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少傑：毛澤東：整人與怕史——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祭

單少傑：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祭 作者：單少傑 導　言筆者曾在拙文《略談中國史學雙重職能》 中引述過劉少奇的兩段話：1962年7月一天， 中南海遊泳池畔，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什麽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劉一向順從毛，但此次竟“有些動感情”地頂了毛：“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做錯事時害怕曆史，受冤屈時也寄希望於曆史。他晚年愛說這樣一句話：“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讀者可能會由此而追問筆者：那麽，毛澤東對於曆史是持什麽態度呢？是不是也像劉少奇那樣：或是在做錯事時懼怕曆史呢？或是在受冤屈時寄希望於曆史呢？筆者曾就此問題作過長時間思考並形成一些看法，概言之，由於毛澤東和劉少奇所擁有的政治經曆不盡相同，故而他們所遭遇的曆史問題也不盡相同：毛澤東有類似於劉少奇因做錯事而“懼怕曆史”的問題，但無類似於劉少奇因受冤屈而“寄希望於曆史”的問題。就中共高層權力角逐最終結果來看，毛澤東無疑是最強者，是最善於整人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因挨整而受冤屈的問題，以及不存在因受冤屈而“寄希望於曆史”的問題。誠然，毛澤東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曾挨過整，也曾受過冤屈。例如，他在江西蘇區時就曾被指責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被奚落為一個狹隘經驗主義者，即一個沒有出過國留過洋而隻擅長在山溝溝裏打轉轉的人，一個沒有讀過許多馬恩列斯原著而隻熟悉諸如《三國》、《水滸》那類舊書的人。然而，毛澤東已經把自己挨整的事給擺平了，甚至平過了頭。例如，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就已經把那些整過他的人都給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雖沒有整過他但也沒有推崇過他的人都給整治了一遍；已經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給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過的汙點也都給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個沒有任何瑕疵的人，一個通體透白並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寧說是一個完全超凡脫塵的神。無庸置疑，毛澤東在曆史上做過許多錯事，許多後果極為嚴重的大錯事，比如做過發動“大躍進”致使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錯事，又比如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致使數萬萬人歇斯底裏的大錯事。那麽，毛澤東會不會因此而懼怕曆史呢？筆者曾就此問題作過肯定性論述，即在《略談中國史學雙重職能》一文中指出，毛澤東臨終前不久關於“我一生辦了兩件事”的談話，就是在很認真地“推測他死後人們將怎樣評價他，並顯得有些放心不下”。筆者也曾向李銳先生提出過“毛澤東怕不怕史”這一問題。李先生聽後眼睛一瞪說：“他怎麽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麽長時間，做了那麽多壞事，卻沒有留下許多墨跡、許多他的親筆墨跡。他這是因為什麽？還不是因為怕史！怕留下他做壞事的親筆記錄，怕讓後人罵。” 可問題是，毛澤東本人畢竟沒有說過自己懼怕曆史的話，至少就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來看，他沒有能像劉少奇那樣直截了當地說過自己懼怕曆史的話。毛澤東熟讀中國史書，自是能夠讀出中國史書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貶人物，既很在意褒揚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貶斥那些作了大惡的人，使之遺臭萬年，故能讓那些“亂臣賊子”和“無道天子”感到懼怕。所以，毛澤東很明白，像他這種執掌過大權且又做出過大事故而必上史書的人，如果坦言自己非常懼怕曆史，就似乎在對號入座了，承認自己做了大惡，至少顯得自己有做了大惡的嫌疑。不過，毛澤東雖沒有說過自己懼怕曆史的話，但不等於他不懼怕曆史。要識透像毛澤東這種言辭信用度不大高的政治人物，關鍵不是要聽其言，而是要觀其行，即通過觀察其行為方式來確證其內心想法。當然，這種確證隱有一個前提，即毛澤東的行為與毛澤東的意圖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故可以從他做了什麽中看出他想了什麽 。依據這一求證理路，筆者側重考察了毛澤東作為執政者的一種最具有標誌性的行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說，此公入主北京後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整人了，整的主要是本黨人士，尤其是本黨高層人士。這種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這樣兩個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這兩個手法都不僅有著現實方麵的功用，而且有著曆史方麵的效能：前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參與者都擔上與毛澤東同案的責任，從而有利於掩飾毛澤東的曆史形象，——讓他們都因有著同案者身份而不願向曆史作證，不願全盤說出毛澤東整人的詳情。後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對毛澤東有利的字據，從而有利於粉飾毛澤東的曆史形象，——讓他們都言之鑿鑿地向曆史作證，誓言自己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是完全正確的。從毛澤東所使用的這兩個整人手法所具有的曆史效能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整人者還是很在乎曆史的，很在乎自己將會有一個什麽樣的曆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飾它，盡量設法去模糊那些對自己不利的曆史記述；也很注意去粉飾它，盡量設法去收存那些對自己有利的曆史記錄。簡言之，此整人者還是有些懼怕曆史的。本文的正文部分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考察毛澤東的前一個整人手法及其曆史效能，下篇主要考察毛澤東的後一個整人手法及其曆史效能。 上　　篇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充當打手；讓他們因有著同案者身份而不願向曆史作證，不願全盤說出毛澤東整人的詳情（1）毛澤東若是決意整治一個人，就會責令手下人都要摻和進來，都要一起來對這個人說絕情的話、做絕情的事，都要一起來朝這個人吐雨點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頭。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裹挾著整個中共中央向鄧子恢等人發難。全會計有248篇發言，內容大體一致：一方麵高調擁護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另一方麵疾言批評鄧子恢等“小腳女人”，指責後者“右傾保守”，是“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者”，等等。在這248篇發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鄧子恢自責自貶的發言：痛說自己“抱著十分沉重的心情”，檢討自己再次犯了“原則性錯誤”。 又如，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裹挾著整個中共中央向彭德懷等人發難。據李銳先生記述，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被印發下來後，多數與會者“基本上是同意的”，隻是認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 但是，到了“7月23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的批判和鬥爭。自此時起，沒有人再講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題不少’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原來表示讚成或基本讚成彭德懷信中的觀點的同誌，也不得不迅即轉變態度，有的還違心地進行了揭發批判。整個會議於是形成一邊倒的形勢。” 7月26日，毛澤東又發指示：“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 “於是不論過去有沒有表過態，或講得重講得輕的，都起而踴躍發言，大家直接對著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 事隔二十餘年後，李銳先生憶及當時心情：“說實在的，這十多天會，我的心理狀態極為複雜，我覺得很悲觀。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麽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 又如，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在毛澤東注視下，除陳少敏一人外，所有與會者都舉了手，讚成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讚成“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誠然，在這許許多多舉起的手中，有的是出於主動的，有的則是出於被迫的；但就最終結果來看，無論是主動舉起的手，還是被迫舉起的手，都無一例外地擊打在劉少奇的身上，盡管擊打的程度輕重不一，因此，也都無一例外地沾上了劉少奇身上的血，盡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毛澤東在糾合其黨徒整治其政敵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不願摻和其間的人，一些不願與他同趟渾水的人。他都不會輕易地放過這些人，或是當即予以嗬斥，讓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後算賬。在“廬山會議”上，當朱德批判彭德懷不力時，毛澤東當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麵，說：‘隔靴搔癢’。”譏刺得這位總司令“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隻是最後講了幾句話。”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大多數中央委員不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積極批判劉少奇時，毛澤東當時隱忍不發，隻是對他們做了說服爭取工作。可是到了會後，他便默許乃至縱容“造反派”去衝擊他們，去責難他們冥頑不化地犯了“推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員都被貼了大字報，其中許多人還被開了批鬥會、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坐“噴氣式”以及遊街，蒙受種種羞辱。不過，這些被批鬥者的結局不完全一樣。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屬劉少奇嫡係人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關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恥辱地熬著活到了毛澤東去世後，亦是“文革”結束後。至於其他人的結局，則視其對毛澤東的認錯態度如何而決定其能否再獲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寫出了痛罵自己糊塗的檢討書和痛責劉少奇歹毒的批判書之後，或說是補做了毛澤東先前布置過的整人作業之後，獲得寬大處理，補考過關，遂從“牛棚”中被“解放”出來，恢複組織生活，重返領導崗位，並在一段時間內作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狀，以報主席知遇之恩。可見，在毛澤東不斷發起的整人運動中，毛澤東手下的黨人，尤其是高層黨人，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去積極摻和其間，而都必須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體鱗傷地倒在地上的人。他們如果不這樣做，他們自己也會被整，也會被眾人狠踢猛踹，以致遍體鱗傷。毛澤東的這種整人手法，也為其後繼者所承襲。1987年整胡耀邦時，中共高層開了所謂“民主生活會”，其間絕大多數與會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種從先主席那裏學到的整人伎倆：聯手圍鬥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語地肆揭老底，硬是把這位“紅小鬼”出身的總書記整得淒淒慘慘乃至“失聲痛哭”。 1989年整趙紫陽時，又有許多中共高層人士故態複萌，紛紛表示要與現任總書記劃清界限，並一致聲討他犯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錯誤，硬是將“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開成了一個批鬥會，一個鴰噪四起、格調低下的批鬥會。直到十六年後趙紫陽去世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仍心懷禁忌，不敢去趙家靈堂吊唁，不敢去八寶山告別，不敢去為他們的這位老同事、老領導送最後一程路，硬是把絕情的事做到了底。毛澤東數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也就是這位黨主席身邊的那些黨中貴要，大都做過這種落井下石的事、這種翻臉不認人的事。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尤其是毛澤東執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大都低於常人的道德水準。這正是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不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僅大都曾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整得檢討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來、鄧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還有一些人如劉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也就是說，這個黨的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經曆，既有過作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經曆，也有過作為告饒不止的挨打者的經曆。他們既做過“胯夫”，也做過“胯下之夫”、毛澤東的“胯下之夫”。也正因此，這個黨的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恥辱，既有過作為淩辱者的恥辱，也有過作為被淩辱者的恥辱。他們都幾無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過毛澤東所給予的恥辱。在這個黨的高層中，既積極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又未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的人，似乎就隻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終被本黨亦被世人公認為大奸大惡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賢之輩。也就是說，在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橫道”這個古語，不能不認為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生態，是相當險惡的，也是相當醜陋的。在此，我們不妨將國共兩黨高層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簡要比較。當蔣介石決意懲處確有反意的國軍元勳鄧演達時，一批與鄧演達有著數年袍澤情誼的黃埔將領紛紛站出來為他說話。如陳誠在獲悉鄧演達被捕後，立即致電蔣介石，予以力保；隨後在獲悉鄧演達被害後，再次致電蔣介石，提請辭職，聲言：“上無以對總司令，下無以對恩友。” 而當毛澤東決意整治並無反意的共軍元勳彭德懷時，一大批與彭德懷有著數十年戰火情誼的紅軍將領紛紛圍上來朝他吐唾沫，潑髒水，東拉西扯，無限上綱，還翻出一大堆陳芝麻爛穀子，氣勢洶洶且婆婆媽媽，一如街婦聚罵之行狀。他們還一致舉手讚成將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首領，並給他安上了兩個大逆不道的罪名：一個是類似於“漢奸”罪名的所謂“裏通外國”罪名，一個是類似於“結黨謀反”罪名的所謂“組織軍事俱樂部”罪名。 當蔣介石將張學良監禁後，仍有許多國民黨大員去看望他。其中張治中將軍三次專程探視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鳳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灣新竹井上溫泉（1947年）。他次次都與這被監禁者長時間地促膝談心，還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這被監禁者給蔣介石捎信或捎話。 而當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將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首領後，則見許多中共大員紛紛變臉，對落難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廬山返回北京時，除張愛萍將軍外，大家“都不願和彭老總同機”，以至於“那架飛機隻稀稀落落地坐了幾個人。” 又當毛澤東將彭德懷隻是閑置京郊吳家花園而並未監禁時，就沒有多少中共大員去探視他，更不要說去與他促膝談心了。彭德懷曾對不期而遇的謝覺哉說：“下了廬山以後，我已經被人們忘掉了，老同誌也不敢來往了。在吳家花園，隻有總司令（即朱德——引者）來看我，找我下棋……還有帥大姐（即帥孟奇——引者）來看我……” 不過，彭德懷自己也曾“規定一個軍人也不見，以免引起嫌疑，牽累來者”。 因為，他背的畢竟是“組織軍事俱樂部”的罪名。至於彭德懷的老部下們也不都是絕情者。李誌民上將就曾暗中派其兒子避開吳家花園門口崗哨，翻越圍牆進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總是否還在人間”。 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無疑會給落寞將軍帶來一些暖意。當彭德懷被正式收監後，除提審人員外，就沒有任何袍澤故舊來探視他了。又當彭德懷知道自己身患絕症而提出要見毛澤東、周恩來後，仍沒有任何中央大員來看望他。落難將軍不勝悲鳴：“無緣無故地關了我這麽多年，有誰來看過我一次？有誰來找我談過一次話？我槍林彈雨中征戰了一輩子，到如今落得這樣一個下場！蒼天啊！你真不長眼！” 1999年12月，彭德懷的侄兒侄女將其伯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歸葬湖南湘潭烏石故裏。這一遷葬實屬孝舉，合理，合情，尤合他們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麽薄情，我又何必死後硬要與你們擠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與你們拉拉扯扯，死後也孤傲，羞與你們同葬一處！一些半路結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國民黨人士在涉身毛澤東整人運動時，也似乎顯得比許多老中共黨人更講義氣些、更富有人情味些。當許多中共大員紛紛指責彭德懷偽裝艱苦樸素故而是“偽君子”時，前國軍上將張治中站出來說話：若說一個人在短時間裏搞偽裝，還能夠說得過去；但若說一個人在一生中都搞偽裝，就很難說得通了，一個人“怎能偽裝一生呢？”頗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也曾高度評價過張治中的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張治中。大革命和抗戰勝利後國共兩次分裂時，張兩次向蔣介石上萬言書，很不讚成。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從不批蔣介石。大概是‘大躍進’（似應為‘文化大革命’——引者 ）時，有次（似應在1967年國慶觀禮時——引者）上天安門城樓，在電梯上遇見毛主席，張說：‘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張治中應當有部電視劇。” 張治中任職國民黨時曾數度諫言蔣介石，離開國民黨後則從不批評蔣介石，正如中國古語所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他結盟中共後，又能在毛澤東如日中天時當麵向其諫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過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很過火（“現在被打倒的幹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說出了當時所有中共高幹都不敢說出的話，故又再顯古士之風。據一個原人大附中紅衛兵頭目回憶：在當年被他們抄家的那一個個名人政要中，絕大多數者都對他們這些“紅衛兵小將”點頭哈腰，低聲下氣；隻有兩個人不買他們的賬，非常硬氣，令他們感到很是威嚴。在這兩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張治中將軍。當許多老紅軍紛紛揭發批判彭德懷時，原為東北講武堂出身的國軍第111師333旅旅長後為解放軍中將的萬毅，先是在廬山上為彭德懷說話：“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 ；繼又在北京城為彭德懷說話：“直說了吧，現在有人盡做好夢，頭腦發昏，膨脹，眼睛隻看這天上的‘衛星’，全然不顧地下老百姓們吃苦受窮！我敢說，彭總‘意見書’一點沒錯！誰要是昧著良心批就讓他批去吧！” 又當許多老紅軍紛紛舉手讚成開除黃克誠的軍籍、黨籍時，原為西北軍軍官學校出身的國軍第26路軍排長後為解放軍中將的李雪三，“就是不舉手”，“自始至終保持沉默”。 許多年後，黃克誠回憶了當時挨整的情景：“會議調整了對策，集中了所有和我關係多的人，要求他們揭發、批判我。為了避免包庇‘反黨分子’之嫌，許多人都得表現一下。於是這個說我是怕死鬼，那個說我是殺人犯。”但是，“也有幾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為人的同誌，在會上一直沒有發言。這樣做是要擔風險的，連我都擔心他們會受連累。” 當許多新中國的新貴們附和著那個新中國的新主子而一窩蜂地去圍鬥梁漱溟先生時，原國民黨高層人士何香凝、陳銘樞則為挨整者說了公道話。 何老太太在那個一邊倒的會議上，“唯一”發言肯定梁漱溟曾經反過蔣介石，從而回應了毛澤東對梁漱溟的潑罵：“他什麽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麽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 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罵聲中，仍然稱挨罵者為“梁先生”，令這聽用者久久不能忘懷。陳銘樞則在會上逼毛澤東表態：梁漱溟問題究竟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費舌耗時”；若是後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漸醒悟”。毛澤東答複：“梁漱溟這個人很反動，但沒有發現他暗中有什麽活動，也沒有發現他與美帝國主義、台灣有什麽聯係，因此，他的問題仍屬於思想範圍的問題。”當老共產黨人賀龍落難而其子女無處可躲時，老國民黨人何香凝收留了他們，並把他們藏在周恩來嚴令不許任何人衝擊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臥室。當劉少奇已被公開批判而許多中共高層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時，宋慶齡仍給劉少奇子女寄賀年卡，並向劉少奇夫婦贈送《宋慶齡選集》，還在書上寫著：“敬愛的劉主席、王光美同誌”。“林彪事件”爆發後，“文革”酷烈形勢有所緩解，劉少奇子女“給他們熟悉的叔叔阿姨”寫信，請求把他們“要求見爸爸媽媽”的信轉交黨中央、毛主席。他們寄給其他人的信有什麽反應不得而知，寄給宋慶齡的信則如願地轉交到了毛澤東的案前，並獲其批示：“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 （2）接下來的問題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的手法，對於毛澤東來說有何意義呢？能獲得什麽樣的效用呢？概而言之，這一整人手法能夠獲得現實與曆史兩方麵效用。關於“讓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這一手法的現實效用，主要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麵：其一，能夠造成人人喊打的聲勢，既鼓勵打手，又震懾對手。在中共黨內，彭德懷不僅戰功赫赫，而且為人剛直，敢作敢為且口無遮攔，如敢於在中南海高層會議上疾言指責毛澤東：“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如敢於當麵斥責周恩來：“老奸巨猾”。 這就使得許多中共高層人士都很忌憚他，忌憚他直言骨鯁，不留情麵。顯然，要整治這樣一個令許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這許多人都發動起來，相互聯手且相互壯膽地去圍鬥他。其間，人越多，勢越大，收效也就越顯著。毛澤東自是深諳此道，自下決心整彭德懷起就不斷擴大整彭規模：先是在廬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員出席的整彭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擴大為所有中央委員出席的整彭會議（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繼又在廬山下，把一百餘位將領出席的整彭會議，擴大為一千餘位將領出席的整彭會議，即是把全軍每個師以上單位的兩位正職首長統統調集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圍著彭德懷大吼大叫，將星燦爛且唾星四濺。彭將軍身經各種惡戰，卻從未遭遇如此狂亂的口水戰，惶惶然而無所措，最終不得不做出退卻，寫出違心檢討：“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徹底的揭發和批判，消除了製造黨內分裂的一個隱患。這是黨的偉大勝利，也給了我改正錯誤的最後機會。”毛澤東見此檢討即做批示：“此件印發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夠測試手下人對他毛澤東的態度，猶如趙高“指鹿為馬”，視順應者為可用之材，視不應者為必除之敵。毛澤東在其整人過程中，特別在意手下人的“立場問題”或“態度問題”，即在意他們是不是旗幟鮮明地站在他毛澤東一邊；而不問他毛澤東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即在意他們是不是把對他毛澤東的忠誠置於對事實真相的求證之上。在中共黨內，彭德懷曾一直被公認為是一個襟懷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個愛國、愛黨的人。毛澤東心裏明白這一點，並明白其他黨人也明白這一點。可是，毛澤東偏偏要指控彭德懷是一個陰謀家、野心家、叛國者、反黨分子，偏偏要把“鹿”說成是“馬”，並嚴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態，說一說這“鹿”究竟是“鹿”還是“馬”？隨後，他便放過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說成“馬”者；而揪住那些異議者，那些堅持把“鹿”說成“鹿”者，將他們也一並打倒，也一並指“鹿”為“馬”，指控為彭德懷同黨分子。據劉少奇的一個衛士回憶，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長散步時，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發現許多中央首長都有些怕彭總，他想知道彭總是不是真的那麽可怕。劉少奇告訴他，彭總並不可怕，彭總實際上是一個能夠嚴格要求自己、黨性極強的人。 然而，正是這位曾經讚言彭總“黨性極強”的劉少奇，上了廬山後，便附和著毛澤東，硬是把彭總說成是一個蓄謀已久的反黨分子，硬是把“鹿”說成是“馬”。他甚至到了數年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也就是在彭德懷廬山諫言已被事實確證後，還附和著毛澤東，繼續朝彭總肆潑髒水，繼續把“鹿”說成是“馬”，竟能夠煞有其事地大談彭總的所謂“裏通外國”問題、所謂“組織陰謀小集團”問題，並藉此宣布“唯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在1959年整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上將鄧華為彭德懷說了幾句公道話，隨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寫出檢查；中將萬毅拒絕批判彭德懷，並解散由他分管的那個批彭小組（由出席會議的總叁謀部人員和軍委辦公廳人員組成），隨即被當做“彭德懷的狗腿子”看管起來；少將鍾偉忍無可忍，大吼出場，指責批彭者“無中生有，造謠惑眾”，隨即遭到更為嚴厲的處置：話音落下不到五分鍾，就被急衝進來的荷槍實彈的衛兵戴上手銬，架出會場。 會議組織者如此對待鍾偉，已超過了史上趙高所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沒有做到當庭就拿下那些說實話者，那些堅持把“鹿”說成是“鹿”者，而隻是暗地裏陷害他們（“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史記•秦始皇本紀》）。其三，能夠離間挨整者與其袍澤故舊的關係，讓他們絕情相逢，變袍澤為陌路，變故舊為冤家。“廬山會議”後期，彭德懷被置於第四組接受批判，而彭德懷的老部下們也大都被安排在這一組參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會議的現役軍隊將領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會議的紅三軍團老人之幾乎全部。如蘇振華（曾任紅三軍團第12團政委）、李井泉（曾任紅三軍團第4師政治部主任）、李誌民（曾任紅三軍團第2師政治部主任）、楊勇（曾任紅三軍團第10團政委）、張愛萍（曾任紅三軍團第11團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組，都被要求麵對麵地揭發批判自己的老首長。其中，蘇振華、李井泉表現得最為積極，頻頻發言、句句誅心。 1973年，毛澤東借中美關係問題整周恩來，先是開政治局會議批周恩來，繼又將政治局會議開成政治局擴大會議，將更多的人擴大進來批周恩來。在這擴大進來的人中，就有所謂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為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四少”為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 這些批周恩來的與會者都是周恩來的老部下，尤其是來自外交部的那幾個老人，都是跟隨周恩來數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們都被驅趕著圍上前來，麵對麵地向自己的老首長發難，怒斥他的種種不是，還痛揭他的若幹老底。更有甚者，整人者還會動用酷刑來摧毀挨整者與其袍澤故舊的關係，逼使他們無中生有地相互指控。例如，在炮製所謂“二月兵變”案時，整人者就是用嚴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讓賀龍元帥的諸多老部下“招供”的，讓他們莫須有地招供：他們的老首長早年就曾與蔣介石的“特使”熊貢卿密謀，並“談妥”了叛變條文；近年又曾為研究“兵變”而先後召開過“八次黑會”，謀劃如何奪取各大軍區和各軍兵種的指揮權，並將“兵變時間”定在“十月一日”。 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經百戰的老將軍，都是一些走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老紅軍。可是，他們扛得住昔日的艱難困苦，卻扛不住此時的嚴刑拷打。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整人機器是多麽暴虐和多麽高效！毛澤東如此整人的手法也為其後繼者所承襲。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當年彭德懷、周恩來挨整的情景，即一種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眾叛親離的情景。當時中共高層也開了一個會，一個所謂“民主生活會”。主使者也是精心設局，唆使諸多與會者紛紛向胡耀邦發難。在這些發難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黃火青、鄧力群等本來就與胡耀邦心存芥蒂外，還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鶴壽等過去曾與胡耀邦相交甚好。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於胡耀邦，並受惠於胡耀邦，本應感恩戴德於胡耀邦，可是，此次卻充當了整胡耀邦會議的主持者。王鶴壽早在“延安時期”就與胡耀邦過從甚密，是所謂“桃園三結義”者之一（另兩人為胡耀邦和陶鑄），可是，此次竟將胡耀邦私下對他說過的“一些心裏話”給揭發了，令落難老友“傷心之至”。 作為回應，彭德懷、周恩來以及胡耀邦，對於這些勢利反目的袍澤故舊，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極度的悲憤外，還有極度的厭惡。無庸置疑，彭德懷對李井泉、蘇振華的鄙夷程度，周恩來對喬冠華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對王鶴壽的鄙夷程度，都一定會遠遠地超過他們對其他發難者的鄙夷程度。（3）關於“讓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這一手法的曆史效用，主要表現為這所有參與整人者都替毛澤東分擔了相應的曆史責任。毛澤東通過這一手法而讓所有手下人都攤上整人的份，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讓他們和自己一樣，都欠上曆史的帳，都背上挨整者的債。於是，他便與他們結成了某種責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責任，他們也有不可推卸的幫凶整人的責任。主使者與幫凶者，共進共退，共榮共辱。這就使得他的這些手下人在日後麵對曆史時，不僅有可能不說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種舉措，某種既能為毛澤東開脫曆史責任、也能為他們自己開脫曆史責任的舉措。其一，這一手法使得毛澤東的手下人有可能為自己也參與其間的毛澤東的整人活動進行辯護。因為，為毛澤東辯護，也就是在為他們自己辯護。同理，為他們自己辯護，也就是在為毛澤東辯護。其間，最突出的例證，莫過於鄧小平為“反右”運動所做的那個著名的辯護：“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 在這段辯護詞中，第一句話為整個運動定性，隨後幾句話都是為第一句話做論證；最後一句話僅七個字，承認這場運動有擴大化錯誤，意思是說原本一件好事被搞得有些過頭。整段辯護詞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八個字：一句是“基本正確”，一句是“有所不足”。也就是說，其正確的方麵是其“質”的方麵，其不足的方麵是其“量”的方麵，故在總體上應予以肯定。鄧小平的這段“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負責同誌的談話”，成了執政黨給“反右派鬥爭”定性的“最權威的說法”，成了官方定論。不過，這個“最權威的說法”是大有問題的，既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問題，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問題。其間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什麽叫“擴大化”？這個“擴大化”究竟擴大化了多少呢？按執政黨自己提供的數據，在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萬人中，竟有五十四萬多人被“改正”，隻有五千人或尚待甄別或維持原判。 能被執政黨“坐實”為“右派”者寥寥無幾，其中全國知名者僅數人。顯然，用這個涉及寥寥無幾的人的“罪名”，來為那個涉及許許多多的人的大案定性或冠名，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這就如同把一張隻有三五個“黑點”的白紙硬說成是一張“黑紙”一樣，已近乎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了。這不僅違反了普通人所具有的加減法常識，也違反了執政黨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有關質量互變規律的學說。在這段辯護詞中，鄧小平還做了一些論證，一些很難站得住腳的論證。論證之一：之所以要反擊“右派”，因為，“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反對“三大改造”，反對“社會主義”。可問題是，後來鄧公自己所力倡的“改革”，也是在一定意義上否定“三大改造”，至少是在試圖恢複某些已被“三大改造”否定了的東西。例如，他支持“包產到戶”，可以說是在試圖恢複某些已被“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所否定了的東西，即是把通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集中起來的土地再分給農民“單幹”。同理，他讚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也可以說是在試圖恢複某些已被“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所否定了的東西。例如，他所力保的安徽“傻子瓜子”，若是擱在五十年代，則不是屬於“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就是屬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對象。顯然，鄧小平這是在搞雙重標準：隻疾言批評“右派”對“三大改造”的否定——限於言辭的否定；而並不妨礙談自己也將對“三大改造”予以否定——付諸行動的否定。另外，鄧小平還曾坦承：自己過去對於“什麽叫社會主義，什麽叫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 按照理性主義的理路，鄧小平的這種“不是完全清醒”的認識，不足以使他能夠十分確定地斷言：讚成社會主義就一定是正確的，反對社會主義就一定是錯誤的。可實際情況是，他對這個他“不是完全清醒”的問題，卻做出了他已是完全確定的結論：先一口咬定“右派”就是“反社會主義”，就應予以“反擊”，再據此咬定五七年“反右”運動“還是要肯定”。顯然，在這看似完全確定的結論裏，是有許多臆斷成分的。論證之二：之所以要反擊“右派”，是因為“那時候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若說五七年的秀才們言辭激烈，尚為可信；若說他們“殺氣騰騰”，就有些誇大其辭了，甚至是在搞栽贓陷害了。例如，當時被認為是最顯“殺氣”的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論，即“要殺共產黨人”的言論，就是經“斷章取義”且“橫加篡改”而炮製出來的。 “右派”們即便真的說了“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的話，隻要不付諸行動，不搞殺人放火，不搞武裝暴動，也至多是思想問題、言論問題，故不應受到法律意義上的懲處。比如，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隻是說了他“想要”發動世界大戰的話，就把他送交國際法庭予以懲處。同理，我們也不能因為一個人隻是說了他“想要”否定共產黨領導的話，就把他打入社會底層，剝奪他們的一係列公民權利：或批鬥他，剝奪他的人格尊嚴；或開除他，剝奪他的工作權利；或流放他，剝奪他的居住權利；或拘押他，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甚至將他拘押致死，剝奪他的生命權利。而這一係列的“剝奪”，正是鄧小平所斷然肯定的那個“反擊”的實際內容。論證之三：“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言下之意，反擊了“右派”，我們就能前進。可是，事實又是如何呢？事實是，“反右”一年後，我們便“前進”到“大躍進”中去了，進入了餓死數千萬人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在此之後，通過繼續“反右”，我們又“前進”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陷入了禍害整個民族的“十年浩劫”。鄧小平本人也在此“浩劫”中經曆了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先是受創沉沒，繼而蒙羞浮起，終又受創沉沒……顯然，鄧小平的這段為“反右”運動辯護的話，是強詞奪理的，並已強詞奪理到不顧及基本史實的地步。這個所謂最權威的結論語，實為最蠻橫的狡辯詞，並很有可能作為最經典的荒唐話而載入史冊。人們不禁要問，鄧小平這個頭腦十分清楚的人為什麽會說出如此胡攪蠻纏的話呢？一個可能是最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就在於鄧小平因自身與這場運動有很大幹係而難以客觀地正視它、評說它。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不僅自任統帥，主持製定大政方針，還讓鄧小平做了副統帥，即所謂“前台總指揮”，全麵負責落實這些大政方針。鄧小平則不辜負毛澤東的重托，克盡厥職，不遺餘力地替毛澤東分擔“反右”重任：既事無巨細地幫毛澤東統籌安排，在前台具體指導“反右”運動；又振振有詞地為毛澤東論說一切，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總評“反右”運動。權力不僅應與事功相匹配，還應與責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權力，就不僅應做出多大的事功，還應承擔多大的責任。毛澤東讓鄧小平當上了“反右”運動的副統帥，不管他當時是怎麽想的，事實上就是讓鄧小平為這場運動，不僅要做出僅次於他毛澤東的事功，還要承擔僅次於他毛澤東的責任。日後若要追究這場運動的曆史責任，第一個要追究的當屬統帥毛澤東，第二個要追究的就屬副統帥鄧小平了。也就是說，在“反右”問題上，毛澤東與鄧小平共進共退、共榮共辱：若是肯定“反右”運動，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後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運動，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後者。毛澤東的這一人事安排，不僅收效於當年如何實施“反右”決策事，即得到了鄧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於數十年後如何評價“反右”性質事，即獲得了鄧小平的竭力辯護。可見，鄧小平為“反右”運動作辯護，也是在為他自己曆史作辯護，因而也就難免會辯護成上述那種強詞奪理狀，乃至蠻橫無理狀。另外，還有一個以往人們不大注意的問題，就是按照政治運作程序，若是要徹底否定“反右”運動，就必須正式推翻有關這場運動的結論；而這個結論就是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並獲會議通過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而若是要正式推翻這一結論，也必須經由中共中央全會一級組織做出相應決議並予以公布；而若是要做出相應決議並予以公布，就必然會帶來這樣一些後果：一是會彰顯鄧小平在這場運動中所曾扮過什麽樣的角色、以及所應負有什麽樣的責任；二是會迫使鄧小平為此而必須說上一些認錯的話、道歉的話。顯然，這前一方麵的後果是鄧小平極不願意看到的，這後一方麵的後果則是鄧小平極不願意做到的，故而都是此公竭力要規避的。趙紫陽在軟禁期間曾與他的老戰友宗鳳鳴議論過他們的老首長鄧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給“反右”運動平反事做過一番評論：幾十萬“右派”都改正了，隻剩下幾個人沒改過來，他還堅持“反右”運動應該肯定。這說不過去嘛，沒有道理。趙紫陽還說：他這個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損自己形象的事，是堅決不做的，即使這件事是正確的，也堅決不做。趙紫陽還多次談到：鄧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執行，不能反對。他就是這樣性格的人。 在筆者看來，趙紫陽所謂鄧小平的“這樣性格”，頗得毛澤東的某些遺風，即那種“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遺風。 他為了保證那場曾由自己直接領導的“反右”運動“還是要肯定”，就硬是不給幾個人平反，再用這幾個人的案情，去給那整個涉及幾十萬人的大案定性。結果，這就使得許許多多的“右派”在蒙冤受屈二十餘年後，至多隻能獲得“改正”，而不能獲得“平反”。這也就意味著他們不能獲得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整人者所應給予的道歉，以及整人機關所應給予的賠償。鄧小平如此行事很難不讓人理解為：他寧可不給蒙冤受屈二十餘年的數十萬人徹底平反，也不叫“自己的形象”受到任何損失。其二，這一手法使得毛澤東的手下人有可能為自己也涉身其間的毛澤東的整人史實進行掩飾。因為，為毛澤東掩飾，也就是在為他們自己掩飾。毛澤東不想讓後人知道當年整人詳情，他們也不想讓後人知道當年整人詳情。他們與毛澤東已近乎結成某種保密同盟，盡管他們自己未必會承認這一點。1959年出席廬山整彭德懷會議者計有一百六十餘人，其中參與整人者，即對被整者多多少少做過誅心之論者，當有一百五十餘人。到了1978年彭德懷案獲得平反時，仍有不少當年參與過整彭德懷的人還健在著，但其間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詳說廬山整人會議的真相，詳說自己曾親眼目睹並親身參與的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保持了某種沉默，某種既是在維護毛澤東形象、也是在維護他們自己形象的沉默。整人者集體失語。所幸在被他們參與整治的人中，還有一些幸存者，並且在這些幸存者中，還有膽氣猶存且筆鋒猶健者，還有一個叫李銳的人寫出了《廬山會議實錄》一版、二版、三版，將當年“廬山會議”上的許多隱情、許多嘴臉，逐次暴露得越來越清晰。結果，廬山上的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雖為其間的整人者所掩飾，卻為其間的挨整者所揭示，毋寧說所指控。史網恢恢，疏而不漏。有必要指出，李銳寫出這本書曾獲益於胡喬木：一是成書前曾受到他的鼓勵和幫助，二是成書後又得到他的放行和肯定。 此公盡管在許多問題上表現得很“左”，遭人詬病，被戲稱為“左王”；但在支持李銳寫出“廬山會議”史實這一問題上，不能不說是明智的，應予肯定，否則有失公允。胡喬木畢竟出身學堂，並長期從事文案工作，其心底多多少少還懷有著中國書生通常都懷有著的那種敬畏曆史的情結。1987年出席那場所謂的“民主生活會”的中共高層官員當有數十人之多，其中絕大多數者都或多或少地作過揭批胡耀邦的發言，都程度不一地傷過他的心，致使這位“紅小鬼”出身的總書記於會後不禁“號啕大哭”。如今，仍有不少當年參與過整胡耀幫的人還健在著，可其間很少有人肯站出來，詳說當年“民主生活會”的真相。他們大都保持了某種沉默，某種既是在為主使整人者掩飾、也是在為參與整人者即他們自己掩飾的沉默。整人者幾乎再次集體失語。 與“廬山會議”的隱情之披露方式有些相似，此次“民主生活會”的隱情也是由挨整者本人痛加披露的。胡耀邦在被整後兩次約李銳長談：第一次長談在1988年1月14日（胡挨整一年後），自14：40至20：20，曆時5小時40分；第二次長談在1989年4月5日（胡去世前十天），自14：30至21：30，曆時7小時整。在兩次長談中，胡耀邦談了自己所親身經曆過的許多事，重點談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談了發生在那個所謂的“民主生活會”上的許許多多的事：——沒有想到要這樣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寫辭呈了。——將一個總書記如此不實事求是處理，置黨規黨法於何地？——有許多重大人事決定都是老爺子（鄧小平）定的，都誤會到我的頭上。——餘秋裏“第一個放炮”，鄧力群“講了五六個小時”，王鶴壽背棄友情，黃火青結怨泄憤。——與鄧小平衝突的“導火線”，是因為我與他私下裏談論：“我半下”（即辭去總書記職而任軍委主席職），“三老全下”（即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全退）。鄧則背著我抱怨：“為什麽讓我下？”並斷定我“是要取而代之”。……——如此處置我，“是曆史不公平”。——“應當還曆史的本來麵目”，“希望有個平反的決定”，“中央有個正式說法”。 李銳用心記下了胡耀邦的話，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後（1989、4、19），在中顧委悼念胡耀邦支部會議上，轉達胡耀邦生前“希望有個平反結論”的“帶有遺囑性質”的要求，並請中顧委“正式轉告中央”；後是於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後將上述胡耀邦談話要點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公開發表。筆者在看到此文發表前的原打印稿時，除了驚異於文中所披露的諸多內容外，就在想這樣一個問題，即胡耀邦為什麽要將這些私密且怨憤的話告訴李銳，告訴這樣一個先前與自己交往並不多的人？如李銳所言，“耀邦下來以前，我同他隻有工作上的關係，沒有曆史淵源。”胡耀邦與李銳兩人出身不同，一個出身“紅小鬼”，主要從事軍隊工作和黨團組織工作；一個出身“一•二九”，主要從事新聞工作和經濟建設工作。胡耀邦與李銳兩人私交也不多，八十年代前幾乎沒有什麽接觸，八十年代後雖有接觸，但主要限於“工作關係”。對於這樣一個與自己“沒有曆史淵源”關係的人，胡耀邦之所以要傾訴心中的那些不快，在筆者看來，主要出於兩點考慮：有一點胡耀邦已明說，即看重李銳的為人，視李銳為“有獨立人格的人，有正義感、強脾氣”，故可與之交心。還有一點胡耀邦未明說，即看中李銳手中的筆，以及這支筆所已具有的公信力，也就是視李銳為“史筆”，希望能借此“史筆”而將他所受到的許多不公記錄下來，載入史籍，留待後世公論。與中國曆史上的許多政治家相似，胡耀邦也是看重身後評價的，毋寧說也是抱有春秋史觀的。他既畏懼於曆史，“我不能讓人幾十年後指著脊梁骨罵”；也寄希望於曆史，“希望有個平反結論”，“應當還曆史的本來麵目”。筆者曾將這有關“史筆”的想法征詢李銳先生本人。李銳先生當即予以肯定，“我想耀邦是有這個意思的。我也的確把他的那些話記錄下來，並發表出來。” 毛澤東的上述手法，即通過讓手下人都參與整人而使他們日後“失語”的舉措，在今天也能見到與之相類似的版本。中國世紀之交第一刑事大案當屬張君集團案。該集團有一幫規：“殺人入夥，歃血為盟”。其用意就是要通過讓入夥者“手裏沾點血”而使他“封口”，不敢說出集團內情。他若是要揭發別人，也就等於揭發他自己。他若是要置別人於絕境，也就等於置他自己於絕境。例如，張君為了真正能把李金生拉入夥，就對他說，“搞個人來給你殺，你敢嗎？”李金生答道，“我敢，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通過要我殺人試我的膽量，封住我的嘴嘛！”2000年8月20日，張君指令李金生槍殺了一個“二十多歲的男青年”。李金生也因此而鐵了心加入張君的團夥，成為其骨幹成員。又如，張君為了能把其情婦全泓燕拉入夥，也讓她“手裏沾點血”，讓她於2000年5月的一天，槍殺了一個“身著白色T恤衫的二十幾歲的矮個男人”。 毛澤東整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常常使自己隱身幕後，而把別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劉少奇時，他把周恩來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來時，他又把鄧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級打手。他這樣做究竟是怎麽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麽樣的後果，則是確定無疑的，即能讓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些位於前台的人替自己分擔盡可能多的整人責任，並因此而能為自己的身後事埋下許多伏筆。這個黨若要繼續維護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些人在曆史上的形象，就得設法掩飾這些人曾如何積極參與整人的史實，同時也會連帶著設法掩飾毛澤東曾如何指使這些人去積極參與整人的史實。這就會淡化乃至抹煞那段曆史，那段由毛澤東領著這些人共同創造的十分醜陋的曆史；同時也會模糊乃至掩蓋這些人的真實麵目，這些人在中共高層政治角逐中不時作陰陽變色的真實麵目。李銳先生曾多次向筆者談起他所親曆的一件事： 大約在1983年至1984年間，中組部奉命銷毀一大批檔案材料。在銷毀之前，中組部部長陳野萍讓我（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引者）看了一個原屬於劉少奇專案組的絕密件。這個絕密件中有兩份原稿，都寫的是給劉少奇定罪的結論，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擬的，一份是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那份結論計有四條，是周恩來親筆寫下的。我認識他的字。比較起來，周恩來給劉少奇定的罪名，要重於江青給劉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關於劉少奇問題的決議，基本上就是按周恩來所親筆擬出的那個結論來定調子的。可惜啊，這兩份原稿都給燒了，沒有啦！李銳先生還談了有關這件事的背景情況：當年有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判工作結束後，兩案專案組機構隨之撤銷，而原本由兩案專案組搜集並保存的大量資料也就轉到我們中組部保管。在這批資料中，有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既有涉及周恩來的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如上述他給劉少奇做結論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領導人的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如他們背地裏相互打小報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鄧穎超深知這些資料一旦披露，就會極大地損害周恩來在世人心目中已經形成的那種正人君子的形象，於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銷毀，並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後如願以償，迫使中央同意燒掉這些資料。可以說，鄧穎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盡全力地維護其夫君周恩來的形象。在前文，筆者曾引李銳先生話：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麽長的時間，做了那麽多的壞事，卻沒有留下許多屬於自己的墨跡。到此處，我們則看到：毛澤東雖然沒有留下許多屬於自己的墨跡，卻留下了許多屬於別人的墨跡，比如上述那個屬於周恩來的墨跡。毛澤東這是讓手下人替他背黑鍋，一是不留下他幹壞事的紀錄，二是可防範手下人說出他幹壞事的真相。可以想見，周恩來即便是死在了毛澤東的後麵，也不會主動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許多詳情，尤其是不會主動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劉的這一詳情，相反倒會竭力去掩飾這一詳情。不過，周恩來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澤東的前麵，其遺孀卻活到了毛澤東的身後，並做起了周恩來假如還活著也一定會去做的事，即一定會去竭力掩飾他所做過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澤東當打手背黑鍋的事。可以說，其遺孀鄧穎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許多有關周恩來的那些見不得人事的曆史記錄，至少銷毀了上述那份由周恩來親筆擬定劉少奇罪名的原稿。2002年10月11日上午，筆者在拜會年近九旬的杜潤生老先生時，拜識了他的已是七旬的老秘書姚監複先生。中午，姚先生請筆者在其單位食堂就餐。席間，他談了許多他親聞親見的事。姚先生問我，小單，你知道1973年毛澤東整周恩來這件事嗎？我說，知道這件事，但不太清楚這件事的內情。姚先生說，你猜猜看，在當時整周恩來的人中，誰是最重量級的人物？我在揣摩他的口氣後說，這肯定是一個常人不會想到的人。姚先生答：不錯！這的確是一個常人不會想到的人。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姚先生繼續說，毛澤東知道，要整像周恩來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僅靠“四人幫”那些人是壓不住台的，也得要有與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級人物出場。於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鄧小平，投向了這個他不久前才從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是個聰明人，自是會深知毛澤東的用心，深知毛澤東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驗他。於是，他為了毛澤東，也為了他自己，斷然出手，將整周恩來的事做得盡職盡力。 姚先生說，這些情況都是紀登奎親口告訴他的，紀登奎本人就親曆了這件事的全過程。紀登奎還告訴姚監複：他保存著他與毛主席五十次談話的記錄。中央曾找他談話，希望他能把他所親曆的許多重要事情都談出來。他表示，如果把這些事情都談出來的話，不僅會有損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還會有損一些還活著的人的形象，所以，還是不談出來為好。可是，胡耀邦堅持要他談，並承諾把他的這些談話記錄封存起來。他這才答應談。中央有關部門隨即派專人來和他談，關起門來談了三天。顯然，在紀登奎當時不願談的那些他所親曆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澤東主使中共高層整周恩來的事；在紀登奎當時很顧忌的那些還活著的人中，就包括鄧小平。很可能這個如日中天的鄧小平就是紀登奎當時最顧忌的還活著的人。這也就很容易理解，鄧小平為什麽對於“文革”抱著這樣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麵，旗幟鮮明地表示要徹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麵，又諱莫如深地總不讓徹底搞清“文革”。因為，他在這場運動中，既受過嚴重的傷害，也有過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舉動，也留下恥辱的記錄。所以，“文革”問題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為傳媒深入報道的話題，也不能作為學界深入研究的課題。到了一九八九年後，這一情況愈益嚴重。傳媒幾乎不登有關“文革”的深度報道，學界竟然有學者因研究“文革”問題而遭拘禁 。這似乎再現了中共黨史上的一種怪現象：過去，有當權者一方麵高調抗日，另一方麵又製造抗日有罪冤案，如彭德懷因打“百團大戰”而遭本黨惡意指控，並為此而備受折磨；如今，又有當權者一方麵高調否定“文革”，另一方麵又製造研究“文革”有罪冤案，如上述那位學者遭遇。1996年，正值“文革”開幕三十周年、閉幕二十周年之際，筆者在吳稼祥先生的家宴上，遇見一位來自中央文化監管部門的司長。他告訴我們，上麵有“話”：今年要嚴格控製有關“文革”的報道。他還告訴我們，這個“話”不是以白紙黑字的文件形式下達的，而是以電話通知的口頭方式傳達的。這位司長透漏出有關“上麵”的兩點信息：一是“上麵”很蠻橫，竟要封殺曆史，封殺“文革史”；二是“上麵”很膽怯，敢做不敢當，不敢留下有關蓄意封殺“文革史”的文字材料。他們似是知道封殺曆史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一方麵賣力地做這件事，另一方麵又盡量地少留做這件事的記錄。可問題是，不僅他們封殺不了曆史，而且他們試圖封殺曆史這件事本身也會成為曆史，也會成為封殺不了的曆史、欲蓋彌彰的曆史。無庸置疑，他們將會為此而遭到曆史的雙重鞭撻：一是鞭撻他們試圖封殺“文革史”，二是鞭撻他們還要試圖掩蓋他們試圖封殺“文革史”。今年，恰值“文革”開幕四十周年、閉幕三十周年之際，想必“上麵”又有話，又要封殺“文革史”，同時又在創造那種封殺“文革史”的曆史，那種欲蓋彌彰的曆史。晚年毛澤東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說，大多數時間都浸泡在整人的汙泥濁水中，“不亦樂乎”地感受著他“與人鬥”的肮髒與惡臭。並且，他還把他身邊的那些人，那些執政黨高層大員們，也都拉下這汙泥塘中，陪著他一塊兒嬉戲打鬧，鬧得一個個都成泥猴模樣。不過，他老人家並不總是浸泡在這汙泥塘中，有時還會爬上來坐在岸邊，一邊喝著茶、抽著煙，一邊半是欣賞、半是監督地看著這汙泥塘中的人是如何在嬉戲打鬧的。先是看著劉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懷身上潑髒水、抹汙泥的，繼而看著周恩來又是在如何往劉少奇身上潑髒水、抹汙泥的，再而看著鄧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來身上潑髒水、抹汙泥的……他看著看著還會不時發出喝彩聲和嗬斥聲，喝彩那些在這汙泥塘中鬧得最歡的人，嗬斥那些在這汙泥塘中鬧得不太歡的人。正是這種汙泥塘中的狂歡，構成了晚年毛澤東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內容；並因他蓄意拉人下水而又連帶地構成當時整個中共高層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內容。這種汙泥塘中的狂歡，又因其非常醜陋而成為毛澤東刻意設局加以掩飾的曆史迷案；並又因其負麵連帶效應而又成為此後曆屆中共高層都要想方設法加以掩飾的曆史沉案。(記者：蔡楚)單少傑：毛澤東：整人與怕史——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祭 現世統治權與曆史話語權個案研究 作者：單少傑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數：1092 更新時間：2/13/2007 【編者按：該文分上下兩篇，共三萬餘字；本刊將分兩次全文發表】毛澤東　周恩來　劉少奇　鄧小平　曆史