黨現在這麽存在的麽，你若把這個黨把毛澤東搞掉了那我怎麽辦啊，江澤民怎麽辦啊，胡錦濤怎麽辦啊，他不敢。這個還同中國傳統意識傳統習慣有關，而且還特別同這個黨有關係，其實黨還是專政，黨說了算，這個問題我是反對的，１５和１６大我有兩篇講話你們大概都可以看到。(李銳從包裏拿出兩本書送給采訪記者)這是我這幾年的文章，送給你們，你們不要打架啊，兩本看你們怎麽分配。這個是我最近幾年裏我的文章，這裏麵也有談毛澤東的，主要是對當前的政局的看法。中國應該走哪一條路，文章裏麵都有一些回答。
三個問題
我最近這幾年在許多場合，大會小會大文章小文章，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人類社會曆史的發展和進步依靠什麽，括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麵。從西方到東方，尤其是近代到現代，到底依靠什麽。第二個問題在西方問題不大，在中國特別是過去的社會主義陣營和法西斯國家，就是主義和理論到底是什麽東西，它在人類社會曆史進步到底起什麽作用，能起什麽作用，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主義和理論對我們社會生活對人類曆史發展起什麽作用。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的憲法寫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還有就是三個代表。依靠這些東西？西方憲法裏沒有主義的，不管這個玩意的。第三個問題要搞清楚，黨是個什麽東西，黨對國家對政治體製對人民生活起什麽作用。
這三個問題不搞清楚，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也解決不了。這是我最近幾年我的文章意見裏麵都有的，這是我公開的。
我的結論是什麽呢？第一個問題，現在我們也比較懂得了，但是呢沒有完全按照這樣做。我們嘴巴上都講，比如最近江澤民講三個代表，這個也還是可以了是吧，什麽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還有胡錦濤最近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這個還可以，比過去不同麽，過去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什麽叫綱，就是打魚網，繩子一拉，網就收了。毛澤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世界上要進步，就必須要階級鬥爭，要鬥，八億人不鬥還行麽？過去我們的進步，靠暴力革命，這是馬克思所講的。而暴力革命在實際上所起的作用是破壞主義，以暴易暴。打倒一個舊皇帝，打倒一個蔣介石，出來一個新皇帝，新皇帝更厲害。
中國人是不喜歡改良的，要革命。但人的曆史的進步靠什麽呢，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改良，怎麽樣才能改良呢？依靠什麽呢？那就是五四運動中提出的自由、民主、科學和法製。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現在已經在全世界走得很遠了，是全球化。美國呢，它在民主上好一點，但是它想人家都像它一樣，但它的手段不對頭，譬如說在伊拉克伊朗問題上，甚至讓自己下不了台，不能采取這個辦法。
科學在二十世紀有很大的發展，現在是信息社會麽，你們比我懂得多，我是不會用電腦的，我是電腦盲，嗬嗬。
這些問題，現在的嘴巴上講，沒有問題，上麵從胡錦濤起都這麽講，民主和法製都講，但實際上政治壟斷沒有解決，意識形態沒有解決，所以言行不一致。
而且西方的道路，從希臘到羅馬，到英國，英國是３００年改良啊，３００年沒有暴力革命啊。美國隻搞了一次南北戰爭了，法國比較麻煩了，法國的自由思想很厲害，人權的思想很厲害，所以這個問題全世界來講比較有共識了，但是還很難，真正做好還很難。
第二個問題是主義。國內談得很開了，到底什麽叫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什麽東西，現在我也寫了很多文章，但我不是搞理論的。你像王路學，他是搞理論的，他寫關於馬克思，現在國內他寫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很多了，當然有的可以公開出版有的還不能出版。
馬克思主義講得簡單一點，是產生在19世紀資本主義的初期的階段，那個時候很殘酷，你們看過“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沒有？恩格斯寫的，那時剝削童工非常殘酷。馬克思的晚年，特別是恩格斯的晚年，情況已經有變化了。英國放棄暴力革命了，走議會鬥爭的道路，這是看到了資本主義本身在變化。所以估計馬克思主義當時就是有錯誤的東西，但是總體來講，它也有正確的東西。比如它追求人的精神解放，物質同精神的解放。他追求自由人，這個是對的。他還是重視個人的，重視人的。但是列寧，斯大林呢，到我們毛澤東呢，就不講人，隻講黨性，隻講階級。把世界搞得非常簡單，就是兩個階級，一個革命階級，一個反革命階級，你聽我的就行，不聽我的就把你幹掉。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這個主義，它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真理的東西，它是在發展的，它同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的東西它不可能求得一個永遠的真理。馬克思搞的這個理想的共產主義，它的社會性就是不要鈔票，發點勞動券，消滅商品，這個就不對了，這個就是絕對錯誤的嘛。他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理論也不完全對嘛。我的看法是，資本和資本家對人類的社會進步是起好作用的。沒有資本行嗎？資本家得管理嘛，管理的好他比一般人就厲害嘛。你像比爾蓋茨，他現在搞慈善事業去了。我認為比爾蓋茨就是最好的共產黨員，中國還沒有這樣的共產黨員。
我是對中國的情況不悲觀
我是對中國的情況不悲觀，但也不是很樂觀。不悲觀，是因為現在走市場經濟道路，這對意識形態也好，對政治體製也好，會起好作用的，它會慢慢慢慢地突破。所以中國繼續走市場經濟道路，經濟上不出大亂子，不出大問題，幾十年以後中國會慢慢變化，因為人變化了嘛。你像你們(指采訪記者)，就不同了嘛，和我們就不同了嘛，我們這些人，都“纏過腳”，從小孩就纏腳了，帶了緊箍咒，所以思想上是不行的，我們這個腳是解放腳，不是天足。你們都是天足嘛，你們沒有纏過腳，而今後的人們都是沒有纏過腳的。
現在海歸很多，在國內的幹部還出去參觀，很多人到瑞典參觀，瑞典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去過美國三次，79年去過一次，83年去過一次，89年去過一次。第一次去是政府派出的，83年和89年去是哈佛請我去的。
我到了美國之後，很多問題就更清楚一點了。用馬克思的話講，美國的社會主義因素在長嘛，馬克思不是講什麽城鄉差別，體腦差別，工農差別嘛，西方這三大差別差不多，沒有什麽了嘛。
所以中國的情況，隻要經濟不亂來，慢慢發展，其它的方麵也會不改革不行的。這是比較樂觀的。
悲觀的是什麽東西呢，就是這個壟斷。政治的壟斷和意識形態的壟斷一下很難解決，不是很快能解決的，慢慢來，著急沒用。現在我能做些什麽工作呢，寫點文章，出點書，給他們提個建議寫一封信。我為什麽不讓你們到我家裏去采訪呢呢，人去多了以後，你知道吧，我那門口有保安，搞得很麻煩。有一次是一個日本記者還是台灣記者跑過來跟我談，正是趙紫陽去世的紀念日，但我都不知道。門口就三個保安，便衣，擋住他，不讓他上樓。我的電話是監聽的，但是呢，他們對我呢，也不會講我的壞話。反正就這樣子，就這樣。
胡錦濤比江澤民控製得還緊
但是也有刊物發表我的文章。他要完全控製也不可能。所以問題比過去好多了，我的意思是他沒法審查，現在香港你怎麽審查呢。我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有個《炎黃春秋》，你們看到沒有，《炎黃春秋》最近不是登了陸定一的一篇訪談嘛，那個登出來也不容易啊，但是他還是改動了，改動了兩個地方：第一個地方去掉了兩個字，我就跟陸定一談，毛澤東晚年為什麽會搞成那個樣子，他說，他瘋了，瘋了，第二句話就是，他糊塗了，“瘋了”兩個字勾掉了。另外呢，陸定一讚成多黨製，讚成多黨製，但是呢，刊物的主編就講，既有通知，不準談多黨製，所以我就加了兩個字，“能否多黨製”，把陸定一地原話就改動了一下。現在的局麵就是這樣。
對我這樣的人，他們不能像對待年輕人一樣。你們知道嗎，像什麽餘傑啊，焦國標啊，那些人講話比較厲害啊，什麽討伐中宣部阿。不過這次我們有個冰點事件，我們不是有十幾個人不是簽名了嗎，後來起了點作用。胡錦濤後來批了，讓它複刊。所以現在這個局麵，中國就三個字－慢慢來。著急沒用，同西方完全不同。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出了一個緋聞，大家可以鋪天蓋地罵他，中國可能嗎？不可能。但是不管怎樣，現在毛澤東可以批評了，可以寫文章，這已經不錯了。我的名字現在變成一個被封殺的名字。我是從新聞總署的一個內部刊物上看到的，把我列為什麽呢，李銳這些敏感作家的書不能夠出版，有人把這個給我看了，我看了這後就寫了一篇文章。就是“敏感作家的表態”，而且我寫了一封信，把這篇文章寄給胡錦濤了，我說你們這叫封殺曆史，以史為鑒中國這個文化傳統都不要了？ 但是他也不回答我，我其實也不指望你回答，反正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有意見就是了。
胡錦濤比江澤民控製得還緊啊。今年緊到什麽程度啊，我看了一些東西，魯迅不是逝世70多年嘛，中央說不要炒作魯迅和借魯迅來講什麽怪話，不準搞紀念。緊到這個程度，就是怕，就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懂得，國家要穩定，隻有放開言論自由才能穩定。控製的話，結果以前六四就是嘛。為什麽有六四，學生有意見嘛，你不發表他就鬧嘛。當然，六四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是一個沒有任何民主傳統的國家，另外就是沒有自然科學傳統的國家，跟西方不同，西方從羅馬起，從希臘起，都有它的民主傳統，都有它的自然科學傳統。中國的曆史沒有這兩個傳統，有傳統就是皇帝傳統和孔夫子的傳統，後來共產黨一來就結合得更厲害。
毛澤東這個人物你還得研究幾百年
我研究過毛澤東的早年，知道他的數學打零分。這個人沒有數學頭腦怎麽行呢，沒有自然科學頭腦社會科學是搞不好的，最近在陸定一的文章裏我寫了這句話。毛澤東這個人啊，我告訴你，也可以說是膽大包天。在革命勝利以前，因為中國有三座大山，一個是官僚資本主義，一個是封建主義，另外一個是帝國主義，這三座大山厲害得很，所以那時候在革命過程中他還比較謹慎，還不是膽大包天，他基本上不亂來，他對亂來的還看不慣。
但是問題在什麽地方呢，兩件事情，一個是趕跑蔣介石後，老子天下第一， 對國內的事也倒也無所謂了，有人問他，假如魯迅在世，打右派的時候會不會活捉魯迅，會不會給魯迅打右派，他說照打不誤。這是國內的情況，在國外有列寧有斯大林，中國要依靠蘇聯幫助，第一個五年計劃是１５６項，斯大林的影響力可大得多了。但是問題在赫魯曉夫一作報告之後，毛澤東就覺得不同了，老子世界第一，天下第一，他領導世界革命，打遊擊也好，搞文化大革命也要，都有他一個要搞世界領袖的這麽一個來曆。當然對於斯大林倒台，他是又高興又猶豫，他知道自己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是因為赫魯曉夫，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問題。他知道，這個人很聰明，知道皇帝決不能下這幾招，決不能作自我批評，一作自我批評就垮掉了。所以在去世時他幹了兩件大事：把蔣介石打到台灣和文化大革命。他也怕大家翻案啊。周恩來去世不是發生了四五運動嘛，他知道了麽。所以，他去世之前這一段，我是具體不知道了，有的人在電視上看到的形象，說是他垮了，垮了。
所以說毛澤東這個人物你還得研究幾百年。拿破侖是有１００多種傳記，我聽說。毛澤東傳記現在有好幾十種甚至上百種了，將來還要繼續研究一下。聽說在俄羅斯，現斯大林在老百姓中的評價也還是兩種。我們毛澤東的像框在天安門，毛澤東紀念堂，但是真正厲害的人，知道這個東西是不能研究的，我所說的黎澍，中國很好的曆史學家，我的好朋友，７９年我一回來我聽他告訴我，毛澤東去世之後天安門建了一個毛澤東紀念堂，他在天安門前散步的時候碰到胡喬木，他就和胡喬木講，那個保險將來要撤掉的，要改毛澤東紀念堂。把胡喬木嚇了一大跳。
胡錦濤他們都是戴紅領巾長大的
但是人類曆史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了，經濟全球化後政治全球化也會來，以黨專政不能解決問題。毛澤東還講過要唱對台戲麽和民主黨派。不要把民主黨派當花瓶，我們現在的民主黨派就是花瓶，根本問題是黨的問題。權力和錢結合在一起，官商結合，這個很麻煩。這個問題將來慢慢發展到要麽就是鬧的厲害要麽就是慢慢來改，一點一點來改。現在好像也有這個跡象，農村不是鬆一點了麽。
現在是細節肢體在慢慢改，主幹沒有改，你要知道４９年以後，學校英文取消，我們過去中學都學英文，改成學俄文。後來大學政治學人文學什麽的，這些都被當成是資產階級東西，全都取消了。
胡錦濤他們都是戴紅領巾長大的，一句話就明白了吧，早請示晚匯報，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這個西方的人很難理解中國人這麽聽話，現在經常學英語，紅色回憶麽，電視上，你看到沒有，現在學江澤民文選，哈哈哈哈哈，這不是一個很滑稽的事情嗎？還是老一套麽。連我這些比較溫和的，同焦國標那些什麽完全不一樣的文章都不準出麽。慢慢來，中國的事情，著急沒用，你們在外麵可以起點作用的。
September 18th, 2006 at 10:20 pm
毛澤東死去整整三十年了。圍繞著對毛澤東的評價仍然有很大的爭議。在我看來，這些爭議在相當程度上還不是來自對有關曆史事實的不同認定，而是源於不同的評價標準和推理邏輯。
有人說：毛澤東統治中國二十七年，當代人要麽是受益者，要麽是受害者，因此他們的評價未必客觀冷靜，所以對毛的正確評價還需留給後人。
我不讚成這種說法。古人說蓋棺論定，意思是由於人的複雜性和可變性，人的好壞、功過隻有到生命結束後才能作出結論。毛澤東已經死了三十年了，憑什麽還不能對他蓋棺論定？
其實，對某些人來說，不等蓋棺就可以論定。譬如一個係列殺手，隻要他殺人的事實得到確認，我們就可以判定他是個殺人犯，是個壞蛋，我們就有權對他繩之以法，乃至判處死刑，哪怕他還很年輕，遠遠沒到自然死亡的時候。這就告訴我們，一個人，隻要他犯下了一起（或幾起）十分嚴重的罪行，我們就有權對他定性下結論。
毛澤東正是這種人。早在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造成至少三千萬中國人活活餓死的滔天大罪時，他就已經使自己躋身於人類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列。毛澤東早就惡貫滿盈了，沒有文革這場浩劫他就已經是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一了。加上文革這樁大罪，隻是使他在人類曆史最大暴君的排行榜上再往前移動幾位，而他作為暴君的定性是早就確定不移的了。這裏還暫且不談他在更早些時候犯下的幾樁大罪，如鎮反――毛澤東自己都說他發動的鎮反運動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要厲害一百倍；還有血腥的土改運動和”三麵架機槍，隻準走一方”的強迫性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消滅了整整一代經濟精英；還有反右，如此等等。
毛澤東的罪惡實在是罄竹難書。除非你對這些嚴重的犯罪事實從根本上提出有依據的質疑，否則你就沒有理由質疑我們的結論。如果你對這些事實都大體承認，但依然不接受毛澤東是暴君的結論，我們就要問你，你的暴君的標準是什麽？照你說，一個統治者還要壞到什麽地步才算得上暴君？
注意：我們說毛澤東是暴君，並不是僅僅基於受害者的立場，而是基於人類共同的善惡標準。籠統地說受害者或受益者是沒有什麽意義的。不錯，在任何時代，哪怕在最暴虐的時代，也總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時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幾乎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挨個得罪了個遍，以至於到頭來居然找不出哪一種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曆史上倒真是很少見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對某一事物作價值判斷時，不能僅僅根據自己的利害得失，還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某一些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痛苦之上，那麽這種幸福就是不可取的，是應該批判的。即便一些人的受益並非建立在另一些的受害之上，但隻要別人的受害是不公正的，那麽，雖然你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你也應該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對加害者表示抗議。
希特勒搞政治迫害，發動世界大戰，其受害者主要是猶太人和外國人，相當數量的德國人並不是受害者，也許其中不少還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戰後的德國，卻並沒有多少德國人公開表示對希特勒的懷念。原因就在於，德國人承認希特勒犯下了嚴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們認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統治下的受益者，也不應該為之唱頌歌。這就叫公理。這就叫公道。
最後我要再次重申，我不讚成對毛澤東進行三七開或七三開一類評價方法。道理很簡單。沒有什麽道德的儲蓄銀行，讓人們可以在那裏積存好事，以便在適當的時候提取相當數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為對人的評價不同於對事的評價。人一輩子做很多事。對具體的事而言，我們可以評價說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壞事；我們也可以開出一列清單，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種事中，好事占幾成，壞事占幾成。但對人的評價則不同。對人的評價涉及一條道德底線。這條底線決定了我們對此人的整體評價。一個醫生借行醫之名害死了病人，那麽他就是殺人犯，他就必須受到懲處。這和他是否還治好過別的病人毫不相幹。所謂壞人，並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壞事的比例超過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違犯道德底線的事。否則天下就差不多沒有還能稱得上壞人的人了。如果那位醫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說： “我治好過一百個病人，隻害死了十個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壞事多十倍，對我至少應該九一開。怎麽能說我是壞人呢？”通嗎？
當然，毛澤東現象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現象，值得我們和後人進行更深入細致的研究。希特勒死去六十年了，有關希特勒的論文和書籍至今仍層出不窮，也有個別人為希特勒作翻案文章，但是那不會改變世人對希特勒是暴君這一基本結論。同樣地，毛澤東是暴君這一基本結論也是不可改變的。
October 4th, 2006 at 8:13 pm
曆史上的真假“毛澤東崇拜”
在中國大陸，由中共黨史研究專家編撰的經典文獻中，關於最近發生的“毛澤東熱”及其曆史，曾有過這樣一個描述：“在中國現代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毛澤東熱’，這就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熱’、建國初期的‘毛澤東熱’、動亂時代的‘毛澤東熱’和撥亂反正歲月的‘毛澤東熱’。而最近一次出現的‘毛澤東熱’則是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這次‘毛澤東熱’同以前幾次有所不同，它是自發出現的，並且很快風糜全國，波擊社會各階層……”（鄭立新主編《國史通鑒》第四卷，紅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2—303頁。）
大體來說，這個分期法是以一定的事實為根據的。但細究起來，不同時期毛熱的內容、形式和內在驅動力，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別。概括起來，可以歸結為如下幾點：（一）延安時期的毛熱，具有嚴重的“人謀”色彩，其目的是打出中共的“品牌”人物；（二）建國初期的毛熱，可以分為民間和中共高層兩個層次，民間的毛熱基本上屬於文化層麵的活動；在高層，卻存在明顯的“贖買”動機；（三）文革的毛熱，是毛澤東由“品牌人”走向“神”的過程，其內在發動原因，既有毛澤東及其同黨的陰謀元素，也有黨群矛盾及社會壓抑的借題發揮；（四）最近這波發自民間的毛熱，表達的是社會下層的人民大眾對於現實的喜怒哀樂；官方則試圖駕馭這股思潮，為己所用。
一、延安整風的“人謀”與毛的“品牌化”
首先，延安整風中的“毛熱”，具有嚴重的“人謀”色彩。而這個“人謀”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毛澤東個人謀求奪取黨內霸權，建立自己的“主義”，趁德寇兵臨莫斯科城下之際，伺機自立門戶，與斯大林比肩。
其二，是中共為奪取國家政權，贏得未來國共內戰的勝利，整合黨軍勢力，使毛澤東形象“品牌化”的需要。
正因為如此，這次所謂的“毛熱”，主要以黨內思想理論界為運力場所，其結局，則是毛各個時期的“政敵”向毛輸誠。毛在中共曆史上的地位，第一個無可爭議的身份是中共黨的“創始人”。這個身份，是由於他參加了中共“一大”——這個事實所奠定的。祇不過由於其他“創始人”後來都棄黨、脫黨和叛黨，或被自己的黨打成各色“機會主義”分子，毛成了碩果僅存的人物。
在中共權力的階梯上，毛躋身“領導人”的行列，始於1923年的中共“三大”。在這次會議上，他因讚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意見，取代了張國燾的位置，“當選”為中央五委員之一……
在1927年的中國統一戰爭中，這位“國共合作”戰略的支持者，因爭奪領導權失敗，擁工農武裝之力，割據一方，成為中共“以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創始人。在與國民黨軍隊的周旋中顯示出高超的軍事謀略，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掌握了黨內的軍事領導權。
中共移都延安後，毛依仗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於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確立了在黨內的政治核心地位。但“從不諱言自己負有解救中國人民、再造中國的曆史使命”，也從未懷疑過自己具有別人無法企及的智慧和能力，並有著強烈的“舍我其誰”的自信力與堅強的個人意誌力的毛深知，“欲成為黨的最高領袖，僅手握兵符還不夠，還需要成為能為廣大追隨者提供精神資源的‘導師’。”（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80頁）
但是，毛奪取“教主”位置的道路並不平坦。第一個障礙，便是其“教會”與“上帝”交通的要津，一直被中共黨內“留蘇派”把持。自1931年蔡和森犧牲後，毛澤東就失去了這個與共產國際溝通的個人渠道。而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公認的理論家的寶座，是屬於可以直接用俄語學習馬列原典，並直接握有電訊資源的留蘇派領導人王明與張聞天的。這些人對毛在理論上的能力一直抱懷疑態度。早在1928年，王明就以輕蔑的口氣說過：“山溝溝裏出不來馬列主義”。1940年，周恩來從蘇聯返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中共領導人的評價，說張聞天是黨內“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據稱，毛聞之“勃然大怒”：“什麽理論家，不過是從蘇聯背了一麻袋教條回來！” （同上，第104、304頁）可見，毛澤東對於這種狀態的憤怒壓抑已久。但是他知道，如果靠“真刀真槍”地比拚理論，就憑自己那點兒家底，要問鼎“思想理論”的第一把交椅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隱忍著屈辱、壓抑了憤怒，直到軍事、政治大權到手以後，才開始借權勢在這個領域大舉反攻。
從派“說客”遠赴蘇聯、奪取機要部門開始，毛首先接過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交通權”；繼而，他找到了建構自身理論體係的“合法性”解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隨後，這位中共的“馬丁。路德”（基督教新教創始人，主張信徒與上帝溝通不必經過教會）逐步網羅可以為我所用的人才，建立自己的教義詮釋組織。1937年七七事變後，原在白區工作的文藝理論家周揚、哲學家艾思奇、社會曆史學家何幹之、經濟學家王學文被指名調入延安。經過一一試探之後，毛最終把他們中願意為己所用者留在身邊或委以重任……
1942年，這位一手持“經”（馬列主義中國化的理論），一手持“劍”（由康生把持的肅反機構）的“覬覦者”，終於發動了一場旨在奪取中共思想理論“製空權”的戰役——延安整風。在此期間，毛借抗日戰爭的“相持”形勢給延安造成的“偏安”環境，以及黨內各大佬自顧不暇的氣候，潛心選編了自己的著作，寫出了在其“理論體係”中占絕大比重的“理論文章”。憑藉這些文章，毛澤東完成了對馬列原典的一場革命。
同時，他也一泄胸中憋悶了十多年的那口鳥氣。在一次整風報告中，這位“新教主”說：“他們（教條主義者——這是毛給留蘇派專門定製的一頂帽子。引者注）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祇要你認得了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個什麽書，公家又給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晃腦地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麽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都還沒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既不能夠肥田，又不能肥狗……”（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原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