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對批判張國燾的異見

徐向前對批判張國燾的異見 來源: 菜九段 於 05-12-19 05:31:47 今年八月號的《爭鳴》有一篇文章透露，江澤民有一個內部講話，指責有些軍史、黨史、黨史人物的傳記作品「出位」，敗壞了人民軍隊的軍威和損害中國共產黨的整體形像。江澤民歸咎於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將某些保密文件的內容在不恰當的曆史時期對外公布，等於是授人以柄，讓國內外一些時刻企圖全麵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得到所謂「證據」雲雲。 十年前的訪問至今才能發表 這些年來出現了一些報告文學作品，例如張正隆的《雪白血紅》，黎汝清的《湘江之戰》、《碧血黃沙》，葉雨蒙的《黑雪》係列，還有葉永烈的一係列作品，通過查閱一些檔案，或訪問了一些老人，或多或少地還曆史的一些真麵目，但因此也引起了一些爭議，例如老軍頭王震就因為上述有的作品根據曆史的真實暴露了一些陰暗麵，曾大表不滿。江澤民的講話，就是代表了這些人的觀點。 問題其實不在於什麽時候可以公布，而在於反映曆史真實的文件內容本身是否對軍隊和黨造成破壞和損害。不過醜媳婦總得見公婆，早一天見，可以早一天放下包袱，難道要把那些見不得人的東西留給子孫繼續背下去嗎？江澤民作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為什麽不敢擔當這個光榮的曆史責任，而要將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繼續遮掩下去？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作者是黨史專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這篇文章不是中共的保密檔案，但是涉及中共黨史、軍史一些以往被歪曲和掩蓋的事件，徐向前身為元帥，也無力還曆史本來麵目，推翻那些定案。他逝世之後，後人把他生前的遺言公布出來，乃是對曆史負責的表現。江澤民該不會去否定徐向前這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敘述的曆史事實吧？ 有關內容，涉及以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為首的紅四方麵軍在長征途中分裂紅軍和黨中央的問題，也涉及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以後西路軍覆滅的責任問題。 這篇文章其實是一個訪問記錄，是幾位中共黨史專家於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在徐向前寓所就黨史的若幹問題對徐向前的訪問。就是這樣一個訪問記錄，並最後由徐向前親自審定，也要在十年之後才發表，可見就連徐向前也受黨紀約束而沒有言論自由，哪怕他是在回憶一些曆史事實。 徐向前昧著良心簽字 當時去訪問的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廖蓋隆、繆楚黃、劉經宇、佟英明、葉心瑜等。後兩人的名字以前我沒有見過，而廖蓋隆和繆楚黃在五十年代就是著名的黨史專家，我在中國人民大學讀中共黨史係時，就看過他們的書和一些報告記錄。文革結束後，廖蓋隆曾作過有關庚申改革的長篇報告，相當激動人心，可惜後來因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汙染而使改革受挫，廖蓋隆長時間保持低調。劉經宇則是前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的黨總支副書記（一九五六年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該係下設馬列主義基礎和中國革命史兩個專業，五八年時前者改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係，後者改為中共黨史係。劉當時正任此職），一九五八年調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 徐向前接受訪問時說：「最近兩三年內，有好多同誌寫回憶錄，一些問題已經談了。有些問題要回憶回憶，究竟曆史的本來麵目是什麽情況。過去有好多框框，現在沒有框框了，衝破了框框，就能得來正確的答案，提供正確的參考資料。」 但實際上直至今天還有框框，不然徐向前的回憶為什麽要十年以後才能發表？為什麽陸定一因為在文革結束後率先突破框框批毛，後來卻長期受到壓抑？而江澤民的上述講話，不也是保留框框和製造框框嗎？ 訪問的正題是從這幾位黨史專家給徐向前的一封信談起的。徐向前說：「你們的信提出了一些問題，其中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寫的一篇文章（題為《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整理者）。那篇文章是我簽了名的，我要負責的。我看那篇文章有三處不正確，被歪曲了，需要更正。」 那篇文章並非徐向前所寫，而是由他人執筆，但要他簽名。在當時的情況下，徐向前作為一個黨員，盡管知道有三處不正確，但也非得昧著良心簽字不可。身為元帥仍然身不由己，實在可悲。雖然七七年時毛澤東已死，文革已結束，但黨史、軍史仍然必須按照以前定下的觀點和框框來寫。八二年形勢較為寬鬆，徐向前想「翻案」了，但也隻能把事實說了出來，仍然翻不了案，因為還沒有人有勇氣衝破黨史禁區，去摸毛澤東的屁股。按照廖蓋隆的說法，徐向前的這些「肺腑之言」，隻是「供領導參考」而已。 紅軍長征實為逃跑那些有關的「領導」現在死得差不多了，看來公布的時機日趨成熟，所以今年一月就公開了這個「肺腑之言」。而江澤民對「泄密」的不滿，也可能包括這個資料的公開。徐向前的「肺腑之言」所要糾正的問題有三：一是關於「張國燾擅自決定紅四軍撤出鄂豫皖」的問題；二是一九三五年左路軍南下時張國燾是否發過「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問題；三是關於西路軍過黃河的問題。 紅軍的「長征」，實質為逃跑。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蘇區，毛澤東歸罪於左傾路線的逃跑主義。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接掌大權後，仍然「跑」下去，並沒有回到中央蘇區，但是轉而歌頌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而四方麵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則又歸罪於張國燾的「擅自決定」。 徐向前在這裏分析了當時敵強我弱而非撤不可的形勢。他透露說：「關於這個問題，在延安的時候，陳雲同誌，還有康生找我談過。」但是後來帳還是全算到張國燾身上。實際上四方麵軍撤離鄂豫皖，轉戰豫西、陝南，後來進入四川，建立根據地，壯大隊伍，再去川西迎接中央紅軍，雙方在懋功會師時，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已不到一萬人，而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的四方麵軍則有八萬人。到底誰更像「逃跑」呢？上述數字，正統的黨史當然是不願披露的。就是徐向前，也隻承認自己有八萬人。「中央紅軍是多少，我不知道。陳昌浩寫標語，說三十萬紅軍大會師。我在旁發冷笑，哪有這麽多紅軍？」 正是中央紅軍和四方麵軍勢力的懸殊，引發了毛澤東和張國燾的矛盾，特別是毛澤東擔心被張國燾吃掉，以致鬥爭成了「你死我活」。 張國燾「玩」不過毛澤東，成王敗寇，後來的黨史、軍史把這一段曆史的所有罪過都加到張國燾身上。客觀地看，張國燾也有不少問題，特別是左傾肅反擴大化，但毛澤東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一切錯誤推給別人，則是更加卑鄙了。這還涉及下麵的其他兩個問題。 兩個中央的背後 關於「武力解決中央問題」，也是傳統的說法，這是張國燾搞「兩個中央」的「分裂主義」最大罪狀。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說：「一方麵軍（按即中央紅軍──筆者）和四方麵軍會師以後，我們四方麵軍文化太低，一方麵軍人才多，我們請求中央派人來紅四方麵軍，中央就派了葉劍英同誌來當參謀長，還有陳伯鈞、張宗遜、彭紹輝等同誌。」可見如果當時四方麵軍確實想吃掉中央紅軍，或者搞「獨立王國」，又何必有此一舉？ 中央紅軍和第四方麵軍會師以後，軍隊重新組合，毛澤東、陳昌浩、徐向前等是右路軍，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等是左路軍。 徐向前說：「當時他們（一、三軍團）夜裏走了，我們不曉得。早上，前麵部隊打電話來，說他們走了，還築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 當時接電話的是陳昌浩，他手中拿著話筒，麵對我說：『天下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怎麽說也不能打。』」 一、三軍團是毛澤東所屬的中央紅軍的一部份，毛澤東率部夜裏北上逃跑，後來卻指責是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之所以逃跑，根據某些「革命回憶錄」所說，是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等原四方麵軍領導人，要他們武力解決，捉拿毛澤東，但這個電報給葉劍英發現，向毛通風報信，毛才率領隊伍北上……文革期間葉劍英出任軍委副主席，抓軍事工作，這一點被作為他「無限忠於毛主席」的表現之一。 但是徐向前卻另有說法。徐向前說：「我們那時候有保密製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按指用武力解決捉拿毛澤東的電報──筆者），是指定人譯的。發給誰，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叫誰譯就是誰譯。 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麽人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製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譯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顯然，徐向前不相信葉劍英可以看到不是發給他的電報。 後來廖蓋隆向徐向前說，關於張國燾電報的問題，宋侃夫曾經來黨史研究室談過，說四方麵軍的電報都經過他的手。他說沒有發過要「武力解決」字樣的電報，隻是有要四方麵軍南下的電報。廖蓋隆說，據一九三七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張國燾的會議記錄，毛澤東在發言中談到，葉劍英把電報交給他看，電報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的話。 廖蓋隆的結論是：張國燾要求四方麵軍南下的電報是肯定有的，主要是對電報用什麽措詞現在有不同的說法，中央看到張國燾要四方麵軍南下的電報，感到處境危險，所以立即離開四方麵軍北上了。 搞分裂的是毛澤東而非張國燾 就是說，張國燾僅僅是「要」四方麵軍南下，毛澤東聞訊就帶領中央紅軍北上。也就是說，張國燾的命令還未成為分裂的行動，毛澤東就率先以行動來搞分裂，然後再反誣張國燾要「武力解決」。 廖蓋隆還透露，宋侃夫建議他們寫信給葉劍英，請他回憶這段曆史。而他們也給葉劍英寫了信。看來葉劍英並無回音，似乎是有難言之隱了，否則為何不明確說，給後人留下明確的曆史呢？ 第三個問題是紅軍長征到陝北以後的西路軍過黃河的問題。由於西路軍後來差不多被國民黨的馬家軍消滅，在中共黨史中也把一切責任推給張國燾。 徐向前指出：「一九七七年那篇文章說是張國燾擅自命令四方麵軍過河的，西路軍失敗是執行張國燾路線的結果。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西路軍打敗仗是毛之過 其實一九七七年的文章是沿用毛澤東的說法。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麵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破產。」在「注釋」中更明確地說：「紅二、四方麵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麵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 徐向前承認是他率領四方麵軍過河的，但那是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來電決定的，是中央的命令。 徐向前還說：「到陝北後，我們同張國燾沒有直接關係了。我們主要是與中央軍委聯係，我們直接隸屬中央軍委領導，是受中央指揮的，受毛主席指揮的。」 也就是說，西路軍後來打敗仗，是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指揮錯誤。 早幾年，為西路軍平反的工作已在進行。徐向前在回憶錄《曆史的回顧》中做這樣的工作（徐向前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主席是陳昌浩）。李先念（是西路軍的大將）在一些文章中，還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麵軍戰史》等等，也做這個工作，但是比較有係統的平反，是見諸軍內作家黎汝清的長篇記實文學《碧血黃沙》（一九九一年七月出版）。 這本書敢於明確指出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遙控指揮的錯誤，例如在那些不毛之地的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根據地的錯誤主張，而且作戰命令朝令夕改，使他們無所適從，甚至坐以待斃。書中也指出當時身為西路軍第一把手的陳昌浩，因為曾經在長征中緊跟張國燾而受批評，因此患得患失，在具體指揮西路軍作戰的過程中，不敢對中央的錯誤決定提出不同的主張，怕再犯政治錯誤。在這情況下，西路軍終於走向覆滅。而那些後來因為四散而流浪或定居在河西走廊的戰士，在中共建政後，還受到歧視，甚至受到迫害。 西路軍覆亡後，張國燾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本錢，而且被毛澤東扣上各種大帽子，成了罪魁禍首，以後被迫逃出根據地，投向國民黨。 毛澤東在清除了張國燾這個有軍事實力的政治對手以後，再清除王明一夥無軍事實力的政治對手，一統了黨和軍隊。 但是曆史是否到此就清楚了呢？我們不禁要問，英明偉大的毛主席，為什麽要將四方麵軍調去河西走廊這個凶悍的伊斯蘭騎兵所在的地區？本來是打通「國際路線」，後來為何又要他們在當地建立根據地？為什麽作戰上又指揮錯誤？他是不是借刀殺人，以清除紅軍中的異己勢力？這些問題，還有待黨史工作者進一步努力挖掘和探討。對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的盲目歌頌，決不會誤導有良知的黨史工作者，隻能使他們多問一個「為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