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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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一）
曆史我記錄，讓曆史不再隻是王侯將相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一）
丁凱文
編輯]十一、“上海帶人”之內幕
文革期間，吳法憲作為軍委辦事組副組長、空軍司令，自己的本職工作都忙不過來，可有時卻身不由己卷入一些非常事件中去。記得當年“兩案”審判時，當局就指控吳法憲按照江青的旨意派人到上海找有關江青的資料，還曾經將有關人等帶到北京。筆者幾年前就曾質疑過此事：如果沒有更高一層的授意，吳法憲作為空軍司令有什麽權力到上海“抓人”？讀了吳將軍的回憶，筆者心中的問號終於有了答案。
由於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頗有一些“緋聞”，１９６８年春，上海地區的紅衛兵曾收集了這方麵的材料，並印成小冊子，在市內悄悄流行。江青知悉後認為這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並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要求周恩來予以處理。吳法憲回憶說“周恩來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徹底處理這個問題。他當即布置說，去上海的人有兩個任務，一個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統統都抓起來，另一個就是把上海市有關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冊子和傳單，都統統收到北京來。” 周恩來和江青都要求吳法憲去辦，理由是吳有飛機，來去方便。吳本來不願去，借口對上海不熟悉，但是陳伯達卻說“不要緊，由我們碰頭會議全體給你寫個授權書，集體授權給你，這樣事情就好辦了。”周恩來馬上點頭說“好！”吳回憶說“陳伯達當場起草了一個授權書，並給這個任務起了一個代號，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務’。在授權書上第一個簽名的是周恩來，第二個是陳伯達，第三個是江青，以後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等所有到會的人，也都依次簽了名。這樣一來，我再也不好說什麽了，隻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吳法憲領受任務到了上海後將授權書出示給張春橋，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並特別向張春橋說，上海的事情不熟悉，具體問題由張來辦，不論張春橋交來什麽，吳本人隻是負責將有關人等和材料轉交給周恩來和江青。吳回憶說“結果不久，張春橋就把黃赤波（黃赤波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筆者注）等人交來了，我就派飛機把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給楊成武。至於紅衛兵們在上海散發江青的材料，到處都是，沒有辦法收幹淨，反正張春橋交給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帶回來的材料全部交給了周恩來。對這些材料，周恩來不拆封，更不看，隻是貼上了封條就全部交給了江青本人。我把這次去上海的情況，寫了一個報告，並由楊成武和我兩個人簽名，提交給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另外，江青本人還單獨交代吳法憲將上海的作家孫竣青帶到北京，並不許將此事告訴張春橋，然而孫竣青一被帶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來。吳法憲一直不清楚江青為何要抓孫某人，為何不要張春橋知悉此事。
顯然，吳法憲去上海執行的任務當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卻是直接奉了周恩來的指示。為了江青個人的私利，周恩來毫無原則地縱容、逢迎江青的無理要求，利用手中的職權充分滿足了江青的私欲，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隻憑江青一句話就抓捕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長和作家等人，從而又一次製造了冤案，聯係到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如此堂堂的國務院總理有何臉麵和資格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
此外，筆者還注意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名下有這麽一條罪狀：“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搜查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家。葉群讓吳法憲把江騰蛟找來北京，對江騰蛟說：‘江青同誌有一封信落在鄭君裏、顧而已他們手裏，現在究竟在誰手裏不清楚，你可以組織些人搜查一下鄭君裏、顧而已、趙丹、童芷苓等５個人的家，凡是書信、日記本、筆記本之類的東西都拿來’。‘要絕對保密’。江騰蛟回上海後，組織４０多人，冒充紅衛兵，於十月九日淩晨，搜查了趙丹、鄭君裏、童芷苓、陳鯉庭和顧而已的家。江騰蛟將搜得的東西分兩次送北京葉群處。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親自監視下，謝富治、葉群動手將搜查來的有關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燒毀。”
發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這一幕與兩年後發生之事何其相似！都是江青授意他人去上海收繳不利於自己的資料，而１９６８年的行動卻更甚以往，不僅僅是搜查資料，幹脆下手抓人了。１９６８年江青的行動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搞的上海搜查文藝界人士之家一事難道就沒有周恩來等人的大力支持？一個江騰蛟隻奉了葉群的指示就敢於命令軍人執行抄家任務？其背後怎麽可能沒有更高一層的確認、批準？吳法憲不是１９６６年事件的執行人，未必知曉其中之內幕，但是我們有理由對中共單方麵的說辭予以質疑，筆者相信該事件總會有真相大白之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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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二）
丁凱文
[編輯]十二、“楊餘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較為複雜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釋清楚。以筆者愚見，“楊餘傅事件”就是一個懸案。迄今為止，筆者尚未見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官方的一家之言當然不用說了，官方隻是將一切罪過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學界之所以解釋不清這段曆史，關鍵還在於沒有把握住該事件的本質，有些關鍵的史料未曾披露，而當事人在事後由於受時代和環境的影響，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諉或掩飾其中的重要情節，回避了自身的問題，故無法客觀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來越撲朔迷離。楊成武事後所寫的《楊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筆者的看法，所謂“楊餘傅事件”，其實就是“楊成武事件”，餘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綁，受到楊成武的牽連。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楊成武其人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就無法解釋“楊餘傅事件”的原委。那麽吳法憲將軍在其回憶錄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價值的資料呢？筆者在此羅列如下：
（１）楊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對楊十分器重，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時，楊成武就是軍委三人領導小組的成員。羅下台後，楊成武榮任代總參謀長。１９６７年９月中央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楊成武當了辦事組組長，相當於軍委秘書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葉群曾親自安排楊成武的女兒楊毅到《空軍報》工作，可見林楊兩家關係之密切。
（２）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很好，楊成武對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辦的事，楊成武都盡力完成。１９６７（１９６６年？）年１１月江青曾要楊成武去上海將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資料帶到北京，事後該箱資料被存放在軍委的京西賓館。在江青的指示下，楊成武與謝富治、戚本禹一起將該資料燒毀。１９６７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要求寫一個“兩條路線鬥爭史”，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都表示同意，於是責成楊成武出麵完成，楊成武專門搞了一個寫作班子，幾個月後提綱草稿完成。吳法憲一看提綱，裏麵隻有三個人：毛澤東、林彪和江青。吳法憲極為詫異，問楊“連朱老總和周恩來總理都沒有，能行嗎？”楊悄悄告吳 “是江青不叫寫的。她不讓寫周恩來，也不讓寫其他人。”但是該提綱被毛澤東否定，寫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３）楊成武領導下的總參寫作組寫作了一篇《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以楊成武名義發表。文章發表後，全國各地報紙紛紛轉載。楊成武曾興高采烈地對軍委辦事組同仁說“文章點名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聽了廣播後，馬上就承認了自己是假黨員。”由此可見，楊成武自己是多麽重視該文的發表。然而不久，此文卻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批示說“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什麽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是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隻存在於相對地東西之中，就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隻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隻能是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權威必然會誇下來。”毛澤東的批示轉給了周恩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轉發給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等。顯然，毛的批示對楊極為不利。
（４）１９６７年底，江青和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在京西賓館審查樣板戲。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場，但是楊成武因為太忙忘記了此事，結果林彪和葉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現場不依不饒，非要林彪前來參加，林彪被從睡夢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賓館看節目。此事引起葉群的惱怒，為此大罵楊成武和吳法憲。
（５）楊成武的女兒楊毅與空軍政委餘立金的秘書單世充發生了緋聞。吳法憲讓王飛等人與單世充談話了解情況，但王飛等人未得到吳的許可竟然將單世充關押起來。當時的空軍黨委辦公室分成兩派，一派是空軍黨辦主任王飛、周宇馳，還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黨辦的科長衛球，包括吳法憲和餘立金的秘書。王飛等人有林立果和葉群的支持，衛球則有楊成武、餘立金支持。吳法憲夾在中間好生為難。而此時餘立金倒向了楊成武，並向林彪告狀。林彪對此事的態度是堅決支持了吳法憲，林彪認為餘立金等人是要奪吳法憲的權，所以要吳堅決頂住。
（６）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淩晨，吳被叫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在場者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毛澤東見到吳法憲即說“你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你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隨即決定撤換楊成武的代總參謀長一職，林彪推薦了黃永勝。對於如何處理餘立金，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裏來了，說餘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與楊成武關係密切，傅長期以來都在楊直接指揮下工作，況且還有闖釣魚台的記錄，為了防範，最好也動一動。毛澤東也同意江青的建議。會議隨決定調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
（７）周恩來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吳法憲派飛機立即接黃永勝進京，周親自談話。第二，周同時命令李作鵬和邱會作帶領中央警衛團部隊去楊成武家，將楊帶到人民大會堂，由林周等人談話。第三，通知鄭維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談話，並準備飛機將傅崇碧送去沈陽。第四，派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帶警衛部隊到空軍大院逮捕餘立金。第五，決定在３月２３日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傳達中央對“楊餘傅”問題的決定。
（８）在人民大會堂，林彪與楊成武談話。林說楊的錯誤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林彪特別強調“主席親自主持了四次會議，討論了你的問題，決定撤銷你的代總參謀長職務和總參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林彪還命吳法憲派飛機將楊成武一家送到武漢。江青還提議將餘立金夫人陸力行一起收審，陸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檔案館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陸的姐姐保管。結果陸力行也被關進北京市第二監獄。
（９）３月２３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林彪奉毛澤東命講話。吳法憲回憶說“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講三個問題：一事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麵派，另外一定要講一下哲學上的‘相對與絕對’的問題。”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意思作了講話，周恩來則表示完全擁護，號召大家繼續揭發楊成武等人的錯誤，認為在楊成武的後麵可能還有黑後台。
吳法憲最後說“‘楊、餘、傅事件’發生後，我曾經冷靜地想過，要說楊成武通過餘立金奪我的權，那是缺乏根據的，以此為理由就撤換了他的職，太過牽強，也太過嚴厲。至於逮捕餘立金，以致牽連了他的妻子陸力行，那就更是不應該的了。這裏麵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麽原因，我現在也依然不知道。”
從吳法憲的會議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１）楊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愛將，軍委辦事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楊成武主持，倆人關係非常密切。林彪並無意打倒楊成武。
（２）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日益密切。吳法憲甚至說“江青叫他辦什麽，他就辦什麽。”可見江楊關係非同一般。
（３）所謂楊成武女兒與餘立金秘書的緋聞，不足以構成楊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筆者認為，隻有涉及到權力的轉換才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裏實際上就涉及了楊成武與吳法憲之間的矛盾，自然也就間接地形成了楊成武與林彪的矛盾。這一點恐怕才是楊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隻是這一點吳法憲將軍的回憶未能厘清這一矛盾。如果僅僅是兒女情長產生的矛盾，將有關人等調開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采取過激的行為。如果我們再深一步追問，軍委辦事組內部存在著矛盾，隻是這一矛盾的是如何產生的，其根源何在？楊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說，林彪拉他入夥，楊不幹，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這一說法隻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楊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係愛將，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麽“入夥”的問題。以筆者愚見，楊成武是整個事件的關鍵，隻有搞清楊成武的所作所為才能解釋此一事件的原委。筆者傾向於認為，楊成武逐漸倒向江青，在林彪與江青之間腳踩兩隻船，這才是矛盾產生的根源。希望今後能看到更多的有價值的資料，徹底解開“楊餘傅事件”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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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三）
丁凱文
[編輯]十三、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分裂
由於中共官方多年的宣傳，人們一提起林彪和江青，總是想當然地認為他們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話來說，就是：林江在做賊方麵是一致的，分贓上才有了矛盾。這種提法為日後“兩案”的審判定下了基調，也成為當局多年來任意曲解文革史的準則。以筆者目力所及，大陸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學者以及一些多少有點自己觀點的非官方史學研究者都很難跳出這個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狹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資料，往往出現一些閉門造車、隔靴搔癢的片麵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謂“科研成果”。如果我們不能認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關係，也就無法解釋為何後來出現的廬山會議的鬥爭和“９１３事件”的發生，這絕不是所謂“分贓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著異常深刻的背景，探討這些關係的來龍去脈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揭開曆史深層的內涵。
對於軍委辦事組與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吳法憲的回憶錄給我們提供很多寶貴的線索。筆者現作如下歸納：
（１）軍委辦事組與江青矛盾激化。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後，其行事風格大異於其前任楊成武，黃永勝不買江青的賬。由於有毛澤東的批示，軍委辦事組有關軍隊調動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組，江青極為不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罵黃永勝和吳法憲，並不許二人參與會議，還要寫檢討。但林彪支持黃吳，堅決不寫檢討，以致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都受到江青的阻撓，最後周恩來不得不請示毛澤東，才使黃永勝成行。周恩來關照陳伯達去機場為黃永勝一行送行，回國時也去迎接。但由於江青的反對，陳伯達竟然不敢赴機場迎送。可見江青的霸道。周恩來亦曾率黃吳等人去江青處表示團結，但卻遭江青破口大罵。這些早年與毛澤東出生入死的老將軍們竟然遭江青如此塗毒，軍委辦事組的人怎麽能不聯合起來與她鬥呢？
（２）李必達事件。李必達原為溫玉成的秘書，後李給黃永勝當秘書。由於軍委辦事組諸人厭惡江青，難免自己內部議論江青等人。李必達作為黃的秘書，卻悄悄記錄下黃永勝等人的言論，寫成小報告，通過溫玉成送給江青，以證明黃等人是“反對江青同誌小集團”。江青將此小報告轉交毛澤東，但是毛並未特別在意，隻是轉給了林彪，林彪又轉給黃永勝。李必達想通過賣主求榮，賣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賞識。但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李必達的野心沒有得逞。這也反映出雙方矛盾的加深。
（３）溫玉成立場的轉變。溫玉成原本是廣州軍區的副司令，黃永勝的部下。黃進京當了總參謀長，溫玉成葉進京當了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但是由於江青的刻意拉攏，溫玉成立場發生轉變。吳法憲回憶說“當時，溫玉成對軍委辦事組會議，要麽就是不參加，要麽就是唱對台戲。看到這種情況，我對黃永勝說：‘溫玉成變了。’”當黃的秘書李必達將告密信送交溫玉成時，溫玉成竟然讓李直接送信給江青。此事明顯暴露了溫玉成立場的轉變，也顯示出江青意圖在軍內尋找代理人的某種程度的得逞。鑒於溫玉成的轉變，林彪日後將其調到成都軍區任職。溫玉成後來兩邊不討好，頗多磨難。這也表明那種腳踩兩隻船的人是很難在中央混下去的。
（４）汪東興倒向林彪。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前實際上倒向了軍委辦事組，並成為林彪、葉群的重要耳目。汪東興之所以倒向林彪，吳法憲認為“是因為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經常給予支持”，而“江青對汪東興向來都極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罵，把汪東興當成她的出氣筒。”“正是由於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給予了支持，汪東興和林彪之間的來往葉也逐漸多了起來，有了難事，就經常來找林彪幫忙。這樣，也就基本上於我們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這個汪東興，毛澤東那裏的一舉一動，汪東興了如指掌，汪時常給軍委辦事組和林彪通氣，林彪這邊就能及時掌握有關信息，采取相應的對策。這也成為後來林彪及軍委辦事組在廬山會議上出麵打擊“上海幫”的一個重要因素。
（５）江青意圖整林彪。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發表了一個即席講話，談了世界曆史上發生的幾次文化革命運動，如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發展，意大利的文藝複興運動等，借以說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曆史意義。而九大之後，江青等人意圖批判林彪這個講話，說林彪的講話沒有突出階級鬥爭。江青幾次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批判林彪講話，遭到黃永勝等人的拒絕。林彪對此並不在意，隻是說“讓她去批吧。不過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麽名堂。”江青等人看無法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圖搞一個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來、陳伯達和軍委辦事組的反對，江青的意圖未能得逞。
（６）江青等人試圖整周恩來。一件事是：九大召開期間，康生和張春橋曾對吳法憲說，“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準的，《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是周恩來審閱過的，所以周恩來要對此事負責。吳法憲會後直接電話報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吳到毛家灣，對吳說“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疏忽，不能怪總理。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看來康生還是想當總理的，是有這個心思的，你們要注意。周總理出國的時候，兩次由康生任代總理，但是據我看他是幹不了這個總理的。”事後吳法憲和葉群都向周恩來通報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後江青擅自召開政治局委員會議，除江青外，還有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會上一是大肆吹噓自己的“革命經曆”，二是惡毒攻擊周恩來。指責周恩來在大的原則問題上看不清，容易跟別人走，今天東風來了是東風，明天西風來了是西風。江青甚至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辦錯了幾件事，還有檢討在江青手中，並說“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掌舵，不能當一把手。”黃永勝等人會後及時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決定讓黃吳二人直接向毛澤東匯報。但是毛並未在意此事，隻是對黃吳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裏來告江青的狀，如果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裏來過。” 從以上這兩個事例來看，麵對江青等人的整人伎倆，林彪都對周恩來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澤東。
還有其他一些事例，這裏無法一一詳述。筆者隻是想指出，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內，軍委辦事組與江青等人的矛盾不斷激化的結果，矛盾是江青等人首先挑起的，麵對這些挑釁，林彪不願像周恩來那樣忍氣吞聲，唾麵自幹，而是要作出適當的反應，要對江青等人的破壞中央工作的活動予以批評，對他們的為所欲為要有所製約，這才是鬥爭的實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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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四）
丁凱文
編輯]十四、廬山會議上的鬥爭
關於廬山會議的鬥爭，筆者曾經寫過專文，發表在《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中，題目是《再論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及其影響》，對於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作了分析和探討。今年明鏡出版社又出版了舒雲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對這個問題作了更為詳盡的論述。筆者讀了《吳法憲回憶錄》後，感到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１）林彪在是否講話問題上有過反複。多年來官方的說辭都是眾口一詞：林彪在會上搞突然襲擊，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料證實，林彪的講話事先爭得了毛澤東的許可，毛還叮囑林說，可以講話，但不要點名。但是吳法憲回憶說會前曾去看望林彪，葉群對吳說“明天上午開大會，林總就不準備講話了。”吳在林彪處坐了一會兒就離開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計劃好了打擊“上海幫”，在這個節骨眼上，應該及時向自己的親信們透露一些風聲，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吳法憲等人也好有個思想準備。吳法憲回憶說當開幕式上毛澤東宣布由林彪講話時，吳法憲的感覺是“我們都感到比較意外，因為葉群會前曾明確告訴過我們林彪不講話的。”為什麽林彪的態度有了這麽大的轉變？這是一個應該予以重視的問題，是林彪自己會前臨時改變了主意，還是聽了其他人的建議而出麵講話？
（２）誰說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其真麵目已越來越清晰。汪東興在九大前後就已倒向林彪，與軍委辦事組的關係異常密切，毛澤東的談話甚至私情都向林彪這邊透露，在打擊張春橋和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汪東興都積極參與，並在會上會下活動頻繁，這句著名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就是出自汪東興之口，汪在華北組討論時更是高調支持林彪講話，擁護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同時將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會議的第二天，吳法憲隻是建議討論林彪的講話，可是汪東興卻建議與會代表重聽林彪的講話錄音，唯恐與會者聽不出林彪講話的弦外之音。沒有汪東興的積極活動，廬山會議上發生的激烈倒張（春橋）活動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３）康生的追查與周恩來的保林。８月２６日和２７日康生連續兩天找軍委辦事組談話，康生要追查”軍事俱樂部“，說：“你們要交代，這個‘軍事俱樂部’是怎樣形成的？你們長時間串通一氣，還有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吳法憲和邱會作都否認康生的指控，周恩來則說“我們隻是把情況弄清楚，大家都冷靜些，現在不評論是非。”為了保護林彪，周恩來要吳法憲主動寫檢討，並說“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統帥’擔責任。你明白，問題是‘副統帥’的講話引起來的。要保護‘副帥’，不然的話又要攻到‘副帥’的頭上去了。”林彪告訴吳說康生和周恩來都到林彪處，康生指責吳法憲造謠，而林則堅決保吳，說“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聽他造過謠。再說陳毅和吳法憲、汪東興他們也沒有聯係。”林彪甚至不同意吳作檢討，並說“你不要寫檢討！你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林還說“要檢討你檢討。你的檢討我也不看，用你的名義上送。”但是由於有周恩來的作用，吳法憲還是寫了一個簡單的檢討。
（４）是陳伯達威信太高還是林彪威信太高？８月３１日毛澤東指示全會開始批陳伯達，毛澤東說：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全會由此開始批陳，“上海幫”齊上陣，對陳伯達狠揭狠批，隨後陳伯達就失去了自由。毛澤東此時借所謂批陳達到殺雞儆猴之功效，表麵上說“陳伯達威信太高”，實際上是說“林彪威信太高”。吳法憲回憶說“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占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占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決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鏟除’的原因。下山以後毛主席步步緊逼也是由此而來。現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決保衛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鬥爭，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絕不會放過我們的。”這的確是毛澤東日後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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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五）
丁凱文
[編輯]十五、毛澤東不鏟除林彪勢力絕不罷休
廬山會議上的鬥爭引發了毛澤東的警覺，毛澤東忽然發現林彪在搞文革一事上竟然不與自己一條心，林彪竟然在毛澤東在世時就要打擊、清除毛澤東搞文革運動的心頭愛將－－張春橋，這是毛澤東所絕對不能容許的。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將鬥爭的矛頭一直對準以林彪為首的軍委辦事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毛澤東不鏟除林彪勢力絕不罷休。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他的親身經曆。
（１）繼續審查不停止。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參加廬山會議的代表們陸續下了山，但是毛澤東對軍委辦事組並未放鬆追查。周恩來與康生奉毛澤東指示在９月９日和１２日兩次召集黃吳李邱談話，繼續追查廬山上的問題。康生不改其搞專案的風格和特色，一上來就指責黃吳李邱“你們事先就有活動。廬山下有活動，廬山上有活動，下了廬山還有活動。”周恩來也把自己解脫得幹幹淨淨，周對吳法憲說“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動我就不清楚。”但是吳法憲當場揭了周的老底，說“那天晚上我是第一個給你打電話的，當時我在陳伯達家裏。我把情況都向你匯報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見，還說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赫魯曉夫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話，而且你也表示讚同設國家主席，讚同國務院的知道思想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周恩來對此很不高興。黃吳李邱異口同聲否認他們之間有任何秘密活動。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指示精神，說“毛主席批評了你們，說你們軍委辦事組搞宗派，你們一統天下。你們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們之間的活動，在廬山會議前有什麽活動，會上有什麽活動，會下有什麽活動。”周康的兩次談話都沒有什麽結果。顯然，毛澤東對此是極不滿意的。
（２）毛澤東拒見吳法憲。毛澤東為了在軍委辦事組內打開突破口，曾在１９７０年國慶節前約見林彪一次。林彪事後將吳找到家裏對吳談及此次毛林的談話大致內容。顯然，毛澤東在考慮“換人”，而林彪則是力保吳法憲。林彪對毛說“我選吳法憲當空軍司令，是因為吳法憲是劉亞樓的徒弟，吳法憲的作風是向劉亞樓學的，和劉亞樓一樣，拚命幹，所以我選他當空軍司令。”林彪因此建議吳去找毛澤東談一談。林彪對吳說“過去在廬山我不讚成你作檢討，但是我現在讚成你到毛主席那裏去說一下，作點自我批評，主要是把當時和張春橋發生爭論的情況再向毛主席談一談。今後空軍的情況，要直接向毛主席匯報、請示，不要隻向我說，應該讓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來，我是不會怪你的。”可是吳法憲三次給毛澤東打電話請求見麵都被毛澤東拒絕。吳法憲回憶說“我心裏清清楚楚地感覺到，大概毛主席已決心把我趕出中央了。”
（３）毛澤東逼迫軍委辦事組作檢討。毛澤東對葉群的檢討最為嚴厲。黃吳李邱等人一致認為“毛澤東對葉群批得更厲害，而且批葉群，直接關係到了林彪，隻不過給林彪一個麵子，沒有點名。”
（４）毛澤東“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曾急招黃永勝上山，就意圖拉黃反戈一擊，但是黃永勝不為所動，毛澤東大為失望。１１月１３日毛澤東批黃說“廬山會議發難，你黃永勝是個頭。你們辦事組一統天下，我要打破你們的一統天下。我現在要謝富治、紀登奎參加你們辦事組。”其後的華北會議上毛澤東又一舉打倒了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此二人成為廬山會議後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級幹部。
（５）軍委擴大會議不得不批陳。１９７１年１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原本是部署當年的軍事工作，但毛澤東卻在簡報上批示“請告各地同誌，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主持時期那樣。”此時的陳伯達早已是死老虎，被送進了秦城監獄。毛澤東的用意很明顯，就是要壓軍委辦事組公開檢討。軍委辦事組諸人隻好再次召集已散會回家的軍隊幹部連夜開會作檢討。
（６）林彪和其他老帥們的的態度。軍委擴大會上，林彪並未露麵。幾個老帥如朱德、聶榮臻、李先念等都沒有批軍委辦事組，但是吳法憲所在的東北組的空軍政委王輝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串聯搞批張，引起轟動，吳法憲受到圍攻。黃永勝當即電告葉群，當晚林彪和葉群從北戴河趕回北京，葉群在第二天與會，周恩來則不願事態擴大，對吳說“這個情況，不再追究，發言隻限於你們的檢討。”吳法憲認為，林彪之所以選在此時回京，就是“林彪親自回來坐鎮，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直接出麵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對抗。”在廬山會議後，林彪的態度就是不講話，不作檢討，周恩來曾對吳說“林副主席要是以講話的形式檢討幾句就好了。”林彪有沒有在私下或其他場合反毛呢？吳法憲回憶說“從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我沒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主席不滿的話，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個禁區，或者是有什麽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總的來看，廬山會議後，軍委辦事組被毛澤東窮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動。林彪和軍委辦事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搞陰謀，連搞陽謀的可能性都沒有，基本上是處於檢討之中等待被打倒的過程中，他們的倒台僅僅是個時間的問題，即使沒有“９１３事件”在接下來的九屆三中全會上也會被毛澤東換馬，但結果也許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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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我記錄，讓曆史不再隻是王侯將相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一）
丁凱文
編輯]十一、“上海帶人”之內幕
文革期間，吳法憲作為軍委辦事組副組長、空軍司令，自己的本職工作都忙不過來，可有時卻身不由己卷入一些非常事件中去。記得當年“兩案”審判時，當局就指控吳法憲按照江青的旨意派人到上海找有關江青的資料，還曾經將有關人等帶到北京。筆者幾年前就曾質疑過此事：如果沒有更高一層的授意，吳法憲作為空軍司令有什麽權力到上海“抓人”？讀了吳將軍的回憶，筆者心中的問號終於有了答案。
由於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頗有一些“緋聞”，１９６８年春，上海地區的紅衛兵曾收集了這方麵的材料，並印成小冊子，在市內悄悄流行。江青知悉後認為這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並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要求周恩來予以處理。吳法憲回憶說“周恩來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徹底處理這個問題。他當即布置說，去上海的人有兩個任務，一個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統統都抓起來，另一個就是把上海市有關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冊子和傳單，都統統收到北京來。” 周恩來和江青都要求吳法憲去辦，理由是吳有飛機，來去方便。吳本來不願去，借口對上海不熟悉，但是陳伯達卻說“不要緊，由我們碰頭會議全體給你寫個授權書，集體授權給你，這樣事情就好辦了。”周恩來馬上點頭說“好！”吳回憶說“陳伯達當場起草了一個授權書，並給這個任務起了一個代號，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務’。在授權書上第一個簽名的是周恩來，第二個是陳伯達，第三個是江青，以後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等所有到會的人，也都依次簽了名。這樣一來，我再也不好說什麽了，隻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吳法憲領受任務到了上海後將授權書出示給張春橋，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並特別向張春橋說，上海的事情不熟悉，具體問題由張來辦，不論張春橋交來什麽，吳本人隻是負責將有關人等和材料轉交給周恩來和江青。吳回憶說“結果不久，張春橋就把黃赤波（黃赤波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筆者注）等人交來了，我就派飛機把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給楊成武。至於紅衛兵們在上海散發江青的材料，到處都是，沒有辦法收幹淨，反正張春橋交給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帶回來的材料全部交給了周恩來。對這些材料，周恩來不拆封，更不看，隻是貼上了封條就全部交給了江青本人。我把這次去上海的情況，寫了一個報告，並由楊成武和我兩個人簽名，提交給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另外，江青本人還單獨交代吳法憲將上海的作家孫竣青帶到北京，並不許將此事告訴張春橋，然而孫竣青一被帶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來。吳法憲一直不清楚江青為何要抓孫某人，為何不要張春橋知悉此事。
顯然，吳法憲去上海執行的任務當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卻是直接奉了周恩來的指示。為了江青個人的私利，周恩來毫無原則地縱容、逢迎江青的無理要求，利用手中的職權充分滿足了江青的私欲，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隻憑江青一句話就抓捕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長和作家等人，從而又一次製造了冤案，聯係到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如此堂堂的國務院總理有何臉麵和資格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
此外，筆者還注意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名下有這麽一條罪狀：“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搜查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家。葉群讓吳法憲把江騰蛟找來北京，對江騰蛟說：‘江青同誌有一封信落在鄭君裏、顧而已他們手裏，現在究竟在誰手裏不清楚，你可以組織些人搜查一下鄭君裏、顧而已、趙丹、童芷苓等５個人的家，凡是書信、日記本、筆記本之類的東西都拿來’。‘要絕對保密’。江騰蛟回上海後，組織４０多人，冒充紅衛兵，於十月九日淩晨，搜查了趙丹、鄭君裏、童芷苓、陳鯉庭和顧而已的家。江騰蛟將搜得的東西分兩次送北京葉群處。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親自監視下，謝富治、葉群動手將搜查來的有關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燒毀。”
發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這一幕與兩年後發生之事何其相似！都是江青授意他人去上海收繳不利於自己的資料，而１９６８年的行動卻更甚以往，不僅僅是搜查資料，幹脆下手抓人了。１９６８年江青的行動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搞的上海搜查文藝界人士之家一事難道就沒有周恩來等人的大力支持？一個江騰蛟隻奉了葉群的指示就敢於命令軍人執行抄家任務？其背後怎麽可能沒有更高一層的確認、批準？吳法憲不是１９６６年事件的執行人，未必知曉其中之內幕，但是我們有理由對中共單方麵的說辭予以質疑，筆者相信該事件總會有真相大白之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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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二）
丁凱文
[編輯]十二、“楊餘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較為複雜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釋清楚。以筆者愚見，“楊餘傅事件”就是一個懸案。迄今為止，筆者尚未見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官方的一家之言當然不用說了，官方隻是將一切罪過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學界之所以解釋不清這段曆史，關鍵還在於沒有把握住該事件的本質，有些關鍵的史料未曾披露，而當事人在事後由於受時代和環境的影響，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諉或掩飾其中的重要情節，回避了自身的問題，故無法客觀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來越撲朔迷離。楊成武事後所寫的《楊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筆者的看法，所謂“楊餘傅事件”，其實就是“楊成武事件”，餘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綁，受到楊成武的牽連。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楊成武其人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就無法解釋“楊餘傅事件”的原委。那麽吳法憲將軍在其回憶錄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價值的資料呢？筆者在此羅列如下：
（１）楊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對楊十分器重，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時，楊成武就是軍委三人領導小組的成員。羅下台後，楊成武榮任代總參謀長。１９６７年９月中央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楊成武當了辦事組組長，相當於軍委秘書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葉群曾親自安排楊成武的女兒楊毅到《空軍報》工作，可見林楊兩家關係之密切。
（２）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很好，楊成武對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辦的事，楊成武都盡力完成。１９６７（１９６６年？）年１１月江青曾要楊成武去上海將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資料帶到北京，事後該箱資料被存放在軍委的京西賓館。在江青的指示下，楊成武與謝富治、戚本禹一起將該資料燒毀。１９６７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要求寫一個“兩條路線鬥爭史”，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都表示同意，於是責成楊成武出麵完成，楊成武專門搞了一個寫作班子，幾個月後提綱草稿完成。吳法憲一看提綱，裏麵隻有三個人：毛澤東、林彪和江青。吳法憲極為詫異，問楊“連朱老總和周恩來總理都沒有，能行嗎？”楊悄悄告吳 “是江青不叫寫的。她不讓寫周恩來，也不讓寫其他人。”但是該提綱被毛澤東否定，寫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３）楊成武領導下的總參寫作組寫作了一篇《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以楊成武名義發表。文章發表後，全國各地報紙紛紛轉載。楊成武曾興高采烈地對軍委辦事組同仁說“文章點名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聽了廣播後，馬上就承認了自己是假黨員。”由此可見，楊成武自己是多麽重視該文的發表。然而不久，此文卻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批示說“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什麽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是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隻存在於相對地東西之中，就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隻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隻能是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權威必然會誇下來。”毛澤東的批示轉給了周恩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轉發給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等。顯然，毛的批示對楊極為不利。
（４）１９６７年底，江青和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在京西賓館審查樣板戲。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場，但是楊成武因為太忙忘記了此事，結果林彪和葉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現場不依不饒，非要林彪前來參加，林彪被從睡夢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賓館看節目。此事引起葉群的惱怒，為此大罵楊成武和吳法憲。
（５）楊成武的女兒楊毅與空軍政委餘立金的秘書單世充發生了緋聞。吳法憲讓王飛等人與單世充談話了解情況，但王飛等人未得到吳的許可竟然將單世充關押起來。當時的空軍黨委辦公室分成兩派，一派是空軍黨辦主任王飛、周宇馳，還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黨辦的科長衛球，包括吳法憲和餘立金的秘書。王飛等人有林立果和葉群的支持，衛球則有楊成武、餘立金支持。吳法憲夾在中間好生為難。而此時餘立金倒向了楊成武，並向林彪告狀。林彪對此事的態度是堅決支持了吳法憲，林彪認為餘立金等人是要奪吳法憲的權，所以要吳堅決頂住。
（６）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淩晨，吳被叫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在場者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毛澤東見到吳法憲即說“你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你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隨即決定撤換楊成武的代總參謀長一職，林彪推薦了黃永勝。對於如何處理餘立金，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裏來了，說餘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與楊成武關係密切，傅長期以來都在楊直接指揮下工作，況且還有闖釣魚台的記錄，為了防範，最好也動一動。毛澤東也同意江青的建議。會議隨決定調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
（７）周恩來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吳法憲派飛機立即接黃永勝進京，周親自談話。第二，周同時命令李作鵬和邱會作帶領中央警衛團部隊去楊成武家，將楊帶到人民大會堂，由林周等人談話。第三，通知鄭維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談話，並準備飛機將傅崇碧送去沈陽。第四，派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帶警衛部隊到空軍大院逮捕餘立金。第五，決定在３月２３日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傳達中央對“楊餘傅”問題的決定。
（８）在人民大會堂，林彪與楊成武談話。林說楊的錯誤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林彪特別強調“主席親自主持了四次會議，討論了你的問題，決定撤銷你的代總參謀長職務和總參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林彪還命吳法憲派飛機將楊成武一家送到武漢。江青還提議將餘立金夫人陸力行一起收審，陸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檔案館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陸的姐姐保管。結果陸力行也被關進北京市第二監獄。
（９）３月２３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林彪奉毛澤東命講話。吳法憲回憶說“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講三個問題：一事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麵派，另外一定要講一下哲學上的‘相對與絕對’的問題。”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意思作了講話，周恩來則表示完全擁護，號召大家繼續揭發楊成武等人的錯誤，認為在楊成武的後麵可能還有黑後台。
吳法憲最後說“‘楊、餘、傅事件’發生後，我曾經冷靜地想過，要說楊成武通過餘立金奪我的權，那是缺乏根據的，以此為理由就撤換了他的職，太過牽強，也太過嚴厲。至於逮捕餘立金，以致牽連了他的妻子陸力行，那就更是不應該的了。這裏麵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麽原因，我現在也依然不知道。”
從吳法憲的會議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１）楊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愛將，軍委辦事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楊成武主持，倆人關係非常密切。林彪並無意打倒楊成武。
（２）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日益密切。吳法憲甚至說“江青叫他辦什麽，他就辦什麽。”可見江楊關係非同一般。
（３）所謂楊成武女兒與餘立金秘書的緋聞，不足以構成楊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筆者認為，隻有涉及到權力的轉換才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裏實際上就涉及了楊成武與吳法憲之間的矛盾，自然也就間接地形成了楊成武與林彪的矛盾。這一點恐怕才是楊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隻是這一點吳法憲將軍的回憶未能厘清這一矛盾。如果僅僅是兒女情長產生的矛盾，將有關人等調開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采取過激的行為。如果我們再深一步追問，軍委辦事組內部存在著矛盾，隻是這一矛盾的是如何產生的，其根源何在？楊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說，林彪拉他入夥，楊不幹，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這一說法隻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楊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係愛將，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麽“入夥”的問題。以筆者愚見，楊成武是整個事件的關鍵，隻有搞清楊成武的所作所為才能解釋此一事件的原委。筆者傾向於認為，楊成武逐漸倒向江青，在林彪與江青之間腳踩兩隻船，這才是矛盾產生的根源。希望今後能看到更多的有價值的資料，徹底解開“楊餘傅事件”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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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三）
丁凱文
[編輯]十三、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分裂
由於中共官方多年的宣傳，人們一提起林彪和江青，總是想當然地認為他們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話來說，就是：林江在做賊方麵是一致的，分贓上才有了矛盾。這種提法為日後“兩案”的審判定下了基調，也成為當局多年來任意曲解文革史的準則。以筆者目力所及，大陸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學者以及一些多少有點自己觀點的非官方史學研究者都很難跳出這個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狹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資料，往往出現一些閉門造車、隔靴搔癢的片麵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謂“科研成果”。如果我們不能認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關係，也就無法解釋為何後來出現的廬山會議的鬥爭和“９１３事件”的發生，這絕不是所謂“分贓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著異常深刻的背景，探討這些關係的來龍去脈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揭開曆史深層的內涵。
對於軍委辦事組與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吳法憲的回憶錄給我們提供很多寶貴的線索。筆者現作如下歸納：
（１）軍委辦事組與江青矛盾激化。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後，其行事風格大異於其前任楊成武，黃永勝不買江青的賬。由於有毛澤東的批示，軍委辦事組有關軍隊調動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組，江青極為不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罵黃永勝和吳法憲，並不許二人參與會議，還要寫檢討。但林彪支持黃吳，堅決不寫檢討，以致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都受到江青的阻撓，最後周恩來不得不請示毛澤東，才使黃永勝成行。周恩來關照陳伯達去機場為黃永勝一行送行，回國時也去迎接。但由於江青的反對，陳伯達竟然不敢赴機場迎送。可見江青的霸道。周恩來亦曾率黃吳等人去江青處表示團結，但卻遭江青破口大罵。這些早年與毛澤東出生入死的老將軍們竟然遭江青如此塗毒，軍委辦事組的人怎麽能不聯合起來與她鬥呢？
（２）李必達事件。李必達原為溫玉成的秘書，後李給黃永勝當秘書。由於軍委辦事組諸人厭惡江青，難免自己內部議論江青等人。李必達作為黃的秘書，卻悄悄記錄下黃永勝等人的言論，寫成小報告，通過溫玉成送給江青，以證明黃等人是“反對江青同誌小集團”。江青將此小報告轉交毛澤東，但是毛並未特別在意，隻是轉給了林彪，林彪又轉給黃永勝。李必達想通過賣主求榮，賣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賞識。但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李必達的野心沒有得逞。這也反映出雙方矛盾的加深。
（３）溫玉成立場的轉變。溫玉成原本是廣州軍區的副司令，黃永勝的部下。黃進京當了總參謀長，溫玉成葉進京當了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但是由於江青的刻意拉攏，溫玉成立場發生轉變。吳法憲回憶說“當時，溫玉成對軍委辦事組會議，要麽就是不參加，要麽就是唱對台戲。看到這種情況，我對黃永勝說：‘溫玉成變了。’”當黃的秘書李必達將告密信送交溫玉成時，溫玉成竟然讓李直接送信給江青。此事明顯暴露了溫玉成立場的轉變，也顯示出江青意圖在軍內尋找代理人的某種程度的得逞。鑒於溫玉成的轉變，林彪日後將其調到成都軍區任職。溫玉成後來兩邊不討好，頗多磨難。這也表明那種腳踩兩隻船的人是很難在中央混下去的。
（４）汪東興倒向林彪。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前實際上倒向了軍委辦事組，並成為林彪、葉群的重要耳目。汪東興之所以倒向林彪，吳法憲認為“是因為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經常給予支持”，而“江青對汪東興向來都極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罵，把汪東興當成她的出氣筒。”“正是由於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給予了支持，汪東興和林彪之間的來往葉也逐漸多了起來，有了難事，就經常來找林彪幫忙。這樣，也就基本上於我們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這個汪東興，毛澤東那裏的一舉一動，汪東興了如指掌，汪時常給軍委辦事組和林彪通氣，林彪這邊就能及時掌握有關信息，采取相應的對策。這也成為後來林彪及軍委辦事組在廬山會議上出麵打擊“上海幫”的一個重要因素。
（５）江青意圖整林彪。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發表了一個即席講話，談了世界曆史上發生的幾次文化革命運動，如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發展，意大利的文藝複興運動等，借以說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曆史意義。而九大之後，江青等人意圖批判林彪這個講話，說林彪的講話沒有突出階級鬥爭。江青幾次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批判林彪講話，遭到黃永勝等人的拒絕。林彪對此並不在意，隻是說“讓她去批吧。不過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麽名堂。”江青等人看無法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圖搞一個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來、陳伯達和軍委辦事組的反對，江青的意圖未能得逞。
（６）江青等人試圖整周恩來。一件事是：九大召開期間，康生和張春橋曾對吳法憲說，“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準的，《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是周恩來審閱過的，所以周恩來要對此事負責。吳法憲會後直接電話報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吳到毛家灣，對吳說“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疏忽，不能怪總理。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看來康生還是想當總理的，是有這個心思的，你們要注意。周總理出國的時候，兩次由康生任代總理，但是據我看他是幹不了這個總理的。”事後吳法憲和葉群都向周恩來通報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後江青擅自召開政治局委員會議，除江青外，還有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會上一是大肆吹噓自己的“革命經曆”，二是惡毒攻擊周恩來。指責周恩來在大的原則問題上看不清，容易跟別人走，今天東風來了是東風，明天西風來了是西風。江青甚至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辦錯了幾件事，還有檢討在江青手中，並說“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掌舵，不能當一把手。”黃永勝等人會後及時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決定讓黃吳二人直接向毛澤東匯報。但是毛並未在意此事，隻是對黃吳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裏來告江青的狀，如果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裏來過。” 從以上這兩個事例來看，麵對江青等人的整人伎倆，林彪都對周恩來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澤東。
還有其他一些事例，這裏無法一一詳述。筆者隻是想指出，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內，軍委辦事組與江青等人的矛盾不斷激化的結果，矛盾是江青等人首先挑起的，麵對這些挑釁，林彪不願像周恩來那樣忍氣吞聲，唾麵自幹，而是要作出適當的反應，要對江青等人的破壞中央工作的活動予以批評，對他們的為所欲為要有所製約，這才是鬥爭的實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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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四）
丁凱文
編輯]十四、廬山會議上的鬥爭
關於廬山會議的鬥爭，筆者曾經寫過專文，發表在《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中，題目是《再論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及其影響》，對於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作了分析和探討。今年明鏡出版社又出版了舒雲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對這個問題作了更為詳盡的論述。筆者讀了《吳法憲回憶錄》後，感到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１）林彪在是否講話問題上有過反複。多年來官方的說辭都是眾口一詞：林彪在會上搞突然襲擊，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料證實，林彪的講話事先爭得了毛澤東的許可，毛還叮囑林說，可以講話，但不要點名。但是吳法憲回憶說會前曾去看望林彪，葉群對吳說“明天上午開大會，林總就不準備講話了。”吳在林彪處坐了一會兒就離開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計劃好了打擊“上海幫”，在這個節骨眼上，應該及時向自己的親信們透露一些風聲，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吳法憲等人也好有個思想準備。吳法憲回憶說當開幕式上毛澤東宣布由林彪講話時，吳法憲的感覺是“我們都感到比較意外，因為葉群會前曾明確告訴過我們林彪不講話的。”為什麽林彪的態度有了這麽大的轉變？這是一個應該予以重視的問題，是林彪自己會前臨時改變了主意，還是聽了其他人的建議而出麵講話？
（２）誰說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其真麵目已越來越清晰。汪東興在九大前後就已倒向林彪，與軍委辦事組的關係異常密切，毛澤東的談話甚至私情都向林彪這邊透露，在打擊張春橋和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汪東興都積極參與，並在會上會下活動頻繁，這句著名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就是出自汪東興之口，汪在華北組討論時更是高調支持林彪講話，擁護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同時將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會議的第二天，吳法憲隻是建議討論林彪的講話，可是汪東興卻建議與會代表重聽林彪的講話錄音，唯恐與會者聽不出林彪講話的弦外之音。沒有汪東興的積極活動，廬山會議上發生的激烈倒張（春橋）活動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３）康生的追查與周恩來的保林。８月２６日和２７日康生連續兩天找軍委辦事組談話，康生要追查”軍事俱樂部“，說：“你們要交代，這個‘軍事俱樂部’是怎樣形成的？你們長時間串通一氣，還有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吳法憲和邱會作都否認康生的指控，周恩來則說“我們隻是把情況弄清楚，大家都冷靜些，現在不評論是非。”為了保護林彪，周恩來要吳法憲主動寫檢討，並說“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統帥’擔責任。你明白，問題是‘副統帥’的講話引起來的。要保護‘副帥’，不然的話又要攻到‘副帥’的頭上去了。”林彪告訴吳說康生和周恩來都到林彪處，康生指責吳法憲造謠，而林則堅決保吳，說“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聽他造過謠。再說陳毅和吳法憲、汪東興他們也沒有聯係。”林彪甚至不同意吳作檢討，並說“你不要寫檢討！你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林還說“要檢討你檢討。你的檢討我也不看，用你的名義上送。”但是由於有周恩來的作用，吳法憲還是寫了一個簡單的檢討。
（４）是陳伯達威信太高還是林彪威信太高？８月３１日毛澤東指示全會開始批陳伯達，毛澤東說：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全會由此開始批陳，“上海幫”齊上陣，對陳伯達狠揭狠批，隨後陳伯達就失去了自由。毛澤東此時借所謂批陳達到殺雞儆猴之功效，表麵上說“陳伯達威信太高”，實際上是說“林彪威信太高”。吳法憲回憶說“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占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占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決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鏟除’的原因。下山以後毛主席步步緊逼也是由此而來。現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決保衛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鬥爭，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絕不會放過我們的。”這的確是毛澤東日後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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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五）
丁凱文
[編輯]十五、毛澤東不鏟除林彪勢力絕不罷休
廬山會議上的鬥爭引發了毛澤東的警覺，毛澤東忽然發現林彪在搞文革一事上竟然不與自己一條心，林彪竟然在毛澤東在世時就要打擊、清除毛澤東搞文革運動的心頭愛將－－張春橋，這是毛澤東所絕對不能容許的。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將鬥爭的矛頭一直對準以林彪為首的軍委辦事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毛澤東不鏟除林彪勢力絕不罷休。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他的親身經曆。
（１）繼續審查不停止。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參加廬山會議的代表們陸續下了山，但是毛澤東對軍委辦事組並未放鬆追查。周恩來與康生奉毛澤東指示在９月９日和１２日兩次召集黃吳李邱談話，繼續追查廬山上的問題。康生不改其搞專案的風格和特色，一上來就指責黃吳李邱“你們事先就有活動。廬山下有活動，廬山上有活動，下了廬山還有活動。”周恩來也把自己解脫得幹幹淨淨，周對吳法憲說“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動我就不清楚。”但是吳法憲當場揭了周的老底，說“那天晚上我是第一個給你打電話的，當時我在陳伯達家裏。我把情況都向你匯報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見，還說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赫魯曉夫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話，而且你也表示讚同設國家主席，讚同國務院的知道思想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周恩來對此很不高興。黃吳李邱異口同聲否認他們之間有任何秘密活動。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指示精神，說“毛主席批評了你們，說你們軍委辦事組搞宗派，你們一統天下。你們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們之間的活動，在廬山會議前有什麽活動，會上有什麽活動，會下有什麽活動。”周康的兩次談話都沒有什麽結果。顯然，毛澤東對此是極不滿意的。
（２）毛澤東拒見吳法憲。毛澤東為了在軍委辦事組內打開突破口，曾在１９７０年國慶節前約見林彪一次。林彪事後將吳找到家裏對吳談及此次毛林的談話大致內容。顯然，毛澤東在考慮“換人”，而林彪則是力保吳法憲。林彪對毛說“我選吳法憲當空軍司令，是因為吳法憲是劉亞樓的徒弟，吳法憲的作風是向劉亞樓學的，和劉亞樓一樣，拚命幹，所以我選他當空軍司令。”林彪因此建議吳去找毛澤東談一談。林彪對吳說“過去在廬山我不讚成你作檢討，但是我現在讚成你到毛主席那裏去說一下，作點自我批評，主要是把當時和張春橋發生爭論的情況再向毛主席談一談。今後空軍的情況，要直接向毛主席匯報、請示，不要隻向我說，應該讓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來，我是不會怪你的。”可是吳法憲三次給毛澤東打電話請求見麵都被毛澤東拒絕。吳法憲回憶說“我心裏清清楚楚地感覺到，大概毛主席已決心把我趕出中央了。”
（３）毛澤東逼迫軍委辦事組作檢討。毛澤東對葉群的檢討最為嚴厲。黃吳李邱等人一致認為“毛澤東對葉群批得更厲害，而且批葉群，直接關係到了林彪，隻不過給林彪一個麵子，沒有點名。”
（４）毛澤東“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曾急招黃永勝上山，就意圖拉黃反戈一擊，但是黃永勝不為所動，毛澤東大為失望。１１月１３日毛澤東批黃說“廬山會議發難，你黃永勝是個頭。你們辦事組一統天下，我要打破你們的一統天下。我現在要謝富治、紀登奎參加你們辦事組。”其後的華北會議上毛澤東又一舉打倒了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此二人成為廬山會議後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級幹部。
（５）軍委擴大會議不得不批陳。１９７１年１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原本是部署當年的軍事工作，但毛澤東卻在簡報上批示“請告各地同誌，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主持時期那樣。”此時的陳伯達早已是死老虎，被送進了秦城監獄。毛澤東的用意很明顯，就是要壓軍委辦事組公開檢討。軍委辦事組諸人隻好再次召集已散會回家的軍隊幹部連夜開會作檢討。
（６）林彪和其他老帥們的的態度。軍委擴大會上，林彪並未露麵。幾個老帥如朱德、聶榮臻、李先念等都沒有批軍委辦事組，但是吳法憲所在的東北組的空軍政委王輝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串聯搞批張，引起轟動，吳法憲受到圍攻。黃永勝當即電告葉群，當晚林彪和葉群從北戴河趕回北京，葉群在第二天與會，周恩來則不願事態擴大，對吳說“這個情況，不再追究，發言隻限於你們的檢討。”吳法憲認為，林彪之所以選在此時回京，就是“林彪親自回來坐鎮，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直接出麵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對抗。”在廬山會議後，林彪的態度就是不講話，不作檢討，周恩來曾對吳說“林副主席要是以講話的形式檢討幾句就好了。”林彪有沒有在私下或其他場合反毛呢？吳法憲回憶說“從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我沒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主席不滿的話，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個禁區，或者是有什麽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總的來看，廬山會議後，軍委辦事組被毛澤東窮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動。林彪和軍委辦事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搞陰謀，連搞陽謀的可能性都沒有，基本上是處於檢討之中等待被打倒的過程中，他們的倒台僅僅是個時間的問題，即使沒有“９１３事件”在接下來的九屆三中全會上也會被毛澤東換馬，但結果也許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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