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八七會議的時候，鄭超麟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並作為湖北省委的代表出席八七會議，對武漢的街道相當熟悉。因為他曾經在中央機關工作，又作中共四大的記錄和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因此對出席八七會議的絕大多數代表都是認識的。除了1945年撰寫的回憶錄之外，鄭超麟自1979年開始，又憑著對曆史和後人負責的態度，再次考察八七會議紀念館，專門寫八七會議的文章也有多篇。 “我把八七會議寫的如此瑣碎，隻為得還這次會議的真相，關於八七會議的傳說是很多的，但都不合事實”（鄭超麟對八七會議史實的幾點看法。《炎黃春秋》，1997年第8期第37頁）。 關於八七會議的會址，鄭超麟曾多次對有關人員說：“你們是根據二位或三位出席會議的老人的回憶布置這個會址的，他們找到這一排房屋是對的，但定在這一棟房子是錯的，定在前樓尤其錯”。他對為什麽認定在123號作了說明，當年會議結束後，他又先後兩次去過那裏，印象比較深。他換解釋了為什麽不能在139號農業顧問蘇聯人住的房子開會：“我認為當時剛在南昌起義之後六日，借蘇聯顧問房子開會時是不安全的，借美國牧師房子開會則安全得多”。（《鄭超麟對八七會議史實的幾點看法》第３８頁）。 至於李維漢（即羅邁）是否為大會主席，鄭超麟在《三寫八七會議》這篇文章中說：“八七會議，如果有主席，那就是報告人瞿秋白為主席。瞿秋白宣布開會，介紹到會的人，接著就宣讀羅明那茲起草的他前一夜才翻譯的那篇《告全黨黨員書》，宣讀完之後，他征求大家發表意見”。之所以李維漢不可能為會議主席，鄭超麟解釋說，羅明那茲的《告全黨黨員書》中專門批評了長沙的機會主義路線，這個路線的指導人就是李維漢，羅明那茲因此不可能讓李維漢作會議主席（《鄭超麟對八七會議史實的幾點看法》第３８頁）。 對於鄧小平是否出席了八七會議這個老虎屁股，鄭超麟認為鄧小平沒有參加，就是列席也不曾有：“鄧小平當時可能在漢口，但他是在中央機關做工作的普通人員，不是中央委員，又不是代表什麽地方委員，沒有列席這次中央會議”（鄭超麟，《懷舊集》。第10頁）。“關於鄧小平，我沒有說錯，據說有人問鄧小平是否參加了八七會議，他回答：會場是他布置的。開會時他沒有參加。因為當時是普通的中央工作人員”（鄭超麟《懷舊集》，第27頁）。“到會的，除我和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兩人外，都是第五次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當時在漢口的中央委員，除陳獨秀外，都到會了，連我們二人在內，一共十八人。我不記得這十八個人是誰，因為時間如此短促，發言的人又不多，沒有留下深刻印象。秋白當翻譯，自然參加；羅亦農參加，毛澤東參加，李震瀛參加，此外則記不起來”（《鄭超麟回憶錄》下卷）。
1980年7月15日鄧小平攜老婆孩子參觀八七會議紀念館“舊址”，並和紀念館工作人員一起照相
鄭超麟和鄧小平在法國留學時就認識，回國後又一起在中央機關同事了兩年，鄧小平是否參加八七會議，鄭超麟應該最有發言權。一是因為鄭超麟是黨內公認的好腦筋，很多事到老年時都過目不忘。二是因為鄧小平自年輕的時候起，就舉重若輕，隻記大事而不記小事了。例如對鄧小平自己引以為傲的1929年12月11日舉行的百色起義的回憶，他在日期上的記憶，從1931年開始就一直都是錯的。
對於是否有會議記錄及是否鄧小平作的記錄？鄭超麟回答說：“八七會議沒有記錄，既無專人的記錄，也無與會者私人的記錄。當時會場隻有一張兩抽屜的長形桌子，靠窗放著，右端坐著瞿秋白，左端坐著羅明那茲，我坐在中間麵向窗子，被對一張大床，羅亦農坐在羅明那茲的右邊，不靠桌子。如果有記錄，那就是我記的，我坐在桌子前麵，我又是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記錄，責無旁貸。可是我沒有記錄，別人要記錄，也沒有桌子可以依托，至於私人拿出小本子來記，現在有此習慣，過去無此習慣，而且在當時的緊張氣氛下也不許可私人記錄”。“一行行的字寫得整齊而清楚，幾乎沒有塗改的”。“顯然是開會以後補記的”（《鄭超麟對八七會議史實的幾點看法》第３９頁）。
被鄭超麟斷定是注過水的“八七”會議原始記錄
至於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作用和是否提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理論，鄭超麟回憶說：瞿秋白宣讀完《告全黨黨員書》，費去了很長時間。讀完後，瞿秋白請到會的人表示意見。羅亦農首先發言。。。羅亦農發言後似乎患有幾個人發言，但都沒有給我留下印象和記憶。最後，毛澤東從床沿上站起來發言。他隻說了幾句，我忘記了說的什麽，但羅亦農製止他說下去，理由是：我們現在很不安全，今天的會已經開得很久了，要快點散會。於是毛澤東坐下來。八七會議就此結束了”（《鄭超麟對八七會議史實的幾點看法》第３９頁）。 他是個獨立的人，他有獨立的見解和主張，與當時共產黨其他領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槍杆上出政權”。這是一個輕視工人運動的共產黨領袖；他不僅輕視工人運動，而且輕視一切與“槍杆”無關的運動（《鄭超麟回憶錄》下卷）。 七月十五日前後，張太雷臨交卸湖北省委書記職務時候，曾向我們報告了幾個領袖的動向，其中提起毛澤東，則說：“潤之準備人川去做石達開。”八月七日會議，毛澤東也出席，他發了言，我不記得說的是什麽，似乎不是提出人川計劃（《鄭超麟回憶錄》上卷）。 也就是說，鄭超麟雖然對毛澤東評價甚高，也著墨甚多。可是鄭超麟並不認為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起過什麽關鍵作用，或發表過什麽驚人的演說。 這和傳統的黨史工作者認為老人家在八七會議上發表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是有很大出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