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一——五）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一）
曆史我記錄，讓曆史不再隻是王侯將相
丁凱文

吳法憲將軍去世已有兩年多，今天我們終於看到這部期盼已久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很早就聽說吳將軍身後留下了一部回憶錄的手稿，記述了他自己人生幾十年的經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段曆史時期的風風雨雨。筆者之所以特別關注此書的問世，蓋因這是被中共打倒的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中之人首次公開發表的回憶錄。以往的三十多年裏，我們聽慣了也看慣了官方就“林彪事件”的一麵之辭，幾十年來官方的說辭充斥著各種媒體，不少書籍和刊物也是東抄西抄、人雲亦雲，致使曆史的真相被掩蓋被歪曲，但我們卻從未知悉當年這些身在其中卻深受牽連身蒙其難之人是如何敘述這段曆史的，他們講述的親身經曆對解開那段曆史之謎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們有幸拜讀吳法憲將軍的回憶，對澄清那段曆史有著非凡的意義。筆者打算在近日將讀書的一些心得逐步寫出，貼到網上，與網友們切磋。當然本人主要是圍繞吳著的下冊而寫。所謂心得也就是一孔之見，未必得當，望諸位網友不嗇賜教。

[編輯]一、廬山會議與批判彭德懷

吳將軍的回憶錄下卷開頭是“文革的前奏”，從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說起。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是毛澤東在黨內發起的一次維護個人權威的打擊壓製黨內不同意見的運動，它以打倒所謂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為代價，成功地阻止了黨內對毛澤東自發動大躍進運動以來倒行逆施的批評、批判，也由於這次黨內鬥爭，毛澤東和中共的左傾政策和路線更加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廬山會議進行之時吳法憲並未與會，而是和空軍副司令王秉璋赴大連療養，但是吳隨後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有些內容尤其值得我們注意、思考。

據吳的回憶，廬山會議還未結束時，空軍司令劉亞樓給吳打了電話，異常興奮地告訴了吳會議的一些情況，特別是毛澤東決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劉亞樓為何對此如此高興？吳認為這主要是彭德懷與劉亞樓關係緊張，彭主持軍委工作時對劉亞樓和空軍係統有看法，並常持批評態度。吳舉例說，空軍內部丟失了一個筆記本，記載了空軍後勤部門一部分的“五年計劃”，彭德懷大為不滿，多次指責批評空軍領導，一次還罵到吳的頭上，彭不僅指責空軍，連負責公安的羅瑞卿也一起罵了，甚至將狀一直告到毛澤東處。如果僅僅丟失了一個筆記本何至於彭德懷如此興師動眾地抓住不放呢？吳認為，曆史上彭領導的紅三軍團與林彪領導的紅一軍團曾發生矛盾所致，特別是對當時羅瑞卿、劉亞樓這幾個當事人不滿，以致日後彭德懷借題發揮，在彭主持軍委工作時對羅劉等人常持批評態度。

羅劉對彭之態度與對林的態度則決然相反，羅劉在曆史上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是紅一軍團的主要幹部，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就形成了堅定的友誼，林對羅劉二人都大膽使用，充分信任，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中共建國之後，林羅劉三人雖不在一起工作了，但還是經常見麵，關係如故。這種在戰爭年代沿襲下來的友情與關係自然異常穩固。林彪上台主持軍委工作，提議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順理成章也，羅劉對林的上台當然高興。

據吳的回憶，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彭黃，也是采取人人發言，個個揭發的方式，劉少奇、陳毅、林彪等相繼發表講話，劉少奇給彭定調為“右傾機會主義”，彭有野心要奪權。然後分組批判彭黃二人。吳對黃克誠的揭發，隻有一條對黃頗有傷害。吳認為黃有本位主義，原來黃在新四軍三師工作時，曾有一些剩餘的黃金，後來黃走到哪裏就帶到哪裏，從東北到天津，後又帶到湖南。吳的本意是，黃應將這些黃金上交給上級部門，而不應一直帶到湖南。然而，這一“揭發”日後卻成了黃貪汙的證據，令黃痛苦不已，實也違背了吳的本意。吳在回憶錄中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會議開了幾天後，羅瑞卿來到黃克誠組，厲聲責問黃為何造謠說長征途中羅殺了紅三軍團的人，黃說是鍾偉所言，鍾偉時任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為黃作證的確是羅下令將紅軍中掉隊走不動的人打死。吳法憲自己也知道此事，但是當時隻有鍾偉一人不避個人前途之安危出麵為黃克誠作證。在這種形勢下，吳也不得不“揭發”黃的問題，此後吳還參加了軍委批鬥鄧華、洪學智的會議，吳本人卻沒有再揭發此二人的問題。顯而易見，羅瑞卿在這場批判彭黃的鬥爭中是多麽積極、賣力。這也是不可否認的曆史事實。

從中共黨內軍內鬥爭的情景來看，所謂揭發的問題大多是牽強附會，欲加之罪，隻要“上麵”將某人劃為“反黨集團”，別人就必須群起而攻之，隻有揭發批判得越狠，越能表現出對黨和對毛的忠誠。吳法憲自己感歎說：“從這麽多年的黨內鬥爭曆史來看，鬥人的和挨鬥的，不過是一種角色的轉換，今天鬥人的人，明天也可以變成挨鬥的。十年動亂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善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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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二）
丁凱文

[編輯]二、七千人大會與林彪的講話

１９６２年初中共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人來自中央中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各地委、縣委等負責幹部，達七千人之多，故稱之為“七千人大會”，這也是中共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超大規模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針對建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加以總結，以便清理左的錯誤，統一全黨認識，進一步落實“鞏固、充實、調整、提高”的工作。顯然，這次會議即使不是明確針對毛澤東而來，至少也要針對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和政策，扭轉這些人為造成的極左局麵。顯然這次大會的主基調就不符合毛澤東的意圖，而劉少奇帶領一班人搞出來的報告更讓毛澤東如坐針氈，由此，毛澤東開始表態反擊，不僅認為該報告隻看到現象，沒有分析，更要重新起草報告，當場給劉少奇等人一個難堪。　

林彪在１月２９日發表了一個講話，對毛澤東大肆吹捧，林彪的講話深得毛澤東的讚賞。林彪這個講話長期以來被人們所詬病，指其為無原則地替毛解圍，實乃為虎作倀。從曆史的角度來看此事，林彪的講話當然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的正確所為。可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背景，即林彪為什麽會在這種場合發表這樣一通講話，林彪的真實想法又是什麽。吳法憲的回憶給了我們一個可信的答案。

軍隊作為一個整體雖然有相當一批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但是軍隊代表們的看法與地方幹部就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有明顯的區別。一來軍隊講究紀律，下級絕對服從上級，沒有上級領導的指示，軍隊代表通常是不會主動發言的。其次，軍隊的主要領導人，包括林彪和幾個老帥們以及羅瑞卿、蕭華、譚政、劉亞樓等人都對軍隊的幹部們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亂發言。軍隊並未卷進地方的工作，大躍進、大煉鋼鐵都沒有軍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氣”的問題。再次，軍隊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希望林彪出麵講講話，其中不僅有老帥們還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人。吳回憶說：“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出來講話。最後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也都來慫恿林彪出來講話。他們都說，現在別人出來講話都不適當，隻有林彪最具備這個條件。他們的理由是：從曆史關係上看，林彪是一向擁護毛澤東的；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又接替彭德懷主持了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黨內、軍內威望很高。所以，不論是地位，還是威望，或是時機，隻有林彪這時候出來講話最適合。否則就難以緩和形勢，維護局麵。這一說，就把林彪鼓動出來了。”這些情況都是空軍司令劉亞樓告訴吳的，而當時劉亞樓與林彪的關係非常密切。林彪同意出麵講話後，劉亞樓高興地對吳說：“林總願意出來講話了，我們都認為隻有他出來講話最好。”

林彪講話的大致內容，現今大家都已知悉，此處就不贅述了。林彪的講話和後來毛澤東的講話成功地扭轉了會議的氣氛，毛澤東雖然作了輕描淡寫的自我批評，但是極左思想的根子並未觸動，當然更談不上從體製的角度予以製約、預防。劉少奇後來重新搞出來的報告實際上已大大後退，但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也由此肇始。林彪自己是怎樣看待此事的呢？吳法憲回憶說：“林彪講話後，軍隊的幹部們都很高興，紛紛讚揚林彪講話講得好。隻有林彪本人不以為然，他說：‘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這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由此可見，林彪並非沒有自己的見解，在當時的情況下，林彪完全明晰黨內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識到毛澤東的失誤所在，但在毛劉關係緊張和中央上層出現裂痕之際，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黨內大局”的麵前選邊站在了毛澤東的一側。林彪的選擇在關鍵時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毋庸說這就是林彪的局限性，同時也在曆史上留下了一個抹不去的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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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三）
丁凱文

[編輯]三、羅瑞卿的倒台

羅瑞卿的倒台是文革初起時一件曆史公案。羅瑞卿為何倒台？其根本原因何在？一直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大陸官方的一致說法是：羅瑞卿剛直不阿，對林彪的突出政治一套深惡痛絕，經常抵製林彪的錯誤，引發了林彪的忌恨。為了達到排擠羅瑞卿的目的，林彪借著文革發起之際，趁機倒羅，毛澤東為了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於是“違心地”同意林彪的意見，拿下了羅瑞卿。這一說法流行於當前的大陸史學界。

吳法憲的回憶中有如下史料值得注意：

（１）１９６５年秋，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常去上海看望總政主任蕭華，常順便去蘇州造訪林彪，楊與林彪的來往增多。

（２）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被突然解職。楊成武兼任軍委辦公廳主任，林楊關係日趨密切。

（３）身為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工作繁忙，經常外出，與林彪的關係逐漸疏遠，有些事也自己作主，未向林彪報告，如搞“全軍大比武”等。

（４）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末的一天，葉群致電吳法憲，要求吳派空軍飛機將葉從蘇州送去杭州，並囑吳要嚴格保密。事後葉群告吳此行是向毛澤東匯報羅瑞卿的問題。

（５）１２月７日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通知吳去上海開會，並將北京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送去上海。但葉劍英未向吳透露會議的內容。

（６）吳法憲一到上海，楊成武和蕭華就與吳談話，隨後葉群向吳透露此次會議乃毛澤東所決定，要解決羅瑞卿問題。葉群還透露，林彪對如何處理羅瑞卿一事沒有表示任何意見，然毛澤東決定先搞背靠背地批判羅瑞卿。葉群還向吳提供一些揭發材料，如羅反對突出政治，對林搞封鎖，逼林交權等。

（７）上海會議分為三個組，分別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吳被分在鄧組。由於組內發言冷清，鄧點名讓吳發言，吳不得不將葉群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說了一遍。與鄧組的冷清相比較，楊成武、蕭華、葉群所在的組則異常活躍。葉群在會上拋出了一個材料，即羅瑞卿曾要劉亞樓轉告葉群“四條意見”：“第一、林總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第二、要保護好林總的身體；第三、林總不要再幹涉軍隊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讓羅瑞卿工作，軍委的事情交羅瑞卿就可以了。”

（８）周恩來在會議第三天命令吳法憲派專機去昆明接羅瑞卿到上海，周還特別交代要吳親自掌握好飛機“作好應變措施，飛機隻準往東飛，不準往西飛”。吳說“我明白他這話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羅瑞卿跑到緬甸或印度去。”

（９）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澤東決定在北京繼續開會，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和楊成武、蕭華組成領導小組，負責主持會議，領導與羅瑞卿進行麵對麵的鬥爭。此時，葉群曾多次打電話給吳，要求吳在會上揭發羅瑞卿，特別是葉群在上海就已提出的“四條意見”。吳說“葉群當時打的是林彪的旗號，他們又遠在蘇州，我無法也不敢去林彪那裏辨別真偽。‘一定要在會議上發言’的這個指示，是確實來自林彪，還是葉群假傳聖旨，我真的鬧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吳不願就此事發言，但楊成武則說，“你不講，怎麽向林總交代。”因此，在壓力下吳法憲還是在會上作了發言。

（１０）吳法憲最後總結說：“羅瑞卿是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文革’前後被打倒的第一人。單就這件事而言，羅瑞卿的下台，提出問題的是林彪，但下決心的卻是毛澤東。批示羅瑞卿是折中主義的是毛澤東，決定召開上海會議並親自坐鎮的是毛澤東，要鄧小平在北京召集會議繼續批判羅瑞卿的是毛澤東，決定撤銷羅瑞卿的軍職，並分別由葉劍英、楊成武繼任的，也是毛澤東。至於毛澤東為什麽要這樣做，我不知道。”

根據以上吳法憲所披露的情況來看，筆者有如下一些感覺:

（１）林彪與羅瑞卿之間存在著一些矛盾，但是從吳法憲的回憶來看，這種矛盾似乎並未尖銳到林彪非要整倒羅瑞卿，至少吳法憲本人並未有所察覺，與此同時，林羅關係的冷淡更顯出楊成武與林關係的熱絡。

（２）毛澤東在上海召開倒羅會議，完全是有備而來。雖然吳法憲自己在會前未必知曉開會的內容，但是從葉劍英和楊成武等人的積極活動來看，他們對此都心知肚明，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這些人在倒羅一事上這麽積極。

（３）無論在上海會議上還是北京會議上，林彪都沒有發過任何指示，也未作過任何的表態。這一態度耐人尋味。

（４）葉群在這次倒羅事件中的確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但是葉群去杭州向毛澤東匯報羅瑞卿的問題，是葉群（林彪指使？）主動要去匯報，還是毛澤東主動讓葉群去杭州匯報並聽取軍內各大佬的意見，以便決定對羅采取什麽措施？葉群與軍內大佬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相比，誰的能量更大？誰起得作用更大？

（５）以吳法憲當初在黨內和軍內的地位，吳法憲在批羅倒羅一事上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說句實話，那時的吳法憲還不夠資格，軍內倒羅的勢力還輪不到吳法憲衝鋒陷陣。許多內情吳法憲未必知悉，當然更談不上參與決策。所以吳法憲隻是知道其中一部分內情，而非全部。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談了毛澤東的這場倒羅鬥爭，但是筆者讀後還有些地方不甚滿足，有些問題尚需今後繼續予以分析和探討：

（１）回憶錄中對葉劍英、楊成武等人的表演著墨太少，大量的事實證明，這些人才是毛澤東倒羅的急先鋒！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這份報告說“為了教育幹部，吸取教訓，並肅清羅瑞卿錯誤影響，中央決定將中央工作小組的報告和中央批語發到縣委和團級黨委，這個報告所附的葉劍英、謝富治、肖華、楊成武等同誌的四個主要發言，羅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檢查以及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誌堅同誌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發給地委和師級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幹部。”由此可見，最主要的幾位倒羅大員就是葉劍英、謝富治、肖華、楊成武和劉誌堅等人。這份報告給羅瑞卿定的罪名有“第一、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誌。第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三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第三、目無組織紀律，個人專斷，搞獨立王國，破壞黨的民主集中製。第四、品質惡劣，投機取巧，堅持剝削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登峰造極。第五、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誌“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楊成武還在中央工作小組專門會議上作了長篇的書麵發言批判羅瑞卿，其中就有“四條意見”，楊成武說：“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羅瑞卿要劉亞樓同誌向葉群同誌講了四條意見，希望勸林彪同誌接受。這四條是：（1）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不出也要出，林總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這一點就靠你們了；（3）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他們去管好了，軍隊什麽都有了，主要是落實問題，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給羅去管，對他多尊重，要放手讓他去管。劉亞樓同誌並對葉群同誌講，‘羅總長說隻要你辦好了這件事，羅總長是決不會虧待你的。’”正是由於葉劍英、楊成武等人的積極參與倒羅鬥爭，事後他們瓜分了羅瑞卿在軍內的職務，葉劍英出任軍委秘書長，楊成武出任代總參謀長。

（２）羅瑞卿與老帥們的矛盾基本沒有涉及。如果不能將這些史實澄清，就無法解釋為何一班老帥們都支持毛澤東整羅，其中最積極者有葉劍英、聶榮臻等人。這些人在事件之初到底起了什麽重要和關鍵的作用？

（３）林彪在倒羅一事上的真實態度。提名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的正是林彪本人，羅瑞卿與老帥們有矛盾之時，林也曾多次提醒羅要予以重視。林彪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給毛澤東的信中特別提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誌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這句話很關鍵。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誌都是誰？他們要林彪向毛澤東報告什麽事？現在有資料說，所謂“重要的負責同誌”就是葉劍英、聶榮臻等人。是林彪主動向毛澤東提出羅瑞卿的問題，還是羅瑞卿的問題嚴重到林彪不得不向毛提出？這幾位“重要的負責同誌”是如何向林彪傳達的毛澤東的旨意？聯係到毛澤東搞文革打倒劉少奇這個整體戰略部署，倒羅難道不是毛倒劉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所謂的林彪與羅瑞卿的矛盾難道不是也被毛澤東所利用作為倒羅的一個借口？

以上的問題還需再作仔細認真的研究和分析。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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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四）
丁凱文

[編輯]四、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

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９月，解放軍空軍黨委召開了第十一次全會，這次會議是在文革剛剛興起之際召開的，但是卻已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它在空軍曆史上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學術界對此次會議的情況研究甚少，很多書籍對此也語焉不祥，此次事件的另一個主角－－空軍副司令劉震上將的簡曆也回避了這一事件，隻是采取了流行的說法：“劉震在文革期間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雲雲。空軍這次黨委會為何會召開？會議為何持續這麽長時間？其背後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麽？卷進此次鬥爭的空軍上層領導們是如何發難的？事後軍委領導們又是如何平息這場鬥爭？空軍這次鬥爭對日後賀龍等人的倒台又起了什麽作用等等？這些都是人們需要予以認真分析研究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吳法憲與空軍副司令成鈞赴西北地區執行氫彈投擲任務，完成任務後隨即赴西北地區的航校、高炮、導彈和飛行部隊檢查工作。５月底接空軍政委餘立金電話要求吳迅速返京，甚至告訴吳，葉群要餘轉告吳再不回京就會變成“恩克魯瑪”。恩克魯瑪乃西非加納的總統，因為外出訪問，國內發生軍事政變，結果成了流亡總統。吳回京後於６月４日召集空軍黨委常委會，但是卻遭到空軍其他幾位副司令的責難，主要有劉震、曹裏懷、王輝球等人，連成鈞也加入倒吳的行列。這幾人給吳戴上了幾頂大帽子，如“消極對抗《五一六通知》，不組織學習、討論，不抓‘文化大革命’”等等，在劉震等人的要求下，空軍決定召開空軍黨委全體會議。６月６日會議正式開始，劉震等人展開了對吳法憲的批判，同時要求軍委派工作組。吳法憲回憶說“從一開始，參加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人就形成了三派。這裏麵，我和餘立金，以及軍區空軍和空軍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們這派人是天天受氣。劉震、成鈞、曹裏懷、餘深吉、常乾坤、譚家述、王輝球等幾個常委以及軍區空軍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們是天天出氣。張廷發是孤立的，他一個人一派，兩邊都不靠。”批吳會議一個多月後，劉震等人聯名向中央軍委遞交控告信，羅列了二十五條意見，基本上是衝著吳法憲和已去世的劉亞樓而來，大有不將吳拉下馬決不甘休之意。

對於空軍內部劉震等人倒吳一事，中央軍委領導卻不以為然，其中以葉劍英的態度最明朗。空軍開會之初，葉劍英就派自己的秘書天天與會，了解具體情況，並給吳打氣，要吳沉住氣，並認為劉震等人的活動屬於“罷官奪權的地下活動”。葉劍英與林彪也經常通氣。７月下旬林彪的意見轉到中共中央最高層，劉少奇為此召開中央常委會，通過了林彪的意見，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明確表態，認為劉震等人是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隨後中央軍委召開常委會，葉劍英、聶榮臻、賀龍、徐向前到會，傳達了中央常委會的指示，批評了劉震等人。吳法憲在葉劍英的指示下作了長篇檢查。林彪也給吳打了電話，要求吳作好空軍內部的團結工作，對劉震等人的批評也要適可而止。最後劉震和張廷發被停職檢查。

劉震等人為何在文革初起時就迫不及待地在空軍內部掀起了倒吳運動？吳法憲認為有兩條原因。一是對吳法憲接替去世的劉亞樓出任空軍司令不滿，劉震為中央候補委員，上將軍銜，而吳隻是中將，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劉震對此心有不服；二是劉震等人對劉亞樓不滿，劉亞樓任空軍司令時作風硬朗，頗有些“霸道”的味道，有時也不講情麵。劉震等人對劉亞樓的怨氣轉向了吳法憲。但是僅僅這麽兩條原因就足以構成劉震等人的倒吳運動嗎？其背後難道沒有更深遠的原因嗎？吳的回憶對此有所涉及。成鈞等原紅二方麵軍的幹部曾向軍委副主席賀龍匯報空軍黨委會議情況，說“空軍的問題很多，吳法憲已經不能主持會議了”，而賀龍則說“這個會，吳法憲、餘立金他們不能開，你們就組織起來繼續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嘛。”由此看來賀龍對空軍黨委的倒吳行為采取了默許和縱容的態度。成鈞等人後來也寫了材料，由吳法憲和餘立金送交林彪。吳餘二人在送交這些材料時附有一信致毛澤東和林彪，信中認為空軍的會議貫穿了兩條路線，一是林副主席為首的紅線，另一條則是賀龍為首的黑線。

現在回首再看空軍黨委會議發生的鬥爭，當初劉震等人向吳法憲發難，給吳戴的帽子並非實事求是，所謂吳法憲“不抓‘文化大革命’”等錯誤也僅僅是個借口，將吳一舉打倒才是他們的真實目的，劉震等人以為空軍黨委內部他們占了多數，就可以實現其奪權的計劃。但是空軍黨委上麵還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即使上麵有個別領導人支持，如賀龍，但是賀龍一人也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中央軍委的實際當家人是林彪和葉劍英，再上麵還有毛澤東呢。林彪、葉劍英對軍隊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一直要求軍隊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運動，要保持軍隊的穩定，他們絕不會允許軍隊內部出現奪權事件的發生。劉震等人明著是奪吳法憲的權，但實際的結果和作用卻是奪林彪的權。這些人敢於對吳發難，如果沒有背景是很難解釋其個中之因由的。但是說“空軍的會議貫穿了兩條路線，一是林副主席為首的紅線，另一條則是賀龍為首的黑線”似也有上綱上線和誇大之虞，這也許就是後來賀龍倒台的原因之一吧。

發生在１９６６年空軍的這次激烈鬥爭，顯然不是一件什麽光彩之事，以致後來即使吳法憲倒台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劉震等人都不好意思將當年的這段“反吳”經曆拿出來說事，畢竟劉震的這段曆史並非代表了正確的一方，更何況還有葉劍英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關於空軍副司令張廷發在這次事件後也被解職一事，筆者覺得吳的回憶似乎揭示得還不夠充分，張廷發本人並未參與劉震等人的倒吳活動，可後來也被一並解職，其錯誤僅僅是“蠻橫和目空一切，對空軍的一些老同誌很不尊重，並且與司令部一些同誌的關係也搞得很僵。”這裏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存在？人們還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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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五）
丁凱文

[編輯]五、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若幹活動

文革當中周恩來所起的作用，一直是個引人關注的話題。海外有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國內則有劉武生的《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周恩來在國內一直是個正麵形象，對於周恩來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國內史學界大都認為周恩來以各種方式抵製了文革錯誤路線，與林彪和江青集團作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周恩來在文革時期不得不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雲雲。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吳法憲以其親身經曆提供給我們許多事例，有助於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周恩來在文革當中所起的實際作用。

（１）　周恩來推薦林彪接替劉少奇在黨內的職務。周恩來在１９６７年秋天告訴吳法憲，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對準劉少奇。毛澤東問周恩來“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麽辦？”，周恩來回答說“那就隻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毛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晚吳法憲接到周恩來電話指示，第二天上午派專機去大連接林彪回京。周還特別交代說“要絕對保密。這件事，隻準你一個人知道，不能告訴任何人。”當接林彪的專機抵達機場飛機滑行到機場在跑道一頭停下時，周恩來立即登機麵見林彪，汪東興代表毛澤東也趕到機場，周汪二人向林彪傳達了毛澤東的旨意。（此處吳的回憶有誤，據《毛澤東傳》，林彪是８月６日被專機從大連接回北京的。）

（２）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周恩來親自向軍隊主要領導人打招呼，傳達毛澤東的“大字報”精神。與會者除吳法憲外，還有楊成武、張愛萍、蕭華、許光達、肖勁光、蘇振華等人。周恩來將毛的“大字報”向眾人連續念了兩遍，並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誌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先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　

（３）　周恩來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重點批判劉少奇的錯誤路線。但是由於與會的各地幹部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對於批判劉少奇並不積極，會議開了許多天卻效果不彰。經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給吳法憲下令，由空軍派出專機，將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接來北京，一起參加討伐劉少奇的大會。這些造反派頭頭一到北京，就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劉鬥爭。吳法憲回憶說“我們東北組來的是貴州造反派頭頭，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神氣十足。他來了以後，周恩來親自到東北組來參加會議，以示重視。他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了三個鍾頭，專門揭發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運動和逮捕紅衛兵的情況。我看到，在這個人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在頻頻點頭，讚揚他的揭發。”造反派的與會終於在會上掀起了批劉高潮。

（４）　周恩來大力支持紅衛兵運動。紅衛兵運動時毛澤東對付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銳利武器，毛澤東靠著這批“革命小將”的敢打敢衝，迅速擊潰了黨內當權派的勢力。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紅衛兵，周恩來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對紅衛兵表示熱烈支持，周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的同學也到全國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全部和中學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來。”吳法憲回憶說“每次接見紅衛兵，周恩來都要做大量的具體組織工作。據我所知，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說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門一個額外的沉重負擔。接見之前，周恩來每次都要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國務院、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研究組織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們這些跟著周恩來做具體工作的，也經常要忙上幾天幾夜。”由於運輸係統的飽和和巨大困難，周曾請示毛澤東對串聯人數加以限製，但是毛澤東卻堅持搞大串聯不變，周恩來不得不召集國務院、北京市和軍隊各部門負責人開會，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毛澤東在西郊機場接見紅衛兵，由於機場跑道不夠長，周恩來親自布置，軍隊連夜施工，臨時擴展機場跑道，兩側各延伸２５０米，並築路修橋，以便大隊人馬順利通過。紅衛兵大串聯到了井岡山，由於山上沒有足夠的糧食，學生出現斷食現象，周恩來緊急動員武漢、南昌、廣州、福州、杭州等人群眾蒸饅頭，做麵包、餅幹和點心，命吳法憲派空軍飛機向井岡山空投食品，前後持續了半個多月，才使大多數學生免於餓死。

（５）　周恩來對林彪的大力支持。８月３１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周恩來親自安排了檢閱車輛，毛澤東與賀龍為第一車，林彪是乘第二輛車。但這次檢閱的照片要登報時卻出現了問題，即如何在報上予以說明，最後周恩來發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一詞，以突出林彪的地位。“親密戰友”一詞也由此傳開，為報刊廣播廣為使用。吳法憲回憶說“在當時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我聽到周恩來不論是會上講話，還是在會下打電話，對林彪都是統稱‘副帥’，經常說副帥如何如何。最後，這稱呼成了他的口頭禪，不稱‘林彪同誌’，隻說‘副帥’。”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關係在文革期間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這些內容僅僅是吳法憲回憶中的一小部分，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實際上還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證諸這些史實的目的在於說明，周恩來在文革中絕不是“抵製”和“反對”了文革運動，相反，周恩來是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沒有周恩來所起的關鍵作用，文革運動很難這麽如火如荼地展開。我們也實在看不出周恩來是如何與“林彪、江青集團作堅持不懈的鬥爭”的，周恩來積極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來也絕非“說了違心話，做了違心事”這麽簡單，這一說法無非就是為周恩來的文革所為作開脫。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周恩來是毛澤東大搞文革運動的“總參謀長”，是保障文革順利進行的“總後勤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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