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鮑昆 | 2007年04月01日,21:16
三十一年前的那場攝影
看羅小韻的《難忘1976》
鮑昆
三十一年前的丙辰清明，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一場震驚中外的事件--四五運動。這場完全自發的群眾運動，實際上是當年一月周恩來總理逝世後群眾悼念活動的繼續。那年一月八日，為中國革命奉獻了畢生的周恩來總理，在病魔的折磨和四人幫的迫害下，含冤辭世。周總理一生鞠躬盡瘁的勤勉，是人民敬仰的道德楷模。在他即將走到生命盡頭之時，還受到四人幫多方麵的攻忤，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極大義憤，加之人們對文革倒行逆施的憤慨，這場抗議運動於是在四月五日清明節之前爆發。
這場運動以遭到四人幫慘無人道的鎮壓而失敗，但卻導致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極大傷害的文革，在半年後以四人幫被抓捕而告終。從這個角度上說，四五運動是徹底勝利的。四五也因此走入光榮的中國革命現代史。四五運動的影響力不但是它的結果，還有它獨特的非暴力鬥爭形式。人民群眾在這場奇特的鬥爭中，運用了詩歌、攝影和花圈作為抗議和鬥爭的武器。人們以詩歌來喻諷當權者，以花圈來表達真誠的願望，以攝影來造聲勢和傳播、鼓動。攝影不但在鬥爭現場上是武器，更是為這場運動留下了曆史的見證。這場運動於是也成了後來新時期中國攝影的前奏。一些優秀的攝影人也是從這次運動中走進了攝影，成為後來的大家。
在四五攝影的係列人物中，羅小韻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前日不久，她出版了一本回顧她四五攝影的專著--《難忘1976》。這是一本圖文書，有羅小韻自己撰寫的如何投身四五攝影的回憶，也有程中原先生撰寫的關於四五運動的成因與過程和結局的文章。程中原的文章為羅小韻在書中收錄的照片做了很好的背景交待，可以讓讀者更好地把握理解這些珍貴的曆史照片。
除羅小韻和程中原的文字外，羅小韻的攝影作品在書中分為四個部分，按整個四五運動的時間順序展開。它們是"周總理逝世"、"天安門事件"、"十月的勝利"和"再悼英靈"。讀者可以按照這個事件邏輯，從影像中感受三十年前的那場驚心動魄的兩種力量的決戰。羅小韻的攝影在那時已經非常精彩地顯示了她在報道攝影方麵的能力。她以攝影的方式從場麵、事件細節、人物活動表情到環境信息等多個角度，形象性地揭示了1976年4月5日前後幾天的天安門廣場，這一決定兩個中國命運決戰的關鍵情景。她的這些照片，在今天看來，仍能將經曆過那一難忘事件的人們帶回那個時刻，喚起大家的記憶。也能讓沒有經曆過那場鬥爭的年輕一代人，知道今天富裕美好的生活曾經來自於父輩們不屈不撓的鬥爭，更讓他們知道，一個偉大的民族是不能沒有堅強的自由獨立的精神的。人民才是曆史真正的主人。
2007-2-22
我和"四五攝影"
羅小韻
每個人在小時候都有過理想，並憧憬著它的實現，但是真的長大成人了，你才會發現，你所從事的事業常常是自己不曾想到過的，我便是這樣跨入攝影之行的。
1973年我結束了五年的插隊生活(那是使我一生受益的五年)，賦閑在家一年，正好家裏有一台相機，周圍的朋友、親戚有喜歡照相的，受他們的影響，我開始對攝影發生了興趣。1976年清明，天安門廣場掀起的洶湧波濤，第一次使我省悟到了攝影的真正意義，從那時起，我就和攝影結下了不解之緣。致使攝影成為我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全國人民自發地組織了各種悼念活動，但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四人幫的壓製，人民心頭的怒火越壓越重，終於在清明節像火山一樣地爆發了。
從1976年3月下旬開始，首都人民從四麵八方湧向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了數不清的花圈和詩詞，那些天裏，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人的海洋。那時我還在北京新興襪廠當工人，正好清明節前的這一周是夜班。每天早晨六點多鍾下班，回家吃了早飯，就揣了相機上了天安門廣場，幾乎一呆就是一天，傍晚回家睡上兩、三個小時，晚上十點又去上班。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星期，當時也年輕，也不覺得累，就是略感疲倦，但一到天安門廣場，整個人就像被注射了"興奮劑"，疲倦全無。看著那一隊隊送花圈的人群，有老人，有孩子，有工人，有學生，有機關幹部，有念詩的，有抄詩的，還有寫血書的；我的心一次次地被這些情景所感動著。我和廣場上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懷念周總理，用行動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發出我們的怒吼。
當時我不過是一個攝影愛好者，攝影的條件很差，有一台老式徠卡相機，有一隻標準鏡頭，用的是保定膠片廠生產的"代代紅"黑白膠卷。當時政治形勢險惡加上經濟上的製約，我不可能拍很多片子，隻能揀重點、有代表性的正麵拍，拍照時盡量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采取出其不意，看準就拍，拍了就走的辦法，在可能的情況下多拍一點。在廣場拍了幾天沒有找到製高點，人又很多很擠，很難拍到大場麵。於是後幾天我就換騎了一國產28男用自行車來騎，這樣遇有合適的畫麵，就踩在自行車的後架子上拍，果然很方便。1976年4月4日這天，廣場人頭攢動，據後來的估計，那天廣場上大約有三、四十萬人。上午十一時，一位身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帶領群眾高呼："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接著他在人群中演說，人們跟著他一起喊口號，有的還用筆記錄他演講的內容，還有錄音的；當時我正在現場，根本來不及選角度，急忙站在自行車後架上按下了快門。這張題名為"力挽狂瀾"的照片，後來獲"四五"運動攝影作品一等獎。事隔數年，我終於和這位"演講者"碰麵了，才知道他是紅旗越劇團的一名專業演員，當時因為在天安門廣場演講，被關了起來。
1976年4月5日，當我下了夜班又一次來到天安門廣場，很驚訝地看到廣場上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間都不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上血跡斑斑。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對於攝影者來說，那時想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怎樣將膠卷保留下來，我在廣場上拍照十來天，不能確定自己是否被跟蹤，況且周圍的人都知道我去廣場拍照，而我的家人當時被定為是鄧小平的"同黨"，正在挨批，顯然膠卷放在家中是不安全的。於是迅速將膠卷衝洗出來，仔細地用幾層塑料袋包好，連夜轉移到一個朋友處，囑咐不管發生什麽事，這些膠卷一定要保存好，它們會有重見天日的那一天。因為從"天安門事件"中，我已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中國人民的偉大。事隔半年，四人幫被打倒，事實證明，"天安門事件"加速了四人幫的垮台。
事後，我們這些攝影者被人視為"四五英雄"。後來大家相繼走上專業攝影的崗位。但二十多年來，我從來也沒有以"英雄"自居過，我想我們當時和廣場上千千萬萬老百姓一樣，不過做了一件很本份的事情。今後再有這種事我們還會去做。"四五"的攝影者們當時是懷著一種社會責任感去記錄那時發生的一切，這種社會責任感將伴隨我們一生。
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
- 1976年：從天安門事件到粉碎「四人幫」
程中原
引子：在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毛澤東在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指出：「在中國人民麵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曆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30年後的1976年，中國又一次走到了兩種中國之命運的決戰關頭。兩條路 - 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又擺到了中國人民的麵前。兩種中國之命運和前途，又一次進行了激烈的決戰......
一、沉痛哀悼周總理
1975年的冬天，是一個嚴寒的冬天。「批鄧」的旋風把整個中國攪得周天寒徹。整頓帶來的複蘇、好轉和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壞。人們剛剛升騰起來的希望被困惑、迷惘所取代。「四人幫」妖霧重來，鄧小平再次挨批，周總理又病重垂危，中國將怎麽辦？1976年元旦，盡管廣播喇叭中響徹著「到處鶯歌燕舞」的歡快詩句，卻無法驅散全國人民心頭的慘霧愁雲。
1976年1月8日，沉痛的哀樂把一個噩耗傳遍中華大地，傳遍整個世界：周恩來於1月8日9時58分與世長辭！山河鳴咽，蒼天飛雪，全中國人民都為失去敬愛的好總理而悲慟，同時也更加為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而擔憂。活著的「四人幫」害怕死去的周恩來。他們竭力限製悼念的規模，削弱總理的影響。在訃告發出以後，他們緊接著就以簡化治喪禮儀為名，作了種種限製：各地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不提倡戴黑紗、做花圈；不邀請外國使團來京參加悼念活動。然而，冷酷的禁令禁不住人民群眾的熱淚，遏止不住人民群眾熱愛周總理的感情。從首都到邊疆，人們設靈堂，戴黑紗，寫挽詞，獻花圈，寄托對總理的哀思，表示對「四人幫」的抗議。世界各國政府、黨派、友好團體、各界友好人士和海外僑胞的唁電、唁函似雪片般飛來。1月10～11日，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界代表一萬餘人，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江青行禮時故意不脫帽。電視屏幕上出現了這個鏡頭，江青遭到舉國上下的唾罵。
1月11日下午，天色陰沉，朔風凜冽。周恩來的遺體要從北京醫院送八寶山火化。人們從四麵八方匯聚到十裏長安街的兩旁，肅穆佇立，等候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要為人民的好總理送行。暮色中，悲愴的哀樂送來了總理的靈車。總理的靈車在淚雨紛紛的行列中緩緩行駛。夜深了，風緊了，靈車已經過去了幾個小時，但佇立在大街兩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著靈車的歸來，迎候著總理的英靈。中國人民把對共產黨的期望、希冀和熱愛，都傾注在她的傑出代表周恩來的身上了。
可是，「四人幫」控製著輿論工具。他們將記者報道百萬群眾哭送總理靈車的文字統統砍掉，照片也不準刊登。
1月11～14日，群眾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吊唁儀式雖然移到勞動人民文化宮，但還是無法滿足許多人與總理的英靈作最後告別的心願。在14日傍晚正式的吊唁儀式結束後，成千上萬人湧向天安門廣場，人們川流不息地來到紀念碑前，脫帽默哀，表達對周總理不盡的哀思。
可是，「四人幫」卻冒天下之大不韙，置黨心、軍心、民心於不顧，於1月14日，即為周恩來舉行追悼會的前一天，竟然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位置發表《大辯論帶來大變化》一文。該文強奸民意，劈頭就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還說什麽「清華大學這場鬥爭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支持」。「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憤怒的抗議。
1月15日下午三時，周恩來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沉痛悼念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悼詞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以周恩來為榜樣，化悲痛為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鄧小平致悼詞一舉，使得全國人民的心中油然產生了某種希望。但他們很快就認識到，這祇不過是一種善良的願望而已。更強勁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浪潮正同「批鄧」聯結在一起而掀起。
二、天安門事件
周恩來的治喪活動剛結束，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即繼續開會批評鄧小平。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以後，經過發動，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就在全國範圍內全麵展開。「四人幫」則全然不顧毛澤東多次申述的鄧小平還是內部矛盾、要團結、讓他專管外事等指示，利用各種機會，喪心病狂地攻擊鄧小平。他們還竭力鼓吹「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理論，煽動「層層揪」走資派，企圖整垮中央、地方和軍隊的領導幹部。
但是，不論上麵怎樣一再「打招呼」，不論「四人幫」怎樣拚命鼓噪，除了幫派勢力、反潮流戰士之外，應者寥寥。相反，人民的不滿和憤怒，通過各種方式宣泄出來，匯成反對「四人幫」的浪潮。
3月發生在上海《文匯報》的「反周」事件，激起舉國義憤，萬眾討伐，成為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
3月5日，是毛澤東發表「向雷鋒同誌學習」題詞13周年紀念日。新華社播發學習雷鋒的報道。[①]《文匯報》登載這篇報道時，把報道中引用的當年周恩來關於學習雷鋒題詞的四句話「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的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誌」給刪掉了。人們立刻警覺這是一個嚴重信號：「四人幫」圖謀否定周恩來。南京大學學生立即寄信給《文匯報》領導小組，怒斥「四人幫」用報紙反對周總理的罪行。「誓死保衛周總理」和揭露《文匯報》的大標語、大字報陸續出現在南京街頭。上海、南京和全國各地質問、抗議的電話、電報和信件接連發到《文匯報》。
這時，離清明節不遠了。3月19日，北京牛坊小學學生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第一個悼念周總理的花圈。3月24日，南京的江蘇新醫學院師生抬著花圈遊行至雨花台，在革命烈士紀念碑前舉行悼念周總理的儀式。第二天又在新街口貼出「誓死捍衛敬愛的周總理」等大標語。他們的行動推動了南京群眾運動的發展。
就在3月25日這一天，《文匯報》第一版的新聞《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中，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這樣的語句。讀者立即敏銳地感覺到，這是明目張膽地把「黨內那個走資派」的帽子扣到周恩來的頭上。《文匯報》這篇新聞，把一場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偉大的群眾抗議運動之火點燃起來了。
3月28日是星期天，南京大學數學係四百多名師生上街遊行，到梅園新村周恩來舊居莊嚴宣誓。沿途許多工人、學生、幹部加入，匯成巨大的示威洪流。3月29日，南大校園內擠滿各界群眾，傳抄標語和大字報。南大學生組成二十多個小組，跑遍全市主要街道，刷上了「文匯報的反黨文章是篡黨奪權的信號彈」等大標語。3月30日晨，南大學生在鐵路工人支持下，用柏油和白漆把「警惕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誰反對周總理全黨共誅之！」等大標語刷在列車車廂上，讓奔馳的列車把戰鬥的號召帶到北京，帶到上海，帶到全國各地。幾天來，到梅園新村悼念周總理的人流，不分晝夜，綿延不絕。抬著花園列隊遊行去雨花台的，每天多達五萬人左右，道路被擠得水泄不通。3月31日，南京汽車廠製泵分廠職工，在新街口東側最醒目的地方，貼出大標語：「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 - 張春橋！」直接點明鬥爭目標，把南京的群眾運動推到了高潮。
南京事件是丙辰清明天安門事件的前奏。正當「四人幫」費盡心機要把它壓製下去的時候，它所點燃的烈火已經在天安門廣場上衝天而起了。
臨近清明節，北京市總工會29人於3月30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貼出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悼詞。江蘇省公安局上訪人員在紀念碑上獻上了一個花圈。一夜過後，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放滿了花圈。數不清的悼詞、詩歌、小字報，出現在紀念碑上，花圈叢中。許許多多的單位和個人自發地到廣場舉行悼念儀式。4月1日，天安門到處是悼念周恩來的人群，真是「天安門前花似雪，紀念碑下淚如雨」。廣場成了悼念周恩來的靈堂，斥責「四人幫」的法庭。
4月2日清晨，北京出現第一支遊行隊伍 - 中國科學院109廠職工，用四輛卡車開道，抬著四個大花圈和四塊木製大詩牌，走進天安門廣場。他們把詩牌放在紀念碑碑座的最高處，上麵寫著：「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幾乎同一時間，北京重型電機廠工人把他們製作的第一個鋼鐵花圈送到了天安門廣場。
這天，北京各單位傳達中央關係於南京事件的電話通知，說「清明節是鬼節」，「送花圈是四舊」，並警告人們「天安門有反革命分子搗亂」，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首都人民蔑視這些警告、阻撓，繼續湧向天安門廣場。人們發出了「民心不可悔，黨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鄧民不依」的吶喊。詩牌、挽聯、傳單數量猛增，揭露、嘲笑、咒罵「四人幫」的詩詞越來越多。「妖魔」、「鬼蜮」、「豺狼」和「野心家」、「陰謀家」等成了「四人幫」的代名詞；「白骨精」就是對江青的專用語。「我們懷念楊開慧」一句標語，表達了人們對江青的憎惡，也蘊含著對毛澤東的諷諫。直到深夜，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抄寫詩詞、悼文，護衛著花圈、挽聯。
4月3日，天色陰沉，細雨蒙蒙。無數支送花圈的人流從四麵八方湧進天安門廣場。紀念碑的基座被花圈堆滿了，便向周圍的廣場擴展。到了晚上，送來的花圈又比白天增加幾倍。數不清的詩詞、挽聯、悼文及傳單遍布廣場。人們大聲朗誦，俯首抄寫。「北京工人」的一篇悼念短文，貼在紀念碑東側，被誦讀了幾十遍、幾百遍。清華學生寫的《獻上一朵素潔的白花》，幾千人聚集廣場中央反複齊聲朗誦。還有人把悼念周總理的詩詞譜成歌曲，在廣場教唱。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了萬人大合唱的動人心魄的場麵。
這一天，在王洪文指令下，公安部門出動便衣，拍照，跟蹤，綁架。到夜間，在天安門廣場被抓捕的群眾已達26人。
4月4日是丙辰年清明節，又逢星期天，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達到高潮。雖然「四人幫」下了不許悼念的禁令，但首都人民無所畏懼，還是爭先恐後湧向天安門廣場。這天，來到廣場的群眾達幾十萬人。整個廣場淹沒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樣精致的花圈從天安門城樓前麵的廣場一直排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南端。紀念碑四周的青鬆樹林、翠柏籬牆，係滿了朵朵小白花，宛如覆蓋著一層白雪。紀念碑上，周恩來的巨幅畫像，安放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這一行耀眼的大字之下。畫像下麵，用大朵白花鑲邊的黑布上，橫排四個大字：「民族英魂」。13塊方框大匾懸掛在紀念碑前的13根旗杆上，「敬愛的周恩來我們永遠懷念您」13個大字橫貫天安門廣場。空中，兩串黃色氣球懸帶兩根白色飄帶，一邊寫著「懷念總理」，一邊寫著「革命到底」。在陰沉的天色下，天安門廣場顯得格外肅穆，格外悲壯。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之下，詩詞成了群眾表達和交流內心情感、意誌和願望的最好手段。向來有詩國之稱的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這樣動人心魄、這樣氣壯山河的偉大的詩歌運動。人們寫詩填詞，朗誦傳抄，傾瀉緬懷周總理、痛斥「四人幫」的感情，抒發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追求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渴望。一首詩寫道：「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1] 另一首詞中寫道：「四個現代化，‘兩步'走到底。遺願化為宏圖日，國祭告總理。」天安門詩歌運動真正發揮了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詩歌的汪洋大海，使「四人幫」陷人滅頂之災。「四人幫」篡黨奪權首先從文藝戰線開刀，人民則用文藝的鐵錘敲響了他們的喪鍾。
廣場上展示的血書，即席發表的演說，簡捷犀利的傳單，都具有極大的鼓勵性和穿透力。4月4日晚九點，紀念碑西南角出現名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傳單，幾千人圍著聽一名女戰士朗誦。傳單指斥江青扭轉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頭指向周總理，背著中央接見外國傳記記者，誣蔑中央領導同誌，在四屆人大爭當總理；傳單讚揚毛主席識破了江青，按周總理的意圖召開了四屆人大，取得了鬥爭的初步勝利；後來又批評江青，停止其在中央工作；在周總理患病期間，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傳單期望鄧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國人民大快人心。[2] 這份傳單，雖然史實不很準確，卻表達了人民對這段曆史的評價，反映了人民對江青一夥的憎惡。人們聽了一遍還嫌不夠，要求再念一遍。人們打亮手電，連續讀了五遍才停下來。在丙辰清明之夜，由朗讀這份傳單形成了一個懷念周總理，擁護鄧小平，聲討「四人幫」的高潮。
正當廣場下誦讀著「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等傳單、群眾的革命義憤高漲之時，主持政治局工作的華國鋒正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員舉行緊急會議，研究連日來的情況，分析性質，討論對策。會議作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認為天安門前聚集那麽多群眾，公開發表「反革命」演說，這種場麵是建國以來所未曾見過的。不僅北京有，全國不少地方都有。其性質「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天安門廣場出現的事件「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幹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還毫無根據地斷定「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
就在政治局會議討論時，魯瑛送來報告，說紀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講罵江青。「四人幫」又鬧起來。江青提出，清明已過，要連夜把花圈移走，要抓發表「反革命」演說的人。會議決定采取緊急措施，應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從當晚開始清場，把天安門廣場的花圈送八寶山，組織公安機關破案抓捕群眾，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員出動，要圍住紀念碑，阻止群眾去送花圈。毛遠新於4月5日淩晨將政治局會議討論情況和所作決定向毛澤東寫了書麵報告，毛圈閱了這份情況報告。
4月5日早晨6時，革命群眾繼續湧向天安門。發現花圈被收走了，詩詞被撕掉了，挽聯、條幅都不見了，紀念碑周圍是三道戒備森嚴的封鎖線，又聽說有些人被抓了，異常氣憤。九點左右，人群聚集人民大會堂東門口，要求「還我花圈」、「還我戰友」，高呼「人民萬歲」等口號。群眾前往設在廣場東南角小紅樓裏的「工人民兵指揮部」交涉，頭頭避而不見。時間已過中午，群眾對受到壓製和捉弄再也無法忍受。憤怒的群眾把指揮部的幾輛汽車和公安部門的「廣播宣傳車」，推翻燒著了。下午五時許，指揮部小樓起火。群眾和民兵、警察發生衝突，互相都有受傷的。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會堂注視著廣場上事態的變化。在下午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竟當麵大罵鄧小平「你就是納吉」。[②] 這次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出麵講話，然後動用民兵清場。
晚上六點半起，反複廣播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錄音講話，聲稱近幾天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要求「認淸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三個小時以後，廣場上突然燈火通明，廣場四周的民兵、警察和警衛部隊一齊出動，封鎖了天安門廣場。在清場過程中，一二百人被打傷，二百多人被抓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內，其中近40人於6日晨被投進了監獄。
4月5日天安廣場鎮壓革命群眾以後，華國鋒即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北京市委關於當天天安門事件經過情況的匯報，並研究下一步行動計劃。會議認為4月5日的群眾抗議行動「是反革命暴亂性質」，建議北京市委立即把這兩天的情況寫成材料，中央盡快通報全國，以便各省市了解情況，有所準備。還要求注意偵察線索，揪出地下司令部。會議開到4月6日淩晨兩點左右才散。淩晨三時，毛遠新寫成給毛澤東的書麵報告。毛當天下午六時寫下批語，讚同政治局的處理。4月7日上午，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請示。毛澤東同意公開發表《人民日報》記者的所謂「現場報道」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廣播講話。毛表示據此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以上待三中全會審議批準。並說：由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他提出：華國鋒任總理。毛澤東要毛遠新馬上向政治局傳達他的指示，隨後就回來向他匯報。他並指明不找鄧小平、葉劍英、蘇振華三人參加政治局會議。
當天下午，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了政治局討論他上午指示的執行情況，並請求晚上廣播中共中央兩個決議的問題。在談到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時，毛說：還要華任黨第一副主席，寫在決議上。[3] 當晚中央政治局開會，宣讀並通過了中共中央兩個決議。第一個決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第二個決議說，「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一個小時以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即向全國廣播了這兩個決議。同時廣播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4月5日晚在天安門的廣播講話和第二天見報的《人民日報》記者采寫的所謂「現場報道」-《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這篇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報道是姚文元指導撰寫並修改而成的。
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群眾運動一時被鎮壓了下去，但它在全國人民心中燃起的火焰是撲不滅的。這個群眾運動鮮明地表達了中國人民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同「四人幫」勢不兩立的堅決態度、實現四個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強烈願望。它為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三、多難之秋
天安門群眾運動被鎮壓以後，「四人幫」在全國掀起了更大規模的「批鄧」運動。在連篇累牘的報道、社論、批判文章中，他們把「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帽子扣在鄧小平的頭上，說鄧小平「就是這次大刮右傾翻案風，直至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掛帥人物」。他們指責：「‘三項指示為綱'，是鄧小平翻案複辟的政治綱領」；「爭奪思想陣地」是「輿論準備」；「首先抓班子」是「組織措施」；「全麵整頓」是「行動部署」。反複論證「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宣揚「從民主派到走資派」的公式，宣傳「走資派還在走」，號召起來鬥爭。他們這時的目標不僅要打倒鄧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層人」，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衝擊下，各方麵整頓中斷，已經糾正的錯誤又被恢複，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又被打亂，全國又一次陷入動亂之中。許多地方組織癱瘓，秩序混亂，人心渙散，生產下降，有些地區重又出現派性鬥爭甚至武鬥，嚴重影響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1976年1～5月，鋼欠產123萬噸，化肥、棉紗等其它主要工業產品也大量欠產，鐵路交通重又嚴重堵塞，影響市場少供貨商品14億元，影響財政減收20億元，原訂的1976年國民經濟計劃已經不可能完成。[③]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1976年真是多難之秋。「四人幫」製造的人禍之外，還有巨大的天災。7月28日淩晨３點42分，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裏氏7.8級強烈地震，震中烈度達11度。100萬人口的唐山市頓時夷為一片廢墟。北京、天津也有較強震感。唐山大地震造成24.8萬多人死亡，16.4萬多人重傷，損失之慘重為曆史上罕見。從唐山大地震以後，為了防震，首都北京從上到下，以及全國17個省市數億城鎮居民，都離開居室，住到臨時搭起的防震棚裏，人心惶惶，很不安定。
可是，「四人幫」卻全然不顧國家的災難，人民的安危，在思想上、政治上，又掀起了一個以批判所謂「三株大毒草」為主要內容的「批鄧」新浪潮。不過，曆史同這夥倒行逆施的小醜開了一小大玩笑。與「四人幫」的主觀願望相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第十年發動的這一場批判運動，不但沒有把他們推上黨和國家權力的頂端，反而加速了他們的滅亡。
不幸的消息接連不斷。l976年6月起，毛澤東病情沉重。毛同守護身邊的華國鋒、王洪文等談話，說：我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並說，這兩件事都沒有做完。這筆遺產將移交到下一代去了。交班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9月9日，哀樂聲中傳出不幸的消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全國政協名譽主席毛澤東，「在患病後經過多方精心治療，終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於1976年9月9日零時十分在北京逝世」。這噩耗猶如晴天霹靂，使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無比震驚。神州大地在1976年經曆的災難太多太大了！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4月天安門事件，7月朱德委員長逝世，又發生唐山大地震，人們還沒有緩過氣來，毛澤東主席又與世長辭了，全國人民怎麽能不淚雨如注，愁緒萬千呢！
9月18日下午，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對毛澤東主席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緬懷和頌揚毛主席的豐功偉績，號召化悲痛為力量，將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全國縣以上地區也同時召開追悼會金。
在哀悼毛澤東逝世的日子裏，人們已經看到，「四人幫」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中氣焰更加囂張，處處咄咄逼人。人們擔心華國鋒的資望和才幹對付不了「四人幫」，一旦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被「四人幫」篡奪，中國的前途將不堪設想。「毛主席啊，沒有你老人家，中國怎麽辦啊？......」許多人失聲痛哭，反複呼號的這句話，道出了當時全國上下的情緒。在當時，人們並不知道毛澤東生前對江青、對「四人幫」有很多嚴厲的批評。當然，也很難設想，在毛澤東逝世後就會出現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曆史機會。
四.十月的勝利
9月18日開過追悼大會以後，華國鋒、葉劍英等黨中央領導同「四人幫」展開了麵對麵的尖銳鬥爭。
正麵的交鋒首先圍繞著毛澤東的文件保管問題爆發出來。
從毛澤東病危時起，江青就想方設法要掌握這些文件、材料，其意圖是可以運用以至篡改毛的文件來抬高自己，打擊別人。9月17日，華國鋒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決定：毛的一切文件、手跡、文稿、各種材料和書籍按慣例仍由中央辦公廳負責清理、保管，目前先把它的封存起來。9月18日下午毛澤東的追悼大會結束後，華國鋒又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同意前一天常委會的決定。華國鋒、葉劍英等堅持原則，使江青一夥爭奪毛澤東文件保管權的陰謀未能得逞。
在江青爭奪文件保管權的9月l7日，王洪文悄悄飛往上海，加緊督辦「第二武裝」，張春橋也在北京會見徐景賢，密謀準備打仗。8月下旬以來，上海已經給民兵突擊發槍74220支、炮300門、各種彈藥l000多萬發。[5] 這時經王、張不斷督促，上海的親信立即緊急行動起來，進行武裝暴亂的準備。
此時，華國鋒深感江青一夥猖狂之極，下定了采取果斷措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他分別同汪東興、李先念交談並通道他們同葉劍英、王震等接觸、商議，比較了幾種不同方案，確定采取「先動手，後開口」的辦法解決「四人幫」。華國鋒作出決策後，葉劍英同汪東與又商議了行動辦法，由汪東興考慮具體方案，作出周密安排，組織實施。為防止出大亂子，對上海方麵，葉劍英通知東海艦隊和60軍做好應急準備。北京方麵他同粟裕、宋時輪打過招呼，要他們加強戒備。他還通過蘇振華要北京衛戍區吳忠保持首都的穩定。華國鋒也同吳德通氣，要吳德同吳忠聯係，確保北京衛戍區四個師聽從指揮。華襄要耿颷隨時聽他本人的通知。
「四人幫」在這些日子活動頻繁，行動詭秘。他們一方麵製造流言，另一方麵親自出馬抓「槍杆子」。北京的部隊不跟他們走，他們祇能在鞏固上海方麵下功夫。同時，他們還抓毛澤東著作的編輯權。9月24、28日，姚文元、張春橋分別向毛著編辦負責人要《毛選》五卷材料。
在9月29日夜的政治局會議上，「四人幫」接連發動進攻。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麽辦？」攻擊華國鋒處理「保定問題」優柔寡斷，沒有能力。王洪文、張春橋跟著唱和，要求加強集體領導、安排江青工作。用意是要捧江青當黨中央主席。此議受到葉劍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數的抵製。在討論毛遠新回遼寧問題時，江青一夥大吵大鬧要毛遠新留在北京準備三中全會政治報告。華國鋒當麵頂了江青，決定：毛遠新回遼寧工作；黨中央領導問題，三中全會政治報告問題，交政治局專門研究討論。對當天會議主要議題國慶節怎麽過，決定9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舉行首都工農兵學商代表國慶座談會。
這次政治局會議實際是一次奪權與反奪權的鬥爭。政治局多數堅決地挫敗了江青一夥搶班奪權的圖謀。
但「四人幫」絲毫沒有收斂，繼續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惡活動。這就注定了他們必然滅亡。
在9月30日國慶座談金上，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講話。這篇講話全文權200字，沒有提「批鄧」，也沒有提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可是，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華社關於這次座談會的報道，卻依然突出宣傳要遵照「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報上登了發言的六位群眾代表的照片，卻唯獨不登華國鋒講話的照片。僅有的一張政治局全體與會人員的照片，也是江青居於正中。「四人幫」利用他們控製的輿論工具，明白張膽地否定華國鋒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10月2日，華國鋒審閱《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的發言》修改稿，看到稿中又引用了所謂「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立即警覺起來。本來，「照過去方針辦」是毛澤東1976年4月30日晚聽華國鋒在報情況後對華講的，當時毛寫下了三句話，這是其中第二句。當天華即向政治局作了傳達。毛澤東追悼大會後，「四人幫」在9月16日兩報一刊社論中拋出了一個「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隨後即連篇累牘重複宣傳。《人民日報》在10月2日前的十多天裏，宣揚這句話的文章有82篇。他們企圖用這個偽造的「臨終囑咐」製造他們才是「正統」，才是毛合法繼承人的地位，並用它打擊別人。
在此緊要關頭，是「照過去方針辦」，還是「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成了區分真偽的標誌，確定合法與非法的焦點。華國鋒這時已係可退讓，提起筆來，把發言稿中「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這14個字刪去，並寫下批注：「其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華國鋒還注明了已查了計劃會議上他的講話記錄，記成「還是按過去方針辦」。華國鋒當即找耿颷等人商量，讓外交部負責人立即打電話給已在紐約的喬冠華，令其將那句話刪去。葉劍英堅決支持華國鋒。張春橋、江青心懷鬼胎，他們無法反對華國鋒的批注，祇好以為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為理由，提出不向下傳達此事。但在行動上去卻依然宣傳所謂「臨終囑咐」，更加猖狂地發起進攻。
10月4日，《光明日報》注銷「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的長文。文章稱「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金光閃閃，字字萬鈞」，「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時期，永遠是前進的指南，贏得勝利的保證」。文章說，「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這就是說，「按既定方針辦」才是毛臨終前給江青一夥的「囑咐」，「正統」、「合法繼承人」是江青及其同夥而不是華國鋒。華國鋒批六個字「錯了三個字」就是「篡改」「篡改」就是「背叛」。文章實際上為討伐華國鋒製造輿論。
「四人幫」這時已經沉浸在奪權「勝利」的迷夢之中。
張春橋己經寫好了「怎樣鞏固政權」的綱領，他要一手拉大旗：「編書」，「紀念」；一手搞「革命與專政」：「批鄧」、「鎮反」，「殺人」。
江青10月1日跑到青年大學講話，叫嚷耍開除鄧小平的黨籍發誓「一定要鍛練好身體，和他們鬥」。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標準像，為上台做準備。三日又跑到平穀縣講話，說什麽「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打倒！」，「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後還可能出什麽唐小平、王小平之類，要警惕！」
同一天，江青帶著一幫人到景山公園摘蘋果，邊摘邊說，「蘋果留著吧，過盛大節日再吃！」
北京的「民兵指揮部」晝夜值班，上海經營的「第二武裝」也開始行動了。社會上有傳聞，10月8、9、16日有「特大喜訊」，要準備慶祝。上海一些商店紅紙、鞭炮已經賣空。
政治局多數與「四人幫」的鬥爭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決戰開頭。共和國的曆史走到了一個決定命運的十字路口。
10月4日傍晚，葉劍英趕到東交民巷八號院華國鋒住所，商量對策。葉提出改變原定國慶後準備十天，視情況再定動手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動，「先發製人，以快打慢」，下決心「一破一立除四害」。華決定「至遲後天動手」，請葉同汪東興落實行動計劃。葉即到汪處，詳細商決一切，使汪東興提出的行動方案周密、完善、可行，保證決戰全勝。隨後，汪東興緊急行動起來，布置進行各種「臨戰」準備。他同張耀祠、武健華一起商量，從中央警衛局機關局、處、科級幹部和中央警衛局8341部隊師、團、營級幹部中，挑選政治素質、軍事技術、身體都好又熟悉情況的人員，執行這一特殊任務。[⑤] 同時，又布置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起草好三個文件：一、隔離審查「四人幫」的決定；二、關於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決定；三、關於建立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汪落實之後，即向華、葉作了報告。與此同時，華國鋒也已同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商定由北京衛戌區司令吳忠負責解決「四人幫」幾個死黨的方案。
華、葉、汪多次商量後確定的具體辦法是：事先以在懷仁堂正廳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由中央辦公廳通知華、葉和王洪文、張春橋出席。兩個議題：一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清樣；二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預定在解決了王、張、江之後，用找他來做毛選五卷的文字工作為名，通知他列席。萬一不來，再由北京衛戍區派人到他住地按院胡同捉拿。對江青及幾個死黨，也定了可靠的處置方案。解決以後，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
10月6日晚，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紛碎「四人幫」的時刻到了。將近8時，懷仁堂正廳燈火輝煌，華國鋒、葉劍英並肩端坐中央，汪東興組織執行。警衛門屏住呼吸等待著。7點55分，王洪文第一個跨進懷仁堂大廳。望了望華、葉，未及說話，就被第一行動小組的隊員撲過來鉗住雙臂，形成低頭彎腰的「噴氣式」。
王洪文嘴裏咕著「你們幹什麽」竭力掙紮，突擊隊員們不容他動彈，把他牢牢地押站在離華國鋒、葉劍英大約五米左右的正南。華國鋒目光逼視著他，大聲宣讀對王、張、江、姚隔離審查的決定：「最近一個時期，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機，相互勾結，秘密串聯，陰謀篡黨奪權，犯下一係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中央決定對以上四人進行隔離審查。中共中央。1976年10月6日。」念完就把他押離現場，在正廳「東飲水處」反背銬上手銬。出小們塞進早已備好的汽車押到隔離室監管起來。
接著來的是張春橋。他進門一看華、葉端坐正中的架勢，感到情況不妙，遲疑不前。第二行動小組的隊員，快速夾擊，把他押到華、葉麵前。華國鋒把中央決定宣讀一遍。隊員們給他戴上手銬，押解出去。
解決王洪文、張春橋祇花五分鍾，真是順利之極。汪東興即讓張耀祠、武健華帶人速去中南海春藕齋拘捕江青。他們先到頤年堂後院抓了毛遠新，然後再到春藕齋。張耀祠威嚴地向江青宣布了中央對她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讓她交出保險櫃鑰匙後，即由行動小組的女戰士「請」她上了轎車，押送到隔離室去。
順利拘押江青的經過報到懷仁堂西廳，華、葉和汪都很高興。隨即按預定方案由華國鋒親自打電話通知姚文元立即前來開會。8時25分，姚文元來到懷仁堂，行動小組人員示意讓他進東廡廊的休息室。姚剛一進門，就被拽住雙臂，武健華即高聲宣讀了華國鋒剛寫的手令：「中共中央決定，對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立即執行。華國鋒。」姚文元即被戴上手銬，押上汽車，送往隔寓離室去了。完成任務，正好是晚上八點半鍾。
就這樣，前後用了35分鍾，沒有放一槍，沒有流一滴血，粉碎了「四人幫」。[⑥]
這時九點剛過，華國鋒、葉劍英即按原定計劃召來耿颷、邱巍高、遲浩田等，向他們分別下達了接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等新聞機構的命令。將近十點，耿颷、邱巍高指揮原守備電台的一個營控製了直播室，接管了電台。遲浩田也帶領一支部隊接管了人民日報社，並逮捕了魯瑛。
遲群、謝靜宜等由吳德負責，用通知他們到北京市委開會的方式，把他們抓了起來。
當晚十點多鍾，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號樓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誌福、陳永貴、吳桂賢，共11人。華國鋒主持會議並首先作長篇講話，通報對「四人幫」的鬥爭曆程。接著，由葉劍英報告粉碎「四人幫」的經過及其重大意義。到會人員完全讚同處置「四人幫」所采取的果敢行動。對當時不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員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賽福鼎，由汪東興一一打電話通告，征求意見。他們都完全擁護政治局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會議開了一個通宵，直到7日淩晨四點多鍾才結束。
10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由葉劍英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會後即下發關於華任職決議，通知「立即在黨內傳達」。8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建立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8～15日，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及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打招呼」會議，宣布粉碎了「四人幫」，揭露「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罪行。粉碎「四人幫」的消息逐漸傳開，人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時值金秋季節，菊黃蟹肥。煮螃蟹三公一母，持螯飲酒，慶賀勝利，風行一時。
「四人幫」被粉碎時，他們在上海的親信骨幹一時不知吉凶。當探聽到王、張、江、姚已被隔離，立即開始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妄圖孤注一擲，作滅亡前的猖狂一跳。對於「第二武裝」的大本營上海此舉，葉劍英、華國鋒等早就料到，作了周密部署。在10月6日解決「四人幫」之前，就已布置東海艦隊從海上監視，駐鎮江的60軍向無錫、駐浙江的一軍向上海「拉練」，從西、南兩麵形成鉗製上海之勢。在10月6日解決「四人幫」之後，立即在7日把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召到北京，隨後又通過馬把徐景賢、王秀珍召到北京，使「四人幫」在上海的勢力陷人群魔無首的境地。同時，中共中央委派蘇振華、倪誌福、彭衝率領一批領導幹部到上海，控製局勢。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體黨員發出通知，宣布粉碎了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在慶祝膀利的鞭炮聲中，上海武裝叛亂的陰謀頃刻瓦解。10月20日，上海市100萬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憤怒聲討和揭發批判反黨篡權的陰謀家、野心家的罪行。21日，中央通過廣播和報紙，把一舉粉碎「四人幫」偉大勝利的喜訊公之於世。當天，首都150萬軍民歡欣鼓舞，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十裏長安街上，歡慶勝利的人群如洶湧的潮水；雄偉的天安門廣場，紅旗如林，歌聲震天。人們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勝利與1949年10月新中國誕生的勝利相比，看作「第二次解放」。郭沫若當天以《粉碎「四人幫」》為題填《水調歌頭》詞，上闋謂：「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一掃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這首詞，當即在全國傳唱。
10月22日，首都軍民冒雨繼續舉行盛大慶祝遊行，歡呼聲、口號聲、鞭炮聲交織一片，從早到晚響徹北京。23日，慶祝遊行達到高潮。從天剛亮一直持續到夜晚。三天來參加遊行的群眾達580萬人次。情緒之熱烈，場麵之動人，為建國以來未有。24日，首都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慶祝大會，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曆史性勝利。全國除台灣省以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解放軍各部隊，自10月21日起也先後舉行盛大集會和遊行。香港、澳門各界愛國同胞也舉行了慶祝會。真是普天同慶，一片歡騰！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在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共和國，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持續十年的內亂。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以黨和人民勝利與「四人幫」滅亡而告終。
五 天安門事件平反
１９７7年１月８日，是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人們又一次從四麵八方匯聚天安門廣場，告慰總理的英靈，表達勝利的喜悅，發出要求鄧小平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卻不能順應黨心民意，他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繼續認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堅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甚至把強烈要求鄧小平複出的革命群眾批成"反革命"，造成新的冤案。華國鋒的高壓政策激起幹部群眾的強烈不滿，在黨內高層也受到抵製和反對。
在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衝破華國鋒設置的禁區（不要觸及鄧小平出來工作和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兩個敏感問題），率先在書麵發言中對"天安門事件"提出四點看法，肯定地說"鄧小平同誌同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讓鄧小平同誌重新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王震發言複述了毛主席、周總理對鄧小平的評價，充分肯定鄧小平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績，肯定天安門廣場事件。陳雲、王震的發言得到王諍、耿飆、姚依林等的明確支持，葉劍英、李先念也讚成他們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在堅持批鄧是必要的、確有少數反革命分子製造了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前提下，也表示"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幫'對鄧小平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在黨內外的壓力下，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終於重新出來工作。
鄧小平複出後，《天安門詩抄》正式出版，歌頌天安門事件的話劇《於無聲處》在北京公演，但對天安門事件中央仍未予以平反。為弄清事件真相，北京市公安部門進行了全麵複查。在這個事件中被捕關押的３８８人中，沒有一個是反革命分子。證明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是一件重大冤案。１９７８年８月９日，共青團北京市委舉行首都青年與"四人幫"鬥爭英雄事跡報告會，宣布為兩位天安門事件中被捕的青年韓誌雄、賀延光徹底平反。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１２日在東北組發言，主張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提出六個亟待解決的曆史問題，第一個就是：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應該肯定。１１月１４日，經過中共中央批準，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第二天在《北京日報》上公布。這個平反決定說："１９７６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熱愛、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願。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誌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１１月２５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誌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住的。人民的意誌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違抗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才是主宰中國命運的力量。天安門事件為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基礎；天安門事件最終得到平反，也是人民力量的偉大勝利。
葉劍英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開集武漢、南京、濟南部隊和山東、湖北、江蘇、上海有關負責人打招呼會上的講話。據範碩《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652頁。
張耀祠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8341部隊政委。執行任務的人員作了分工。共五個行動小組，第一行動小組解決王洪文，組長李廣銀，隊員：吳興祿、霍際龍、王誌民；第二行動小組解決張春橋，.組長紀和富，隊員：蔣廷貴、徐金昇、任子超：第三行動小組解決江青，組長高雲江，隊員：黃介元、馬盼秋、馬曉先（女）；第四行動小組解決姚文元，組長滕和鬆，隊員：康梅群、張雲生、高風利；第五行動小組解決毛遠新，組長李連慶。現場警戒為：丁誌友、東方、葉桂新、趙汝信。參加行動的其他人民：黃昌泰（8341部隊副參謀長）、廉潔（工程管理中隊教導員），孫洪起、孫振發（服務科正、副科長），曹誌秀、李合（交通科正、副科長），還有六位司機：史友令、俞桂與、尚佔良、王明臣、吳增彬、張中臣。見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實施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1期。
以上敍述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的過程，主要依據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實施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1期。
[1] 《天安門詩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282頁。
[2] 《人民日報》1978年11月22日。
[3] 參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頁。
[4] 《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紅旗》1976年第6期。
[5] 《歷史的審判》上，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頁。
發表於 攝影隨筆評論 | 點擊: (1013) | 評論: (48)
本文地址: http://baokun.blshe.com/post/27/34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